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刊登的周振鹤先生所撰《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一文后，颇有感触。诚如周先生所说，王氏《十七史商榷》一书“说对了的地方，治史者多半均能悟到，至说错之处在在皆是，误人不浅”。不过周先生说王氏的“盛名多半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又说他“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笔者就不敢苟同了。
　　其实，抛开人品，就事论事，王氏的文章实在是写得不错，就拿《十七史商榷·序言》来说吧，我就很爱读，以为说尽学者读书之甘苦，吹牛固然不是本事，但若能吹得别人相信，这恐怕得算本事。至于王氏爱“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这固然由其天性如此，又缺乏修养(陈垣《史源学杂文·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很不足为训，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作用：维护学术尊严。毕竟王氏指责人时虽多，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时却少。
　　记得《随园诗话·补遗》卷七曾记有这么一则故事：说郭频伽自作诗二首，教袁枚书于其小照上，袁氏欣然以命。郭又以此例求之于姚鼐，姚怒其无礼，移书嗔责。时人评价说：“二先生皆是也。无姚公，人不知前辈之尊；无随园，人不知前辈之大。”
　　现在我们有些学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甚或有的人把学问当成婊子，以为谁都可以搞。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象王鸣盛这样的人太少的缘故啊。
　　自大的学者多了，自尊的学者少了，这其实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