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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省建制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地方偏僻，发展落后，文教不兴。王阳明来到贵州之后，真切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质朴和热情，由衷发出了“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感慨，并进而形成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教化思想。王阳明在贵州两劝安贵荣，平息潜在的隐患，建立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充分实践了他的民族教化思想，对贵州地区的安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贵州;民族教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106-03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历代对他的研究颇多，但这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上，从民族思想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忽视了贵州对王阳明民族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交往的研究，阐述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实践。
一、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明正德元年（1506年），司礼监太监刘瑾驱除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独揽大权。戴铣等人向皇帝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这引来了刘瑾的仇视，因而刘瑾将其全部逮捕，革去功名，廷杖三十，戴铣当场死于杖下。王阳明对正德皇帝过度宠幸太监、迫害言官的举动深感不安，便向正德皇帝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希望正德皇帝以不治言官之罪为由宽宥戴铣等人。王阳明的上疏刺激到了刘瑾，他将王阳明拿下锦衣狱，廷杖三十，后又将其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这是王阳明第一次到地方任职，并将与少数民族保持长期密切接触。
（一）谪居龙场：“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
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来到龙场驿。此时的龙场仍是一个“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1]1234的蛮瘴之乡，环境异常险恶。特别是明初以来西南地区长期没有大的战事，驿道往来的人很少，再加上奢香夫人之后的历代贵州宣慰使均视龙场驿为眼中钉，故意不对其修繕，因而龙场驿破旧不堪，根本无法居住，王阳明只得在驿站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草庵暂且栖身，他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说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1]732不久，王阳明在驿站附近的龙岗山腰处发现了一个古洞，洞内“高敞深广，各二三丈，顶石如磐”，[2]465遂搬至此洞，将其改名为“阳明小洞天”。
这一段时光是王阳明人生中的低谷，他的理想、前程都几乎毫无希望，父母、亲朋也远在天边，甚至于他本人的居住、饮食也有困难。王阳明在诗中感叹：“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高粱始归燕，题鴂已先悲。有生岂不苦，逝者长若斯。”[1]737
（二）亲身感悟：“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
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日久，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与王阳明交往日深，见王阳明始终居住在简陋的山洞中，便主动给王阳明修建了几间房屋供其居住。这让王阳明大受感动，他亲自将这几间屋命名为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并写下了《何陋轩记》等文以示纪念。在《何陋轩记》[1]933-934中，王阳明不无感慨：少数民族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顽劣不堪”，虽然他们没有历代先贤传承下来的礼乐诗书、典章制度，本地的风俗仍然“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但他们的本质是淳朴的，“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就如同何陋轩一样，他们淳朴的本质尚在，只需一位有德之人来到这里，就能够很容易教化他们。
就在当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进一步加深了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好感。
思州知府李概差人途径龙场驿，差人来到龙场，倚仗知府衙门的权势，逼迫王阳明这个驿丞向自己行“跪拜之礼”，意图侮辱王阳明。此举不仅被王阳明所拒绝，也激怒了周边少数民族群众，群众反将其殴打羞辱了一番，《王阳明全集》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当道，泛指高级官员，也就是说，差人回到知府衙门后，向李概告状，李概大怒，当着贵州诸多高级官员的面表达了对王阳明的不满。这些官员中包括了贵州巡抚王质和贵州按察副使毛科，而王质与王阳明关系融洽，毛科更是王阳明的同乡。因此王质让毛科向王阳明写信，劝王阳明来贵阳巡抚衙门向李概谢罪。王阳明则向毛科回了一封信，就此事做了解释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首先解释了这次冲突的来龙去脉，“差人至龙场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1]838-839表明这件事是差人从中挑拨，并非李概与自己的直接矛盾。其后又指出：“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王阳明认为，跪拜之礼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不能见谁都行此大礼，如果对差人都行跪拜之礼，那实际上是对自己和李概的一种侮辱。
最后，王阳明说：“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意思是，“像我这种被贬黜的小官，理想前途本已无所谓，之所以还活着就是秉持着心中的忠信礼义，但如果连这也丢了，那还为了什么而活呢”，书信之诚恳，王质、毛科甚至李概都为之动容，以致“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
何陋轩一事使得王阳明初步形成了“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感悟，而思州知府差人羞辱王阳明一事更是直接打动了王阳明。在一个初来乍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王阳明面临着种种困难，是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无私的帮助他解决了住房、饮食和安全问题。可以想象，王阳明在说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这句话时所包含的感动，这也是王阳明从自身经历出发得出的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与认可。 （三）思想形成：“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随着王阳明在贵州所处时间日久，他在贵州的名望和影响日益增加，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注意到王阳明。安贵荣在灵博山翻新象祠时，特请王阳明为其作记。王阳明在作《象祠记》时，重新认知了象这个人。
象，即舜之弟，在《史记》中作为数次谋害舜的反面人物遗臭万年，汉地百姓早已不再祭祀他。但王阳明发现，贵州百姓对象有另外的认识。贵州百姓认为，早年的象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在晚年时最终在舜的帮助下改过自新，成为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因此贵州百姓仍然祭祀象。王阳明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不由发出感叹：“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1]936王阳明通过象的故事指出，像象这样的人都能被教化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充分证明，即使一个人有缺点或者思想落后，但只要他的本质淳朴，就可以通过教化向善。
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的一视同仁使得安贵荣对其另眼相看。象祠事后，安贵荣向王阳明赠送了大量物资，“使人馈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1]1234。但王阳明“俱辞不受”，向安贵荣回信写道：“使者坚不可却……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敢固以辞。”[1]839-840王阳明没有收取安贵荣的金帛鞍马，安贵荣反而更加尊敬王阳明。
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尤其是贵州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王阳明的帮助，对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贵州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与淳朴，王阳明才认识到“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并进一步意识到“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只要少数民族群众能得到好的教育，那么他们也能变的和汉族群众一样的。这种民族教化思想是王阳明在贵州时期形成的，是其民族教化思想的核心，也是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基础内容。
二、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
“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在这种民族教化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在贵州积极地展现自己的作用，对贵州的社会安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明显而深远的影响。
（一）王阳明两劝安贵荣
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是贵州最有实力的地方派，他的叛与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稳定。因此，王阳明对安贵荣的劝说直接影响了贵州局势的稳定。
王阳明一劝安贵荣为减驿之事。减驿的根源在于安贵荣本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控制，据《大定府志·旧事志三》记载：“贵荣渐骄蹇，不受节制。即听调从征，非邀重赏不赴。且藐视官军，尝睥睨贵州城，曰‘是直水西毡衫叠塞耳’。”[3]
正德二年（1507年），安贵荣平定叛乱有功，进贵州布政司参政，据《水西安氏叛服本末》载：“正德中，荣以从征香炉山苗民起义有功，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赏其功。”[2]481但安贵荣要去除的并非是普通的驿站，束景南曾考证“龙场驿不在水西，不属安贵荣管辖”[2]482。并引用王陽明弟子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载：“始朝廷议设卫于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驿传尚存。”[1]1234他认为，安贵荣要去除的不是“龙场驿”，而是明朝在水西境内设立卫所时遗留的城址，这是一座军事要塞，因此才会让安贵荣这位贵州宣慰使“恶据其腹心，欲去之”。因为安贵荣与王阳明在新修象祠之事中的交情，再加上王阳明被罢黜前为兵部主事，因此安贵荣主动写信向王阳明咨询意见。
王阳明收到信后立即意识到其严重性，马上给安贵荣回信。[1]840-841王阳明在信中明确指出“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打消安贵荣去除驿站的想法，然后又指出“夫宣慰守士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与设身处地地分析，王阳明成功地打消了安贵荣对封官不足和去除驿站的非分之想，对贵州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阳明二劝安贵荣为水东阿贾阿札叛乱之事。正德三年（1508年），水东境内乖西苗阿贾、阿札叛乱，贵州宣慰同知宋然无力平乱，影响进一步扩大，明朝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叛，“当事令贵荣讨之，三檄始出，败贼于洪边，取贼首阿麻献之，遂阴撤兵归。”[2]485此时又传出流言安贵荣与阿贾、阿札勾结，局势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再次向安贵荣寄信。[1]841-842王阳明在信中从土地、人口和天险三方面陈述利害，警告安贵荣如果真的造反毫无胜算，并要求他“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安贵荣“悚然，率所部平其难”[1]1234。王阳明说服安贵荣出兵镇压，打消了安贵荣倒向叛军的可能性，对明王朝能够迅速镇压阿贾、阿札以及之后的阿朵起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与安贵荣的交往并不止于几封书信，但仅从这些信的内容我们也不难看出，王阳明已经意识到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比起一味地政治命令和军事压迫，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思想教化更为重要。
（二）王阳明建立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
除了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劝说与教化外，王阳明尤其重视教育的重要性，他对贵州地区的民族教化实践更多体现在他建设龙冈书院和执教文明书院。
王阳明初至贵州龙场驿时，他一路长途跋涉无法携带过多的行李，没能带上书籍，但他并没有放弃学习。在阳明洞时，王阳明常在主洞旁的一个小洞内“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1]467。这个“石穴”就是后来“玩易窝”所在。王阳明在龙场驿稍稍稳定，贵州本地士子们便蜂拥而至，纷纷来听王阳明讲课，为更好地教习，王阳明将自己的居所改为“龙冈书院”。为督促诸生用心学习，王阳明特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1]1021-1023要求诸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等四条。并且，王阳明对龙冈书院诸生极为重视，经常与诸生夜谈，组织考试，以便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
除建立龙冈书院外，王阳明还在文明书院执教。正德三年，贵州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毛科在贵阳建立文明书院，特邀请王阳明为其讲学，因水东阿贾阿札叛乱而未成。到正德四年（1509年），毛科致仕，新任提学副使席书再邀王阳明入文明书院讲学。据《嘉靖贵州通志》卷九载：“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2]530也正是在文明书院，在与席书的讨论中，王阳明方才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立“知行合一”之教，终于建立了阳明心学。
可以说，正是在贵州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和席书等人的帮助下，王阳明最终创立了“阳明心学”并基本确立了宗旨。同时，阳明心学也开始在贵州大兴，贵州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概言之，王阳明在贵州时期的经历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重要，尤其是他在亲身感受到贵州少数民族的淳朴后发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感叹，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教化思想，对王阳明心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思想在未来指导了王阳明在赣南、广西两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并得到了持续发展和完善。同时，王阳明受“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教化思想推动，创办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以及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清）黄宅中.大定府志[M].道光二十九年.
作者简介：
蒲艳芳，女，湖南隆回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关键词】王阳明;贵州;民族教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3-0106-03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历代对他的研究颇多，但这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上，从民族思想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忽视了贵州对王阳明民族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交往的研究，阐述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实践。
一、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明正德元年（1506年），司礼监太监刘瑾驱除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独揽大权。戴铣等人向皇帝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这引来了刘瑾的仇视，因而刘瑾将其全部逮捕，革去功名，廷杖三十，戴铣当场死于杖下。王阳明对正德皇帝过度宠幸太监、迫害言官的举动深感不安，便向正德皇帝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希望正德皇帝以不治言官之罪为由宽宥戴铣等人。王阳明的上疏刺激到了刘瑾，他将王阳明拿下锦衣狱，廷杖三十，后又将其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这是王阳明第一次到地方任职，并将与少数民族保持长期密切接触。
（一）谪居龙场：“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
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来到龙场驿。此时的龙场仍是一个“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1]1234的蛮瘴之乡，环境异常险恶。特别是明初以来西南地区长期没有大的战事，驿道往来的人很少，再加上奢香夫人之后的历代贵州宣慰使均视龙场驿为眼中钉，故意不对其修繕，因而龙场驿破旧不堪，根本无法居住，王阳明只得在驿站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草庵暂且栖身，他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说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1]732不久，王阳明在驿站附近的龙岗山腰处发现了一个古洞，洞内“高敞深广，各二三丈，顶石如磐”，[2]465遂搬至此洞，将其改名为“阳明小洞天”。
这一段时光是王阳明人生中的低谷，他的理想、前程都几乎毫无希望，父母、亲朋也远在天边，甚至于他本人的居住、饮食也有困难。王阳明在诗中感叹：“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高粱始归燕，题鴂已先悲。有生岂不苦，逝者长若斯。”[1]737
（二）亲身感悟：“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
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日久，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与王阳明交往日深，见王阳明始终居住在简陋的山洞中，便主动给王阳明修建了几间房屋供其居住。这让王阳明大受感动，他亲自将这几间屋命名为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并写下了《何陋轩记》等文以示纪念。在《何陋轩记》[1]933-934中，王阳明不无感慨：少数民族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顽劣不堪”，虽然他们没有历代先贤传承下来的礼乐诗书、典章制度，本地的风俗仍然“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但他们的本质是淳朴的，“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就如同何陋轩一样，他们淳朴的本质尚在，只需一位有德之人来到这里，就能够很容易教化他们。
就在当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进一步加深了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好感。
思州知府李概差人途径龙场驿，差人来到龙场，倚仗知府衙门的权势，逼迫王阳明这个驿丞向自己行“跪拜之礼”，意图侮辱王阳明。此举不仅被王阳明所拒绝，也激怒了周边少数民族群众，群众反将其殴打羞辱了一番，《王阳明全集》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当道，泛指高级官员，也就是说，差人回到知府衙门后，向李概告状，李概大怒，当着贵州诸多高级官员的面表达了对王阳明的不满。这些官员中包括了贵州巡抚王质和贵州按察副使毛科，而王质与王阳明关系融洽，毛科更是王阳明的同乡。因此王质让毛科向王阳明写信，劝王阳明来贵阳巡抚衙门向李概谢罪。王阳明则向毛科回了一封信，就此事做了解释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首先解释了这次冲突的来龙去脉，“差人至龙场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1]838-839表明这件事是差人从中挑拨，并非李概与自己的直接矛盾。其后又指出：“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王阳明认为，跪拜之礼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不能见谁都行此大礼，如果对差人都行跪拜之礼，那实际上是对自己和李概的一种侮辱。
最后，王阳明说：“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意思是，“像我这种被贬黜的小官，理想前途本已无所谓，之所以还活着就是秉持着心中的忠信礼义，但如果连这也丢了，那还为了什么而活呢”，书信之诚恳，王质、毛科甚至李概都为之动容，以致“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
何陋轩一事使得王阳明初步形成了“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感悟，而思州知府差人羞辱王阳明一事更是直接打动了王阳明。在一个初来乍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王阳明面临着种种困难，是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无私的帮助他解决了住房、饮食和安全问题。可以想象，王阳明在说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这句话时所包含的感动，这也是王阳明从自身经历出发得出的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基本认知与认可。 （三）思想形成：“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随着王阳明在贵州所处时间日久，他在贵州的名望和影响日益增加，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注意到王阳明。安贵荣在灵博山翻新象祠时，特请王阳明为其作记。王阳明在作《象祠记》时，重新认知了象这个人。
象，即舜之弟，在《史记》中作为数次谋害舜的反面人物遗臭万年，汉地百姓早已不再祭祀他。但王阳明发现，贵州百姓对象有另外的认识。贵州百姓认为，早年的象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在晚年时最终在舜的帮助下改过自新，成为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因此贵州百姓仍然祭祀象。王阳明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不由发出感叹：“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1]936王阳明通过象的故事指出，像象这样的人都能被教化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充分证明，即使一个人有缺点或者思想落后，但只要他的本质淳朴，就可以通过教化向善。
王阳明对少数民族的一视同仁使得安贵荣对其另眼相看。象祠事后，安贵荣向王阳明赠送了大量物资，“使人馈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1]1234。但王阳明“俱辞不受”，向安贵荣回信写道：“使者坚不可却……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敢固以辞。”[1]839-840王阳明没有收取安贵荣的金帛鞍马，安贵荣反而更加尊敬王阳明。
王阳明在贵州的经历，尤其是贵州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王阳明的帮助，对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贵州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与淳朴，王阳明才认识到“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并进一步意识到“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只要少数民族群众能得到好的教育，那么他们也能变的和汉族群众一样的。这种民族教化思想是王阳明在贵州时期形成的，是其民族教化思想的核心，也是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基础内容。
二、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
“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在这种民族教化思想的指导下，王阳明在贵州积极地展现自己的作用，对贵州的社会安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明显而深远的影响。
（一）王阳明两劝安贵荣
贵州宣慰使安贵荣是贵州最有实力的地方派，他的叛与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稳定。因此，王阳明对安贵荣的劝说直接影响了贵州局势的稳定。
王阳明一劝安贵荣为减驿之事。减驿的根源在于安贵荣本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控制，据《大定府志·旧事志三》记载：“贵荣渐骄蹇，不受节制。即听调从征，非邀重赏不赴。且藐视官军，尝睥睨贵州城，曰‘是直水西毡衫叠塞耳’。”[3]
正德二年（1507年），安贵荣平定叛乱有功，进贵州布政司参政，据《水西安氏叛服本末》载：“正德中，荣以从征香炉山苗民起义有功，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赏其功。”[2]481但安贵荣要去除的并非是普通的驿站，束景南曾考证“龙场驿不在水西，不属安贵荣管辖”[2]482。并引用王陽明弟子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载：“始朝廷议设卫于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驿传尚存。”[1]1234他认为，安贵荣要去除的不是“龙场驿”，而是明朝在水西境内设立卫所时遗留的城址，这是一座军事要塞，因此才会让安贵荣这位贵州宣慰使“恶据其腹心，欲去之”。因为安贵荣与王阳明在新修象祠之事中的交情，再加上王阳明被罢黜前为兵部主事，因此安贵荣主动写信向王阳明咨询意见。
王阳明收到信后立即意识到其严重性，马上给安贵荣回信。[1]840-841王阳明在信中明确指出“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打消安贵荣去除驿站的想法，然后又指出“夫宣慰守士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与设身处地地分析，王阳明成功地打消了安贵荣对封官不足和去除驿站的非分之想，对贵州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阳明二劝安贵荣为水东阿贾阿札叛乱之事。正德三年（1508年），水东境内乖西苗阿贾、阿札叛乱，贵州宣慰同知宋然无力平乱，影响进一步扩大，明朝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叛，“当事令贵荣讨之，三檄始出，败贼于洪边，取贼首阿麻献之，遂阴撤兵归。”[2]485此时又传出流言安贵荣与阿贾、阿札勾结，局势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再次向安贵荣寄信。[1]841-842王阳明在信中从土地、人口和天险三方面陈述利害，警告安贵荣如果真的造反毫无胜算，并要求他“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安贵荣“悚然，率所部平其难”[1]1234。王阳明说服安贵荣出兵镇压，打消了安贵荣倒向叛军的可能性，对明王朝能够迅速镇压阿贾、阿札以及之后的阿朵起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与安贵荣的交往并不止于几封书信，但仅从这些信的内容我们也不难看出，王阳明已经意识到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比起一味地政治命令和军事压迫，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思想教化更为重要。
（二）王阳明建立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
除了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劝说与教化外，王阳明尤其重视教育的重要性，他对贵州地区的民族教化实践更多体现在他建设龙冈书院和执教文明书院。
王阳明初至贵州龙场驿时，他一路长途跋涉无法携带过多的行李，没能带上书籍，但他并没有放弃学习。在阳明洞时，王阳明常在主洞旁的一个小洞内“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1]467。这个“石穴”就是后来“玩易窝”所在。王阳明在龙场驿稍稍稳定，贵州本地士子们便蜂拥而至，纷纷来听王阳明讲课，为更好地教习，王阳明将自己的居所改为“龙冈书院”。为督促诸生用心学习，王阳明特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1]1021-1023要求诸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等四条。并且，王阳明对龙冈书院诸生极为重视，经常与诸生夜谈，组织考试，以便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
除建立龙冈书院外，王阳明还在文明书院执教。正德三年，贵州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毛科在贵阳建立文明书院，特邀请王阳明为其讲学，因水东阿贾阿札叛乱而未成。到正德四年（1509年），毛科致仕，新任提学副使席书再邀王阳明入文明书院讲学。据《嘉靖贵州通志》卷九载：“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2]530也正是在文明书院，在与席书的讨论中，王阳明方才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立“知行合一”之教，终于建立了阳明心学。
可以说，正是在贵州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和席书等人的帮助下，王阳明最终创立了“阳明心学”并基本确立了宗旨。同时，阳明心学也开始在贵州大兴，贵州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概言之，王阳明在贵州时期的经历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重要，尤其是他在亲身感受到贵州少数民族的淳朴后发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感叹，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教化思想，对王阳明心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思想在未来指导了王阳明在赣南、广西两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并得到了持续发展和完善。同时，王阳明受“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民族教化思想推动，创办龙冈书院、执教文明书院，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以及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清）黄宅中.大定府志[M].道光二十九年.
作者简介：
蒲艳芳，女，湖南隆回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