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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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万衣;明代士大夫;政治生态;仕宦生涯
  万衣(1518—1598),字章甫,号浅源,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云南曲靖道副使、福建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隆庆初罢官回乡,著有《万子迂谈》8卷。清修《明史》无万衣传。《明实录》有关记载4处,皆简略,清代地方志与当代江西人物志书中亦语焉不详,或有误载。1九江万氏是明代后期出现的多个科举家族之一,万衣为该家族首名进士,一生治学、从政、治家,体现儒家士大夫浓厚的家国情怀。他的仕宦经历,亦能反映晚明政治生态环境的真实状况。因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考察万衣其人,兹试论述如次。

一、不畏权贵秉公执法


  万衣于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时年24岁。据同时代人李维桢为之所作《墓志铭》记载,万衣先世为宋翰林学士,其后迁至九江。其父“羡于财而好施”,于灾荒之年救济乡里饥饿之人,因此得里人祝福,夫人“遂有身”。铭称,万衣孩童时已不同凡响。7岁受学于塾师沈仁之,颇得所授。10岁时逢督学考试子弟,得中头名。入学为诸生时,深得督学赏识。
  万衣中进士后,观政刑部,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严嵩以礼部尚书入为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务,嘉靖二十三年(1544)为内阁首辅。其后,严嵩长期把持朝政,任其子严世蕃和赵文华等操纵国事,打击异己官员。嘉靖二十四年(1545),万衣任职刑部山东清吏司,有白莲教“妖人”当被治罪,严世蕃“受其贿”出面请托,万衣拒绝。当时万衣上司刑部侍郎刘某出面说项,劝其“再审之”。2万衣正色回答:“相国子何所从妖人往还?宜对鞫。”刑部侍郎为之语塞。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京师频发地震,万衣上《应诏陈言疏》,建言皇帝“急修省以弥灾变”。4言辞恺切,不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万衣升为员外郎,任职四川清吏司。次年,迁湖广清吏司郎中,管辖“金吾狱”事。当时有蔡百户者,殴人致死,按律应当检尸。锦衣卫督师陆炳有宠于嘉靖皇帝,骄横跋扈。5他以百户为其下属,派人嘱咐免检。万衣不听,事下兵马司,取证明审,蔡百户因此恐惧,投井死。陆炳大怒云:“奈何死吾属?”万衣回复:“若不能率属,致杀人,罪一;不能正杀人者罪,罪二;鬻狱而令狱不竟,罪三。”6陆炳听后气馁,只得作罢。后来又有锦衣卫中人犯案,万衣仍是探明真相,依法断案。陆炳怀恨在心,在次年考察官员时,到吏部尚书那里去中伤万衣,未成。由此万衣清正名声更高。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朝廷派万衣到湖广恤刑。8考虑到那里距离自己家乡不远,万衣特地事先写信禁止家人请托传递。当时有盗贼以黄金投送其表亲家,万衣得知后,将黄金交给黄梅县令。待他到达楚地,立即拿讯投送黄金之人,令其服罪。因此,“楚官吏士民相戒,无复造请矣”。9他在楚地平反众多,考绩时列为上等。
  时人对万衣刑部任官业绩,颇有好评。“后七子”中,李攀龙、徐中行均与之为刑部同官。二人曾“抵掌论天下士”,“至推第同舍郎,则亹亹章甫云”。对于万衣拒绝“中贵人”说情,“持法不易”,李攀龙谓“仅此已心异之”。徐中行评價万衣:“章甫为人廉辩,盖斤斤自好者。其法律在司寇有余,而持论务大体,不欲阿当世,故当世亦莫能援芘之。”10万衣自己后来说:“当其时,严、陆虐焰,谁敢有忤之者?生且倔强不为夺。”11他有《送何勋部谪江州别驾》诗,内云:“风流佐郡复何求,直道如今却罕俦。”12身在官场,他了解当时流行风气,只是不愿意同流合污。

二、治理边陲御倭建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万衣出为云南曲靖道副使。对此,徐中行曾明确指出,由于万衣秉公执法,不阿权贵,所以他在刑部接近10年,多次应升迁而不得,最后被派往云南曲靖道任兵备副使,是严氏的故意排挤。然而万衣不以为意,他在青年时即有班马志向,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曾对徐中行说:“嗟乎!士业已倍亲而仕,当激昂坐云台,为主上効一二,不则从傅介子、班仲升立功异域,姓名竹帛间。安能郁郁俛仰局促,事刀笔为也?”1此番远任边陲,徐中行深为万衣抱屈,同时因为了解万衣的抱负,也为其夙愿得以实现而庆幸:“章甫才不中州乎?乃竟炎徼外且万里也。虽然,今而得竟如夙所语,幸甚!”
  云南曲靖府战略地位重要。“曲靖为三迤门户,全滇襟喉;亦资孔、黔西之尾闾,即曲靖之口门也。宣威州,距府城二百三十里,州北倘荡、可渡桥一路,山箐险峭,直当川、黔之冲。州南炎方、松林通白水站,为滇黔往来大道,府东北之要害也。寻甸州,西近省城,距府城一百三十里,北至东川、昭通,直趋四川,东南关索岭为入滇扼塞之区,西北七星关为入川险隘之所,府西之要害也。一府所属皆夷民,种类不一。”3明初,曲靖府发生过影响很大的乌蛮首领反叛,整个川、滇、黔相连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史载:“曲靖苗民杂处,时有骚动,调剂安堵,不复为患。”4万衣到任后,竭力调整,安抚地方秩序。经过3年治理,“枹鼓不鸣”,5地方乂安。嘉靖三十三年(1554),明朝平定宾川事件,万衣参与运筹,最终“盗化为良”,“夜户或至不闭”,地方士绅为建碑以记之。6万衣官场中的同道之一,同在刑部任官的明朝文坛后五子之一魏裳,有《万章甫兵宪滇中》诗云:“仙郎拥传出燕关,开府西南控百蛮。万里烟涛青雀舫,千秋词赋碧鸡山。主恩题柱云霄上,时难论兵天地间。春到昆明怀汉苑,几回鸣玉共朝班。”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万衣从云南曲靖道副使任上“转参闽中政”。“崎岖万余里也,至仲冬始抵闽,分闽之福、兴、泉、漳四郡守焉”。此正值倭寇初侵福建。“当是时,寇从浙之温台转掠福宁之三沙。三沙之东隔洋为罗源,稍南为连江,皆福之属也,去会省才六七十里耳。”到达福建第二天,万衣就得到命令前往罗、连。当时倭寇在三沙洋中,本可围困,无奈闽兵承平日久,怯不敢进。万衣一方面以计使倭兵退出连江一带,另一方面及时修缉城垣。次年三月,万衣到莆田,不久倭寇再犯福州。福州距离莆田约300里,而莆田城门口拥积数万人,难以出入。万衣“整兵八百有奇”,分守四门,使人众分左右出入,得以疏通。“郡县官犹虑贼来,令城中人尽登城,昼夜守”。万衣认为,敌在300里外而我尽数昼夜登城,敌来将疲惫难以应敌,免除百姓日夜上城把守。百姓为之欢呼,士人“为作舆诵篇”   倭寇退后,万衣被派到京“入贺万寿”,等他再回到福建,已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他刚到漳州,就接到兴化、泉州连番警报,倭寇出掠驿道,阻断了交通。万衣急趋泉州,晓谕同安县令集乡兵数百人守御。随后他在康店驿遭遇倭寇,立即在北山扎营,“裂衫为旗,斩竹为竿”,聚集千余人,燃烛布置疑兵。当夜,他只带随从几人从小道赶往泉州。又因“兴化报尤急”,从泉州前往兴化。在莆田,他登城视兵,见皆老弱之人,于是出重金募丁壮跟随他守城,莆田城得以保存。倭寇再攻莆田时,万衣在城东门楼上看到“贼众如蚁,几数万”,并且发鸟铳攻城。他急召勇士十几人缒城纵火,同时在城上督兵坚守。倭寇攻城不下,次日撤走。1史载:“时倭犯兴化告急。衣夜从间道趋莆中,搜千金买死士,各执械登陈,更设奇兵待之。俄而贼薄城下,守者鼓奋,奇兵忽出,斩首无算,而莆以平。莆人至今尸祝之。”2这边倭寇刚退,那边省城告急,万衣又急还省城,集议分兵,晓谕地方官出仓粮,发兵船输送,以助战事。《闽书》云:“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薄城下。既去,分守参政万衣增腰墙,砌垜子,稍阔之。”3《莆田县志》载:“嘉靖己未,分守万衣始议移于城外,将内地召殷实户出银承买,增筑城垜。”4当时他以重金厚赏,选工匠增筑莆田城,使之成为重镇。
  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万衣因母丧回乡。嘉靖四十一年(1562)回朝后,先任官湖广,不久出任福建按察使。万衣年底到崇安,听说莆田城已失陷,感慨道:“嗟乎!予三守莆,莆城皆敝坏甚,乃得不陷。今城完乃陷,此其故何邪?此其故何邪?”5到次年正月,兴化的倭寇尚未退去。为了消灭福建的倭寇,明朝调遣戚继光再次入闽,分路进兵,收复了平海卫。其间万衣与同僚以500人守省城,出奇兵埋伏在岭下迎战,又出兵3000人为左右翼登于岭上,“贼大溃,斩获甚众”。6因此战功,他得到了朝廷的赏赐。谭纶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初十日中向朝廷汇报四月捷音:“倭贼五百余徒,突至北岭,逼近省城,左布政使曾于拱、按察使万衣督遣浙兵胡世等五百名前去截杀,斩获首级二十颗。余贼星夜退遁连江地方去讫,未敢近薄省城……”7《明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七月,巡抚福建都御史谭纶以四月中平海大捷闻,“因叙诸臣功,以继光居首,显、大猷次之……而二司府县等官万衣等之给饷纪功,屯兵分守,均宜叙录……得旨:天地宗庙垂佑,八闽底宁,各官协谋戮力,功实可嘉……衣等十二人各五十两。”
  万衣以文臣而预武事,在关键时刻能以超人的胆识与智慧,力保莆田城和北岭,御倭之功不输于武将。此外,他对于兵制和兵法,也有独到的见解,见于《万子迂谈》卷三《兵制》,《兵论上》《兵论中》《兵论下》。他的军事思想在闽海抗倭中得到了实践。

三、救荒兴革治理有方


  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万衣由福建按察使迁为湖广右布政使。布政使全称承宣布政使,从二品,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明洪武九年(1376)撤销行中书省,以后陆续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1人,为一省行政长官。在任上,万衣突出的理政事迹,一是救荒均平,二是景王朱载圳身死国除的善后。
  万衣到任后,调查地方灾情,上《湖省救荒议》《灾伤请蠲赈议》《灾伤调兵议》,提出应对灾荒的意见。《湖省救荒議》将查过钱粮应停、应蠲、应征等项数目,并平籴等九事凡蠲停、平籴、工役、赈济、劝借、屯粮、余粮、逃移、劝惩逐条酌议,把应对灾荒的措施方方面面考虑周全。巡抚都御史谷中虚批示:“据议深谙政体,洞达民情,明切妥当,咸凿凿可行,真抱经济之猷者。如议通行遵照,仍刻示晓谕,候题请施行。”9在《灾伤请蠲赈议》中,万衣指出:“夫救荒之政,虽无奇策,而民为邦本,亦岂忍坐视其死亡而不之救哉。故赈济一节,尤难漠然不加之意也。”并特别指出:“夫天下之本在郡县,盖守令于民最近,官之贤否,民之休戚系焉。”1该议是针对武昌地区因春夏降水引发水灾的赈济对策,包括蠲停、改兑、折纳、赃罚、守令、防盗6项。
  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景王朱载圳(1537—1565)在封国所在地德安(今湖北安陆)死。王为世宗第四子,比穆宗朱载垕仅小一月,母靖妃卢氏。嘉靖十八年(1539)封景王,嘉靖四十年(1561)出居封国,多请庄田,达数万顷。其死后无子,谥景恭王,国除,灵柩回京。万衣作为湖广行政长官,负责处理景府后续之事。万衣总计各项费用,“大约须用银三万余两”,考虑到“湖省地方顷岁以来水旱频仍,兼以采办大木,又值景府分封,民力困绌,似难派及小民”,于是在省内多方筹措,所用开支,“俱系本司借支司库,亦将原派该府租课抵补,并无毫发派及小民”。为了防止所属衙门借此为名科派,万衣还提议给出告示:“如有故违,访出告发,从重究治。”2最终,他使得“该府一切土田山场尽还小民,计其租税与夫禄粮,所省不下数万,及议处减革宗室官禄及坟房冠服等事,即所省于楚者,又不可胜数也。”3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万衣迁河南左布政使,其在任上事迹,主要涉及社仓、兵备、吏治、税收。
  明朝州县有预备仓之设,始自洪武年间。“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4仓库设立的主要作用,是作荒年赈济之用。遇到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明代河南自然灾害频繁,其中以水灾、旱灾和蝗灾为主。5万衣深知“民以食为天,一日不食则饥,民饥则盗起,易致陷于恶,故抚绥之政,赈恤为先。”6因而他在任上特别注重地方粮食储备。他拟定的《社仓条议》具体开列7条,提高仓库储备,以图最大限度降低灾荒带来的损害与破坏。议中提到:“稽之典籍,酌以时宜,就将本司任内积余银一万三百两,分发各府,转发各该州县收买谷石。”相关举措还包括:“即于保甲之中,兼行社仓之法,则人人有食,处处皆兵。不惟荒政有裨,实为弥盗之本”。7
  万衣具有整饬地方兵备、治安的丰富经验,针对河南具体情况,写成《两河兵马议》,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务实性的12条主张。他认为,“所赖于捍御缉捕者,莫要于足兵。诚如庙堂之议,然以足食为先。”8为此,他调查了河南全省兵备驻扎粮饷状况,对灾伤较重地方先行赈恤:“彰德府所属灾伤颇重,开封、河南、归德、卫辉、怀庆五府所属灾伤稍轻……动支预备仓积粟豆及在库赃罚银两,分别等第,设法通行赈恤,并除一切无名之征。”9在此基础上,建议“将前征民兵银四万二千两,容留本省,行令各府征解开封府收贮,专备调遣兵马行粮草料之需,不许别项支用。”10由是使得河南地方民生安定,足食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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