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2012年8月3日，在固镇县举行的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方忠谋的长子、也是她“罪行”的告发者之一——张红兵，当众向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
　　1970年4月11日，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女士，因替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鸣不平，并毁坏了毛泽东画像，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决。后经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于1980年8月14日平反昭雪。
　　2009年，张红兵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固镇县志》（以下称《固镇县志》）编委会和相关出版社，称该县志中《〈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以下称《案例》）“内容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死者及其家人、近亲隐私”；2011年又申请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有关部门将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为安徽省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未果。
　　在过去的这一个夏天，为“文革”亲历的荒唐事道歉者接踵而至。
　　他们道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结呢？
　　道歉接踵而至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1953年9月，伴随母亲生产的阵痛，他呱呱坠地。父母给他起名张铁夫。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13岁。那一年，张铁夫亲自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2005年12月，张红兵开了几个博客，其中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以“方张铁夫”为名。当时，他早已是一名资深律师。博客内容诸如——“‘末代皇后’案出现罕见一幕”或者“山东农民徐某状告无门”等，大多是他替人打官司的案例。而“方张铁夫”之“方”，来自其母亲方忠谋。
　　2009年11月16日，张红兵律师来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这次，他是要为自己打官司。他以《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嫌侵害自己和父母隐私为由，将该书作者安徽省固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者中国城市出版社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
　　2011年8月，张红兵又向安徽省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其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2012年8月，在张红兵申请文物认定期间，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陈述道：“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被遗忘。”
　　不仅是张红兵，今年夏天，不断有为“文革”往事出面道歉者——
　　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称：“本人刘伯勤，‘文革’初为山东省济南一中学生，时因年幼无知……参与批斗学校校长、老师等。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是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特向以上师生，诚恳道歉。”刘伯勤，今年61岁，退休前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山东蓬莱卢嘉善、河北邯郸退休干部宋继超、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等人，通过不同渠道，纷纷向在“文革”中被自己迫害的人公开道歉。
　　同样的行为还来自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粟裕将军的女婿。8月18日，《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一文见诸其本人博客，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在文末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与其他道歉者相比，今年60岁的张红兵，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遭遇到极致的心灵震撼，背负了更深重的心灵枷锁。他当年做的，除了分别贴过母校固镇县实验小学校长刘祥祯、“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派”——自己的父亲张月升各一张大字报，1970年，由于他和父亲分别向县革委会人保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揭发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方忠谋被枪决。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1970年2月14日，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向方忠谋提出离婚。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张月升于2003年1月9日去世。
　　那个“弑母”的黑夜
　　8月下旬，张红兵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弑母”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他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张红兵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改革开放以后，张红兵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等函授学习，离开工厂调入五河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等工作，先后任安徽省第三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在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执业。
　　2010年，固镇县一居民在方忠谋墓地东侧建房，堵住了通往墓地的通道。经张红兵举报，该房屋被认定为非法建筑，须自行拆除，但该户一直未履行，相关部门也未予强拆。为此张红兵曾向政府申请过行政复议，还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在官司对抗中，固镇县政府提出，方忠谋的墓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禁止在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以及水库、河流堤坝两侧建造坟墓。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因此，方忠谋墓不在保留范围。这一认定猛然提醒了张红兵：“我要以申请文物保护作为切入点，争取把母亲的墓地保留下来，把非法变成合法！”为此，张红兵认真地钻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等规定，潜心编撰方忠谋墓资料，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就“文革”受害者墓认定不可移动文物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关于母亲墓认定文物一案，我将选择适当时机依法申诉。”他对《新民周刊》表示，“1980年此案平反时，方忠谋曾被誉为‘安徽的张志新’。根据固镇县有关部门电报通知，我姨母方佩兰专程赶到固镇县写出材料，书面提出了为方忠谋彻底平反昭雪、修建烈士墓等5项要求。当时固镇县委赴五河县调查组也与父亲和我谈话。”
　　方忠谋冤案发生时，只比张红兵大4岁的舅舅方梅开当晚也在现场。他说：“我大姐被判死刑，是张红兵和他父亲要求的！”
　　方梅开谈到大姐方忠谋在“文革”后遭遇的一系列变故：1966年，方忠谋的女儿也就是张红兵的姐姐，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活动，感染脑炎回固镇家里几天就去世了；1967年，丈夫张月升被固镇县卫生系统造反派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尿血；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方忠谋自己也因“地主分子”、“特务嫌疑”被单位隔离审查、交代、劳动，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年。
　　方忠谋被枪决后，方梅开有近10年没有与张家父子来往，直到1979年前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方梅开与自己的小姐姐方佩兰，主动催促张红兵父子为母亲的案件写申诉。当时，他们父子还认为时机不成熟。直到张志新事迹被报道后，张红兵才积极行动起来。如今，方梅开非常支持外甥张红兵将方忠谋的墓申请认定为文物。
　　我为什么会卖母求荣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施琪嘉尝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脑子的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文革”遗存欠保存
　　张红兵想让自己母亲的坟墓成为文物。在有些人眼里，这不“科学”——“文革”岁月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十数个专制王朝的中华文明来说，“文革”遗物要想列为文物，简直无从谈起。
　　“文革”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由于种种机缘，身居高位者有之，发达致富者有之，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好“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度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放在心底……”难得有陈小鲁这样出面致歉者。
　　“文革”的受难者也选择性遗忘。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清华大学的韩家鳌教授。“文革”期间，他是清华中学的校领导，批斗会上，被红卫兵用皮带头猛抽。韩家鳌并不愿意和我谈及这些往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他就这么摆摆手。
　　然而，十年浩劫，乃至其之前如何酝酿，之后又如何流毒于我们民族的血脉，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吗？最近，在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馆长樊建川对我说：“‘文革’浩劫，灾难性的遗址，得到保存的太少。把历史抹得太干净，中华民族就记不住教训，还会摔跟头。这也是我搞收藏的目的。”
　　樊建川特别同情张红兵。他对记者说：“不仅是‘文革’，建国后几十年的教育，只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志关系。他当时认为他的母亲那些话，对国家不利。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个荒唐的时代。我现在特别赞赏张红兵这样忏悔的勇气。人到这个年龄，能做出这样的事，不容易。”
　　樊建川认为，那时候“运动”起来后，夫妻反目、揭发家人的事很多，只不过后果或许没张红兵家那么严重。“摔毛泽东像，在当时也真是够枪毙的。”樊建川说。如果张红兵，哪怕是他父亲不去报案，但凡有人去报案，说不定一家都得搭进去。张红兵的母亲是被枪决的。然而，“文革”时期的暴虐行为，岂止枪决？在建川博物馆的库房里，有比方忠谋案惨得多的“文革”文物，记录了当年的恐怖与荒谬——扒人皮、割耳朵……有些惨烈的东西，樊建川甚至不敢拿出来公开展示。
　　谈起如今的年轻人对此事的看法，樊建川说：“他们不了解当年的情形。作为张红兵的同龄人，听到这则新闻后，我一直在反思——如果当时是我，我会不会去报案？”
　　提到“文革”遗存的保护，樊建川表示遗憾。比如重庆红卫兵公墓拆迁的问题，假若这些公墓当年列入文保单位，或许就不会遇到后来的麻烦。“文革”遗存欠保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