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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建筑》一书作者迪耶·萨迪奇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建筑系,不仅任职专业建筑杂志《domus》、《blue print》,也是《观察家》、《卫报》等多份综合性媒体的专栏作家,同时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身份的多样,15年的旅行与观察,让他对建筑项目从开始完成,以及牵涉其中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了然于心,他试图以视野广阔,细节详尽的大量实例从各方面说明原书副标题“财富与权力怎样塑造世界”。
建筑表现权力,此理中外略同。“我有一项紧迫的任务交给你,”1938年初希特勒对左右手之一的席国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说:“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召开一些重要会议。为此,我需要富丽庄严的大厅和会客室,它们必须符合帝国的身份,尤其是在较小国家的要人面前,更能显示出帝国的威严”,显然,施佩尔充分领会了元首意图,并在此后对新总理府的改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总理府的表面恢宏壮丽,沿福斯大街展开约1/4英里,但这个看似庞大的建筑群实际仅由一条秩序繁复的门廊和一个房间构成。就在新总理府完成后两个月时,这个具有强大暗示作用的门廊便有效地发挥作用,1939年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哈查在绝望中来到柏林,之前不久,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奥地利,哈查此番柏林之行正是试图为挽救国家而做最后的努力。从他在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带领下,来到新总理府的广场开始,就被各种意蕴饱满的符号吞没,赤裸强壮、15英尺高的日耳曼人青铜雕像,左面执出鞘长剑的代表军队,右面握火把的象征纳粹党,头顶是帝国展翅雄鹰抓着纳粹的十字标记,当然还伴随着头戴钢盔,肩挎刺刀步枪的党卫队队员的注目礼。
穿过广场,走进门廊,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大厅,墙壁上装饰的是大幅异教徒图案,脚下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大厅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甚至连一块地毯都没有,走过下一串门,再穿过一个上覆穹顶的圆厅,这之后是一个长达450英尺,但空无一物的大理石大厅,终于,哈查总统看到里宾特洛甫在5个17英尺高的、门楣镌刻缩写“AF”的双开门前停住了,在穿越漫长的觐见元首之路之后,他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希特勒的书房。在经历充满威胁和极度疲劳的漫长谈判之后,伴随两次晕厥和强心针的刺激,哈查终于土崩瓦解,在“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不费一卒,再下一国,这其中施佩尔功不可没,大约也正因为他对元首意图的心领神会与充分实现,使他在短短5年中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担负将柏林改造成世界之都重任的总建筑师。
可能你会对施佩尔的政治姿态表示鄙夷,也会对这位第三帝国总装备部长的建筑造诣嗤之以鼻,但只要对建筑发展史稍作了解,便会发现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人们有时可能无法轻易区分建筑师向政治家,当然也包括豪门望族、地产大亨示好,是他们对权力财富的臣服还是出于实现个人理想的热望。尤其是在经历过极权主义洗礼的20世纪,追问建筑师的政治正确更是难题一桩,能名垂青史又要白玉无瑕的大师们寥寥无几。
尽管密斯在包豪斯被迫关闭来到美国之后,对待杰姬·肯尼迪的态度是冷淡的,让后者以为他对肯尼迪图书馆并无兴趣;但这位包豪斯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在力争学校避免灭顶之灾的同时,他设计的帝国银行新总部大厦却被看作纳粹政权的第一栋标志性建筑;而伟大的柯布西耶年轻时在法国维希加入通敌卖国的政权,之后又对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双方发出的设计邀请都不表示拒绝;在另一个法西斯当政的国度,意大利,建筑师朱赛普·特拉尼不但支持墨索里尼的政治主张,还亲赴前线,战死沙场,而由他设计的法西斯宫,却因为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完美表达,半世纪后被奉若圭皋,人们称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房子之一。
无论从规模或者复杂程度上,建筑物都可算作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形式,它真实而又具体地影响并控制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行为方式。在建筑完成的过程中,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建筑师都可以当作是自己的想法从虚无变成现实,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无可名状的喜悦。“建筑与人类希望支配同类或其他物体的本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建筑来预定、分类以及塑造将要在这块空间中进行的生活,利用建筑来精心编制每一处空间的每一项活动。”
而建筑实践对大量空间、物质的占用,对参与者、使用者思维方法、生活方式有形无形的影响,也许正是建筑物的魔力让权力财富的拥有者和建筑大师们相互依仗,共同为彼此实现心中理想。建筑师也随着一座座由小到大的作品落成,实践趋近权力,获得权力,运用权力的过程。这二者结合的最高级形式就是城市的兴建,无论旧城改造还是由零开始,都是统治者、经济望族、房地产巨鳄所能想到的理想境界。
把柏林变成日耳曼尼亚,在罗马南面建一个埃乌尔(EUR)新城,又或者另起炉灶,把北川县城异地新建,汶川县城全面重建。空间、土地、各项资源包括人,都是这个巨大布景的一部分,而挥舞指挥棒的施政者与建筑师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快感是身居街巷一隅的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的。
建筑表现权力,此理中外略同。“我有一项紧迫的任务交给你,”1938年初希特勒对左右手之一的席国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说:“在不久的将来,我要召开一些重要会议。为此,我需要富丽庄严的大厅和会客室,它们必须符合帝国的身份,尤其是在较小国家的要人面前,更能显示出帝国的威严”,显然,施佩尔充分领会了元首意图,并在此后对新总理府的改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总理府的表面恢宏壮丽,沿福斯大街展开约1/4英里,但这个看似庞大的建筑群实际仅由一条秩序繁复的门廊和一个房间构成。就在新总理府完成后两个月时,这个具有强大暗示作用的门廊便有效地发挥作用,1939年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哈查在绝望中来到柏林,之前不久,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奥地利,哈查此番柏林之行正是试图为挽救国家而做最后的努力。从他在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带领下,来到新总理府的广场开始,就被各种意蕴饱满的符号吞没,赤裸强壮、15英尺高的日耳曼人青铜雕像,左面执出鞘长剑的代表军队,右面握火把的象征纳粹党,头顶是帝国展翅雄鹰抓着纳粹的十字标记,当然还伴随着头戴钢盔,肩挎刺刀步枪的党卫队队员的注目礼。
穿过广场,走进门廊,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大厅,墙壁上装饰的是大幅异教徒图案,脚下是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大厅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甚至连一块地毯都没有,走过下一串门,再穿过一个上覆穹顶的圆厅,这之后是一个长达450英尺,但空无一物的大理石大厅,终于,哈查总统看到里宾特洛甫在5个17英尺高的、门楣镌刻缩写“AF”的双开门前停住了,在穿越漫长的觐见元首之路之后,他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希特勒的书房。在经历充满威胁和极度疲劳的漫长谈判之后,伴随两次晕厥和强心针的刺激,哈查终于土崩瓦解,在“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不费一卒,再下一国,这其中施佩尔功不可没,大约也正因为他对元首意图的心领神会与充分实现,使他在短短5年中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助教变成担负将柏林改造成世界之都重任的总建筑师。
可能你会对施佩尔的政治姿态表示鄙夷,也会对这位第三帝国总装备部长的建筑造诣嗤之以鼻,但只要对建筑发展史稍作了解,便会发现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人们有时可能无法轻易区分建筑师向政治家,当然也包括豪门望族、地产大亨示好,是他们对权力财富的臣服还是出于实现个人理想的热望。尤其是在经历过极权主义洗礼的20世纪,追问建筑师的政治正确更是难题一桩,能名垂青史又要白玉无瑕的大师们寥寥无几。
尽管密斯在包豪斯被迫关闭来到美国之后,对待杰姬·肯尼迪的态度是冷淡的,让后者以为他对肯尼迪图书馆并无兴趣;但这位包豪斯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在力争学校避免灭顶之灾的同时,他设计的帝国银行新总部大厦却被看作纳粹政权的第一栋标志性建筑;而伟大的柯布西耶年轻时在法国维希加入通敌卖国的政权,之后又对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双方发出的设计邀请都不表示拒绝;在另一个法西斯当政的国度,意大利,建筑师朱赛普·特拉尼不但支持墨索里尼的政治主张,还亲赴前线,战死沙场,而由他设计的法西斯宫,却因为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完美表达,半世纪后被奉若圭皋,人们称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房子之一。
无论从规模或者复杂程度上,建筑物都可算作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形式,它真实而又具体地影响并控制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行为方式。在建筑完成的过程中,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建筑师都可以当作是自己的想法从虚无变成现实,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无可名状的喜悦。“建筑与人类希望支配同类或其他物体的本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建筑来预定、分类以及塑造将要在这块空间中进行的生活,利用建筑来精心编制每一处空间的每一项活动。”
而建筑实践对大量空间、物质的占用,对参与者、使用者思维方法、生活方式有形无形的影响,也许正是建筑物的魔力让权力财富的拥有者和建筑大师们相互依仗,共同为彼此实现心中理想。建筑师也随着一座座由小到大的作品落成,实践趋近权力,获得权力,运用权力的过程。这二者结合的最高级形式就是城市的兴建,无论旧城改造还是由零开始,都是统治者、经济望族、房地产巨鳄所能想到的理想境界。
把柏林变成日耳曼尼亚,在罗马南面建一个埃乌尔(EUR)新城,又或者另起炉灶,把北川县城异地新建,汶川县城全面重建。空间、土地、各项资源包括人,都是这个巨大布景的一部分,而挥舞指挥棒的施政者与建筑师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快感是身居街巷一隅的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