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革命军的战略性决战。
　　台湾学者、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蒋永敬认为蒋介石的失利，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占。天时即时机，蒋永敬认为，共产党非常会利用时机，比如战败时就争取时间养精蓄锐，而蒋介石“有利时不利用时机，不利时想争取时机却没有机会了”。1946年5月林彪战败后，毛泽东建议其争取时间休备补充，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蒋介石施压，林彪得到了时间。地利上，国民党占领的都是城市。“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乡村粮食不来，城市没有饭吃。城市里拥挤着难民都要吃饭，于是发生恐慌。”乃至后来只剩下据点式的城市，而连接的桥、路等都被挖断，粮食只能靠空投。至于“人和”，蒋永敬统计，仅1948年8月到10月期间，毛泽东拜访有名有姓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就有60人次，而这些人“都替共产党讲话、替共产党帮忙”。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分析国共在三大战役的胜负原因，则是从军事着手。“毛泽东不是军人出身，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经验。而李宗仁曾批评蒋介石‘没有从排长、营长、连长当起，所以对真正的军事不太了解’。”金冲及认为，蒋介石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内战快爆发时（1945年），蒋介石召开了三年来军事问题的研讨会，但在整个会上，对军事作战的考虑、主要的战场怎么进行以及具体指导都没有”。从文献上看，蒋介石每天的讲话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治上打气；二是讲一些细节问题。而毛泽东说的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
　　金冲及也提到国共对于“后方”态度的不同，“辽沈战役中，国民党想到的是如果把长春丢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太坏，所以举棋不定。而共产党连延安都可以放弃，因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中国古代的“盛世”大都短命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盛世仅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细细掂量，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相比，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原因是英国崛起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
　　今天来看，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個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