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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出身于上层社会家庭的英国思想家R·H托尼在他的《论平等》一书中写道：“一个尊重平等的社会将高度重视人们中间存在着的智力和品德上的差别，而不是看重各社会团体之间的经济上的和社会性的差别。在制定其政策和建立组织机构时，它将努力鼓励前者，抵消并抑制后者。在后者仍然不幸存在的时候，如果去强调它，那将是庸俗和幼稚的。”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经济上和社会性的差别就不幸而严重地存在着。当此之时，大凡有点良知、理性者，大概都会认为应当设法对这种差别“抵消并抑制”之。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有人却在极力强调这种差别的合理性。
据闻，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国家教育部的一位新闻发言人，面对代表和委员们关于“上学贵”的责难，对记者即发表了一通大意为这样的见解：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因而消费者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如何“选择”?这位发言人开导说，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那么，什么人才能消费得起呢?自然是有钱人了。为了使人信服，这位发言人还打了个比喻：这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去买１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１００元一套的衣服穿。可是，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所以，这位新闻发言人训诫道：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
如此说来，“上学贵”根本就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问题，反倒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你自己没钱还想上质优价高的好学校，真是不识时务。怪不得要被斥之为“非理性”了。
那么，怎样才算是理性的态度呢?想必应该是：当千万学子引颈仰望北大、清华那些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殿堂时，首先要掂量你们的家长囊中是否有足够的银子。有，请进。没有，对不起!那就趁早断了这份妄念吧!诗曰：“哿奂富人，哀哉茕独”①，自古而然，还有什么话好说。
旧时代的学校叫“学府”，所谓“学在官府”，学校就是官府。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一座衙门。学堂总监叫做管学大臣。封建社会有句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说的是官府，其实学府也一样。那时的京师大学堂之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富豪门第，寒门子弟则是“有才无钱莫进来”。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改为北京大学，总监也改称校长，但直至解放前夕，一般平民子弟仍然没有几个能上得起，进得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的子女才得在新中国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走进本来应该属于全中国人民，属于全中华民族的高等学校。奈何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年后的今天，竟然由于什么“形势发生了变化”，劳动人民的子弟便是再有多高的才智，只是因为没有钱，就该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
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话不错。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对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产品提供发展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和削弱了它们的健康发展，因而常常造成这些领域发展滞后的状况。市场机制在调节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也有其难以触及的领域，如基础科学研究、社会成员共享的公益设施（像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等。虽然它们的价值很难通过市场来加以合理地确定，但它们是社会物质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象征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非赢利性、非经济性的，因此常常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冷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清楚地表明，在以追求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中，这类公共事业和公共产品都受到很大冲击。因而出现了物质生产增强了，但是社会文明水平却未能大幅度提高，社会成了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原本劳动者共享的公共产品畸形化发展，只向富人敞开大门。值得提出的是，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所承担的这类代价和损失十分巨大。短线利快的行当悄然风行，公益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突出表现，威胁着市场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顺利推进。如何减少和补偿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正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关注，政府应该设法解决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应该说，这样来认识问题和对待问题，才合乎理性。怎么能将错就错，将诸如北大、清华等高校比作奢华的衣物，将其拎到市场去大肆拍卖呢?
事实上，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笼统地把教育(还有医疗、住房、食品、救济等等)推给市场。他们也在尽量寻求或解决市场经济难以触到的那些领域所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如许多国家各大名校都通过助学金、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形式资助贫困学生就读。西方一些高层人士还常常因为由于经济的或其他的原因而丧失最优秀学生来源而忧叹。相比之下，不能不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退食自公”的衮衮诸公汗颜。
这里还引出另外一个不能不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即使不考虑有钱和有才能、有智慧是否一回事，就算较贵名校的大门只能为富人洞开，那么，当今的穷人和富人又是如何造就的?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批在国家的政策下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者，但同样不能否认相当一批富人的钱是靠贪污受赂、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和违法经营得来的，这已是有目共睹、毋须讳言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早已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又由此而引发和深化教育的不平等，更是使人无法容忍。本来，近些年来老百姓对我国事实上形成的教育产业化甚至商品化现象(当然，国家的教育政策尚未有关于教育是商品，受教育是消费，教育事业是商业的提法)就颇有微词，难怪这位新闻发言人此言一出，犹如火上浇油，倾刻招来全国一片喝倒彩的声浪。
面对代表和委员们的责难和媒体的发问，有关方面的政府官员总得有个交待才是，但有些碍事的话又不便说或者不敢说，于是只得用一些自己以为是道理的“道理”来抵挡、搪塞，谁承想却造成如此局面。这正应了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句话：“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我想，倘若这位新闻发言人也处在下岗吃低保的位置，恐怕就不会那般讲话了。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莫非是出于理性，不敢得罪当今的“巨室”，才出此下策?也许是为了挽回面子，据说好像还是同一个人，时过不久，便又在传媒上大谈特谈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让它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云云。这不简直是在唱二花脸吗?
孟老夫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然“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其耻焉。”在公众场合巧为机变，顾不上廉耻而使个人遭辱，政府形象受损，这说不上有多么理性吧。能够代表教育部来向公众和媒体发言者，应该是相当一级的政府官员了，这在封建时代是被称做“士大夫”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此言也许重了点，但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请我们政府的大小官员听听，想来是会有一定好处的——倘若有点理性的话。
注释：
①句出《诗经·小雅·正月》，哿，欢乐，快乐。茕独：孤独无依靠。意为富人是那样快乐，可怜我(这样的穷人)竟如此孤独。
据闻，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国家教育部的一位新闻发言人，面对代表和委员们关于“上学贵”的责难，对记者即发表了一通大意为这样的见解：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因而消费者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如何“选择”?这位发言人开导说，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那么，什么人才能消费得起呢?自然是有钱人了。为了使人信服，这位发言人还打了个比喻：这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去买１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１００元一套的衣服穿。可是，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所以，这位新闻发言人训诫道：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
如此说来，“上学贵”根本就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问题，反倒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你自己没钱还想上质优价高的好学校，真是不识时务。怪不得要被斥之为“非理性”了。
那么，怎样才算是理性的态度呢?想必应该是：当千万学子引颈仰望北大、清华那些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殿堂时，首先要掂量你们的家长囊中是否有足够的银子。有，请进。没有，对不起!那就趁早断了这份妄念吧!诗曰：“哿奂富人，哀哉茕独”①，自古而然，还有什么话好说。
旧时代的学校叫“学府”，所谓“学在官府”，学校就是官府。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一座衙门。学堂总监叫做管学大臣。封建社会有句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说的是官府，其实学府也一样。那时的京师大学堂之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富豪门第，寒门子弟则是“有才无钱莫进来”。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改为北京大学，总监也改称校长，但直至解放前夕，一般平民子弟仍然没有几个能上得起，进得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的子女才得在新中国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走进本来应该属于全中国人民，属于全中华民族的高等学校。奈何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7年后的今天，竟然由于什么“形势发生了变化”，劳动人民的子弟便是再有多高的才智，只是因为没有钱，就该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
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话不错。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对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产品提供发展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和削弱了它们的健康发展，因而常常造成这些领域发展滞后的状况。市场机制在调节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也有其难以触及的领域，如基础科学研究、社会成员共享的公益设施（像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等。虽然它们的价值很难通过市场来加以合理地确定，但它们是社会物质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象征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非赢利性、非经济性的，因此常常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冷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清楚地表明，在以追求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中，这类公共事业和公共产品都受到很大冲击。因而出现了物质生产增强了，但是社会文明水平却未能大幅度提高，社会成了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原本劳动者共享的公共产品畸形化发展，只向富人敞开大门。值得提出的是，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所承担的这类代价和损失十分巨大。短线利快的行当悄然风行，公益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突出表现，威胁着市场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顺利推进。如何减少和补偿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正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关注，政府应该设法解决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应该说，这样来认识问题和对待问题，才合乎理性。怎么能将错就错，将诸如北大、清华等高校比作奢华的衣物，将其拎到市场去大肆拍卖呢?
事实上，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笼统地把教育(还有医疗、住房、食品、救济等等)推给市场。他们也在尽量寻求或解决市场经济难以触到的那些领域所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如许多国家各大名校都通过助学金、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形式资助贫困学生就读。西方一些高层人士还常常因为由于经济的或其他的原因而丧失最优秀学生来源而忧叹。相比之下，不能不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退食自公”的衮衮诸公汗颜。
这里还引出另外一个不能不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即使不考虑有钱和有才能、有智慧是否一回事，就算较贵名校的大门只能为富人洞开，那么，当今的穷人和富人又是如何造就的?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批在国家的政策下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者，但同样不能否认相当一批富人的钱是靠贪污受赂、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和违法经营得来的，这已是有目共睹、毋须讳言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早已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又由此而引发和深化教育的不平等，更是使人无法容忍。本来，近些年来老百姓对我国事实上形成的教育产业化甚至商品化现象(当然，国家的教育政策尚未有关于教育是商品，受教育是消费，教育事业是商业的提法)就颇有微词，难怪这位新闻发言人此言一出，犹如火上浇油，倾刻招来全国一片喝倒彩的声浪。
面对代表和委员们的责难和媒体的发问，有关方面的政府官员总得有个交待才是，但有些碍事的话又不便说或者不敢说，于是只得用一些自己以为是道理的“道理”来抵挡、搪塞，谁承想却造成如此局面。这正应了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句话：“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绝不能担任公职。”我想，倘若这位新闻发言人也处在下岗吃低保的位置，恐怕就不会那般讲话了。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莫非是出于理性，不敢得罪当今的“巨室”，才出此下策?也许是为了挽回面子，据说好像还是同一个人，时过不久，便又在传媒上大谈特谈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让它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云云。这不简直是在唱二花脸吗?
孟老夫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然“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其耻焉。”在公众场合巧为机变，顾不上廉耻而使个人遭辱，政府形象受损，这说不上有多么理性吧。能够代表教育部来向公众和媒体发言者，应该是相当一级的政府官员了，这在封建时代是被称做“士大夫”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此言也许重了点，但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请我们政府的大小官员听听，想来是会有一定好处的——倘若有点理性的话。
注释：
①句出《诗经·小雅·正月》，哿，欢乐，快乐。茕独：孤独无依靠。意为富人是那样快乐，可怜我(这样的穷人)竟如此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