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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的名字，对今天的读者来讲也许有点陌生，她享年96岁，在笔者看来，如同“民国最后的才女”张充和一样充满传奇。
张郁廉的自传《白云飞渡》，原为张郁廉写给儿孙的，新加坡报人杜南发在《序言》中说：整部文稿是一份自传，是一位知识女性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的真实人生，更是那个风云激荡大时代的一个剖面。淡淡的笔触，娓娓叙述着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和悲辛，战争生活的残酷，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杜南发曾见过张郁廉本人。他对这位报界前辈深为理解，为《白云飞渡》写序：
张郁廉作为战地女记者，亲身经历几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如台儿庄之役、徐州突围、武汉撤退、长沙大火、中条山游击战、重庆大轰炸等……上世纪初她从小被寄养于东北哈尔滨白俄家庭、考入燕京大学、参加1935年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街头游行……更有意思的是她还曾陪同苏联战地记者前往延安，和毛泽东握过手，听过他演讲及目睹江青在现场拍照的情景……还记述了她和作家韩素音（周光瑚）夫妇、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对台湾经济贡献巨大的孙运璿等许多时代人物的交情，以及她后来如何成为书画名家黄君璧“白云堂”最早期弟子的故事。
这番记述，可证张郁廉一生的精彩。
【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同学萧红】
1914年，张郁廉出生在哈尔滨。父母为她取名“聚聚”，后来父亲告诉她这个名字的寓意：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家不“聚”反“散”。张郁廉的养母瓦娃是白俄贵族，将她从两岁抚育到19岁。晚年张郁廉回忆：“在寄养家庭度过的10多年，从懵懂无知的两岁直到高中毕业，瓦娃的爱护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何等珍贵。可以说，有今日的我，我这个人尚有可取之处，能受到子孙和朋友们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赐。”
张郁廉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39人一起被《大公报》列为东北作家群”（1940年9月《大公报·九一八纪念特刊》）。张郁廉与萧红在1927到1930年同时就读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但有学者考察，张郁廉、萧红二人早期的生活轨迹，除了作为中学同学外，并无其它交集。1938年12月22日，萧红曾在塔斯社重庆分社接受蘇联记者（社长）罗果夫的采访，当时张郁廉就在塔斯社负责翻译采访，两人再次见面，并合影留念。张郁廉和萧红的合照是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洋式楼房前拍的，这是萧红生产后唯一拍摄的照片，楼房就位于重庆枣子岚垭的塔斯社办事处。这年的9月中旬，萧红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从武汉来到重庆，不久就到郊外江津的白沙镇，投靠东北作家友人白朗罗烽夫妇待产。11月下旬，在江津产子夭折后，12月初她就离开江津返回重庆，和日本友人同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12月22日这一天，正好是萧红小月刚过的时候，所以照片中她的神色显得浮肿憔悴，还要张郁廉一旁略微扶助。
在东北，张郁廉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孙桂籍。她写道：小学的中国历史科中有关朝代的更换，我一直弄不清楚，瓦娃请桂籍来给我补习，每周一两次，有时他也讲解古文，彼此有了接近的机会，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和敬重。美术科杨老师知道我对绘画的兴趣浓厚，每个星期六也到家来教我写生。”许多年以后，孙桂籍还常提起一位教历史的孟老师，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讲述中国历代兴亡和东北受侵略的惨况时，声泪俱下，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哈尔滨的街道上，中、大学生及群众不时举行游行及演讲。有一次，日本计划修筑吉会铁路（从永吉到朝鲜边界会宁），以便由朝鲜直接运兵，侵略东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哈尔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张郁廉也参加了。
【燕京大学同学韩素音】
1934年9月1日，张郁廉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报到。选科时除专业外，可侧重某学科作为副修，张郁廉主修教育，副修新闻。她选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讲授的“心理学”。这位教授特别提醒学生，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或工具，但人们往往把“手段”误当成“目的”。他举了个浅显的例子：周末，三五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纾解身心压力，最后决定进城看场电影、逛街。走到校门口，发现最后一班校车已离去，电影看不成了。这时，有的同学聊天、下棋或打球、游湖，一样愉快。有的同学则为看不成电影而失望、气愤，整晚闷闷不乐。人生途中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达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目的”。张郁廉深深记住了这个道理。
张郁廉回忆燕京大学的学风：燕大在学制、教学方式及行政管理上引进美国的体系，但又不是生硬照搬，还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作为教学基础。上课采取开放形式，学习的灵活性较大，各院系都有自己的主修科、必修科和选修科。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如选同一学科，就一起上课，而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学生，就不一定这样。另外，学校有多种多样的社团，借以培养学生的社交和组织能力，且增进同学间、师生间的互相了解，建立友爱团结的关系。学生就学时，因志趣、能力或其它原因，可要求转系。
燕大的师资，无论中、西，都是学有专攻的一时之选，教学方法新颖，思想自由，作风民主，因此燕大一向以学术气氛浓厚闻名中外。张郁廉特别在自传中引了胡适先生语录：“‘路远不须愁日暮’，走远路，必须要有‘不须愁日暮’的勇气，今天天黑了，明天起早再走。”而随着抗战的爆发，张郁廉南下，在战火中成为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并在战乱中继续完成了燕京大学的学业，后来正式毕业。
在燕大，张郁廉认识了周光瑚。周光瑚（笔名韩素音）是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抗战前她离开燕大到英国留学，继续攻读医科。国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时，周光瑚放弃了在英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战，在轮船上，她遇到了年轻英俊的军官唐保黄，两人一见钟情，返抵国门就结婚了。唐在重庆军事机关服务，周光瑚就在家照看初生女儿蓉梅。张郁廉回忆，那一段时间她们常常见面，也十分谈得来。 不久，唐保黄被派到伦敦，任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张郁廉结婚时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就是周光瑚托人从英国带来的。抗战胜利后，唐保黄回国就任某师师长，被派赴沈阳附近打虎山驻防。他赴任前曾来看望张郁廉，对新职表示满意，但对驻防“打虎山”有些疑虑：我属虎，派驻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果然，上任不久，唐便死于内战。周光瑚没有马上回来，而是留在英国读完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行医，并以“韩素音”为笔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写的小说，其中《生死恋》一书轰动一时，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
周光瑚1950年代初到马来西亚，在柔佛新山开设环球大药房，住在距药房五分钟步程的一栋单层大宅，她家斜对面有一户郭家，周光瑚是郭家的家庭医生。她从小看护的郭家千金郭日丽，后来留学美国，在华盛顿世界银行邂逅孙宇立，两人一见钟情，并蒂连理，成为孙太太——也即张郁廉的儿媳妇。
【亲历“徐州大突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张郁廉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经朋友推荐，马上被录用了。当时张郁廉已借读国立武汉大学，只好申请休学。1937年底，张郁廉初到汉口苏联塔斯通讯社上班，社长罗果夫先让她学习使用俄文打字机，然后让她把每日中文报纸上的消息翻译成俄文。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张郁廉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
日军攻陷南京及济南后，为打通津浦路，实现南北会合，积极南下，欲占取战略要地徐州。国军为确保徐州，屏障武汉，于1938年2月初迎战进犯徐州的日寇，徐州会战于是展开。张郁廉写道：“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长沙、武汉、重庆，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作路费和学费。”一路的战地采访，在张郁廉笔下，真实而让人惊心动魄。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取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中国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张郁廉等一群记者正在附近前线访问，于台儿庄大捷后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让人想到血战的惨烈。
战地采访的一路上，张郁廉等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十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但也只能拖着疲倦的身躯，紧跟队伍。一晚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她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多亏张郁廉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一路殷勤照顾她，停下来休息时，他马上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她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她，她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
康乐队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张郁廉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的是，这女孩半途得了傷寒病，她的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张郁廉没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地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太重，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持多久就倒毙路旁。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三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
轿车在白天行驶需要特别注意敌机，记者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时不时探头望向车窗外，观察敌情。忽然看到远处有两三架日机朝他们的方向飞来，赶紧停车，大家纷纷跑向两旁的稻田及村庄躲避。日军飞机低得可见机翼上血红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张郁廉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似的在四近“扑扑”作响，身旁开始传来呻吟声。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张郁廉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一摸发现腿上有血。她心想自己一定受了伤，这下完了，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了她腿上。
一行人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虽然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身上还长满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张郁廉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张郁廉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大家又乘船离开武汉。重庆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张郁廉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上受到上司器重，相处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
张郁廉到达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500架、战舰100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时，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张郁廉随同，取道汉口，赴湖南、湖北的战地采访。
八年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在长沙附近，张郁廉访问了一批日本俘虏，一共13人，他们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还缠着纱布。张郁廉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张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样处置，是否会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张郁廉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
张郁廉的自传《白云飞渡》，原为张郁廉写给儿孙的，新加坡报人杜南发在《序言》中说：整部文稿是一份自传，是一位知识女性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的真实人生，更是那个风云激荡大时代的一个剖面。淡淡的笔触，娓娓叙述着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和悲辛，战争生活的残酷，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杜南发曾见过张郁廉本人。他对这位报界前辈深为理解，为《白云飞渡》写序：
张郁廉作为战地女记者，亲身经历几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如台儿庄之役、徐州突围、武汉撤退、长沙大火、中条山游击战、重庆大轰炸等……上世纪初她从小被寄养于东北哈尔滨白俄家庭、考入燕京大学、参加1935年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街头游行……更有意思的是她还曾陪同苏联战地记者前往延安，和毛泽东握过手，听过他演讲及目睹江青在现场拍照的情景……还记述了她和作家韩素音（周光瑚）夫妇、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对台湾经济贡献巨大的孙运璿等许多时代人物的交情，以及她后来如何成为书画名家黄君璧“白云堂”最早期弟子的故事。
这番记述，可证张郁廉一生的精彩。
【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同学萧红】
1914年，张郁廉出生在哈尔滨。父母为她取名“聚聚”，后来父亲告诉她这个名字的寓意：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家不“聚”反“散”。张郁廉的养母瓦娃是白俄贵族，将她从两岁抚育到19岁。晚年张郁廉回忆：“在寄养家庭度过的10多年，从懵懂无知的两岁直到高中毕业，瓦娃的爱护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何等珍贵。可以说，有今日的我，我这个人尚有可取之处，能受到子孙和朋友们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赐。”
张郁廉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39人一起被《大公报》列为东北作家群”（1940年9月《大公报·九一八纪念特刊》）。张郁廉与萧红在1927到1930年同时就读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但有学者考察，张郁廉、萧红二人早期的生活轨迹，除了作为中学同学外，并无其它交集。1938年12月22日，萧红曾在塔斯社重庆分社接受蘇联记者（社长）罗果夫的采访，当时张郁廉就在塔斯社负责翻译采访，两人再次见面，并合影留念。张郁廉和萧红的合照是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洋式楼房前拍的，这是萧红生产后唯一拍摄的照片，楼房就位于重庆枣子岚垭的塔斯社办事处。这年的9月中旬，萧红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从武汉来到重庆，不久就到郊外江津的白沙镇，投靠东北作家友人白朗罗烽夫妇待产。11月下旬，在江津产子夭折后，12月初她就离开江津返回重庆，和日本友人同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12月22日这一天，正好是萧红小月刚过的时候，所以照片中她的神色显得浮肿憔悴，还要张郁廉一旁略微扶助。
在东北，张郁廉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孙桂籍。她写道：小学的中国历史科中有关朝代的更换，我一直弄不清楚，瓦娃请桂籍来给我补习，每周一两次，有时他也讲解古文，彼此有了接近的机会，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和敬重。美术科杨老师知道我对绘画的兴趣浓厚，每个星期六也到家来教我写生。”许多年以后，孙桂籍还常提起一位教历史的孟老师，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讲述中国历代兴亡和东北受侵略的惨况时，声泪俱下，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哈尔滨的街道上，中、大学生及群众不时举行游行及演讲。有一次，日本计划修筑吉会铁路（从永吉到朝鲜边界会宁），以便由朝鲜直接运兵，侵略东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哈尔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张郁廉也参加了。
【燕京大学同学韩素音】
1934年9月1日，张郁廉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报到。选科时除专业外，可侧重某学科作为副修，张郁廉主修教育，副修新闻。她选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讲授的“心理学”。这位教授特别提醒学生，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或工具，但人们往往把“手段”误当成“目的”。他举了个浅显的例子：周末，三五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纾解身心压力，最后决定进城看场电影、逛街。走到校门口，发现最后一班校车已离去，电影看不成了。这时，有的同学聊天、下棋或打球、游湖，一样愉快。有的同学则为看不成电影而失望、气愤，整晚闷闷不乐。人生途中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达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目的”。张郁廉深深记住了这个道理。
张郁廉回忆燕京大学的学风：燕大在学制、教学方式及行政管理上引进美国的体系，但又不是生硬照搬，还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作为教学基础。上课采取开放形式，学习的灵活性较大，各院系都有自己的主修科、必修科和选修科。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如选同一学科，就一起上课，而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学生，就不一定这样。另外，学校有多种多样的社团，借以培养学生的社交和组织能力，且增进同学间、师生间的互相了解，建立友爱团结的关系。学生就学时，因志趣、能力或其它原因，可要求转系。
燕大的师资，无论中、西，都是学有专攻的一时之选，教学方法新颖，思想自由，作风民主，因此燕大一向以学术气氛浓厚闻名中外。张郁廉特别在自传中引了胡适先生语录：“‘路远不须愁日暮’，走远路，必须要有‘不须愁日暮’的勇气，今天天黑了，明天起早再走。”而随着抗战的爆发，张郁廉南下，在战火中成为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并在战乱中继续完成了燕京大学的学业，后来正式毕业。
在燕大，张郁廉认识了周光瑚。周光瑚（笔名韩素音）是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抗战前她离开燕大到英国留学，继续攻读医科。国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时，周光瑚放弃了在英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战，在轮船上，她遇到了年轻英俊的军官唐保黄，两人一见钟情，返抵国门就结婚了。唐在重庆军事机关服务，周光瑚就在家照看初生女儿蓉梅。张郁廉回忆，那一段时间她们常常见面，也十分谈得来。 不久，唐保黄被派到伦敦，任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张郁廉结婚时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就是周光瑚托人从英国带来的。抗战胜利后，唐保黄回国就任某师师长，被派赴沈阳附近打虎山驻防。他赴任前曾来看望张郁廉，对新职表示满意，但对驻防“打虎山”有些疑虑：我属虎，派驻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果然，上任不久，唐便死于内战。周光瑚没有马上回来，而是留在英国读完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行医，并以“韩素音”为笔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写的小说，其中《生死恋》一书轰动一时，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
周光瑚1950年代初到马来西亚，在柔佛新山开设环球大药房，住在距药房五分钟步程的一栋单层大宅，她家斜对面有一户郭家，周光瑚是郭家的家庭医生。她从小看护的郭家千金郭日丽，后来留学美国，在华盛顿世界银行邂逅孙宇立，两人一见钟情，并蒂连理，成为孙太太——也即张郁廉的儿媳妇。
【亲历“徐州大突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张郁廉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经朋友推荐，马上被录用了。当时张郁廉已借读国立武汉大学，只好申请休学。1937年底，张郁廉初到汉口苏联塔斯通讯社上班，社长罗果夫先让她学习使用俄文打字机，然后让她把每日中文报纸上的消息翻译成俄文。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张郁廉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
日军攻陷南京及济南后，为打通津浦路，实现南北会合，积极南下，欲占取战略要地徐州。国军为确保徐州，屏障武汉，于1938年2月初迎战进犯徐州的日寇，徐州会战于是展开。张郁廉写道：“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长沙、武汉、重庆，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作路费和学费。”一路的战地采访，在张郁廉笔下，真实而让人惊心动魄。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取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中国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张郁廉等一群记者正在附近前线访问，于台儿庄大捷后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让人想到血战的惨烈。
战地采访的一路上，张郁廉等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十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但也只能拖着疲倦的身躯，紧跟队伍。一晚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她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多亏张郁廉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一路殷勤照顾她，停下来休息时，他马上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她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她，她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
康乐队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张郁廉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的是，这女孩半途得了傷寒病，她的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张郁廉没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地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太重，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持多久就倒毙路旁。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三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
轿车在白天行驶需要特别注意敌机，记者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时不时探头望向车窗外，观察敌情。忽然看到远处有两三架日机朝他们的方向飞来，赶紧停车，大家纷纷跑向两旁的稻田及村庄躲避。日军飞机低得可见机翼上血红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张郁廉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似的在四近“扑扑”作响，身旁开始传来呻吟声。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张郁廉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一摸发现腿上有血。她心想自己一定受了伤，这下完了，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了她腿上。
一行人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虽然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身上还长满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张郁廉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张郁廉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大家又乘船离开武汉。重庆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张郁廉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上受到上司器重，相处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
张郁廉到达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500架、战舰100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时，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张郁廉随同，取道汉口，赴湖南、湖北的战地采访。
八年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在长沙附近，张郁廉访问了一批日本俘虏，一共13人，他们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还缠着纱布。张郁廉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张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样处置，是否会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张郁廉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