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都市在唐宋时展示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政治为主导的中国传统都市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都市的不断发展反映了城市生活的概况，更透视着词人深深的“心理危机”。根据文人对于不同文体的表达，他们对于城市的焦虑主要分为三种，即文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冲突、纵情后的焦虑、被隔离的“他者”。
关键词：唐宋词 都市 城市焦虑
中国诗歌的乡村意象化、抒情含蓄化、情感社会化都与乡村息息相关，但经济的发展、纸币的流通、商业组织的形成、商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繁华的都市生活等滋生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青楼瓦肆的涌现，市民阶层逐步兴起。种种变化必然会对传统的詩学思想构成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文人思想。文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质疑，个人的私情被放大。因此，词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慢慢开始以“城市”为背景，成为一种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风尚。城市的发展为词人带来新的书写内容，同时也让词人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产生更多新的焦虑和新的危机。
一、文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冲突
现实的城市空间有多种多样的面貌和内涵，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发生冲突、混合、交流。唐宋时期的城市也如帕克所言，“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身处其中的词人们就必然面临一些选择，比如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城市空间的存在，选择城市空间的哪一面表现在词作中，等等。
城市发展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即农村生产力向城市的转移。伴随着唐代中期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实行，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唐代后期农村的混乱，又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动和社会的分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人际关系向利益和金钱转移，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影响。城市文化逐步打破了人们原有的传统意识，而人们一旦接受城市文化的观念和影响，其原有的传统思想就会受到冲击，个体内部就会产生多重身份的冲突。
城市发展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文学特别是词对城市生活做出了回应。城市的崛起也为词人提供了一定的人文景观，它强有力地刺激着个体内在的欲望吁求，个人内部双重身份的冲突所带来的思想困境和精神焦虑也体现在词人的作品当中。面对同样的城市景观，词人在不同的体裁中有不同的身份认知。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面对城市活动时，在不同的文体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以上元节为例，欧阳修关于上元节的文章有《舒州灵仙观开启上元节道场青词》《兖州会真宫等处开启上元节青词》《万寿观启建上元祈福道场青词》等，这些文章无外乎都是万物复苏，新春来临，作者对于家国安宁、百姓和乐的祈祷。如“伏愿穹昊垂休，紫青降鉴。邦家锡庆，永协于泰宁，民物遂生，并臻于和乐”。但在欧阳修的诗歌中，上元节之于诗人，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感。
游豫恩同万国懽，新年佳节候初还。华灯烁烁春风里，黄伞亭亭瑞雾间。可爱清光澄夜色，遥知喜气动天颜。自怜曾预称觞列，独宿冰厅梦帝关。（《和梅圣俞元夕登东楼》）
凭高寓目偶乘闲，袨服游人见往还。明月正临双阙上，行歌遥听九衢间。黄金络马追朱幰，红烛笼纱照玉颜。与世渐疏嗟老矣，佳辰乐事岂相关。（《又和》）
在这两首诗歌当中，欧阳修一改散文中那种意气风发、为国请命、安民辅政的忠臣节士形象。面对佳节良辰，作者深感年老病衰，与世渐疏，表达出欲归帝京而又不得的伤感与无奈。与文相比，诗歌在传统儒士汲汲于仕的态度下，又多了一种迷茫与无奈。文与诗情感虽异，但其抒写角色还是符合正统儒人的身份，是经世致怀的表达，而反观欧阳修的上元节词，却是截然不然的表达。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生查子·元夕》）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缯彩，构一屏峰岭，半金空碧。宝檠银钰，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当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归得！（《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
两首词的情感虽有所不同，但其表达的程度与定位却是相同的。在《生查子·元夕》中，由今日元夜想起去年元夜之人，引起相思之苦，表达了词人爱情遭遇的伤感和痛苦。《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上元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景象以及百姓的游乐与狂欢。两首词中一个是男女恋情之词，一个是少年狂欢之词，虽然情感不同，但情感的表达都是直接的、私人化的。
总体来看，欧阳修的文、诗、词似乎有着不同身份的文体表达。在《全宋文》100卷中，欧阳修的散文一半以上都是官场应用文，还有一部分是国计民生、治国理政的议论性文章。散文中的欧阳修是一名心怀天下、治国辅政的朝廷官员，是最正统的致仕儒人。相对而言，欧诗题材广泛，有咏怀诗、送别诗、赠和诗、写景咏物诗、哲理诗等，但无论是对友人的寄赠、送别，还是宴席的唱和，都是偏向士大夫阶层的喜好，都是经过士大夫品味过滤的，立意也相对高雅。在《礼部唱和诗序》中，欧阳修也曾这样表达：“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虽滑稽鄙俚犹或不遗，而况于诗乎。古者《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此所以为贵也。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欧诗题材更加广泛，不避俚俗，但其创作的思想主旨仍是传统的儒家诗歌观念，在诗歌的表达中，欧阳修仍是一位平稳端正的士大夫。但欧阳修的词中多是诗文中没有的主题，如男女恋情、女性生活、情乐享受等。欧阳修的词只是世俗阶层的私人表达，没有外在的约束，是作者对于城市生活中个人内心最直接的表达。他不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在词中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在虚拟的情感世界里表现出另一个自我。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混合，类似于欧阳修等士人居于城市之中，开始产生了不同身份的认知。柳永、周邦彦都是词坛名家，他们的词绝大多数写俗情，而试观他们留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诗，却都写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凛然有风骨；黄庭坚、陈师道的诗绝对与女色不沾边，可他们都有艳情词。 除了城市生活导致文人身份认知的冲突外，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也会导致文人身份认知的冲突。历代文人总是以乡村为背景进行创作，或以乡村的现实生活为讽谏，或以理想的田园山水生活为依归。中国古典诗歌是乡村生活的主要载体，哪怕是以都市词为主要成就的宋代词人，也会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留下乡村的影子，他们在词与诗文的追求中自我矛盾。致力于书写都市生活、歌儿舞女的词人柳永，在词中极尽情色享乐的追求，但在他留存不多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体恤民生疾苦、想要归隐山林的柳三变，如《赠内臣孙可久》中的“厌尽繁华天上乐，始将踪迹学冥鸿”。“富贵优游五十年”的晏殊，虽然很少在诗中写过民生疾苦，但也有例外，如《建茶》“北苑中春岫幌开，里民清晓驾肩来。丰隆已助新芽出，更作欢声动地催”，就表现了乡村茶农欢快劳动的场面。同时，他在诗歌的表达上不流于浮浅，体现出人生的思考。其文《中园赋》《雪赋》《奥室铭》等也体现了作者对于闲适生活的追求。同样以婉约情深为代表的秦观，诗歌中也有很多山水田园之作，其代表作《田居四首》描写了高邮农村的田园风光，也体现了农民的苦难生活。还有，在周邦彦“言情体物”的词作之外，周诗也另有风情，他的诗歌渗透着超脱的道家精神。周邦彦的诗中随处可见对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表达了厌倦世俗名利的思想，如“岂饶蒿目忧世事，黄金绾腰埋土囊”（《晚憩杜桥馆》）、“与俗同一科，何异犬与羊”（《夙兴》）。
二、纵情后的焦虑
唐宋时期，城市生活繁荣，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享乐主义也十分盛行。“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只要个人从城市生活不自觉的广泛合作中还能找到机会，从城市生活的多种利益和任务中还能找到机会去从事自己的职业，发挥自己的特殊才智，这句话至今依然有效。”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在转向个体时，道德训诫原有的抑制作用被削弱了。利益驱动、享乐主义、世俗价值开始盛行，城市中的人们不自觉地被物质世界包围，市民沉溺于世俗的欲望当中。人们受到了物欲、权欲、情欲的冲击，纵身扎进了世俗生活，纵情风月，及时行乐，以麻痹自我，逃避现实。当物质欲望得到满足时，人们面临着“情”与“志”的精神挣扎。“由于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灼与困惑只是心灵在物化世界里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则是当一时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心灵的空虚与失落。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并不会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恰恰相反，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却丢掉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和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唐宋词对都市生活的描写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些词大都表现出一种狂放的精神状态——个性张扬、纵情享受、热烈讴歌身处的时代，表面上展现着城市的繁华和享乐，实际上恰恰掩饰了其内在的矛盾性。城市提供了多样的物品和享乐方式，却无法消除空虚，安抚心灵。在物质欲望的冲击下，人们在“情”与“志”之间徘徊不定，灵魂无所栖息，城市人总是在“孤独地流浪”。
“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都市的歌楼妓院，是催生歌词的温床”，唐末五代的《花间集》代表了都市风情词的初兴。晚唐五代，国家分崩离析，政局动荡不安，再加上传统的道德观及价值观滑坡，人们开始关注歌舞享乐、男女艳情，沉醉于城市生活的感官刺激。没有了“志”的主控，“情”就会放纵。《花间集》中闺情词和艳情词就占了一半以上，而词人在对情的狂放追求中，内心也是极度空虚与迷茫。冯延巳总是在“笙歌”中感叹“离散”，如“昨日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鹊踏枝》）、“洞房深夜笙歌散，帘幕重重”（《采桑子》）；温庭筠则在“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和“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的浓淡之间透露出丝丝伤感。
及至宋仁宗时期，都市词迎来了兴盛。这一时期，都市不再作为生活的背景，而是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都市之风光、风物、风俗成为重点。第一位大量创作都市风情词的作家就是柳永，他展开了都市风土人情的画卷。如果说唐末五代的词人创作都市词是对现实的逃避，那么北宋词人创作都市词则是对现实热情的拥抱。随着政治局面的安定、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热情地拥抱都市生活，享乐意识和侈靡之风流遍市民阶层，都市生活带来的感官刺激不再局限于男女艳情，城市的人烟繁盛、繁荣气象、热闹节序等都是词人们热情讴歌的地方。柳永仕途坎坷，流落奔波，到过很多大都市，见识了各地的繁华景象。柳永是都市文化孕育出来的浪子，他狂热地享受着城市的生活，放荡不羁的个性追求、世俗生活的审美观照、声色犬马的痴迷享受是他词作的主要内容，如“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透碧霄》）、“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长寿乐》）等。當自我意识和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人就会兼有最丰满的生存和最高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就不但不致使自己迷失在世界里，而且把世界以及它的全部现象的无限性都纳入自身里，使世界服从他的理性的统一”。柳永虽仕途受挫，但他一直积极入世，渴望功名，同样有着传统文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的《煮海歌》中，他看到了沿海百姓的苦难：“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民何苦门，安得母富子不贫。”他向朝廷也发出了关注民生、减轻赋税的谏言：“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轮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除了诗歌中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外，他的《劝学文》更是提出了学习的重要性：“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工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在柳永的诗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注民生、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正统士大夫。他在情色与志趣之间徘徊不定，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方向。
宋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也走向了顶峰，加之徽宗本身也是一反“尚俭之法”，好大喜功，追求声色享乐，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奢靡的风气。生于繁华的杭州、家庭优渥的周邦彦，年少时天性浪漫、个性不羁，经常留恋坊曲，依红偎翠，词风香软媚艳。如《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龙榆生在《清真词叙论》中说：“清真软媚之作，大抵成于少日居汴京时。” 而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却少有脂粉气，关注时政，如他著名的《汴都赋》。他还关注着国家的安全，《天赐白》《薛侯马》等都体现了周邦彦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实际上，考察周邦彦的一生，他始终是矛盾的，既蔑视世俗观念，又沉浮于声色之中。
三、被隔离的“他者”
唐宋时期，城市得到发展，传统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打破，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使得城市人口增多、规模扩大。总体来说，城市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交融、居民结构复杂、人口流动频繁的空间。以东京开封为例，根据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者帕克等人的观点，“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竞争激烈和适当选择的结果，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他们还认为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特定区域，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彼此隔离”。东京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地理上的隔离，当然这些隔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严格的城墙或是制度进行区隔，而是会经常变动。东京城有三重城墙，即政治中心的皇城、经济中心的内城、军事防御的外城，使整个东京城形成一个三重环套的向心结构。内城既是商业的中心，也是政治中心的延伸：城西是以开封府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区；城东地段则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城东马行街之东、西两巷，皆工作伎巧所居；相国寺附近之绣巷，乃绣户聚居处；城南保康门内外沿城地带均为客店，形成一个特别的居住区。城市的分工带来了各种职业以及各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城市竞争下的城市框架，也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彼此隔离的区域带。
城市发展不仅导致了地理上的隔离，更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情感上的隔离。传统城市以家族为纽带、以地方感情或文化团体为基础的“邻里”关系慢慢解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以利益和金钱的交往为转移，人们的心理距离反而可能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扩大。人口数量多、差异大、流动性强，反而使得进入城市的居民感到孤独感、漂泊感。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导致一部分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仍然以乡土为心灵依归，即韦伯所说：“城市对于其大多数的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故乡’（Heimat），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Fremde）。城市，缺乏见诸村落的组织化自治，而更加强化了它的异乡性格。”对于许多远离家乡的文人来讲，城市就是他乡，他们带着希望和憧憬来到京都实现政治理想，但身份和党派的冲突，使他们常有漂泊孤独之感，产生了流落在外的异乡心情。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之中，我们依稀可见文人的“过客”心理。周邦彦滞留汴京时，除了一些香艳软媚的狎妓词之外，也写了一些久客京华、怀才不遇的羁旅怀乡之词。如《兰陵王·柳》一词：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吐露了作者常年寓居京城的苦闷与厌倦。在汴京城中居住多年，他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反而把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在后来的党派之争中，他遭到排挤，仕途沉浮，更加深了他这种“过客”意识。翻阅他的词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倦客”“社燕”“巢燕”等词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他者”。
“将身世之感并入艳情”的秦观一生忧苦蹉跎，屡试不第，仕途沉浮不定。秦观的词中除了艳情之外，更有着切实的生命体验。如他的几首《望海潮》：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茄。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第一首词写到了大量越州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词人站在蓬莱阁上极目远眺，怀古思今，明白了一切功名富贵、形体容貌都是外在的虚无。于是，词人选择不为名利所累，逍遥自在，把富贵官爵都换成美酒，在远离尘世的水边尽情享乐。第二首词追忆洛阳的游乐生活，繁华还未结束，游子却渐生霜发，只剩下那颗伤痕累累、日渐沧桑的心。当黄昏远眺时，只看到栖树的孤鸦。人将到天涯，那颗曾经满怀希望的心也居无定所，不知漂泊到了何处。在面对繁华的都市，或追忆过去的游乐时，作者并未一味地享受，而是在繁华过后产生了看破一切的归隐之心，他始终无法与城市融合。
與城市隔离之后，词人就容易产生孤独。“孤独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出于求生、安全、归属等动机，人具有合群的本能要求和行为倾向，总是有意或无意、自发或自觉地生活在一定的群体（正式或非正式）之中。当社会个体成员由于某种外在力量的作用而被迫与自己所属的群体相隔离，造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物理或心理距离时，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品尝社会归属被剥夺的痛苦。”柳永的孤独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悖的孤独，他渴望功名，渴望“仙都”，渴望普通的人间温暖，渴望知己，当这一切都求而不得时，他转向了历史的长河，将宋玉当成了异代知己，发出了“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戚氏》）的感慨。晏殊的孤独是繁华看尽后的孤独，“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木兰花》），他在平静中感知骚动，在和谐中察觉矛盾，在欢乐中体验悲伤。众人皆醉他独醒，他总是在表面的美好下看到深层的矛盾与冲突。
这些被隔离的“他者”不仅感受到了城市空间上的地理隔离，更感受到了这个多元、复杂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离。都市的政治生活瞬息万变、荣辱无常，都市的人际关系也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都市词人感觉到无法真正地融入其中，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伴随着这样的心态，都市词人在词作的创作中总是流露出在都市生活中的疲倦与疏离，由此产生远离都市、回归山水田园的心理倾向。由此可见，唐宋文学对于城市的书写不仅仅是繁华盛世，文人的态度也不只是热情歌颂，在其美好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文人们在城市之中不安的心。 参考文献：
[1] 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玲，吴建华，王登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3]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4]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6] 李东雷.物的挤压与心灵的挣扎——九十年代城市小说的主題研究[J].语文学刊，2004（5）.
[7] 诸葛忆兵.性爱心理与词体的兴起[J].文学评论，2004（3）.
[8] 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9]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周邦彦撰，罗忼烈校注.清真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清真词叙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 秦斌祥.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J].美国研究，1991（4）.
[13] 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5：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 秦观撰.秦观词集[M].张璋，黄畲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15] 刘玉平，周晓琳.中国古代作家的孤独心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
作 者： 赖辰，长沙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唐宋词 都市 城市焦虑
中国诗歌的乡村意象化、抒情含蓄化、情感社会化都与乡村息息相关，但经济的发展、纸币的流通、商业组织的形成、商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繁华的都市生活等滋生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青楼瓦肆的涌现，市民阶层逐步兴起。种种变化必然会对传统的詩学思想构成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文人思想。文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质疑，个人的私情被放大。因此，词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慢慢开始以“城市”为背景，成为一种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风尚。城市的发展为词人带来新的书写内容，同时也让词人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产生更多新的焦虑和新的危机。
一、文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冲突
现实的城市空间有多种多样的面貌和内涵，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发生冲突、混合、交流。唐宋时期的城市也如帕克所言，“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身处其中的词人们就必然面临一些选择，比如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城市空间的存在，选择城市空间的哪一面表现在词作中，等等。
城市发展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即农村生产力向城市的转移。伴随着唐代中期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实行，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唐代后期农村的混乱，又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动和社会的分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人际关系向利益和金钱转移，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影响。城市文化逐步打破了人们原有的传统意识，而人们一旦接受城市文化的观念和影响，其原有的传统思想就会受到冲击，个体内部就会产生多重身份的冲突。
城市发展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文学特别是词对城市生活做出了回应。城市的崛起也为词人提供了一定的人文景观，它强有力地刺激着个体内在的欲望吁求，个人内部双重身份的冲突所带来的思想困境和精神焦虑也体现在词人的作品当中。面对同样的城市景观，词人在不同的体裁中有不同的身份认知。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面对城市活动时，在不同的文体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以上元节为例，欧阳修关于上元节的文章有《舒州灵仙观开启上元节道场青词》《兖州会真宫等处开启上元节青词》《万寿观启建上元祈福道场青词》等，这些文章无外乎都是万物复苏，新春来临，作者对于家国安宁、百姓和乐的祈祷。如“伏愿穹昊垂休，紫青降鉴。邦家锡庆，永协于泰宁，民物遂生，并臻于和乐”。但在欧阳修的诗歌中，上元节之于诗人，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感。
游豫恩同万国懽，新年佳节候初还。华灯烁烁春风里，黄伞亭亭瑞雾间。可爱清光澄夜色，遥知喜气动天颜。自怜曾预称觞列，独宿冰厅梦帝关。（《和梅圣俞元夕登东楼》）
凭高寓目偶乘闲，袨服游人见往还。明月正临双阙上，行歌遥听九衢间。黄金络马追朱幰，红烛笼纱照玉颜。与世渐疏嗟老矣，佳辰乐事岂相关。（《又和》）
在这两首诗歌当中，欧阳修一改散文中那种意气风发、为国请命、安民辅政的忠臣节士形象。面对佳节良辰，作者深感年老病衰，与世渐疏，表达出欲归帝京而又不得的伤感与无奈。与文相比，诗歌在传统儒士汲汲于仕的态度下，又多了一种迷茫与无奈。文与诗情感虽异，但其抒写角色还是符合正统儒人的身份，是经世致怀的表达，而反观欧阳修的上元节词，却是截然不然的表达。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生查子·元夕》）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缯彩，构一屏峰岭，半金空碧。宝檠银钰，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当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归得！（《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
两首词的情感虽有所不同，但其表达的程度与定位却是相同的。在《生查子·元夕》中，由今日元夜想起去年元夜之人，引起相思之苦，表达了词人爱情遭遇的伤感和痛苦。《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上元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景象以及百姓的游乐与狂欢。两首词中一个是男女恋情之词，一个是少年狂欢之词，虽然情感不同，但情感的表达都是直接的、私人化的。
总体来看，欧阳修的文、诗、词似乎有着不同身份的文体表达。在《全宋文》100卷中，欧阳修的散文一半以上都是官场应用文，还有一部分是国计民生、治国理政的议论性文章。散文中的欧阳修是一名心怀天下、治国辅政的朝廷官员，是最正统的致仕儒人。相对而言，欧诗题材广泛，有咏怀诗、送别诗、赠和诗、写景咏物诗、哲理诗等，但无论是对友人的寄赠、送别，还是宴席的唱和，都是偏向士大夫阶层的喜好，都是经过士大夫品味过滤的，立意也相对高雅。在《礼部唱和诗序》中，欧阳修也曾这样表达：“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虽滑稽鄙俚犹或不遗，而况于诗乎。古者《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此所以为贵也。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欧诗题材更加广泛，不避俚俗，但其创作的思想主旨仍是传统的儒家诗歌观念，在诗歌的表达中，欧阳修仍是一位平稳端正的士大夫。但欧阳修的词中多是诗文中没有的主题，如男女恋情、女性生活、情乐享受等。欧阳修的词只是世俗阶层的私人表达，没有外在的约束，是作者对于城市生活中个人内心最直接的表达。他不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在词中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在虚拟的情感世界里表现出另一个自我。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混合，类似于欧阳修等士人居于城市之中，开始产生了不同身份的认知。柳永、周邦彦都是词坛名家，他们的词绝大多数写俗情，而试观他们留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诗，却都写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凛然有风骨；黄庭坚、陈师道的诗绝对与女色不沾边，可他们都有艳情词。 除了城市生活导致文人身份认知的冲突外，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也会导致文人身份认知的冲突。历代文人总是以乡村为背景进行创作，或以乡村的现实生活为讽谏，或以理想的田园山水生活为依归。中国古典诗歌是乡村生活的主要载体，哪怕是以都市词为主要成就的宋代词人，也会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留下乡村的影子，他们在词与诗文的追求中自我矛盾。致力于书写都市生活、歌儿舞女的词人柳永，在词中极尽情色享乐的追求，但在他留存不多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体恤民生疾苦、想要归隐山林的柳三变，如《赠内臣孙可久》中的“厌尽繁华天上乐，始将踪迹学冥鸿”。“富贵优游五十年”的晏殊，虽然很少在诗中写过民生疾苦，但也有例外，如《建茶》“北苑中春岫幌开，里民清晓驾肩来。丰隆已助新芽出，更作欢声动地催”，就表现了乡村茶农欢快劳动的场面。同时，他在诗歌的表达上不流于浮浅，体现出人生的思考。其文《中园赋》《雪赋》《奥室铭》等也体现了作者对于闲适生活的追求。同样以婉约情深为代表的秦观，诗歌中也有很多山水田园之作，其代表作《田居四首》描写了高邮农村的田园风光，也体现了农民的苦难生活。还有，在周邦彦“言情体物”的词作之外，周诗也另有风情，他的诗歌渗透着超脱的道家精神。周邦彦的诗中随处可见对闲适隐逸生活的向往，表达了厌倦世俗名利的思想，如“岂饶蒿目忧世事，黄金绾腰埋土囊”（《晚憩杜桥馆》）、“与俗同一科，何异犬与羊”（《夙兴》）。
二、纵情后的焦虑
唐宋时期，城市生活繁荣，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享乐主义也十分盛行。“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只要个人从城市生活不自觉的广泛合作中还能找到机会，从城市生活的多种利益和任务中还能找到机会去从事自己的职业，发挥自己的特殊才智，这句话至今依然有效。”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在转向个体时，道德训诫原有的抑制作用被削弱了。利益驱动、享乐主义、世俗价值开始盛行，城市中的人们不自觉地被物质世界包围，市民沉溺于世俗的欲望当中。人们受到了物欲、权欲、情欲的冲击，纵身扎进了世俗生活，纵情风月，及时行乐，以麻痹自我，逃避现实。当物质欲望得到满足时，人们面临着“情”与“志”的精神挣扎。“由于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灼与困惑只是心灵在物化世界里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则是当一时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心灵的空虚与失落。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并不会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恰恰相反，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却丢掉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和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唐宋词对都市生活的描写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些词大都表现出一种狂放的精神状态——个性张扬、纵情享受、热烈讴歌身处的时代，表面上展现着城市的繁华和享乐，实际上恰恰掩饰了其内在的矛盾性。城市提供了多样的物品和享乐方式，却无法消除空虚，安抚心灵。在物质欲望的冲击下，人们在“情”与“志”之间徘徊不定，灵魂无所栖息，城市人总是在“孤独地流浪”。
“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都市的歌楼妓院，是催生歌词的温床”，唐末五代的《花间集》代表了都市风情词的初兴。晚唐五代，国家分崩离析，政局动荡不安，再加上传统的道德观及价值观滑坡，人们开始关注歌舞享乐、男女艳情，沉醉于城市生活的感官刺激。没有了“志”的主控，“情”就会放纵。《花间集》中闺情词和艳情词就占了一半以上，而词人在对情的狂放追求中，内心也是极度空虚与迷茫。冯延巳总是在“笙歌”中感叹“离散”，如“昨日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鹊踏枝》）、“洞房深夜笙歌散，帘幕重重”（《采桑子》）；温庭筠则在“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和“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的浓淡之间透露出丝丝伤感。
及至宋仁宗时期，都市词迎来了兴盛。这一时期，都市不再作为生活的背景，而是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都市之风光、风物、风俗成为重点。第一位大量创作都市风情词的作家就是柳永，他展开了都市风土人情的画卷。如果说唐末五代的词人创作都市词是对现实的逃避，那么北宋词人创作都市词则是对现实热情的拥抱。随着政治局面的安定、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热情地拥抱都市生活，享乐意识和侈靡之风流遍市民阶层，都市生活带来的感官刺激不再局限于男女艳情，城市的人烟繁盛、繁荣气象、热闹节序等都是词人们热情讴歌的地方。柳永仕途坎坷，流落奔波，到过很多大都市，见识了各地的繁华景象。柳永是都市文化孕育出来的浪子，他狂热地享受着城市的生活，放荡不羁的个性追求、世俗生活的审美观照、声色犬马的痴迷享受是他词作的主要内容，如“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透碧霄》）、“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长寿乐》）等。當自我意识和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人就会兼有最丰满的生存和最高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就不但不致使自己迷失在世界里，而且把世界以及它的全部现象的无限性都纳入自身里，使世界服从他的理性的统一”。柳永虽仕途受挫，但他一直积极入世，渴望功名，同样有着传统文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的《煮海歌》中，他看到了沿海百姓的苦难：“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民何苦门，安得母富子不贫。”他向朝廷也发出了关注民生、减轻赋税的谏言：“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轮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除了诗歌中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外，他的《劝学文》更是提出了学习的重要性：“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工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在柳永的诗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注民生、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正统士大夫。他在情色与志趣之间徘徊不定，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方向。
宋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也走向了顶峰，加之徽宗本身也是一反“尚俭之法”，好大喜功，追求声色享乐，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奢靡的风气。生于繁华的杭州、家庭优渥的周邦彦，年少时天性浪漫、个性不羁，经常留恋坊曲，依红偎翠，词风香软媚艳。如《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龙榆生在《清真词叙论》中说：“清真软媚之作，大抵成于少日居汴京时。” 而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却少有脂粉气，关注时政，如他著名的《汴都赋》。他还关注着国家的安全，《天赐白》《薛侯马》等都体现了周邦彦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实际上，考察周邦彦的一生，他始终是矛盾的，既蔑视世俗观念，又沉浮于声色之中。
三、被隔离的“他者”
唐宋时期，城市得到发展，传统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打破，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使得城市人口增多、规模扩大。总体来说，城市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交融、居民结构复杂、人口流动频繁的空间。以东京开封为例，根据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者帕克等人的观点，“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竞争激烈和适当选择的结果，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他们还认为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特定区域，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彼此隔离”。东京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地理上的隔离，当然这些隔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严格的城墙或是制度进行区隔，而是会经常变动。东京城有三重城墙，即政治中心的皇城、经济中心的内城、军事防御的外城，使整个东京城形成一个三重环套的向心结构。内城既是商业的中心，也是政治中心的延伸：城西是以开封府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区；城东地段则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城东马行街之东、西两巷，皆工作伎巧所居；相国寺附近之绣巷，乃绣户聚居处；城南保康门内外沿城地带均为客店，形成一个特别的居住区。城市的分工带来了各种职业以及各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城市竞争下的城市框架，也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彼此隔离的区域带。
城市发展不仅导致了地理上的隔离，更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情感上的隔离。传统城市以家族为纽带、以地方感情或文化团体为基础的“邻里”关系慢慢解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以利益和金钱的交往为转移，人们的心理距离反而可能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扩大。人口数量多、差异大、流动性强，反而使得进入城市的居民感到孤独感、漂泊感。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导致一部分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仍然以乡土为心灵依归，即韦伯所说：“城市对于其大多数的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故乡’（Heimat），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Fremde）。城市，缺乏见诸村落的组织化自治，而更加强化了它的异乡性格。”对于许多远离家乡的文人来讲，城市就是他乡，他们带着希望和憧憬来到京都实现政治理想，但身份和党派的冲突，使他们常有漂泊孤独之感，产生了流落在外的异乡心情。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之中，我们依稀可见文人的“过客”心理。周邦彦滞留汴京时，除了一些香艳软媚的狎妓词之外，也写了一些久客京华、怀才不遇的羁旅怀乡之词。如《兰陵王·柳》一词：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吐露了作者常年寓居京城的苦闷与厌倦。在汴京城中居住多年，他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反而把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在后来的党派之争中，他遭到排挤，仕途沉浮，更加深了他这种“过客”意识。翻阅他的词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倦客”“社燕”“巢燕”等词语，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他者”。
“将身世之感并入艳情”的秦观一生忧苦蹉跎，屡试不第，仕途沉浮不定。秦观的词中除了艳情之外，更有着切实的生命体验。如他的几首《望海潮》：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茄。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第一首词写到了大量越州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词人站在蓬莱阁上极目远眺，怀古思今，明白了一切功名富贵、形体容貌都是外在的虚无。于是，词人选择不为名利所累，逍遥自在，把富贵官爵都换成美酒，在远离尘世的水边尽情享乐。第二首词追忆洛阳的游乐生活，繁华还未结束，游子却渐生霜发，只剩下那颗伤痕累累、日渐沧桑的心。当黄昏远眺时，只看到栖树的孤鸦。人将到天涯，那颗曾经满怀希望的心也居无定所，不知漂泊到了何处。在面对繁华的都市，或追忆过去的游乐时，作者并未一味地享受，而是在繁华过后产生了看破一切的归隐之心，他始终无法与城市融合。
與城市隔离之后，词人就容易产生孤独。“孤独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出于求生、安全、归属等动机，人具有合群的本能要求和行为倾向，总是有意或无意、自发或自觉地生活在一定的群体（正式或非正式）之中。当社会个体成员由于某种外在力量的作用而被迫与自己所属的群体相隔离，造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物理或心理距离时，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品尝社会归属被剥夺的痛苦。”柳永的孤独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悖的孤独，他渴望功名，渴望“仙都”，渴望普通的人间温暖，渴望知己，当这一切都求而不得时，他转向了历史的长河，将宋玉当成了异代知己，发出了“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戚氏》）的感慨。晏殊的孤独是繁华看尽后的孤独，“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木兰花》），他在平静中感知骚动，在和谐中察觉矛盾，在欢乐中体验悲伤。众人皆醉他独醒，他总是在表面的美好下看到深层的矛盾与冲突。
这些被隔离的“他者”不仅感受到了城市空间上的地理隔离，更感受到了这个多元、复杂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离。都市的政治生活瞬息万变、荣辱无常，都市的人际关系也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都市词人感觉到无法真正地融入其中，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伴随着这样的心态，都市词人在词作的创作中总是流露出在都市生活中的疲倦与疏离，由此产生远离都市、回归山水田园的心理倾向。由此可见，唐宋文学对于城市的书写不仅仅是繁华盛世，文人的态度也不只是热情歌颂，在其美好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文人们在城市之中不安的心。 参考文献：
[1] 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玲，吴建华，王登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3]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4]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6] 李东雷.物的挤压与心灵的挣扎——九十年代城市小说的主題研究[J].语文学刊，2004（5）.
[7] 诸葛忆兵.性爱心理与词体的兴起[J].文学评论，2004（3）.
[8] 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9]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周邦彦撰，罗忼烈校注.清真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清真词叙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 秦斌祥.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J].美国研究，1991（4）.
[13] 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5：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 秦观撰.秦观词集[M].张璋，黄畲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15] 刘玉平，周晓琳.中国古代作家的孤独心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
作 者： 赖辰，长沙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