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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诗人萨迪曾在沙漠中亲眼看见，“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者的后边；疾驰的骏马落在后头，缓步的骆驼却继续向前。”
多少改革，都如匆匆旅人、疾驰骏马般急迫喧嚣，却又总是后继乏力，落在后面，直至最终化为一现昙花、一瞥惊鸿，让今人只得在记忆中概叹留念。
曾有调查显示，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约有三分之一都已名存实亡。这些改革何以常半路折戟？
被动改革，不可持续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知名政治学者俞可平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始人。谈及原因，他认为，改革创新多由压力推动，可能是当地群众的直接要求，也可是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甚至是周围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来自压力的改革和创新往往不可持续，一旦压力减弱，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动力，改革创新就会停顿下来。
河北青县有个500多口人的时楼村，因家族关系远近，村里分成南北两院，南院人多，选票多，村干部多，很多南院村民受惠去村办唯一企业水箱厂上班。北院则人少村官少，很难对村里的大事说上话。村里二次承包分地不均，成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村民连年上访，甚至要求分村，村组织几近瘫痪，县乡两级多次派遣工作组进驻，但均未见明显成效。而后工作组想出办法，以每10户为单位，选1个村民代表，有事南北合议。此举为两派之间提供了协商的平台，最终由代表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双方都能接受。在此基础上，时任青县县委书记的赵超英于2002年末提出“青县模式”，并在全县推广。
然而，随着村办企业改制，水箱厂如今已因效益问题“黄了”。村内经济资源分配的焦点问题已不存在，分地问题也告一段落。到了“和平时期”，村内事务本就不多，村代会面临无事可议的尴尬，村民重新陷入“政治冷漠”。同时，村委会与村代会间的矛盾在“卖树”等问题上凸显。在村民观念中，村代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却已流于形式。村委会成为“谋利主体”，也在实质上把持村庄权力。
“青县模式”的诞生，无疑与当地的尖锐矛盾和危机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面对严重的危机，地方干部的思想比较容易统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十分突出。由于没有退路，制度创新对既得利益调整的阻力会大大降低，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实事求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正确思想路线得到了较好地贯彻执行。
然而，危机度过，问题缓和，一切就将归为平静。
空中楼阁，难言成功
没有压力，改革容易泄气，而“气”太足的改革，同样也会面临失败的厄运。
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曾因14年前的乡长直选名噪一时。
之前的乡干部接二连三出问题，这让时任该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选择了另一条路：乡长直选——从选举办法、巡回演说，甚至到就职典礼上的宣誓，都打破传统模式。
谭晓秋正是“中國首任民选乡长”，这个名号曾令他备感荣耀。在他看来，乡镇领导直选完全可行，“选民对政治热情，也很公道”。
曾有94岁的蔡王氏让孙子背着冒雨投票，也有竞争对手在演说时被问及如何带领大家致富开“黄腔”而被哄下台。
谭晓秋称自己是民选的，觉得随时都有眼睛在盯着他看。他不抽烟，车也用得少，即使公务接待酒也都是自酿的。他说自己“把每一分钱都存着，用在选民头上”。
这一切，似乎看上去很美。
然而，记者时隔多年后走入步云乡，却发现民众口中的直选与谭晓秋的自我感觉反差很大。百姓们不以为然，称谭晓秋的班子虽做了些事，但却质疑他与以往的干部没有区别，也一样在各种工程中捞取好处；而且还因大搞建设寅吃卯粮，最多时让乡里背负了近400万元债务。
有群众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晓得，谁来当官都一样，但是挑干部，叫群众盲目选那都是‘稀’的，还是要由组织去考他们的真才实学，这才是‘干货’。”
对此，著名公共事务研究员王书亚曾专门调研撰文，无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确切发生，但显而易见，由于乡政府披露的信息不足，又缺乏公共舆论对其有效监督，因此，几乎没人相信谭及其他干部一清二白。
王书亚借用一名曾在步云任职的干部话指出，“步云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离形式和实质统一的民主还很远”，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
后来，随着直选总策划人张锦明的调离，步云改革没了推力，干部选拔回归从前。
不少人把这场“挺进式民主”的中断归结为人走茶凉。但这很容易让人陷入误区，忽略掉一个重要事实——改革需要坚实的根基和成熟的土壤，而不是疾风骤雨地单向突进。
步云直选，没能解决群众关心的发展及干部问题，老百姓并不乐意；而它过于挑战现实与法理，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违宪的。风波过后，张锦明亦反思，“基层民主生长，土壤何其脆弱，过分冲撞原有体制，其实是堵塞革新之路”。
阻力重重，人走政息
步云改革失败，或许更多源于当地对自我问题的检视与修正，然而，有的试点却真就印证了“人走政息”。
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发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他本人也一度被尊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
吴伟平曾经豪言这项制度“不会流产”，然而，一年后他因病去世，改革便即刻陷入瘫痪之中。后来，阿勒泰相关领导出面表示，这项改革“有些条件还不匹配，法制环境也需改善”。
几乎同一时间，浙江慈溪、湖南浏阳也先后尝试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不过，这些地方性样本最终也都因领导调动而难逃失败厄运。
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看来，这样的改革失败，根本因素在于过大的阻力。一项数据或许可以证实：即使是阿勒泰最受全国瞩目之时，仍有七成的当地干部反对财产公示。
我们一方面为改革的“早夭”惋惜，另一方面也听到另有一种声音。有人表示，这样的改革说到底就是领导要出风头、获取政绩以谋求晋升资本。
原云南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在任时推行过一揽子改革计划，譬如处级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大幅倾斜民办教育、推行“三生教育”、取消中考等。 罗崇敏并不讳言，称这些改革确有政绩动因。他讲，“一定要政绩，领导如果不要政绩是对组织的不负责，对人民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必须要政绩。”
不过，客观来看，在现实政治生态中，主政者想要通过政治创新创造政绩，以至获得提携的空间并不太大。虽然不至于“枪打出头鸟”，但多还是“曲高和寡”，因此“更上一层楼”的并不多。所以说，这样的改革者，更多出于个体的政治理想与热情，这同样注定了此类改革的脆弱与不确定。
一个地方改革是否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继任者的心理。很多时候，沿袭别人的创新举措暗喻着自己的碌碌无为。可是改革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立竿见影之举，它需要个体的前赴后继，更需要“春暖花开”的大气候。
制度不接，难以继行
由此可见，许多改革，无法持续、难以推广，或多或少都可用“不成熟”以概括，没有相对成熟的实施基础和运作模式，这样的试点终将只是尝鲜与应急。
但是，如若不从制度上去保障地方政府的创新，哪怕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同样裹足不前。
例如“公推公选”，就被各地实践证明，是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一个突破性发展，较好体现了中央提出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然而，这项重大创新，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
俞可平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保驾护航的制度缺失。“我们没有及时地从党和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对这样一项事关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重要创新做出权威性的规定，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各级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人必须通过‘公推公选’的方式产生。”
地方政权本身缺乏将改革试点制度化的能力。改革面临的生存环境复杂，有时会牵涉到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较为“敏感”的问题，一旦提到更高政治层面，会触及更多政治考量和利益考虑，地方的立法权限也无法将试点固定成为制度。因此，这样的制度必须要由更高层设计。
长期以来，中央对于改革试点的态度是居中不偏，既不鼓励，亦不反对。
不反对，即表示可在一定范围和影响力内进行尝试，这样有助于基层政权因地制宜地灵活处理现实问题；不鼓励，则意为不统一发号施令，不要求在全国推行。
然而，就國内成熟的政治运行模式观之，基层工作大多要由上层号召发起，没有中央号令，即使很多水到渠成的改革，在地方也难以大范围地迈开步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更需要高层在制度层面进行调整与保障。而对于那些敢于吃螃蟹的改革探路者，也就更需要人们的尊重与善待。“有些改革做得很好的官员一样受争议，改革创新往往有争议，政府创新尤其需要宽容和鼓励。”俞可平说。
多少改革，都如匆匆旅人、疾驰骏马般急迫喧嚣，却又总是后继乏力，落在后面，直至最终化为一现昙花、一瞥惊鸿，让今人只得在记忆中概叹留念。
曾有调查显示，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约有三分之一都已名存实亡。这些改革何以常半路折戟？
被动改革，不可持续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知名政治学者俞可平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始人。谈及原因，他认为，改革创新多由压力推动，可能是当地群众的直接要求，也可是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甚至是周围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来自压力的改革和创新往往不可持续，一旦压力减弱，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动力，改革创新就会停顿下来。
河北青县有个500多口人的时楼村，因家族关系远近，村里分成南北两院，南院人多，选票多，村干部多，很多南院村民受惠去村办唯一企业水箱厂上班。北院则人少村官少，很难对村里的大事说上话。村里二次承包分地不均，成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村民连年上访，甚至要求分村，村组织几近瘫痪，县乡两级多次派遣工作组进驻，但均未见明显成效。而后工作组想出办法，以每10户为单位，选1个村民代表，有事南北合议。此举为两派之间提供了协商的平台，最终由代表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双方都能接受。在此基础上，时任青县县委书记的赵超英于2002年末提出“青县模式”，并在全县推广。
然而，随着村办企业改制，水箱厂如今已因效益问题“黄了”。村内经济资源分配的焦点问题已不存在，分地问题也告一段落。到了“和平时期”，村内事务本就不多，村代会面临无事可议的尴尬，村民重新陷入“政治冷漠”。同时，村委会与村代会间的矛盾在“卖树”等问题上凸显。在村民观念中，村代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却已流于形式。村委会成为“谋利主体”，也在实质上把持村庄权力。
“青县模式”的诞生，无疑与当地的尖锐矛盾和危机密切相关。有学者指出，面对严重的危机，地方干部的思想比较容易统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十分突出。由于没有退路，制度创新对既得利益调整的阻力会大大降低，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实事求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正确思想路线得到了较好地贯彻执行。
然而，危机度过，问题缓和，一切就将归为平静。
空中楼阁，难言成功
没有压力，改革容易泄气，而“气”太足的改革，同样也会面临失败的厄运。
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曾因14年前的乡长直选名噪一时。
之前的乡干部接二连三出问题，这让时任该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选择了另一条路：乡长直选——从选举办法、巡回演说，甚至到就职典礼上的宣誓，都打破传统模式。
谭晓秋正是“中國首任民选乡长”，这个名号曾令他备感荣耀。在他看来，乡镇领导直选完全可行，“选民对政治热情，也很公道”。
曾有94岁的蔡王氏让孙子背着冒雨投票，也有竞争对手在演说时被问及如何带领大家致富开“黄腔”而被哄下台。
谭晓秋称自己是民选的，觉得随时都有眼睛在盯着他看。他不抽烟，车也用得少，即使公务接待酒也都是自酿的。他说自己“把每一分钱都存着，用在选民头上”。
这一切，似乎看上去很美。
然而，记者时隔多年后走入步云乡，却发现民众口中的直选与谭晓秋的自我感觉反差很大。百姓们不以为然，称谭晓秋的班子虽做了些事，但却质疑他与以往的干部没有区别，也一样在各种工程中捞取好处；而且还因大搞建设寅吃卯粮，最多时让乡里背负了近400万元债务。
有群众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晓得，谁来当官都一样，但是挑干部，叫群众盲目选那都是‘稀’的，还是要由组织去考他们的真才实学，这才是‘干货’。”
对此，著名公共事务研究员王书亚曾专门调研撰文，无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是否确切发生，但显而易见，由于乡政府披露的信息不足，又缺乏公共舆论对其有效监督，因此，几乎没人相信谭及其他干部一清二白。
王书亚借用一名曾在步云任职的干部话指出，“步云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离形式和实质统一的民主还很远”，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
后来，随着直选总策划人张锦明的调离，步云改革没了推力，干部选拔回归从前。
不少人把这场“挺进式民主”的中断归结为人走茶凉。但这很容易让人陷入误区，忽略掉一个重要事实——改革需要坚实的根基和成熟的土壤，而不是疾风骤雨地单向突进。
步云直选，没能解决群众关心的发展及干部问题，老百姓并不乐意；而它过于挑战现实与法理，甚至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违宪的。风波过后，张锦明亦反思，“基层民主生长，土壤何其脆弱，过分冲撞原有体制，其实是堵塞革新之路”。
阻力重重，人走政息
步云改革失败，或许更多源于当地对自我问题的检视与修正，然而，有的试点却真就印证了“人走政息”。
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原纪委书记吴伟平发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他本人也一度被尊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
吴伟平曾经豪言这项制度“不会流产”，然而，一年后他因病去世，改革便即刻陷入瘫痪之中。后来，阿勒泰相关领导出面表示，这项改革“有些条件还不匹配，法制环境也需改善”。
几乎同一时间，浙江慈溪、湖南浏阳也先后尝试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不过，这些地方性样本最终也都因领导调动而难逃失败厄运。
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看来，这样的改革失败，根本因素在于过大的阻力。一项数据或许可以证实：即使是阿勒泰最受全国瞩目之时，仍有七成的当地干部反对财产公示。
我们一方面为改革的“早夭”惋惜，另一方面也听到另有一种声音。有人表示，这样的改革说到底就是领导要出风头、获取政绩以谋求晋升资本。
原云南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在任时推行过一揽子改革计划，譬如处级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大幅倾斜民办教育、推行“三生教育”、取消中考等。 罗崇敏并不讳言，称这些改革确有政绩动因。他讲，“一定要政绩，领导如果不要政绩是对组织的不负责，对人民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必须要政绩。”
不过，客观来看，在现实政治生态中，主政者想要通过政治创新创造政绩，以至获得提携的空间并不太大。虽然不至于“枪打出头鸟”，但多还是“曲高和寡”，因此“更上一层楼”的并不多。所以说，这样的改革者，更多出于个体的政治理想与热情，这同样注定了此类改革的脆弱与不确定。
一个地方改革是否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继任者的心理。很多时候，沿袭别人的创新举措暗喻着自己的碌碌无为。可是改革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立竿见影之举，它需要个体的前赴后继，更需要“春暖花开”的大气候。
制度不接，难以继行
由此可见，许多改革，无法持续、难以推广，或多或少都可用“不成熟”以概括，没有相对成熟的实施基础和运作模式，这样的试点终将只是尝鲜与应急。
但是，如若不从制度上去保障地方政府的创新，哪怕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同样裹足不前。
例如“公推公选”，就被各地实践证明，是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一个突破性发展，较好体现了中央提出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然而，这项重大创新，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
俞可平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保驾护航的制度缺失。“我们没有及时地从党和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对这样一项事关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重要创新做出权威性的规定，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各级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人必须通过‘公推公选’的方式产生。”
地方政权本身缺乏将改革试点制度化的能力。改革面临的生存环境复杂，有时会牵涉到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较为“敏感”的问题，一旦提到更高政治层面，会触及更多政治考量和利益考虑，地方的立法权限也无法将试点固定成为制度。因此，这样的制度必须要由更高层设计。
长期以来，中央对于改革试点的态度是居中不偏，既不鼓励，亦不反对。
不反对，即表示可在一定范围和影响力内进行尝试，这样有助于基层政权因地制宜地灵活处理现实问题；不鼓励，则意为不统一发号施令，不要求在全国推行。
然而，就國内成熟的政治运行模式观之，基层工作大多要由上层号召发起，没有中央号令，即使很多水到渠成的改革，在地方也难以大范围地迈开步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更需要高层在制度层面进行调整与保障。而对于那些敢于吃螃蟹的改革探路者，也就更需要人们的尊重与善待。“有些改革做得很好的官员一样受争议，改革创新往往有争议，政府创新尤其需要宽容和鼓励。”俞可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