大江健三郎说：“契诃夫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契诃夫的戏剧延续了他的小说风格，故事大多相当平实，可就是这些平实的故事，历经时光的千淘万洗之后，至今依然能够给缺乏历史感知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2014年初，台湾著名剧场导演赖声川将《海鸥》背景移植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后，引起观众普遍共鸣。
　　契诃夫的戏剧着眼于所生活的时代，贴近生活，赢得那个时代的观众好评这兴许还好理解。但契诃夫的戏剧直到今天仍能引起许多国家缺乏历史感知现代观众的共鸣，或表明其艺术价值远不只局限于社会学层面，必然有能够叩开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观众心扉的“金钥匙”。梳理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可以发现，能够起到这一突出作用影响的，根本一点或在于契诃夫擅长酣畅淋漓地表达人性——人性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通用语言，比如人性中无处不在的“奢望”。
　　“奢望”与理想不同，理想具有实现的可能，“奢望”往往表现在，基于现实条件判断，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的不可能性。
　　《万尼亚舅舅》里的万尼亚曾经因为盲目的崇拜，数年如一日虔诚地供养着妹妹的前夫——一位毫无学术造诣的教授，以为自己可借此改头换面。现实情况却是，教授才华平平，这注定万尼亚陷入迷茫。
　　《三姊妹》也是一个描写“奢望”的故事。回到莫斯科，过上美好的都市生活，这是奥尔加、玛莎、伊里娜三姐妹的最大向往。当旅长的父亲逝世，实际宣告这一向往沦为了“奢望”。然而，三姐妹无论婚否，仍渴望抓住最后的一根稻草——驻地军官。部队最终被调走，这刺破了三姐妹的梦想肥皂泡。当一切归于沉寂后，她们或已明白，只有正视生活，才是自己生命中最为真实的内容。
　　《海鸥》与《樱桃园》是契诃夫戏剧的“巅峰之作”，在这两部剧里，“奢望”的表现更为淋漓尽致。《海鸥》中，当康斯坦丁最后举起手枪自杀时，表面看似乎是他无法接受心目中“女神”妮娜的这番遭遇，实际上是他渴望妮娜认可的“奢望”被彻底击毁。这一点与万尼亚有着明显的不同：“奢望”彻底破灭后，万尼亚可以继续麻木地虚度，而康斯坦丁宁愿用最激烈的方式，也要给自己的爱情与生命画上一个哪怕并不圆满的句号。
　　


　　《樱桃园》里的伐木斧声，曾影响了戏剧的表现形式。过气地主柳鲍芙和加耶夫姐弟俩守着家产，既渴望这份产业能够留下来，并满足自己的生活，但又不愿意改变奢侈生活传统。她们的初衷便已注定结局的无法扭转。商人罗巴辛最后迫不及待地砍掉樱桃园，这象征着樱桃园的重生。罗巴辛并非一位真正投机和阴险的商人，相反，此前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柳鲍芙，但无法获得认同。理想与奢望有时就是一念之间，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困难。
　　从本质上看，“奢望”不过是一种认知错觉，所以我们看不到万尼亚、奥尔加三姐妹、康斯坦丁、柳鲍芙等人身边有什么模式化的反面人物形象，哪怕是那位迫不及待毁掉樱桃园的罗巴辛，也能让人感受到某种莫名温暖。每个人并非没有积极向上的追求，只是这种渴望缺乏与现实有效衔接的根基。
　　进一步延伸至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身边并不乏契诃夫笔下那种对“奢望”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角色，尽管契诃夫早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为这类人反复画像，但如同万尼亚，“奢望”作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柱，早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真正的困惑在于，当我们置于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很难意识到，到底哪些理想是束于浮萍之上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