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军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从1999年正式开启中日韩合作进程以来，中日韩三国的紧密合作，对于推动东亚国家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脱胎于10 3合作，使得中日韩合作从建立之初就超越了三边合作范畴，而具有了地区意义。
　　中日韩合作一路走来，过程实属不易。有时要面对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有时则要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合作进程也常因双边政治、安全纷争而被迫中断。但中日韩合作却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在危急关头，三国总能把握住合作的大方向，推动合作向前发展。
　　经济相互依存是这种韧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来源。截至2020年，中日韩三国GDP占全球24%，相互间贸易占全球18.6%，分别比1999年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20年来，三国贸易额增长近6倍。从数据变化不难看出，尽管三国间存在政治、安全分歧，但经济发展和相互依存度仍不断发展和深化，这无疑得益于中日韩三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认知以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三国可以排除障碍，致力于经济合作，并促使经济“压舱石”效应得以持续发挥作用。2020年底，RCEP的签署使得三国间先于中日韩自贸区，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充分证明了三国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三边层面，只有站得更高，才能超越三国间的分歧和矛盾，在推动实现地区和全球福祉的过程中提升三国合作，增进三国人民福祉。
　　“以民促政”是中日韩合作进程在困境中得以持续的又一法宝。中日韩三国山水相连，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人文交流源远流长，构成了三国合作深厚的人文基础。每当官方交流面临困难或停滞时，民间交往总能为三国合作创造空间和机会。民间交往对于三国合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笔者长期从事中日韩智库合作，2015年由中日韩外长会议批准成立的“中日韩思想库网络”，正是寻求在官方进程遇到困难时发挥民间交流渠道的作用。在工作过程中，无论是针对某一问题的争吵，还是共同倡议推进某一项合作，笔者都深深感到共同文化价值观对于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主义进程受阻，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中日韩三国合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外形势。作为本地区和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韩更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9年，在中日韩合作20周年之际，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布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从加强战略政治互信到维护持久和平安全，从完善三边制度合作到加强地区和全球层面沟通协调，从推动科技创新到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为三国合作指明了未来方向，而且规划了具体路径，充分展现出三国对未来合作的信心和雄心。
　　面向未来，中日韩合作仍充满活力和潜力。三国应在国际秩序塑造、区域治理以及机制化建设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于危机中寻先机，推动三国合作迈上新台阶。
　　第一，推动多极化进程，缓解中美竞争对三国合作带来的挑战。全球多极化进程仍有巨大生命力，积极主动塑造和推动多极化进程，对本地区的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为中日韩合作创造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
　　第二，坚持以互利合作为抓手，深耕地区治理。地区治理有两种主要模式：一体化治理模式和议题治理模式。两种模式互有区别，又互有交叉，相互促进。例如，在众多东亚一体化合作架构中，都规定了优先合作领域和议题;在中日韩合作这种议题治理模式中，也逐步加入了地区一体化的考虑。无论哪种模式，以互利共赢为指导原则，积极推动经济一体化以及务实合作，是不断深化地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并可以缓解因为政治安全分歧而对三国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三，不断完善机制化建设，确保中日韩合作的可持续性。中日韩合作已经建立了各领域较为完善的务实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应在两個方面继续完善制度化建设。一是推动建立地区和热点问题危机管理机制，形成符合本地区现实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及规范认同，避免因双边危机影响三边合作。二是三国政府应加强对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授权，使其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更大协调作用，特别是强化秘书处制度中心的作用，确保三国合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宫本雄二

　　日本前驻华大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佐治亚州担任日本驻亚特兰大总领馆总领事时，曾在当地的日本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报道称，当地日裔、华裔、韩裔美国人之间结婚的人数正在增多。在美国这片异文化的土壤上，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最终还是会成为一家人。而反观当时的东亚，互为邻国的日中韩依然未能处理好彼此的关系。能在异国他乡组建起家庭的人，回到故乡反而会互生嫌隙，实为一大憾事。唯有日中韩三国合作方能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1999年11月，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期间，在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提议下，日中韩三国首脑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方在10 3框架内的合作。然而，此后的合作进程并不顺利。
　　2008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日中韩领导人会议成为了关键突破口，打造了促成三国领导人会面的专属平台。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当时却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决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国领导人对话的规格之高。更为特别的是，会议举办地就在我的家乡福冈，会场设在九州国立博物馆。作为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我有幸亲眼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会面。
　　三国约定会议每年举办一次。为了确保会议决定顺利落实，于2011年正式设立日中韩合作秘书处。在三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三国合作机制。此后，按照三国领导人的共同决议，三国合作不断结出累累硕果。尽管三国关系历经风云变幻，各方始终坚持维护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 　　除了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之外，三国间还设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各国首脑会面对于维护国家关系、加强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三方一致同意定期会面，这项约定也需要三方共同遵守。其中，安保领域的工作尤为受到重视，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诸多领域的工作也在不断加強。人口老龄化也是三国共同面临的课题。当前，多个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已经启动，与事务工作会议、民间交往、青少年交流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交相辉映。这些形态丰富、脚踏实地的工作都在为构建稳定的三国关系拓宽道路、筑牢基础。
　　2019年第八次日中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日中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作为对亚洲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中日韩应加强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广泛问题作出积极和应有的贡献。会上还就多个具体合作事项达成一致。当前，东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新形势。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必须要开展合作的领域，更要继续加大合作力度。只要我们加强合作，就必定能做出成果，惠及三国民众。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重视合作的意义与价值。由此可见，2019年的日中韩领导人会议成果为三国合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迎来巨大转折期。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行动。人类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应置身事外，一味批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而是应当凭借我们自身的努力，专注做好我们认为对的事，为世界树立典范，努力将世界引领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此事应始于东亚，而日中韩三国必定要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日中韩三国合作已经具备了稳固的基础。如今，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共同的理念和原则，使之更加强大。这项工作看似不易，实则并非如此。联合国宪章已经对国际合作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作出了规定。能否让理想变为现实，则要考验日中韩三国的智慧与勇气。
　　为此，我们需要营造更加良性的日中韩关系。这既是互信的问题，也是互敬的问题。邻居可以选择，而邻国不能搬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竭尽所能地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竭尽所能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了解对方，尤其需要秉持公正、谦逊的态度。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衷心希望日中韩三国都能更加积极致力于了解真实的彼此，对彼此满怀敬意，尤其要在三国民众间构筑起坚实的互信关系。
　　衷心祝愿日中韩三国关系在下一个十年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丁相基

　　韩国外交部前东北亚合作大使
　　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斐然。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中，中日韩开启合作进程。三国认识到，地区内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低，而对美国等地区外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中日韩都是亚洲的重要国家，为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三国就提高相互依存度、推进合作方面达成共识。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等三国领导人高瞻远瞩，认为历史和领土问题不应阻碍三国合作，并启动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1999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期间，首次举行早餐会。此后，三国领导人又举行了两次早餐会。2002年11月，10 3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举行，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2008年12月，首次在10 3框架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举行，这为三国合作的机制化与务实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9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三国就设立常设合作秘书处达成共识，并签署了有关协议。2011年9月1日，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在首尔正式成立。
　　2019年12月，三国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三国领导人会议未能在韩国举行，今年是否举行也尚未确定。
　　22年来，三国领导人会议议题内容丰富、交流深入，三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并发表了三个重要文件——
　　2003年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的共同文件，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目标、愿景、原则、合作机制、合作领域等多项内容。该宣言内容丰富，加强裁军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三国未来合作内容;
　　2010年5月，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韩国举行，并发表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
　　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三国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韩两国对此表示抗议，原定于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未能如期举行，三国合作首次遭遇挫折。2013年和2014年，因中日、韩日间领土和历史问题争端升级，中日关系、韩日关系恶化，三国领导人会议未能举行。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在韩国再次举行，宣布三国合作全面恢复。但之后的合作仍遇到了许多坎坷。由于2016年韩国国内问题和中韩关系遇冷，2017年韩日关系恶化，三国领导人会议连续两年未能举行。
　　三国合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在三国关系中逐步积累了合作经验，并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了“小多边”合作机制，为东北亚地区未来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中日韩三国合作实现了机制化，如成立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并且三国在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传统议题以及环境、能源、老龄化等共同关心的领域。
　　但是，要进一步推动三国合作，仍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第一，历史和领土问题影响双边关系，但三国合作不应受双边关系的干扰。从一开始，三国合作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建立互信，并为此开展人员和经贸交流。因此，即使双边关系存在矛盾，三国领导人会议也应像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年度会议一样持续举行。
　　第二，中日韩都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外交政策容易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各国应努力改善国民对三国合作必要性的认识。同时，还需要重视与媒体的合作以及对未来一代的培养。
　　第三，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成立已有10年，三国应该强化扩大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作用和功能，赋予秘书处更多主动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为此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
　　中日韩合作对实现中日韩三国，乃至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三国能珍惜迄今为止取得的合作成果，调整利害关系，从大局出发，为三国合作凝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