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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年轻人都在千万次地，向同时代的青年导师提问——从在《新青年》上向陈独秀阐明女子解放的女学生再到当今的无数困惑青年，从人性之问到社会之问，再到成功学意义上的生存之问，导师，成为引领时代的创可贴。
《新青年》的开宗时代：
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至今刚好100年。在创刊号上，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鲜明地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民国肇始，一批知识分子怀有满腔热情与建构欲望，面对民国后的种种乱象，贡献自己的批判与建议，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清醒人的理智，尊重人的权利，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诉。
在这份第二期即更名为《新青年》的刊物作者群中，有“只手打倒孔家店”，将传统漫画化为“吃人的礼教”的吴虞，有主张彻底废除汉字的钱玄同，1918年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狂人日记》的周树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后面看出的，是到处都写着的“吃人”。
新文化运动最能使青年们感奋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亦即“个性主义”的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青年有了独立的人格，便不再是家长、族长的私有物；也不再是师长或官僚的仆从，要能自断是非，自决弃取。一位用英文署名MissN.U.Mou的女青年致信《新青年》的诸位编者说：“我想做一新女子！并使他人也做新女子！……我的新女子，乃要合着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趋势！除去四千余年玩物的名字，及免终身做男子的婢女，享国家平等的幸福。”
导师们以他们的方式，通过一本刊物，引领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而到了100年后的今天，青年们所关注的，早已是另一个天下，导师们所引领的，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的无聊之语。
从胡适到余秋雨：
百年导师的辉煌与沦丧
1947年，一位北大学生心中苦闷，给胡适写信：“国家是否有救？救的办法为何？国家前程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哪里？”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青年读者“潘晓”的来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阔的、巨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2005年，“开复学生网”收到了它的第1000个问题：“开复老师：就要毕业了，归头看大学生活，我想哭，不是因为告别，而是因为什么都没学到……要说收成的话，就是对什么都没有的忍受和适应。”
2010年，有年轻人在任志强发表“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落”的言论后，在微博反问：“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想就那么认命！我们憧憬大都市才会斗争拼搏，您如果是我，您也会选择大城市吧？！”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精神诉求，导师也是随着诉求的变化而在变化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笔作枪、60年代人手一本红宝书、80年代李泽厚启蒙美学、90年代余秋雨开启“文化苦旅”……他们在一个中国人年轻时成为青春期记忆，然后又敏捷在中年时剩下极淡的身影——正如我们的文明逐渐只指物质文明、时代赤裸裸地被称为欲望时代、中国变成急之国，也不过30年。
就像余秋雨，2008年，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引来一片骂声。余秋雨解释道：“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之前备受推崇的导师余秋雨，从此沦落为小丑式的自我吹嘘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师沦落的一个注脚。而不知从何时起，网络江湖中的大V们，在整个舆论生态中搅了个天翻地覆。
功利时代的导师众生相：
成功、情感、@老师
如今，青年导师基本形成了三大派系，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三个缩影——一是基于“成功念头多余”而生的成功学老师，一是解决情绪缺失问题的感情老师，一是来自交流即时、互动的网络“@老师”。
这是成功学导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为着复制成功而来，但时代的成功却不可复制——无论是上一代人白手兴家仍是一夜成名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来说都属于“时不再来”的偶遇。俞敏洪创造新东方精神，把英语变成成功学，把留学变为人生拐点，但海归回国遭受的却是低薪与失业；李阳告诉你疯狂与自负是改变人生的力气，但朝他作出下跪姿态的年轻人，身上又何尝没有橡皮人的基因；刘墉教你如何靠平凡心成功，但你在欲望社会，最找不着的就是平常心。
这是情感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进行爱的教育，但最好的止痛药却是摈弃爱——张小娴解剖男人如庖丁解牛，但女人透析男人的结果往往是成为剩女，注定看着世纪佳缘上市与《非诚勿扰》热播；庄雅婷被称为“耳光抽醒患者的可怕医生”，但她的“聪慧才智通常用来苛刻一切”。
这是网络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一旦过于依赖别人的智慧，自己终会丧失智慧——当女朋友深夜接前男友电话，你都要偷偷上网问百度知道怎么办时，互联网的“云智慧”最终让你损失了独自思考的习性。
严格来讲，失去人格力量的人不堪为人师。过往的青年导师，无不以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为大旗。今天的青年导师没有范儿，他们只会兜售《成功学》及显摆殷实的银子——这便是他们的导师资本了。
唐骏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其嘴脸俨然俘获一众青年人。还有那些大学里聘请的所谓青年导师，对技术层面的探讨超越了文化层面的施教，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成功人生可以复制，要转变命运只有自己探索。马克·扎克伯格没有复制比尔·盖茨，他的想法主意很简略，就是把校园生涯搬到网上。中国青年当羡慕扎克伯格，这位Facebook的创始人，凭简单的理想就成功了。而钱，是顺带的成果。
《新青年》的开宗时代：
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至今刚好100年。在创刊号上，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鲜明地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民国肇始，一批知识分子怀有满腔热情与建构欲望，面对民国后的种种乱象，贡献自己的批判与建议，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清醒人的理智，尊重人的权利，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为启蒙运动的主诉。
在这份第二期即更名为《新青年》的刊物作者群中，有“只手打倒孔家店”，将传统漫画化为“吃人的礼教”的吴虞，有主张彻底废除汉字的钱玄同，1918年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狂人日记》的周树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后面看出的，是到处都写着的“吃人”。
新文化运动最能使青年们感奋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亦即“个性主义”的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青年有了独立的人格，便不再是家长、族长的私有物；也不再是师长或官僚的仆从，要能自断是非，自决弃取。一位用英文署名MissN.U.Mou的女青年致信《新青年》的诸位编者说：“我想做一新女子！并使他人也做新女子！……我的新女子，乃要合着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趋势！除去四千余年玩物的名字，及免终身做男子的婢女，享国家平等的幸福。”
导师们以他们的方式，通过一本刊物，引领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而到了100年后的今天，青年们所关注的，早已是另一个天下，导师们所引领的，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的无聊之语。
从胡适到余秋雨：
百年导师的辉煌与沦丧
1947年，一位北大学生心中苦闷，给胡适写信：“国家是否有救？救的办法为何？国家前程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哪里？”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青年读者“潘晓”的来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阔的、巨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2005年，“开复学生网”收到了它的第1000个问题：“开复老师：就要毕业了，归头看大学生活，我想哭，不是因为告别，而是因为什么都没学到……要说收成的话，就是对什么都没有的忍受和适应。”
2010年，有年轻人在任志强发表“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落”的言论后，在微博反问：“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想就那么认命！我们憧憬大都市才会斗争拼搏，您如果是我，您也会选择大城市吧？！”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精神诉求，导师也是随着诉求的变化而在变化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笔作枪、60年代人手一本红宝书、80年代李泽厚启蒙美学、90年代余秋雨开启“文化苦旅”……他们在一个中国人年轻时成为青春期记忆，然后又敏捷在中年时剩下极淡的身影——正如我们的文明逐渐只指物质文明、时代赤裸裸地被称为欲望时代、中国变成急之国，也不过30年。
就像余秋雨，2008年，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引来一片骂声。余秋雨解释道：“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之前备受推崇的导师余秋雨，从此沦落为小丑式的自我吹嘘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师沦落的一个注脚。而不知从何时起，网络江湖中的大V们，在整个舆论生态中搅了个天翻地覆。
功利时代的导师众生相：
成功、情感、@老师
如今，青年导师基本形成了三大派系，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三个缩影——一是基于“成功念头多余”而生的成功学老师，一是解决情绪缺失问题的感情老师，一是来自交流即时、互动的网络“@老师”。
这是成功学导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为着复制成功而来，但时代的成功却不可复制——无论是上一代人白手兴家仍是一夜成名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来说都属于“时不再来”的偶遇。俞敏洪创造新东方精神，把英语变成成功学，把留学变为人生拐点，但海归回国遭受的却是低薪与失业；李阳告诉你疯狂与自负是改变人生的力气，但朝他作出下跪姿态的年轻人，身上又何尝没有橡皮人的基因；刘墉教你如何靠平凡心成功，但你在欲望社会，最找不着的就是平常心。
这是情感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进行爱的教育，但最好的止痛药却是摈弃爱——张小娴解剖男人如庖丁解牛，但女人透析男人的结果往往是成为剩女，注定看着世纪佳缘上市与《非诚勿扰》热播；庄雅婷被称为“耳光抽醒患者的可怕医生”，但她的“聪慧才智通常用来苛刻一切”。
这是网络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一旦过于依赖别人的智慧，自己终会丧失智慧——当女朋友深夜接前男友电话，你都要偷偷上网问百度知道怎么办时，互联网的“云智慧”最终让你损失了独自思考的习性。
严格来讲，失去人格力量的人不堪为人师。过往的青年导师，无不以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为大旗。今天的青年导师没有范儿，他们只会兜售《成功学》及显摆殷实的银子——这便是他们的导师资本了。
唐骏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其嘴脸俨然俘获一众青年人。还有那些大学里聘请的所谓青年导师，对技术层面的探讨超越了文化层面的施教，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成功人生可以复制，要转变命运只有自己探索。马克·扎克伯格没有复制比尔·盖茨，他的想法主意很简略，就是把校园生涯搬到网上。中国青年当羡慕扎克伯格，这位Facebook的创始人，凭简单的理想就成功了。而钱，是顺带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