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1岁的张正权完成学业，从日本返回上海。因为未婚妻谢舜华不幸去世，他悲伤难抑。一时想不开，就跑到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名大千。虽然削了发，但尚未受戒。
　　做了和尚，就要遵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张大千日日修行，仍有一些疑惑未解，就想向宁波观宗寺声望很高的谛闲法师求教。于是，张大千一路化缘，从松江到了宁波。历尽磨难，终于見到了谛闲法师，从此天天跟着法师参禅悟道，修为精进不少。
　　
　　谛闲法师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弟子，定于腊月初九给张大千举行烧戒大典，他要亲自给张大千剃度。日子一天天临近，张大千的心却一天天慌乱起来，对自己是否要当一辈子和尚产生怀疑。凡心未退，又不想烧戒了。怎么办？张大千就想说服谛闲法师，取消烧戒仪式。
　　腊月初七，张大千和谛闲法师关于烧戒展开了一场辩论。张大千侃侃而谈：“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法师驳斥他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张大千自负地问：“我是一匹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答。
　　当时，谛闲法师已是七十多岁高龄，张大千才二十刚出头。辩论时，一个很有耐心，另一个不免少年气盛。张大千又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张大千一句：“强词夺理！”争辩了一夜，张大千也没有说服法师，结论还是烧戒。张大千越想越怕，到了初八日，便与谛闲法师不辞而别，悄悄溜出了观宗寺。
　　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得道的高僧，多了一个画坛奇才。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