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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国学运动以“整理国故”而开展，郭沫若反对普遍地提倡“整理”，亦反对夸大国学的价值。在他的观念中，国学研究即等同于考据，而且以为中国学问中某些史料考证的困难问题，有赖于中国学者自己解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重点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他以历史唯物主义新史观的批判性和以国学考据对史料辨析的实证性相结合而形成自己的学术特点。其新的学术成果，不仅为四川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而且大大推动了国学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