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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已过去30年了，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过来人来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1977年的冬天，尽管“四人帮”已粉碎一年有余，但极“左”路线仍主宰着神州大地，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就像严冬里的一缕春风拂过大地，使人们，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千百万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看到了希望，同时更加体会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的深层含义。恢复高考不但给许多人带来了人生的转机，还成为中国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命运大转折的第一声号角。
1977年10月21日清晨，刚刚从梦中醒来的人们，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一个令人欣喜和兴奋的消息：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招生，将不再采取以往由单位和组织推荐的方法，而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招生对象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1966年“文革”以来的高中毕业生。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搞好大学生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消息，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尤其在一批“文革”以来11年中与高考无缘的城乡知识青年心目中，不啻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人们一次又一次聆听着广播中的报道，一遍又一遍捧读着报纸上的社论，许多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等到证实了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却又一脸茫然——十年浩动，使他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一切。
电波中传来恢复高考这令人欣喜与兴奋的消息的时候，我已是正在修水利、高中毕业并有一年多种田历史的农民了。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只有战天斗地，挥汗如雨的场面，没有听收音机和广播的闲情逸致。但有文化知识的父母亲，还是想方设法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正在“修地球”的儿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考试。起初，我不敢抱太大的奢望，因为我“根不红，苗不正”，认为家庭成份不过硬，就是考取了政审也通不过。就在我颇感失落的时候，又听说地主、富农的子女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要自己表现还好，家庭出身不是大的问题。这一政策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高考制度的恢复，在我们这些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面前打开了一扇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大门，这莫大的动力促使我在繁重的體力劳动之余，翻阅满是灰尘和皱折的书本，进行临阵磨刀；而往届毕业生，不少人连书本也找不到了，他们更多的是到记忆深处去寻找那些学过的知识。全国已有11年没有高考了，无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是往届毕业生，当然还包括许多“老三届”的校友们，都在急切地寻找进入大中专院校大门的“钥匙”，跻身这改变人生命运的“独木桥”。
在那段日子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与其说是高考预习班不如说是文化实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参加者中，有的是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上课的工人，有的是请了假从农村赶回城里的知青——既有“胡子拉茬”的父亲，也有怀抱幼儿的母亲，更多的还是像我这样务农的知识青年。也许是由于被禁锢得太久，一旦希望来临的时候，人们又都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大家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两个多月里，听说全国共有570多万考生参加了地、市组织的初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未经历过如此场面。我们匆匆忙忙地报名，紧紧张张地接受“政审”，冒冒失失地走进考场。最终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取得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统考的资格。1977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这次高考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拟题，地、县组织考试。
参加那次考试的考生们绝没有今天在“七月流火”中挥汗作业的体会，倒是时不时地要呵几口热气，温一下冻得发麻的手指。这是建国后唯一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同时也是考题难度最小、对考生的年龄放得最宽的一次高考。同一个考场，考生年龄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三十五六。“大龄考生”占的比例相当大，我们当中有的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复员、退伍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社办干部，有的是民办教师……虽然经历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大部分都已为人父母了。
当时参加考试的绝大多数考生，绝没有像今天高考学生一样的沉重精神压力，或许是由于考生们对自己考分并没有更高的奢望，或许是由于当时的考试氛围较为宽松，许多考生只是怀着一种奇特的感觉参加考试的，而对能否考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已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到一种满足，甚至是一种幸福了。
考完后的第二天，我又担着一头土箕一头被子，赶赴水利工地，成为水利大军的一员。那次参考的人实在太多，也难怪，11年没考了，有考试资格的人都想试一试，而录取的名额又相当有限，录取比例可能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点也不过分，我自以为没有什么希望。但幸运之神偏偏垂青于我，当我接到体检通知的时候，我心里比接到一沓钞票还高兴。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我成熟了。尽管高兴，但不喜形于色，我怕别人的嫉妒之火使我理想之梦破灭。尽管我和我们一家人都很低调，但生产队长还是放出言来：“考取了，能走不能走还不一定。”我们知道，政审这一关还捏在人家手上。尽管我一家人陪着笑脸，母亲把过年的花生拿出来，父亲把过年的烟散出去，但人家还是一边嚼着我家的花生，抽着我家的烟，一边在填政审表的评语上做手脚，一边找关系活动，想我把拉下来，把他没考取的儿子补上去。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很正，只要考生本人表现还可以，以成绩为主，政审材料只是作为参考，许多地主、富农的子女都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自然也属幸运之人。生产队长的如意算盘失算了。当我打起背包上大学的那一刹间，我真想把一年多来压在我肩上的扁担、土箕扔到河里去，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惬意。
责任编辑 晏蔚青
1977年10月21日清晨，刚刚从梦中醒来的人们，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一个令人欣喜和兴奋的消息：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全国的高等学校招生，将不再采取以往由单位和组织推荐的方法，而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招生对象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1966年“文革”以来的高中毕业生。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搞好大学生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消息，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尤其在一批“文革”以来11年中与高考无缘的城乡知识青年心目中，不啻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人们一次又一次聆听着广播中的报道，一遍又一遍捧读着报纸上的社论，许多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等到证实了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却又一脸茫然——十年浩动，使他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一切。
电波中传来恢复高考这令人欣喜与兴奋的消息的时候，我已是正在修水利、高中毕业并有一年多种田历史的农民了。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只有战天斗地，挥汗如雨的场面，没有听收音机和广播的闲情逸致。但有文化知识的父母亲，还是想方设法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正在“修地球”的儿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考试。起初，我不敢抱太大的奢望，因为我“根不红，苗不正”，认为家庭成份不过硬，就是考取了政审也通不过。就在我颇感失落的时候，又听说地主、富农的子女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要自己表现还好，家庭出身不是大的问题。这一政策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高考制度的恢复，在我们这些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面前打开了一扇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大门，这莫大的动力促使我在繁重的體力劳动之余，翻阅满是灰尘和皱折的书本，进行临阵磨刀；而往届毕业生，不少人连书本也找不到了，他们更多的是到记忆深处去寻找那些学过的知识。全国已有11年没有高考了，无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是往届毕业生，当然还包括许多“老三届”的校友们，都在急切地寻找进入大中专院校大门的“钥匙”，跻身这改变人生命运的“独木桥”。
在那段日子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与其说是高考预习班不如说是文化实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参加者中，有的是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上课的工人，有的是请了假从农村赶回城里的知青——既有“胡子拉茬”的父亲，也有怀抱幼儿的母亲，更多的还是像我这样务农的知识青年。也许是由于被禁锢得太久，一旦希望来临的时候，人们又都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大家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两个多月里，听说全国共有570多万考生参加了地、市组织的初选。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未经历过如此场面。我们匆匆忙忙地报名，紧紧张张地接受“政审”，冒冒失失地走进考场。最终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取得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统考的资格。1977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这次高考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拟题，地、县组织考试。
参加那次考试的考生们绝没有今天在“七月流火”中挥汗作业的体会，倒是时不时地要呵几口热气，温一下冻得发麻的手指。这是建国后唯一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同时也是考题难度最小、对考生的年龄放得最宽的一次高考。同一个考场，考生年龄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三十五六。“大龄考生”占的比例相当大，我们当中有的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复员、退伍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社办干部，有的是民办教师……虽然经历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大部分都已为人父母了。
当时参加考试的绝大多数考生，绝没有像今天高考学生一样的沉重精神压力，或许是由于考生们对自己考分并没有更高的奢望，或许是由于当时的考试氛围较为宽松，许多考生只是怀着一种奇特的感觉参加考试的，而对能否考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已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感到一种满足，甚至是一种幸福了。
考完后的第二天，我又担着一头土箕一头被子，赶赴水利工地，成为水利大军的一员。那次参考的人实在太多，也难怪，11年没考了，有考试资格的人都想试一试，而录取的名额又相当有限，录取比例可能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点也不过分，我自以为没有什么希望。但幸运之神偏偏垂青于我，当我接到体检通知的时候，我心里比接到一沓钞票还高兴。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我成熟了。尽管高兴，但不喜形于色，我怕别人的嫉妒之火使我理想之梦破灭。尽管我和我们一家人都很低调，但生产队长还是放出言来：“考取了，能走不能走还不一定。”我们知道，政审这一关还捏在人家手上。尽管我一家人陪着笑脸，母亲把过年的花生拿出来，父亲把过年的烟散出去，但人家还是一边嚼着我家的花生，抽着我家的烟，一边在填政审表的评语上做手脚，一边找关系活动，想我把拉下来，把他没考取的儿子补上去。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很正，只要考生本人表现还可以，以成绩为主，政审材料只是作为参考，许多地主、富农的子女都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自然也属幸运之人。生产队长的如意算盘失算了。当我打起背包上大学的那一刹间，我真想把一年多来压在我肩上的扁担、土箕扔到河里去，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惬意。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