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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关艺术的论述核心基本大都来自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政治逻辑。格林伯格所言的“前卫”观念，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法国大革命以来，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艺术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而有关“社会参与和介入”等问题，则与19世纪后半段同时发生在德国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有关。只是这条“改造社会进而改造人类”的路径更加曲折蜿蜒——德国社民党激发了列宁的政治实践，而俄国东正教在19世纪末的普世传统将这一政治实践推升到泛世界、泛人类的“共产主义逻辑”的局面，转而通过十月革命与包豪斯理想反注入德国，最终在美国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中得到了彻底实现。
但这都并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局势与政治状况。有关当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一革命的诸多艺术观念究竟如何完成自身的当代转换，亟需从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转向中获得——在这种转换之下，不仅诞生了“观念艺术”，还诞生了“软件”与“局域网络”的技术观念。而这一艺术话语与工业话语的转换都是集中在“非物质”的层面上的。软件与互联网，作为那个时代所诞生的两项最重大发明，对我们当下的世界产生着无比剧烈的影响。
一新左派所面临的现实
通常对美国新左派研究的文献都会指出，美国新左派运动最不同于“老左派”的“新意”，在于他们对待革命的手段和方法与“老左派”完全不同：他们“反工业社会”而非“科技至上”。“认可参与式民主”而非“暴力革命”，“反宏大体系”而非“全盘方案”。
换言之，他们所面临的现实，与“一战”之后、包豪斯诞生之初的社会局面完全不同。1919年的苏联，几乎是作为人类“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由国家全面接管资本、接管经济，似乎是唯一能够解决192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方法。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共产党人活动的身影，而每一任政府也都或多或少的以国家之力来掌握经济生产。但随着“二战”前夕不同国家控制方法的彼此相异，问题的重点开始从意识形态慢慢转移。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胜利，让“福利经济”与。用国家之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始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话语系统，从意识形态问题缩减为“国家管理方法”的问题——凯恩斯的胜利，似乎比马克思的武器来得更加鼓舞人心。
方法的胜利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是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裹挟着“国家政治”的飓风比其他时代来得更加猛烈。就在“二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的比数通过决议，麦卡锡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Committee）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议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1947年，杜鲁门总统于3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这项被称为“忠诚调查令”的命令，让联邦调查局和文官委员会对所有的250万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和研究人员等进行“忠诚调查”——凡“不忠诚者”，立即强迫辞职，所有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效忠资本主义”。这一政治审查后来扩展到军队、社会各界以及私人企业，政治恐怖弥漫全国，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艺术界也不能排除在外。就在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画展上，参展的47名艺术家中18名出席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众议院听证会，其中3人被调查是否共产党员。虽然共和党旨在通过这种反文化战略来动摇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但是那些学院派的画家却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同现代绘画算账。保守派的报纸，则打起了民粹牌，揭露这些艺术家的“道德疏失”和“共产主义渗透”。
自此，从国会到报界，包括传统艺术界，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现代艺术的境外展览，在不求甚解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变成美国“二战”后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杜鲁门不太关心是否应该对现代画家表示什么支持。他立刻与展览划清界限，挖苦这些被审查的艺术家“远离画布，从远处泼油彩……如果这也是艺术，那我就是教皇了”。
一个月以后，新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更加过火，他干脆让人取消计划，没收画作。他宣布纳税人的钱绝不再用来资助任何现代艺术展览。在纽约惠特尼现代艺术美术馆的最后一次展出后，这些作品最后在1947年拍卖，为政府收回了5544美元，是最初投资的十分之一，不足它们后来售价的几百分之一。展览的发起是为了展示美国向现代开放和保护艺术家自由的面貌，它却反过来对美国国务院不利。
总之，此事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变成灾难性的自食其果。虽然在杜鲁门任期里仍然保持着艺术独立于政治的官方路线，但对于整个艺术话语以及革命话语而言，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波洛克是否曾是共产党员尚且不论，仅仅从“前卫”与“社会参与”这些概念来分析，就属于某种“真空的社会主义”观念。艺术家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狂热被改造为对墨西哥某种异国情调的热爱，包豪斯对“改造世界并改造人”的共产主义追求被改造为对“光影”、“色彩”与“人居”的科学化诉求。并且这一切都在1956年前苏共二十大的会议上受到了更加沉重的打击。
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话语，要么选择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观念，要么选择将重点转移到格瓦拉主义上去，以此才能稍微延续那些差点被赫鲁晓夫肥胖身躯压灭的革命热情。
二用非物质来摧毁物质
与其说“新左派”所面临的是“老左派”已经被宣告为无效的尴尬局面，不如说他们面临的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以自由主义替换社会主义”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是通过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话语，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完成的——对罗森堡夫妇的审判在美国历史中至今还如同一个回音。正是随着社会主义精神在美国的传播，“平等”与“自由”的对立矛盾才开始真正地显现出来。“新左派”则是在两派人再次斗争了近十年之后，才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美国的“新左派”（New Leff）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泛指一切与“老左派”（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工组织、托洛斯基分子等等）对立的左派组织和集团，其中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NCC）、“黑豹党”（BlackPanther，激进的黑人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同盟”（theYoung Socialist Alliance，简称YSA）、“美国杜波依斯俱乐部”（the Dubois clubs of America）等等。此外各类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集团和个人如嬉皮土（hippy）等也被纳入“新左派”的范围之内。在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左派”组织当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下缩写为SDS）。SDS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校际社会主义社会”（l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简称ISS），该组织1930年改名为“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 StudentLeague for lndustrial Democracy，简称SLID），1959年又改名为SDS。SDS的成员最初主要集中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不久以后开始向全国发展。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执安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
就好像在所有关于“斗争路线的分歧”中都拥有“左、中、右”一样，在“新左派”内部也存在着这种分裂与矛盾。相对于“老左派”的现代主义艺术与“自由派”的抽象表现主义，“新左派”所对应的恰好是三种几乎同时出现的艺术风格——激浪派、极少主义与波普艺术。并且与“新左派”一样，1960年前后盛行的这三种艺术流派也与其产主义的传播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激浪派与包豪斯传统密不可分：极少主义则将自己的传统与马列维奇捆绑在一起；波普艺术则用反讽的普遍性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他们用现成品、现场图像及粗糙感来刺激观众的神经，这种表面化的“杜尚主义”背后则是种自杀袭击式的艺术革命。
这只是路线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在如何重新评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来的各种价值，乃至整个60年代的话语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即是“用非物质的方式”来消灭物质对人的迫害。这意味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在新左派那里彻底丧失了。他们反对武器，反对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一切商品对人的压迫。他们看似重新高举了“反对商品拜物教”的旗帜，但事实上却比这种反对走得更远。
但是，尽管反工业社会，但该不该反科学7这一问题背后所揭示的矛盾，正是在全民观看“登月计划”之后，“新左派”阵营所发生彻底分裂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从“新左派”中彻底背反而出，嬉皮土运动也开始坚决作别“新左派”的“左”的理念。“生活朋克”成为反对工业社会最为坚决的力量，而“技术朋克”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技术与财富积累的社会明星。从互联网发展之初高精尖技术人员与乌托邦精神的矛盾，直至今天大数据计算与数据壁垒的矛盾，精英化的国家技术管制与非暴力的游行运动，都与这次分裂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然问题的核心也并不只是对工业社会的诸多不满，问题还指向了那个时期精神分析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的诸多社会理论之中，有关人的假设问题，有关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都是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演进的。如何判断精神分析主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乃至澄清当下技术与艺术所依附的“人之假设”的基本模型，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当代艺术才完成了自身的话语转向，当代政治才完成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二者的转向之后，当代技术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80年代中期最终建立了新的政治、资本与技术体系。
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梳理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只是美国的问题。那些被誉为“先锋”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其个人也同样在1970年前后开始经历彻底的变革——知识考古学、解构主义就此诞生，德勒兹也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但限于篇幅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有关哲学的问题。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置到美国1967年所经历的诸多变化，并从艺术的角度来一一梳理“新左派”的覆灭与观念艺术诞生这一特殊时刻的普遍含义。
三反工业社会的非物质情结
今天再次回首常被称为“嬉皮士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时，映入眼帘的常常是草地上的酒精、长袍、摇滚、蓬乱的头发，以及填满双眼的大麻色。但事实上，“嬉皮士运动。的出现要比“美国新左派运动”晚一些。后者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前者尚未彻底举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时就已经开始了。嬉皮士是“新左派”运动与当时翻天覆地的学生运动的一个结果。只是到70年代之后，这个群体已经从学生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任何想要摆脱“社会桎梏”的人都可以投入嬉皮士的拥抱。
尽管他们成为主流的时间要出现得晚一些，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体的“新左派”运动而言，他们所高举的“直觉与解放”仍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口号。用哲学家安·兰德的话讲，“新左派”并不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换言之，这种个性的解放是伴随着对“非物质”的口号而进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斗争最终是物质的斗争，世界的运动也是随着对物质的生产而展开的。但也恰恰由于理论对这种“物质性”的依赖，由于理论需要通过物质的生产、组织来归纳和证明自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一并进入对科学与技术的竞赛和争夺之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在这五年之中并未在他们心中散去。
用对“物质”的管理、控制、生产、分配来完成“人的解放”是完全靠不住的。这是“新左派”理论的起点——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作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事实上在“如何将社会改造得更加符合物质生产、符合工业需要”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同样作为“新左派理论导师”的马尔库塞，也是从这一点来论证当代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的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融合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观点。他并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从人潜在的心理因素逐渐推论到人的解放。他在出版于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把“人”的概念，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这一点，继承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他认为，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的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向社会。
从这一理论根源之中，“新左派”找到了自身“非物质性”、“反物质性”的根源。但与青年马克思乃至无政府主义者们对物质的反对不同，他们对物质的看法“既怀疑又亲近”——怀疑的是这一物质背后是否存在着由不公的制度所带来的剥削，亲近的是只有在这些物质被极大化的生产之后，才会迎来人性的全面解放。
换而言之，新左派所反对的“异化”不是由资本主义的特性所带来的“绝对危害”，所反对的“物质性”也不是由社会主义的正义所带来的“绝对正确”。与其说是异化。不如说是人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而过度依赖与物质生产所造成的局面。
但这都并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局势与政治状况。有关当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一革命的诸多艺术观念究竟如何完成自身的当代转换，亟需从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转向中获得——在这种转换之下，不仅诞生了“观念艺术”，还诞生了“软件”与“局域网络”的技术观念。而这一艺术话语与工业话语的转换都是集中在“非物质”的层面上的。软件与互联网，作为那个时代所诞生的两项最重大发明，对我们当下的世界产生着无比剧烈的影响。
一新左派所面临的现实
通常对美国新左派研究的文献都会指出，美国新左派运动最不同于“老左派”的“新意”，在于他们对待革命的手段和方法与“老左派”完全不同：他们“反工业社会”而非“科技至上”。“认可参与式民主”而非“暴力革命”，“反宏大体系”而非“全盘方案”。
换言之，他们所面临的现实，与“一战”之后、包豪斯诞生之初的社会局面完全不同。1919年的苏联，几乎是作为人类“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由国家全面接管资本、接管经济，似乎是唯一能够解决192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方法。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共产党人活动的身影，而每一任政府也都或多或少的以国家之力来掌握经济生产。但随着“二战”前夕不同国家控制方法的彼此相异，问题的重点开始从意识形态慢慢转移。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胜利，让“福利经济”与。用国家之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始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话语系统，从意识形态问题缩减为“国家管理方法”的问题——凯恩斯的胜利，似乎比马克思的武器来得更加鼓舞人心。
方法的胜利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是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裹挟着“国家政治”的飓风比其他时代来得更加猛烈。就在“二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的比数通过决议，麦卡锡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Committee）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议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1947年，杜鲁门总统于3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这项被称为“忠诚调查令”的命令，让联邦调查局和文官委员会对所有的250万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和研究人员等进行“忠诚调查”——凡“不忠诚者”，立即强迫辞职，所有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效忠资本主义”。这一政治审查后来扩展到军队、社会各界以及私人企业，政治恐怖弥漫全国，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艺术界也不能排除在外。就在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画展上，参展的47名艺术家中18名出席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众议院听证会，其中3人被调查是否共产党员。虽然共和党旨在通过这种反文化战略来动摇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但是那些学院派的画家却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同现代绘画算账。保守派的报纸，则打起了民粹牌，揭露这些艺术家的“道德疏失”和“共产主义渗透”。
自此，从国会到报界，包括传统艺术界，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现代艺术的境外展览，在不求甚解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变成美国“二战”后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杜鲁门不太关心是否应该对现代画家表示什么支持。他立刻与展览划清界限，挖苦这些被审查的艺术家“远离画布，从远处泼油彩……如果这也是艺术，那我就是教皇了”。
一个月以后，新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更加过火，他干脆让人取消计划，没收画作。他宣布纳税人的钱绝不再用来资助任何现代艺术展览。在纽约惠特尼现代艺术美术馆的最后一次展出后，这些作品最后在1947年拍卖，为政府收回了5544美元，是最初投资的十分之一，不足它们后来售价的几百分之一。展览的发起是为了展示美国向现代开放和保护艺术家自由的面貌，它却反过来对美国国务院不利。
总之，此事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变成灾难性的自食其果。虽然在杜鲁门任期里仍然保持着艺术独立于政治的官方路线，但对于整个艺术话语以及革命话语而言，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波洛克是否曾是共产党员尚且不论，仅仅从“前卫”与“社会参与”这些概念来分析，就属于某种“真空的社会主义”观念。艺术家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狂热被改造为对墨西哥某种异国情调的热爱，包豪斯对“改造世界并改造人”的共产主义追求被改造为对“光影”、“色彩”与“人居”的科学化诉求。并且这一切都在1956年前苏共二十大的会议上受到了更加沉重的打击。
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话语，要么选择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观念，要么选择将重点转移到格瓦拉主义上去，以此才能稍微延续那些差点被赫鲁晓夫肥胖身躯压灭的革命热情。
二用非物质来摧毁物质
与其说“新左派”所面临的是“老左派”已经被宣告为无效的尴尬局面，不如说他们面临的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以自由主义替换社会主义”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是通过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话语，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完成的——对罗森堡夫妇的审判在美国历史中至今还如同一个回音。正是随着社会主义精神在美国的传播，“平等”与“自由”的对立矛盾才开始真正地显现出来。“新左派”则是在两派人再次斗争了近十年之后，才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美国的“新左派”（New Leff）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泛指一切与“老左派”（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工组织、托洛斯基分子等等）对立的左派组织和集团，其中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NCC）、“黑豹党”（BlackPanther，激进的黑人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同盟”（theYoung Socialist Alliance，简称YSA）、“美国杜波依斯俱乐部”（the Dubois clubs of America）等等。此外各类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集团和个人如嬉皮土（hippy）等也被纳入“新左派”的范围之内。在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左派”组织当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下缩写为SDS）。SDS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成立的“校际社会主义社会”（l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简称ISS），该组织1930年改名为“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the StudentLeague for lndustrial Democracy，简称SLID），1959年又改名为SDS。SDS的成员最初主要集中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不久以后开始向全国发展。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执安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
就好像在所有关于“斗争路线的分歧”中都拥有“左、中、右”一样，在“新左派”内部也存在着这种分裂与矛盾。相对于“老左派”的现代主义艺术与“自由派”的抽象表现主义，“新左派”所对应的恰好是三种几乎同时出现的艺术风格——激浪派、极少主义与波普艺术。并且与“新左派”一样，1960年前后盛行的这三种艺术流派也与其产主义的传播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激浪派与包豪斯传统密不可分：极少主义则将自己的传统与马列维奇捆绑在一起；波普艺术则用反讽的普遍性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他们用现成品、现场图像及粗糙感来刺激观众的神经，这种表面化的“杜尚主义”背后则是种自杀袭击式的艺术革命。
这只是路线上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在如何重新评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来的各种价值，乃至整个60年代的话语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即是“用非物质的方式”来消灭物质对人的迫害。这意味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在新左派那里彻底丧失了。他们反对武器，反对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一切商品对人的压迫。他们看似重新高举了“反对商品拜物教”的旗帜，但事实上却比这种反对走得更远。
但是，尽管反工业社会，但该不该反科学7这一问题背后所揭示的矛盾，正是在全民观看“登月计划”之后，“新左派”阵营所发生彻底分裂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从“新左派”中彻底背反而出，嬉皮土运动也开始坚决作别“新左派”的“左”的理念。“生活朋克”成为反对工业社会最为坚决的力量，而“技术朋克”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技术与财富积累的社会明星。从互联网发展之初高精尖技术人员与乌托邦精神的矛盾，直至今天大数据计算与数据壁垒的矛盾，精英化的国家技术管制与非暴力的游行运动，都与这次分裂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然问题的核心也并不只是对工业社会的诸多不满，问题还指向了那个时期精神分析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的诸多社会理论之中，有关人的假设问题，有关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都是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演进的。如何判断精神分析主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乃至澄清当下技术与艺术所依附的“人之假设”的基本模型，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当代艺术才完成了自身的话语转向，当代政治才完成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在这二者的转向之后，当代技术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80年代中期最终建立了新的政治、资本与技术体系。
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梳理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只是美国的问题。那些被誉为“先锋”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其个人也同样在1970年前后开始经历彻底的变革——知识考古学、解构主义就此诞生，德勒兹也开始在哲学界崭露头角。但限于篇幅问题，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有关哲学的问题。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置到美国1967年所经历的诸多变化，并从艺术的角度来一一梳理“新左派”的覆灭与观念艺术诞生这一特殊时刻的普遍含义。
三反工业社会的非物质情结
今天再次回首常被称为“嬉皮士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时，映入眼帘的常常是草地上的酒精、长袍、摇滚、蓬乱的头发，以及填满双眼的大麻色。但事实上，“嬉皮士运动。的出现要比“美国新左派运动”晚一些。后者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前者尚未彻底举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时就已经开始了。嬉皮士是“新左派”运动与当时翻天覆地的学生运动的一个结果。只是到70年代之后，这个群体已经从学生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任何想要摆脱“社会桎梏”的人都可以投入嬉皮士的拥抱。
尽管他们成为主流的时间要出现得晚一些，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体的“新左派”运动而言，他们所高举的“直觉与解放”仍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口号。用哲学家安·兰德的话讲，“新左派”并不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换言之，这种个性的解放是伴随着对“非物质”的口号而进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斗争最终是物质的斗争，世界的运动也是随着对物质的生产而展开的。但也恰恰由于理论对这种“物质性”的依赖，由于理论需要通过物质的生产、组织来归纳和证明自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一并进入对科学与技术的竞赛和争夺之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阴影，在这五年之中并未在他们心中散去。
用对“物质”的管理、控制、生产、分配来完成“人的解放”是完全靠不住的。这是“新左派”理论的起点——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作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事实上在“如何将社会改造得更加符合物质生产、符合工业需要”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同样作为“新左派理论导师”的马尔库塞，也是从这一点来论证当代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的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融合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观点。他并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从人潜在的心理因素逐渐推论到人的解放。他在出版于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把“人”的概念，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这一点，继承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他认为，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的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向社会。
从这一理论根源之中，“新左派”找到了自身“非物质性”、“反物质性”的根源。但与青年马克思乃至无政府主义者们对物质的反对不同，他们对物质的看法“既怀疑又亲近”——怀疑的是这一物质背后是否存在着由不公的制度所带来的剥削，亲近的是只有在这些物质被极大化的生产之后，才会迎来人性的全面解放。
换而言之，新左派所反对的“异化”不是由资本主义的特性所带来的“绝对危害”，所反对的“物质性”也不是由社会主义的正义所带来的“绝对正确”。与其说是异化。不如说是人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而过度依赖与物质生产所造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