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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部中国历史，无疑也是多部族、多邦国、多民族逐步融合、和谐共存的历史。大自然划出的380毫米降水线，虽然分隔开来但并未割裂农耕文明与游牧狩猎文明的互动与交融。
自古以来，东亚板块上，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農耕文明的互动融汇，成为华夏民族历史进程中最宏伟壮丽的篇章。人造的万里长城，曾经有所阻拦，但从来没有阻断两大文明之间的往来，更没有阻遏了文明融汇的整体趋势。
华夏文明史上，上述文明互动、族群融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标志性事件，可谓“史不绝书”。举其大者，公元前302年，有赵武灵王倡导践行的“胡服骑射”;过了800年，公元471年到493年，则有北魏孝文帝推进的一系列汉化改制。
胡服骑射，是华夏核心文明海纳百川兼具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伟大事件。推进这一伟大变革的赵武灵王，不啻有开天辟地之功。梁启超将赵武灵王比之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盛赞其为“黄帝之后第一人”。胡服骑射，这一革命性的重大举措首先开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历史事实证明，赵国率先实行改革取得了显见成果，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胡服骑射”最终成为整个华夏民族军事武备的一场近乎脱胎换骨的变革。
而胡服骑射，又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革命。中国衣冠古国，服饰文明久远厚重。从军人将士，推及王公贵族到全体民众，竟然统统改穿胡服，这一变革对整体社会、对传统文化、对国人心理上的冲击，不啻天崩地坼。胡服骑射，以服饰文化的吸纳交融为标识，奠定了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融合的基础，继而推进了东亚版块上的民族大融合。华夏族群从那时直到近代，能够融汇百族、和合万邦发展壮大，胡服骑射厥功至伟。
而且，胡服骑射没有动摇，反而愈加筑牢了华夏文明的仁道根基。我们的文明基因，没有因之发生变异。这一点，尤为值得称道。
当年的赵国，因胡服骑射，臣服林胡，礼服楼烦，践行了华夏文明“柔服远人”的理念。相对发达先进的文明，自然而然地外向弥散，拓展了人类先进文明的成长空间。
历史走过了800年，北魏孝文帝推进的鲜卑族易服改制，则是北方游牧文明向中原文明的主动融入。如果，胡服骑射属于中心文明向边缘扩散的“外溢效应”，那么，易服改制则应该属于指向中心文明的向心“同化效应”。
长江黄河，汹涌澎湃，浩瀚奔腾，沿途汇合了千百条支流而成其大。而在大江大河的源头，它们最初曾经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涓涓细流的融汇。
胡服骑射与孝文改制，这样惊世骇俗、雄宏深广的伟烈变革，不会无中生有，自天而降。它们应该渊源有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自身内在脉络。同时，也应该有某种此前历史实践的依傍与仿效，有若干可能的前例与范本。比如，大禹治水，治理黄河那样流域宽广、桀骜不驯的大河，必有前人曾有的尝试与经验的积累。史上传说中的“台骀治水”，主要治理的正是汾河这样的小流域。先民在治理汾河这样的小流域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经验，之后经过大约500年，方才有了更加规模宏大愈加伟烈的“大禹治水”。
明文载于诸多典籍，春秋末期发生在晋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事件“智伯灭仇犹”，便是华夏文明演进史上最早发生过的民族融合史实之一。
二
据研究家考证，公元前7 世纪前后，以狩猎畜牧为业、长于攻战的狄族日益强盛，不断侵入中原，并散居于现在山西省的长治、临汾等地。约在公元前569年前后，狄族中的一支——白狄，迁到今山西省盂县城东的古城坪附近定居，建立了仇犹国。因地僻路险，交通不便，加之当时晋国与仇犹国订有盟约，所以曾经存在了一百余年。这个百里之国，立国百年之后，被晋国当时的执政大臣智伯所灭。其时，在战国时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
春秋战国时代，曾经遍布天下不计其数的千百方国，或者灭国，或者被兼并，渐次消失，在史书上留下国名的屈指可数。一个小小的仇犹国，而且是狄族人建立的百里之国，竟然在惜墨如金的古代史书上得以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所以出现如此例外，说来事出有因，仇犹国灭亡的史实，在古代史书上成了被引为亡国教训的一个典型例证。
例如，《正义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韩子云：‘智伯欲伐仇犹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涂内之。赤章蔓支（即下文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
《吕氏春秋》对此历史事件的记叙则更为详尽：“中山之国有厹繇（即仇犹）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这里不但描述了仇犹古国灭亡的经过，还进一步分析了仇犹灭亡的原因。将其归之于仇犹国君“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
在太史公的《史记》中也出现了“智伯灭仇犹”的文字。不过，它已经是作为一则典故来被引用。《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载：“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 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至此可以说明，“仇犹国君因贪心而失国”，已经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而被史书广泛引用。于是，那个仇犹国君，在史书上成了一个愚蠢颟顸因贪心而亡国的反面典型。他没有姓名，不知下落，更不会留下他或有的任何辩解。史书典籍上纯然一边倒的评价，绑定了这个倒霉的亡國之君。
三
历史学家唯一注重的应是史实。就某一史实推导引申出任何言之成理的论说，已经是次一等的工作。
曾经真实存在的仇犹国，在历史上是真实地被灭国了。然而，仇犹国的灭亡，果真只能引申出“国君因贪心而失国”这一结论吗？
比如，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忽忽焉二世而亡，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历史史实。秦帝国短命而亡，究其原因，曾经有过众多言说，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原因，等等。自商鞅变法，秦国变成一个虎狼之国。即或奋六世之余烈，得以兼并天下，“六王毕，四海一”，却因为不施仁政，最终二世而亡，这一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如果将秦帝国的短命而亡，简单归结于秦始皇或者秦二世个人的性格或心智原因，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甚或是可笑的。
仇犹灭国的原因，史书上几乎众口一词，将其简单归结为国君个人的品性或心智，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甚或是极其武断的。对于一个没有名字，也丧失了解释权的狄族小国的国君，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就仇犹国的灭亡或消失这一史实，进行分析批评，推导引申出某种结论，应该有不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可能会取得更开阔的视界，可能有一点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会推导引申出别样的史学意义和认知价值。
在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文明史。夏商周前三王时代，中国的国土上，曾经有方国无数。武王伐纣，不期而遇者，有诸侯八百。众多的方国，后来哪里去了？事实上，都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消亡消失了，也可以说是灭国了。
众多方国消失灭国，是否由不可抗的态势所决定？仅仅是由于这些方国国君个人的素质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灭国，从方国立场而言，或许是历史的悲剧，是失败。那么，是否只有胜利，始终留存，才是历史的正剧？可惜对于无可更易的历史真实，这些说法都只是闲话。
战国七雄，应该说每一个都具备一统中华的可能。除了胜出的秦国，其他六国最终都灭国了。对于六国，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悲剧。然而，它们最终都融入了后来的大一统的大中华，这样的历史真实，我们又实在不能不看作是一出历史的正剧。事实上，消失掉的只是方国的国号，是曾经各自为政的诸侯割据状态。
甚至，曾经的中原王朝，宋朝和明朝都曾经彻底亡国。然而，无可否定的事实是，我们的中国尚在，我们的文明尚在。
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曾经打遍欧亚，灭国无数。如果归结为当时的蒙古帝国军事实力极其强大，这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就此得出当时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明更加先进的结论，则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曾经横跨欧亚的强大的蒙古帝国崩溃了、消失了，人类更为先进的文明，最终战胜了野蛮的强权。
近代以来，更切近的例证，就摆在我们面前。
统治中华大地的大清帝国灭国了。几乎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说法，都是清政府太无能、太腐败了，没有能够抵抗列强的侵略，最终被迫开放国门，不得不五口通商等。
可以如此假设：大清国并非无能，而是应对有方，列强始终未能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始终没有与西方列强实行五口通商，大清帝国最终达成继续闭关锁国、自成一统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好极了吗？
不妨说，华夏主动或被动地打开国门，接纳西方文明，是无可逆转的历史真实，同时也是顺应了天下大势，大中华从此被纳入了全球化的新格局。
腐败无能的大清帝国最后亡国，我们迎来了中华民国。
历史无情，而人有情。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特别希望清朝统治永久传承。
具体的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方国、邦国的灭国消亡，情形各异。
中国的传统，有“存亡继绝”之说。夏朝灭亡，夏的宗族后裔，封建于杞国;而商朝灭亡，商人后裔，封建于宋国。当然，也有秦始皇式的扫平六国，实行“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政策，对曾经敌国的执政者进行灭族。而这一点，至少是秦王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再拓展开来说，除了曾经准备杀尽汉人的元朝统治者之外，即或是暴虐如秦始皇，他扫平六国，四海混一，江山尽入吾彀，但在事实上并不曾将普通民众斩尽杀绝。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方国消失，事后迎来的并不总是必欲杀尽此地国人的反人类恶魔。
华夏族群逐步融汇，方国林立，诸侯割据，化作天下一统而到于今天，这个现实果然很悲催吗？
那么，具体说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小小的仇犹国的灭国，确实可以有更多的乃至逆向思维论说的可能。
四
讲到这一话题，我们可以有几个层面的论说。
首先，以当时态势，仇犹国有无抵抗晋国的可能？
自晋文公称霸，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北方强国。后来，由于“晋国无公族”，而有所谓“六卿执政”。六卿之中的赵氏，其家族封地早已抵达如今的太原直到忻州原平一带，史上称作“九原之地”。九原所接壤的东部山区，即是古仇犹国地界，相当于如今盂县一带。
与强大广袤的晋国相比，与咄咄逼人的赵氏所拥有的领地相比，仇犹国只是弹丸之地、蕞尔小邦。如果晋国认为有必要诛灭仇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从仇犹国的角度来说，武力抵抗晋国，有多少成算？基于民族主义抑或是部落主义，宁死不屈的抵抗，如果发生了，堪称勇烈无比，可歌可泣，但其结果只能是血流成河，真正的亡国灭种。
史实上讲，“智伯欲遗仇犹大钟”，这中间透露出许多值得言说的信息。如果智伯此举的目的，确实是要占领和灭亡仇犹国，但他也并未倚仗武力强大，采取硬性侵略手段，而是采用了一种兵不血刃的进入与占领。
在仇犹国的角度，那个国君乐于接纳大钟，是否就是贪财好货？却又不然。那样的表述，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猜测。 当时，仇犹国立国百年，本地国人以游牧为主，但也基本定居，有了部分农耕。仇犹国与晋国接壤，并且立有盟约，绝不会是全然闭关锁国而无任何往来。相对落后的仇犹国，会多少受到先进发达文明的种种影响。智伯要送给仇犹国的那只大钟是什么？那是“青铜文明”的具体化。相对于依然停留在“陶器时代”的游牧部族，它充分体现了晋国文明的相对发达。仇犹国君乐于接纳大钟，可以讲正是对文明的一种向往与接纳。
而仇犹国的大臣赤章曼枝的建言，自然有对于国族安全的考虑。可是，拒绝接受晋国的大钟，就能够保障国族的安全吗？国君没有听取这位大臣的意见，这一定便是属于颟顸愚蠢吗？也许，那是国君其人经过审时度势、缜密思考、权衡利弊之后的艰难抉择。他的这一抉择，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国家，实际上假如他采用别的选择，也并不能挽救他的国家。显见的历史真实是：这位国君的抉择，使他果然损失了自己的国君地位，却避免了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智伯灭仇犹”，终于有如史书后来的记载，它真实地发生了。这一事件，在晋国而言，是对于仇犹国的一种“柔服”;在仇犹国而言，是一种介于被动与主动之间的对先进文明的接纳、拥抱与皈依。这应该是“智伯灭仇犹”这一历史真实的一体两面。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仇犹国君哪里是什么颟顸愚蠢、贪财好货、目光短浅、祸害国族的昏庸君主？他倒应该是一位顺应潮流、明了大势、开明通达、境界高迈的了不起的伟大君王。
五
“智伯灭仇犹”，曾经的仇犹国确实是消失了。曾经的仇犹国君，失去了王位。
仇犹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数不清的方国、部族一样，永远地消失了。但，这个百里之国的土地山川，从此划入了晋国的版图。之后，这里成为赵国的国土。
仇犹国民，自此从半农半牧的状态渐渐过渡到了农耕社会。从考古发掘可以证实，仅仅能够烧制一些陶器的仇犹国，自此进入了青铜时代。
再往后，随着农耕文明逐步向更高纬度的地区散射蔓延，曾经的戎狄之国，成了相对于“边关”的“内地”。
曾经存在百年的一个百里之地的属于狄族的仇犹国，从此消失。关于它的所有一切，在史书上仅仅留下了那么几行文字。那位国君，尤为不幸，他被當作一个有些可笑的典型，定格在史学家们的史笔之中。
然而，历史却又绝不仅仅存于简册。能够用文字来记述历史，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幸运。但是，在历史上，甚至在当今，有过并且有着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我们绝不能傲慢地说他们没有历史。《汉书·艺文志》有曰：“遭秦而全者，以其不独在竹帛故也。”
民间的口头传说，是人们记忆与传承历史的另一个更为古老的伟大的载体。仇犹国消失了，但它存活在民间传说中，仿佛粒子湮灭同步引发的湮灭反应。粒子消失了，但它转化为能量。民间久远留存的传说，便是这样的永不消失的能量。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此地开始设县，县名原仇。顾名思义，“原仇”二字，透露出此地即是古仇犹国的信息。这一名堂仅存十年，到隋大业二年（606），改称盂县。
在县城的东边数里，一处平坝叫作“古城坪”。本地文人故老，都说此处即是古时仇犹国的都城旧址。
《左传》湣公二年（前660）载“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春秋时期的赤狄东山皋落氏，都城在今山西省晋南垣曲县的皋落镇。而晋中昔阳县当地“八景”中有“皋落奇峰”的名堂。再向北到如今的盂县，当地人则始终将县城东部的古城坪称作“皋落城”。
这样的事实，曲折地透露出春秋时代的狄族部落在晋国强大压力下，逐步向北方迁徙的信息。
赤狄、白狄，这些游牧部族都消失了。曾经的皋落城、仇犹国都，也早已湮灭无存。但在人们的传言中，在民间传说中，它们获得了另一种永远的生存。
在如今的盂县，在史书所载古仇犹国的故地，除了流传不绝的古老传说，还有许多有关的文物古建留存。盂县北部梁家寨乡，有一座“仇犹观”。县城正北的靠山，称作“高神山”。山巅建有仇犹天子庙。明成化版《山西通志·祠庙》载：“仇犹国君庙，盂县有二。仇犹既亡国，人怜而记之。”清光绪版《盂县志》载：“仇犹钟，在城东仇犹庙，唐贞观元年铸，音殊古。后随庙迁于高神山。”盂县人、清光绪进士刘声骏《仇山怀古》诗曰：
仇犹之国最为古，山乃仇犹众山主。
庙祀当年开国君，历代祈风兼贺雨。
对于土生土长乃至众多不识字的当地老百姓，大家不懂什么历史，不知道什么古仇犹国，但大家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祭祀着那位仇犹国君。一位两千多年前的狄族国君，一直受到百姓的祭祀，这中间蕴含的人文意味非常浓烈。没有政令强迫，也并非官府倡导，那是民众自发的纪念。民众会祭祀一个暴君吗，会纪念一个颟顸愚蠢的国君吗？人们会仅仅出于同情一位亡国之君而虔诚地纪念他吗？
那位仇犹国君，在历史的关口，没有出于一己私利绑架国人，没有强迫国人去牺牲奉献、去做无谓的抵抗，而是答应了智伯的条件，迎回大钟，迎来了和平，迎来了文明的交汇与民族的融合。
仇犹国君不惧自身被皇皇史书做任何片面的记载，他选择了他认为应该的选择和必须的选择，甚或是不得不然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广大民众有利。因之，他赢得了民众祖祖辈辈的纪念和祭祀。
与史书相对，民众有所谓口碑流传。民间传说、口碑，是别样的一部史书。在这样一种伟大的记录和传承里，仇犹国君从来不曾被误读。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赢得了历史。
一部中国历史，无疑也是多部族、多邦国、多民族逐步融合、和谐共存的历史。大自然划出的380毫米降水线，虽然分隔开来但并未割裂农耕文明与游牧狩猎文明的互动与交融。
自古以来，东亚板块上，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農耕文明的互动融汇，成为华夏民族历史进程中最宏伟壮丽的篇章。人造的万里长城，曾经有所阻拦，但从来没有阻断两大文明之间的往来，更没有阻遏了文明融汇的整体趋势。
华夏文明史上，上述文明互动、族群融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标志性事件，可谓“史不绝书”。举其大者，公元前302年，有赵武灵王倡导践行的“胡服骑射”;过了800年，公元471年到493年，则有北魏孝文帝推进的一系列汉化改制。
胡服骑射，是华夏核心文明海纳百川兼具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伟大事件。推进这一伟大变革的赵武灵王，不啻有开天辟地之功。梁启超将赵武灵王比之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盛赞其为“黄帝之后第一人”。胡服骑射，这一革命性的重大举措首先开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历史事实证明，赵国率先实行改革取得了显见成果，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胡服骑射”最终成为整个华夏民族军事武备的一场近乎脱胎换骨的变革。
而胡服骑射，又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革命。中国衣冠古国，服饰文明久远厚重。从军人将士，推及王公贵族到全体民众，竟然统统改穿胡服，这一变革对整体社会、对传统文化、对国人心理上的冲击，不啻天崩地坼。胡服骑射，以服饰文化的吸纳交融为标识，奠定了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融合的基础，继而推进了东亚版块上的民族大融合。华夏族群从那时直到近代，能够融汇百族、和合万邦发展壮大，胡服骑射厥功至伟。
而且，胡服骑射没有动摇，反而愈加筑牢了华夏文明的仁道根基。我们的文明基因，没有因之发生变异。这一点，尤为值得称道。
当年的赵国，因胡服骑射，臣服林胡，礼服楼烦，践行了华夏文明“柔服远人”的理念。相对发达先进的文明，自然而然地外向弥散，拓展了人类先进文明的成长空间。
历史走过了800年，北魏孝文帝推进的鲜卑族易服改制，则是北方游牧文明向中原文明的主动融入。如果，胡服骑射属于中心文明向边缘扩散的“外溢效应”，那么，易服改制则应该属于指向中心文明的向心“同化效应”。
长江黄河，汹涌澎湃，浩瀚奔腾，沿途汇合了千百条支流而成其大。而在大江大河的源头，它们最初曾经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涓涓细流的融汇。
胡服骑射与孝文改制，这样惊世骇俗、雄宏深广的伟烈变革，不会无中生有，自天而降。它们应该渊源有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自身内在脉络。同时，也应该有某种此前历史实践的依傍与仿效，有若干可能的前例与范本。比如，大禹治水，治理黄河那样流域宽广、桀骜不驯的大河，必有前人曾有的尝试与经验的积累。史上传说中的“台骀治水”，主要治理的正是汾河这样的小流域。先民在治理汾河这样的小流域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经验，之后经过大约500年，方才有了更加规模宏大愈加伟烈的“大禹治水”。
明文载于诸多典籍，春秋末期发生在晋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事件“智伯灭仇犹”，便是华夏文明演进史上最早发生过的民族融合史实之一。
二
据研究家考证，公元前7 世纪前后，以狩猎畜牧为业、长于攻战的狄族日益强盛，不断侵入中原，并散居于现在山西省的长治、临汾等地。约在公元前569年前后，狄族中的一支——白狄，迁到今山西省盂县城东的古城坪附近定居，建立了仇犹国。因地僻路险，交通不便，加之当时晋国与仇犹国订有盟约，所以曾经存在了一百余年。这个百里之国，立国百年之后，被晋国当时的执政大臣智伯所灭。其时，在战国时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
春秋战国时代，曾经遍布天下不计其数的千百方国，或者灭国，或者被兼并，渐次消失，在史书上留下国名的屈指可数。一个小小的仇犹国，而且是狄族人建立的百里之国，竟然在惜墨如金的古代史书上得以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例外。所以出现如此例外，说来事出有因，仇犹国灭亡的史实，在古代史书上成了被引为亡国教训的一个典型例证。
例如，《正义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夷狄之国也。韩子云：‘智伯欲伐仇犹国，道险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之，载以广车。’仇犹大悦，除涂内之。赤章蔓支（即下文赤章曼枝）谏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不可。不听，遂内之。曼支因断毂而驰。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
《吕氏春秋》对此历史事件的记叙则更为详尽：“中山之国有厹繇（即仇犹）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这里不但描述了仇犹古国灭亡的经过，还进一步分析了仇犹灭亡的原因。将其归之于仇犹国君“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
在太史公的《史记》中也出现了“智伯灭仇犹”的文字。不过，它已经是作为一则典故来被引用。《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载：“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 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至此可以说明，“仇犹国君因贪心而失国”，已经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而被史书广泛引用。于是，那个仇犹国君，在史书上成了一个愚蠢颟顸因贪心而亡国的反面典型。他没有姓名，不知下落，更不会留下他或有的任何辩解。史书典籍上纯然一边倒的评价，绑定了这个倒霉的亡國之君。
三
历史学家唯一注重的应是史实。就某一史实推导引申出任何言之成理的论说，已经是次一等的工作。
曾经真实存在的仇犹国，在历史上是真实地被灭国了。然而，仇犹国的灭亡，果真只能引申出“国君因贪心而失国”这一结论吗？
比如，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忽忽焉二世而亡，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历史史实。秦帝国短命而亡，究其原因，曾经有过众多言说，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原因，等等。自商鞅变法，秦国变成一个虎狼之国。即或奋六世之余烈，得以兼并天下，“六王毕，四海一”，却因为不施仁政，最终二世而亡，这一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如果将秦帝国的短命而亡，简单归结于秦始皇或者秦二世个人的性格或心智原因，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甚或是可笑的。
仇犹灭国的原因，史书上几乎众口一词，将其简单归结为国君个人的品性或心智，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甚或是极其武断的。对于一个没有名字，也丧失了解释权的狄族小国的国君，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就仇犹国的灭亡或消失这一史实，进行分析批评，推导引申出某种结论，应该有不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可能会取得更开阔的视界，可能有一点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会推导引申出别样的史学意义和认知价值。
在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文明史。夏商周前三王时代，中国的国土上，曾经有方国无数。武王伐纣，不期而遇者，有诸侯八百。众多的方国，后来哪里去了？事实上，都在历史进程中逐步消亡消失了，也可以说是灭国了。
众多方国消失灭国，是否由不可抗的态势所决定？仅仅是由于这些方国国君个人的素质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灭国，从方国立场而言，或许是历史的悲剧，是失败。那么，是否只有胜利，始终留存，才是历史的正剧？可惜对于无可更易的历史真实，这些说法都只是闲话。
战国七雄，应该说每一个都具备一统中华的可能。除了胜出的秦国，其他六国最终都灭国了。对于六国，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悲剧。然而，它们最终都融入了后来的大一统的大中华，这样的历史真实，我们又实在不能不看作是一出历史的正剧。事实上，消失掉的只是方国的国号，是曾经各自为政的诸侯割据状态。
甚至，曾经的中原王朝，宋朝和明朝都曾经彻底亡国。然而，无可否定的事实是，我们的中国尚在，我们的文明尚在。
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曾经打遍欧亚，灭国无数。如果归结为当时的蒙古帝国军事实力极其强大，这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就此得出当时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明更加先进的结论，则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曾经横跨欧亚的强大的蒙古帝国崩溃了、消失了，人类更为先进的文明，最终战胜了野蛮的强权。
近代以来，更切近的例证，就摆在我们面前。
统治中华大地的大清帝国灭国了。几乎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说法，都是清政府太无能、太腐败了，没有能够抵抗列强的侵略，最终被迫开放国门，不得不五口通商等。
可以如此假设：大清国并非无能，而是应对有方，列强始终未能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始终没有与西方列强实行五口通商，大清帝国最终达成继续闭关锁国、自成一统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好极了吗？
不妨说，华夏主动或被动地打开国门，接纳西方文明，是无可逆转的历史真实，同时也是顺应了天下大势，大中华从此被纳入了全球化的新格局。
腐败无能的大清帝国最后亡国，我们迎来了中华民国。
历史无情，而人有情。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特别希望清朝统治永久传承。
具体的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方国、邦国的灭国消亡，情形各异。
中国的传统，有“存亡继绝”之说。夏朝灭亡，夏的宗族后裔，封建于杞国;而商朝灭亡，商人后裔，封建于宋国。当然，也有秦始皇式的扫平六国，实行“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政策，对曾经敌国的执政者进行灭族。而这一点，至少是秦王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再拓展开来说，除了曾经准备杀尽汉人的元朝统治者之外，即或是暴虐如秦始皇，他扫平六国，四海混一，江山尽入吾彀，但在事实上并不曾将普通民众斩尽杀绝。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方国消失，事后迎来的并不总是必欲杀尽此地国人的反人类恶魔。
华夏族群逐步融汇，方国林立，诸侯割据，化作天下一统而到于今天，这个现实果然很悲催吗？
那么，具体说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小小的仇犹国的灭国，确实可以有更多的乃至逆向思维论说的可能。
四
讲到这一话题，我们可以有几个层面的论说。
首先，以当时态势，仇犹国有无抵抗晋国的可能？
自晋文公称霸，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北方强国。后来，由于“晋国无公族”，而有所谓“六卿执政”。六卿之中的赵氏，其家族封地早已抵达如今的太原直到忻州原平一带，史上称作“九原之地”。九原所接壤的东部山区，即是古仇犹国地界，相当于如今盂县一带。
与强大广袤的晋国相比，与咄咄逼人的赵氏所拥有的领地相比，仇犹国只是弹丸之地、蕞尔小邦。如果晋国认为有必要诛灭仇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从仇犹国的角度来说，武力抵抗晋国，有多少成算？基于民族主义抑或是部落主义，宁死不屈的抵抗，如果发生了，堪称勇烈无比，可歌可泣，但其结果只能是血流成河，真正的亡国灭种。
史实上讲，“智伯欲遗仇犹大钟”，这中间透露出许多值得言说的信息。如果智伯此举的目的，确实是要占领和灭亡仇犹国，但他也并未倚仗武力强大，采取硬性侵略手段，而是采用了一种兵不血刃的进入与占领。
在仇犹国的角度，那个国君乐于接纳大钟，是否就是贪财好货？却又不然。那样的表述，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猜测。 当时，仇犹国立国百年，本地国人以游牧为主，但也基本定居，有了部分农耕。仇犹国与晋国接壤，并且立有盟约，绝不会是全然闭关锁国而无任何往来。相对落后的仇犹国，会多少受到先进发达文明的种种影响。智伯要送给仇犹国的那只大钟是什么？那是“青铜文明”的具体化。相对于依然停留在“陶器时代”的游牧部族，它充分体现了晋国文明的相对发达。仇犹国君乐于接纳大钟，可以讲正是对文明的一种向往与接纳。
而仇犹国的大臣赤章曼枝的建言，自然有对于国族安全的考虑。可是，拒绝接受晋国的大钟，就能够保障国族的安全吗？国君没有听取这位大臣的意见，这一定便是属于颟顸愚蠢吗？也许，那是国君其人经过审时度势、缜密思考、权衡利弊之后的艰难抉择。他的这一抉择，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国家，实际上假如他采用别的选择，也并不能挽救他的国家。显见的历史真实是：这位国君的抉择，使他果然损失了自己的国君地位，却避免了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智伯灭仇犹”，终于有如史书后来的记载，它真实地发生了。这一事件，在晋国而言，是对于仇犹国的一种“柔服”;在仇犹国而言，是一种介于被动与主动之间的对先进文明的接纳、拥抱与皈依。这应该是“智伯灭仇犹”这一历史真实的一体两面。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仇犹国君哪里是什么颟顸愚蠢、贪财好货、目光短浅、祸害国族的昏庸君主？他倒应该是一位顺应潮流、明了大势、开明通达、境界高迈的了不起的伟大君王。
五
“智伯灭仇犹”，曾经的仇犹国确实是消失了。曾经的仇犹国君，失去了王位。
仇犹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数不清的方国、部族一样，永远地消失了。但，这个百里之国的土地山川，从此划入了晋国的版图。之后，这里成为赵国的国土。
仇犹国民，自此从半农半牧的状态渐渐过渡到了农耕社会。从考古发掘可以证实，仅仅能够烧制一些陶器的仇犹国，自此进入了青铜时代。
再往后，随着农耕文明逐步向更高纬度的地区散射蔓延，曾经的戎狄之国，成了相对于“边关”的“内地”。
曾经存在百年的一个百里之地的属于狄族的仇犹国，从此消失。关于它的所有一切，在史书上仅仅留下了那么几行文字。那位国君，尤为不幸，他被當作一个有些可笑的典型，定格在史学家们的史笔之中。
然而，历史却又绝不仅仅存于简册。能够用文字来记述历史，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幸运。但是，在历史上，甚至在当今，有过并且有着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我们绝不能傲慢地说他们没有历史。《汉书·艺文志》有曰：“遭秦而全者，以其不独在竹帛故也。”
民间的口头传说，是人们记忆与传承历史的另一个更为古老的伟大的载体。仇犹国消失了，但它存活在民间传说中，仿佛粒子湮灭同步引发的湮灭反应。粒子消失了，但它转化为能量。民间久远留存的传说，便是这样的永不消失的能量。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此地开始设县，县名原仇。顾名思义，“原仇”二字，透露出此地即是古仇犹国的信息。这一名堂仅存十年，到隋大业二年（606），改称盂县。
在县城的东边数里，一处平坝叫作“古城坪”。本地文人故老，都说此处即是古时仇犹国的都城旧址。
《左传》湣公二年（前660）载“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春秋时期的赤狄东山皋落氏，都城在今山西省晋南垣曲县的皋落镇。而晋中昔阳县当地“八景”中有“皋落奇峰”的名堂。再向北到如今的盂县，当地人则始终将县城东部的古城坪称作“皋落城”。
这样的事实，曲折地透露出春秋时代的狄族部落在晋国强大压力下，逐步向北方迁徙的信息。
赤狄、白狄，这些游牧部族都消失了。曾经的皋落城、仇犹国都，也早已湮灭无存。但在人们的传言中，在民间传说中，它们获得了另一种永远的生存。
在如今的盂县，在史书所载古仇犹国的故地，除了流传不绝的古老传说，还有许多有关的文物古建留存。盂县北部梁家寨乡，有一座“仇犹观”。县城正北的靠山，称作“高神山”。山巅建有仇犹天子庙。明成化版《山西通志·祠庙》载：“仇犹国君庙，盂县有二。仇犹既亡国，人怜而记之。”清光绪版《盂县志》载：“仇犹钟，在城东仇犹庙，唐贞观元年铸，音殊古。后随庙迁于高神山。”盂县人、清光绪进士刘声骏《仇山怀古》诗曰：
仇犹之国最为古，山乃仇犹众山主。
庙祀当年开国君，历代祈风兼贺雨。
对于土生土长乃至众多不识字的当地老百姓，大家不懂什么历史，不知道什么古仇犹国，但大家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祭祀着那位仇犹国君。一位两千多年前的狄族国君，一直受到百姓的祭祀，这中间蕴含的人文意味非常浓烈。没有政令强迫，也并非官府倡导，那是民众自发的纪念。民众会祭祀一个暴君吗，会纪念一个颟顸愚蠢的国君吗？人们会仅仅出于同情一位亡国之君而虔诚地纪念他吗？
那位仇犹国君，在历史的关口，没有出于一己私利绑架国人，没有强迫国人去牺牲奉献、去做无谓的抵抗，而是答应了智伯的条件，迎回大钟，迎来了和平，迎来了文明的交汇与民族的融合。
仇犹国君不惧自身被皇皇史书做任何片面的记载，他选择了他认为应该的选择和必须的选择，甚或是不得不然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广大民众有利。因之，他赢得了民众祖祖辈辈的纪念和祭祀。
与史书相对，民众有所谓口碑流传。民间传说、口碑，是别样的一部史书。在这样一种伟大的记录和传承里，仇犹国君从来不曾被误读。在这样的意义上，他，赢得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