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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情况下，自杀是合理的甚至是恰当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盘腿坐在讲桌上发问。在他著名的选修课《死亡哲学》的倒数第三讲，他向底下的同学提出“让我们谈一谈自杀”。这个课程的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这个让人想起加缪的那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而在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看来，“自杀，一个已是太多。”他们将这句干脆明确的话当做自己的口号，致力于阻止、减少每一例自杀。这跟许多致力于预防自杀机构的目标不谋而合。
看起来，有两个“自杀”。一个是更为抽象的哲学探讨，一个是挽留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行动。前者借自杀追问生命意义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后者拒斥自杀以保证“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快乐和幸福的可能。细想一下，两个“自杀”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
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参与的研究报告《2002-2011年中国自杀状况》今年发布。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9.8人，降幅达到58%。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主要的忧虑指向老人，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因而，自杀问题亦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和人心的视角。这片东方土地上，自杀问题如何发生，有何特点，拯救如何可能？
31岁生日那天，木碗在桥上犹豫不决。她不知道这天是否应该服从脑子里不断响起的命令：从桥上跳下去。
电话突然响了。同学祝完生日快乐，顺嘴问了一句你在哪里。木碗支吾着说外面。对方察觉到了什么，不断打电话来问她所在的地点。凭着电话里的风声和汽笛声，他判断她在江边。同学赶来，一把拉下已经跨坐在栏杆上的木碗。这不是木碗第一次企图自杀。她试过割腕、开煤气、吃安眠药、撞车，在跳楼前被人及时阻拦。她后来说自己一再自杀而一再未遂，是罕见的幸运。
这是多年前的旧事了。现在木碗是人妻、心理咨询师，曾长时间服务于抑郁症公益互动机构。2005年4月9日，在经历了四五年黑暗生活，多次自残、试图自杀后木碗被确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上海最有名的抑郁症患者罗卫平跟木碗有相似的轨迹。这位前任的黄浦区法院高级法官在50岁时因抑郁退休，有两次、共六年的抑郁症经历。第二次是新世纪的头五年，比之前严重得多。
像是陷在最深的泥沼里，活着本身成了痛苦。“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死可能是解脱，成了想得最多的事情。他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又一次他想从楼上跳下去，被妻子一把抱住。而后他成了家人的密切监控对象。
他挺了过来。如今罗卫平63岁，是上海希望24h自杀危机干预热线接线员。他不介意拿着自己抑郁、想自杀的过往，去劝说别人。因为他是过来人，看得见那些人的痛苦。
我们头次见面约在上海的地铁口，他刚给一展览拍完照赶来，风尘仆仆，人总是一副匆匆的姿态。两颊瘦削凹陷，颧骨泛着潮红，像长时间高扬的情绪所致。递来的名片背面，满满地写了十一个头衔，顾问居多，从中可一窥他眼下忙碌琐碎的生活。他喜欢把生活排得满当，以创造价值感的来源。这据说是他远离自杀意愿的“秘诀”。除了这些“虚职”，他去了6次汶川参与灾后心理援助，参与21次大学生支教，援建4所希望小学。
“都是打酱油。”他操着自嘲的语调，“别人说我是神经病。没事儿，我自己开心就行。”这位老人乐于交流表达，但时不时，嘴里的话就跳脱交谈语境，跑偏到别处去。“可能是抗抑郁的药物吃多了，矫枉过正，搞得我有点儿‘躁狂’。”这话听着，像真相和玩笑掺半。
在中国，63%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绝大部分是抑郁症。木碗和老罗险些成为 “63%”的一部分。那时抑郁还是件听着挺远的事儿。但近几年，抑郁变得高频，好像大家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了。随着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这一病症越发普遍地跟自杀联系在一起。貌似，中国的自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
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在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超过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抑郁或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病。中国的比例相对来说显得低，并不符合西方对自杀与抑郁症等紧密关联的设定。
老罗搞不清这些理论，他的信条是能帮一点是一点。他算了算，自己一共劝阻了16名意欲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还不包括对那些自杀未遂者的心理干预。有的是对方拨打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老罗用言语说服，并为其寻找亲友或身边人的支持。有时候，在生死面前，他也违反那个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的“不准私下见面”的禁令，火急火燎赶往现场进行救援。赵嘉曾是他救下的人之一。
赵嘉生活中的最后一点希望在1月18日彻底消失。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年前的上海，冬日，房东上门催缴拖欠许久的房租。可赵嘉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外头有数十万的债务，这倒也不急于一时。但五万元的法院到期执行是躲不过的。他被折磨得焦灼不堪，每晚依靠药物才能入睡。
付不起房租的尴尬和窘迫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送走房东，他背着黑色双肩包，一路行至苏州河边。他在傍晚的河畔犹豫不决：要不干脆跳下去，结束无望的生命？这不是赵嘉第一次想到死。他肩上的书包里就放着把水果刀，作为另一种选择的途径。
希望是一点点从生活中剥离的。2002年，赵嘉因一桩自认冤屈的经济纠纷入狱，四年后回到生养他的城市。但本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房子、事业、婚姻、女儿，只剩年迈久病的双亲。基本生存都是个问题。
“我是一个上海人，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是不是最坏了。”赵嘉那年四十岁，人生过半，从头来过的机会渺茫。但他是从那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好的几年时光”又都给了牢狱，如何能甘心？赵嘉重新下海，生意起起伏伏，举债维持，还是走向困境。 “只要给我前面看到一点火光，我都能缓过来。但不能一点光都没有。”一年后的上海，初冬，赵嘉坐在我的面前，描述那几年是如何来了又走、不肯驻留。
获释后为了见女儿一面，他在她上学路上候了七个清晨。再相见的时候，小姑娘迎面走来，认不出他。赵嘉假装路人经过，上去撞了她一下。 没反应。再撞一下，女儿抬头愣了：“爸爸！”大男人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他一把抱住女儿。
为了留在女儿身边，也为了有个容身之处，赵嘉向离婚的前妻提议“再试试”。于是他搬进了前妻和女儿的家，又在一家刚成立的文化传媒公司寻得工作。父母在世，儿女在侧，他好像得了转圜。
他最在意的、和女儿的关系也恢复顺利。“回去以后我没有爸爸的样子。我希望跟她做朋友，没有代沟。我把自己的先生请出来给她补课，每周都陪着她去。我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段时间也很聊得来。”十四五岁的姑娘生得乖巧，虽早早被母亲告知赵嘉入狱的过往，对此只字不提。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她不说话，也从不责怪。
结果，生活向赵嘉撒了个谎。前妻没有真正接受他。争吵中，她会暴躁地指着赵嘉：“你出去！”话里隐隐透着“我是主人”的轻蔑。女儿总是跟抚养自己的母亲更亲近些。不到一年，赵嘉搬了出来。一星期的时间，女儿的手机无法接通。前妻隐瞒了女儿的动向，赵嘉再没见过他的孩子。
生意开始亏损，赵嘉需要资金回转，向身边的朋友开口。要面子，他没说亏了，只说想做事、缺钱。几人伸出援手。但生意越做越糟，一败涂地。除了还不上钱的焦虑，赵嘉心上压着对朋友的愧然。他还得瞒着父母。当时的父亲已经三次脑梗，母亲是重度抑郁患者，且被查出结肠癌。
生活就是这样一步步“逼迫”他起了自杀意念。希望湮灭了。作为自杀者的最大特点，绝望是对美好生活可能性的彻底否决。在自杀诱因分析里，常见的女性因为感情、男性因为现实压力、年轻人不够成熟、老人失落于家庭的说法，最终都落在绝望感上。不再能追寻幸福，只能陷入不幸，生活不值得继续。在现代自杀学的源头，这种绝望是英国人波顿笔下的“魔鬼洗澡水”，诱惑人们自杀。
赵嘉最终没有跳下苏州河。他想起了无所恃怙、自己又亏欠太多的父母。入狱的四年，只有他们去监狱探望、寄钱，等他回家。责任感抵抗了绝望。
第二天夜里，面对自己财务和良心均有亏欠的好友，赵嘉再次崩溃。他拿出水果刀抵住脖子，迅速被在场的老罗夺下。虚弱的身体让他无力反抗。赵嘉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糊涂的时刻，幸亏被阻拦。他迅速地恢复了理智。
少数知情者怀疑赵嘉当时得了抑郁症。进修过心理学的他坚决否认，“我还是有自控力的。”他没有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自己一点点调整回来了。
抑郁症或精神医学并不能解答“63%”以外那些死去生命的苦楚。自杀之所以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因为它指涉的是尘世生活值不值得过，即人类幸福这一根本。生之所以会不如死，一方面是眼前的生活与美好绝缘，充满不幸，一方面是认为这不幸永远不可能或在可忍受的时间内不能好转。复杂的幸福理论告诉我们，通常少有人会真正认为“活着”本身是件好事，在现世考量中生命比应然之意要轻。
但真的毫无希望吗？身处痛苦之中的人是否有能力理性评估自己的真实处境，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所给出的那些绝望的理由，是否经过了通盘的深思熟虑？赵嘉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世界上还有留恋和牵绊。
见面那天，赵嘉重复说了好几次“我是个男人”。自尊和脸面是人生要义。所以，他无法和前妻继续生活，很多事情要瞒着父母，不能跟朋友吐露实情。压力和问题一人独挡，可见其艰难。在社会学自杀研究领域，赵嘉属于典型的自杀高危人群。简单地说，这群人多有以下特点：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
根据研究报告，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9.8人，降幅达到58%。但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城市大部分自杀者集中在35岁至49岁之间。与我们的既有“中国女性自杀率高”的印象不同，在2006年前后，城市和农村的男性自杀人数开始超过女性。
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根据他对19世纪欧洲的观察，得出论断：“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和现代化的深入，人们的社会整合力减少，失范程度增加。”而这些高危的群体，更大程度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的问题。他们面对自杀的“诱惑”更加脆弱。
我们对此类描述毫不陌生，甚至谙熟于心。这不是眼下的中国，至少是舆论里中国的模样吗？或许，涂尔干一个多世纪前的话语在中国正得到回响。
在回响声中，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出现了。根据去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国内服务机构共设立55条心理热线与危机干预热线。它们向所有能打来电话的人开放，电话那头，应该有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疗师提供疏导和干预。但现实没有这么完美，不少热线已经提示空号。
苏州河边，当赵嘉陷于愧对父母和渴求解脱的分裂时，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希望24h的电话。希望24h是上海市首个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这个电话号码是赵嘉几天前搜索自杀、调整心情的时候从网上捡来的。电话那头的温柔女声听完他的话，急了。
老罗原本是作为法律援助，参与赵嘉的后期干预。按理，两人是不能见面的。但救人心切，老罗坏了这个规矩。他陪着赵嘉去面对有所亏欠的朋友，夺下了他架在脖子上的刀刃。两人结下情分，维持至今。
跟老罗一起支援过汶川的黄卫平至今对两位自杀未遂的老人念念不忘。他是上海一家从事生命教育机构的志愿者，过去数年曾支援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一次是五年前，他在养老院跟那个割腕自杀的老人聊了一个下午。老头儿是宁波人，七十岁了，有点儿孤僻，精气神还可以。被抢救回来后，老宁波不停地表达歉意，“给大家添麻烦了”，好像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那个清晨，他趁大家吃早饭的工夫，用指甲刀的刃面割伤了自己。他事先在床边放了个脸盆，怕滴下的血弄脏地面。 事后老宁波充满了罪责感。他最在意的是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有了那个脸盆，所以他许诺不再犯相同错误。黄卫平对老宁波的评估结果是“配偶去世后的创伤和孤独问题”。妻子三年前去世，随后他被送进养老院。虽然有两个儿子，但绝少被探望。但这简简单单的评估能否全然地诠释他的痛苦？黄卫平说他自己也怀疑。
另一次是三年前，独居的老太太自杀三次未遂。也是家庭矛盾，她把房子给了小女儿，伤了另一个的心。老太太后悔，成天叨叨，于是跟小女儿关系也不好了。她开过煤气，跳过楼。到后来，女儿觉得老太太是以此要挟，不是有必死的心。她是个多病的老人，抓着上门的志愿者一直絮絮叨叨地说。可能，碎嘴的表达方式也增添了子女的反感。
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通常被视为老人自杀的最大诱因。这不难理解。当生命的光焰日益萎去，疾病带来的无力、困顿和疼痛是折磨的一大来源。自身社会性发展的可能性急剧下降，老人将期待的目光转向家庭，一旦家庭成员不能满足自己感情的期待，无法提供支撑和依靠，就会因爱生怨，容易绝望。
在近十年中国自杀率总体下降的背景里，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眼下，中国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参与那份研究报告的叶兆辉教授告诉我，随着老年人群体的壮大，他们的自杀问题将会成为预防干预工作的主要忧虑。在展开研究的最后三年，中国自杀人群的近半数是65岁以上老人，其中79%来自农村。
谁来挽留这些意欲离去的老人？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接线员申晓艳的印象里，她从未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仅有的一次，是一名男士替母亲求助。因为两名女儿的相继离世，母亲精神恍惚，有自杀倾向，于是儿子打了这个电话，咨询如何保护母亲。常见的自杀干预热线看来收效甚微。子女亲朋的关怀劝说也难以保证。如果尚无法照料他们的现实生活，谁有闲暇来关怀老人的内心呢？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心灵会跟着身体一起衰朽。老人好像什么都不用讲究，一切凑合就行。
但这些自杀老人正以生命为代价，用最激烈极端的方式发出求援的呼吁。如果说涂尔干的描述和论断体现了当下中国自杀问题的重要一面，但显然不是最严峻的一面。
希望24h热线的办公地点设在浦东东方希望大厦的负一层，和英语培训机构、某社会组织办公室，还有整座大厦的食堂靠在一起。自2012年12月开通以来，它一年里共接到2941人次“自杀者”的来电。发起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说，热线目前最大的瓶颈是跟警方的沟通合作尚未建立，跨省市报警和救援工作也难以开展。
相似的问题也在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出现。尽管已经成立十年，挂靠在深圳市康宁医院下的干预中心仍没有建立单独的和警方、医院的沟通合作渠道。这意味着当情势危急，它也只能通过“110”、“120”发出现场救援的请求。
中心“元老”朱方方现在想起一个电话仍然心有余悸。大概六七年前的深夜，一个失恋的女孩在电话那头哭诉男友的离去，说觉得头晕，站在楼顶边吹风，失败的爱情让她心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在朱方方的劝慰下，她不愿意跟父母联系，却同意再见见男友，要一个答案。等待的折磨中，女孩开始了倒计时。从十开始，十、九、八、七……朱方方说她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团队帮助下，“110”、“120”都已拨打，但朱方方觉得那一声声数数是在考验自己。她记不清是倒数至四还是三的时候，那个女孩的男友到了。危机最终解除。
那个女孩的做法有多少姿态的成分？朱方方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有。但她马上强调，在自杀干预中，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发出求援信号的人就不会自杀。绝望和希望相互纠缠。哪个取胜，就看那个瞬间哪个的样子清晰一点。抓住绝望里的那一点点念想，放大它，恰好是干预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如果女孩没有拨打那个电话，结局有可能不同了。作为最常见的自杀干预方式，热线无疑是全然被动的。它只有先接收到求助信号，才会启动干预模式。而那些没有能力发出求助信号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而且，自杀似乎是任何公共职权机关逻辑之外的事情。警方、医院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这也确实不是他们职责所在。而关心自杀的干预热线呢？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至今没有专项经费，费用来源于深圳卫计委统一划拨到医院的公共卫生经费。民间的如希望24h热线，是全然的志愿者组织。
这些困境最终指向一个问题：谁有权利干预他人的自杀，以恰当的理由不允许自杀？或者，谁能强迫人们获得生的智慧和勇气？
曾长时间呆在华北某县观察研究自杀问题的吴飞指出了根源所在。在一系列关于自杀的论著里，这位北大的哲学系教授说：自杀问题的真正悖谬之处或许正在于此。一方面，自杀意味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这种极为私人化的幸福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外力难以干涉的。
自杀问题在某层面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难。在个人权利、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眼下，谁能扭转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决定？
课堂上，雪莱·卡根提到，即使自杀危机解除，那些为之困扰的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痛苦而绝望的人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幸福。
哲学老师的话有道理。赵嘉到现在还没有把债务还清，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慢慢来嘛。”他努力着把自己搞得忙碌一点，少想一些。赵嘉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他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球迷QQ群，从里面挑人建了两支青少年球队，多是学生。虽然还没有经济效益，但已经拉到了赞助商。另外，他给两个初三的学生进行课程辅导，免费。
在其中一个叛逆的初三女孩身上，他花费了太多精力。除了自己免费给孩子补语文，他掏钱请数学、英文老师，给孩子买善存、红景天。甚至在跟她父母商量，等她念大学时，由他出钱把孩子送出国去。 寄托是情感的投射，让我想起他给前半生作结时说的话：“（原本）家里也有一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身世，前半生就这样。”
赵嘉说快乐是比较重要的，能改变心里很多负面的东西。他老教那些孩子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但快乐对他来说仍是困难的，“我自己也做不到那个境界”。
那些过往的挫折和痛苦，并不会变成宝贵的财富或者正能量的源泉。赵嘉明白，痛苦还在那里。“说白了，我不能保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自杀。因为这么说是虚的。人总有一个情绪的边界，一旦破了人就崩溃了。心态就完全坏了，还会走这条路。”
这种“脆弱”牵连着赵嘉的生活状态。除了经济压力，赵嘉仍孑然一身，父母是仅有的亲人。他承认这种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安定状态对心理影响非常大。赵嘉羡慕老罗“有个家庭、有个伴侣、有个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念想”。
不幸的因子不会自然消失。叶兆辉懂得这个道理。“自杀不单单是医疗问题，而是整体的社会健康问题。”他说，在干预自杀个案的同时，同等重要地，是要改善整体环境，避免导致绝望的不良因子出现。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是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障、工作环境的改善，内在的是要提升人们承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十年间，他领着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团队，在香港持续不断地寻找改善环境预防人们自杀的方法。
这些努力包括了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建议把木炭集中售卖，不能随意摆放;在地铁月台上安装安全闸门;关怀自杀者家属，防止其自杀;在网络上搜寻边缘的可能有自杀倾向的人群;深入社区，关怀其中弱势群体，宣扬干预知识。
在《死亡哲学》的最后一课，仍然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雪莱·卡根谨慎地得出结论：“假设有这种情况，有人能力理性地评估自己的处境，发现自己死了更好。全盘考虑，而非仓促行动，深思熟虑，完全自愿，有很好的理由的决定。自杀就是可接受的，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中。”
但他马上接着说：“当我们看到某人试图自杀时怎么办？我们能够确定他满足了所有上述限制条件吗？我们应该谨慎，应该假定这个人悲伤过度，一叶障目，无法清晰思考，丧失正确的判断能力，没有正当的理由。”
难以把握的现实境况和人心，决定了“自杀”这个选择是非常难全然符合理性的。哲学讨论是一回事儿。而面对每一个柔弱的心灵和生命，都应该要竭力挽留。
写遗书;
谈论身后事;
谈论自杀和死亡，对自残或自杀手段感兴趣;
情绪持续低落压抑，然后无明显原因地突然好转;
自我封闭;
酗酒，吸毒;
变得特别易怒;
工作效率或学业成绩下降;
失眠或胃口大减;
对个人福祉变得漠不关心;
开始完成一些多年未了的心愿;
反常行为，突然赠送亲友昂贵礼物，或突然说一些有告别意味的话。
立刻报警;
以“暂缓实施自杀”为目标;
劝说自杀者远离即刻的危险，如危险品或危险地带;
对自杀者表示理解和关切;
让自杀者倾诉;
不要与自杀者争辩;
不要否定自杀者的痛苦;
不要认为自杀者是在作秀或吓唬人。
这个让人想起加缪的那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而在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看来，“自杀，一个已是太多。”他们将这句干脆明确的话当做自己的口号，致力于阻止、减少每一例自杀。这跟许多致力于预防自杀机构的目标不谋而合。
看起来，有两个“自杀”。一个是更为抽象的哲学探讨，一个是挽留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行动。前者借自杀追问生命意义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后者拒斥自杀以保证“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快乐和幸福的可能。细想一下，两个“自杀”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
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参与的研究报告《2002-2011年中国自杀状况》今年发布。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9.8人，降幅达到58%。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主要的忧虑指向老人，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因而，自杀问题亦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和人心的视角。这片东方土地上，自杀问题如何发生，有何特点，拯救如何可能？
抑郁症候群
31岁生日那天，木碗在桥上犹豫不决。她不知道这天是否应该服从脑子里不断响起的命令：从桥上跳下去。
电话突然响了。同学祝完生日快乐，顺嘴问了一句你在哪里。木碗支吾着说外面。对方察觉到了什么，不断打电话来问她所在的地点。凭着电话里的风声和汽笛声，他判断她在江边。同学赶来，一把拉下已经跨坐在栏杆上的木碗。这不是木碗第一次企图自杀。她试过割腕、开煤气、吃安眠药、撞车，在跳楼前被人及时阻拦。她后来说自己一再自杀而一再未遂，是罕见的幸运。
这是多年前的旧事了。现在木碗是人妻、心理咨询师，曾长时间服务于抑郁症公益互动机构。2005年4月9日，在经历了四五年黑暗生活，多次自残、试图自杀后木碗被确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上海最有名的抑郁症患者罗卫平跟木碗有相似的轨迹。这位前任的黄浦区法院高级法官在50岁时因抑郁退休，有两次、共六年的抑郁症经历。第二次是新世纪的头五年，比之前严重得多。
像是陷在最深的泥沼里，活着本身成了痛苦。“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死可能是解脱，成了想得最多的事情。他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又一次他想从楼上跳下去，被妻子一把抱住。而后他成了家人的密切监控对象。
他挺了过来。如今罗卫平63岁，是上海希望24h自杀危机干预热线接线员。他不介意拿着自己抑郁、想自杀的过往，去劝说别人。因为他是过来人，看得见那些人的痛苦。
我们头次见面约在上海的地铁口，他刚给一展览拍完照赶来，风尘仆仆，人总是一副匆匆的姿态。两颊瘦削凹陷，颧骨泛着潮红，像长时间高扬的情绪所致。递来的名片背面，满满地写了十一个头衔，顾问居多，从中可一窥他眼下忙碌琐碎的生活。他喜欢把生活排得满当，以创造价值感的来源。这据说是他远离自杀意愿的“秘诀”。除了这些“虚职”，他去了6次汶川参与灾后心理援助，参与21次大学生支教，援建4所希望小学。
“都是打酱油。”他操着自嘲的语调，“别人说我是神经病。没事儿，我自己开心就行。”这位老人乐于交流表达，但时不时，嘴里的话就跳脱交谈语境，跑偏到别处去。“可能是抗抑郁的药物吃多了，矫枉过正，搞得我有点儿‘躁狂’。”这话听着，像真相和玩笑掺半。
在中国，63%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绝大部分是抑郁症。木碗和老罗险些成为 “63%”的一部分。那时抑郁还是件听着挺远的事儿。但近几年，抑郁变得高频，好像大家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了。随着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这一病症越发普遍地跟自杀联系在一起。貌似，中国的自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
这一判断值得商榷。在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超过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抑郁或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病。中国的比例相对来说显得低，并不符合西方对自杀与抑郁症等紧密关联的设定。
老罗搞不清这些理论，他的信条是能帮一点是一点。他算了算，自己一共劝阻了16名意欲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还不包括对那些自杀未遂者的心理干预。有的是对方拨打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老罗用言语说服，并为其寻找亲友或身边人的支持。有时候，在生死面前，他也违反那个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的“不准私下见面”的禁令，火急火燎赶往现场进行救援。赵嘉曾是他救下的人之一。
绝望的“诱惑”
赵嘉生活中的最后一点希望在1月18日彻底消失。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年前的上海，冬日，房东上门催缴拖欠许久的房租。可赵嘉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外头有数十万的债务，这倒也不急于一时。但五万元的法院到期执行是躲不过的。他被折磨得焦灼不堪，每晚依靠药物才能入睡。
付不起房租的尴尬和窘迫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送走房东，他背着黑色双肩包，一路行至苏州河边。他在傍晚的河畔犹豫不决：要不干脆跳下去，结束无望的生命？这不是赵嘉第一次想到死。他肩上的书包里就放着把水果刀，作为另一种选择的途径。
希望是一点点从生活中剥离的。2002年，赵嘉因一桩自认冤屈的经济纠纷入狱，四年后回到生养他的城市。但本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房子、事业、婚姻、女儿，只剩年迈久病的双亲。基本生存都是个问题。
“我是一个上海人，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是不是最坏了。”赵嘉那年四十岁，人生过半，从头来过的机会渺茫。但他是从那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好的几年时光”又都给了牢狱，如何能甘心？赵嘉重新下海，生意起起伏伏，举债维持，还是走向困境。 “只要给我前面看到一点火光，我都能缓过来。但不能一点光都没有。”一年后的上海，初冬，赵嘉坐在我的面前，描述那几年是如何来了又走、不肯驻留。
获释后为了见女儿一面，他在她上学路上候了七个清晨。再相见的时候，小姑娘迎面走来，认不出他。赵嘉假装路人经过，上去撞了她一下。 没反应。再撞一下，女儿抬头愣了：“爸爸！”大男人的眼泪立马掉了下来，他一把抱住女儿。
为了留在女儿身边，也为了有个容身之处，赵嘉向离婚的前妻提议“再试试”。于是他搬进了前妻和女儿的家，又在一家刚成立的文化传媒公司寻得工作。父母在世，儿女在侧，他好像得了转圜。
他最在意的、和女儿的关系也恢复顺利。“回去以后我没有爸爸的样子。我希望跟她做朋友，没有代沟。我把自己的先生请出来给她补课，每周都陪着她去。我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段时间也很聊得来。”十四五岁的姑娘生得乖巧，虽早早被母亲告知赵嘉入狱的过往，对此只字不提。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她不说话，也从不责怪。
结果，生活向赵嘉撒了个谎。前妻没有真正接受他。争吵中，她会暴躁地指着赵嘉：“你出去！”话里隐隐透着“我是主人”的轻蔑。女儿总是跟抚养自己的母亲更亲近些。不到一年，赵嘉搬了出来。一星期的时间，女儿的手机无法接通。前妻隐瞒了女儿的动向，赵嘉再没见过他的孩子。
生意开始亏损，赵嘉需要资金回转，向身边的朋友开口。要面子，他没说亏了，只说想做事、缺钱。几人伸出援手。但生意越做越糟，一败涂地。除了还不上钱的焦虑，赵嘉心上压着对朋友的愧然。他还得瞒着父母。当时的父亲已经三次脑梗，母亲是重度抑郁患者，且被查出结肠癌。
生活就是这样一步步“逼迫”他起了自杀意念。希望湮灭了。作为自杀者的最大特点，绝望是对美好生活可能性的彻底否决。在自杀诱因分析里，常见的女性因为感情、男性因为现实压力、年轻人不够成熟、老人失落于家庭的说法，最终都落在绝望感上。不再能追寻幸福，只能陷入不幸，生活不值得继续。在现代自杀学的源头，这种绝望是英国人波顿笔下的“魔鬼洗澡水”，诱惑人们自杀。
男性、中年、城市
赵嘉最终没有跳下苏州河。他想起了无所恃怙、自己又亏欠太多的父母。入狱的四年，只有他们去监狱探望、寄钱，等他回家。责任感抵抗了绝望。
第二天夜里，面对自己财务和良心均有亏欠的好友，赵嘉再次崩溃。他拿出水果刀抵住脖子，迅速被在场的老罗夺下。虚弱的身体让他无力反抗。赵嘉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糊涂的时刻，幸亏被阻拦。他迅速地恢复了理智。
少数知情者怀疑赵嘉当时得了抑郁症。进修过心理学的他坚决否认，“我还是有自控力的。”他没有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自己一点点调整回来了。
抑郁症或精神医学并不能解答“63%”以外那些死去生命的苦楚。自杀之所以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因为它指涉的是尘世生活值不值得过，即人类幸福这一根本。生之所以会不如死，一方面是眼前的生活与美好绝缘，充满不幸，一方面是认为这不幸永远不可能或在可忍受的时间内不能好转。复杂的幸福理论告诉我们，通常少有人会真正认为“活着”本身是件好事，在现世考量中生命比应然之意要轻。
但真的毫无希望吗？身处痛苦之中的人是否有能力理性评估自己的真实处境，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所给出的那些绝望的理由，是否经过了通盘的深思熟虑？赵嘉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世界上还有留恋和牵绊。
见面那天，赵嘉重复说了好几次“我是个男人”。自尊和脸面是人生要义。所以，他无法和前妻继续生活，很多事情要瞒着父母，不能跟朋友吐露实情。压力和问题一人独挡，可见其艰难。在社会学自杀研究领域，赵嘉属于典型的自杀高危人群。简单地说，这群人多有以下特点：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
根据研究报告，过去十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9.8人，降幅达到58%。但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轻农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杀率并未随着整体减少而走低。城市大部分自杀者集中在35岁至49岁之间。与我们的既有“中国女性自杀率高”的印象不同，在2006年前后，城市和农村的男性自杀人数开始超过女性。
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根据他对19世纪欧洲的观察，得出论断：“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和现代化的深入，人们的社会整合力减少，失范程度增加。”而这些高危的群体，更大程度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的问题。他们面对自杀的“诱惑”更加脆弱。
我们对此类描述毫不陌生，甚至谙熟于心。这不是眼下的中国，至少是舆论里中国的模样吗？或许，涂尔干一个多世纪前的话语在中国正得到回响。
在回响声中，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出现了。根据去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国内服务机构共设立55条心理热线与危机干预热线。它们向所有能打来电话的人开放，电话那头，应该有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疗师提供疏导和干预。但现实没有这么完美，不少热线已经提示空号。
苏州河边，当赵嘉陷于愧对父母和渴求解脱的分裂时，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希望24h的电话。希望24h是上海市首个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这个电话号码是赵嘉几天前搜索自杀、调整心情的时候从网上捡来的。电话那头的温柔女声听完他的话，急了。
老罗原本是作为法律援助，参与赵嘉的后期干预。按理，两人是不能见面的。但救人心切，老罗坏了这个规矩。他陪着赵嘉去面对有所亏欠的朋友，夺下了他架在脖子上的刀刃。两人结下情分，维持至今。
那些轻生的老人
跟老罗一起支援过汶川的黄卫平至今对两位自杀未遂的老人念念不忘。他是上海一家从事生命教育机构的志愿者，过去数年曾支援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一次是五年前，他在养老院跟那个割腕自杀的老人聊了一个下午。老头儿是宁波人，七十岁了，有点儿孤僻，精气神还可以。被抢救回来后，老宁波不停地表达歉意，“给大家添麻烦了”，好像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那个清晨，他趁大家吃早饭的工夫，用指甲刀的刃面割伤了自己。他事先在床边放了个脸盆，怕滴下的血弄脏地面。 事后老宁波充满了罪责感。他最在意的是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有了那个脸盆，所以他许诺不再犯相同错误。黄卫平对老宁波的评估结果是“配偶去世后的创伤和孤独问题”。妻子三年前去世，随后他被送进养老院。虽然有两个儿子，但绝少被探望。但这简简单单的评估能否全然地诠释他的痛苦？黄卫平说他自己也怀疑。
另一次是三年前，独居的老太太自杀三次未遂。也是家庭矛盾，她把房子给了小女儿，伤了另一个的心。老太太后悔，成天叨叨，于是跟小女儿关系也不好了。她开过煤气，跳过楼。到后来，女儿觉得老太太是以此要挟，不是有必死的心。她是个多病的老人，抓着上门的志愿者一直絮絮叨叨地说。可能，碎嘴的表达方式也增添了子女的反感。
久病厌世和家庭纠纷通常被视为老人自杀的最大诱因。这不难理解。当生命的光焰日益萎去，疾病带来的无力、困顿和疼痛是折磨的一大来源。自身社会性发展的可能性急剧下降，老人将期待的目光转向家庭，一旦家庭成员不能满足自己感情的期待，无法提供支撑和依靠，就会因爱生怨，容易绝望。
在近十年中国自杀率总体下降的背景里，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眼下，中国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参与那份研究报告的叶兆辉教授告诉我，随着老年人群体的壮大，他们的自杀问题将会成为预防干预工作的主要忧虑。在展开研究的最后三年，中国自杀人群的近半数是65岁以上老人，其中79%来自农村。
谁来挽留这些意欲离去的老人？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接线员申晓艳的印象里，她从未接到老人的求助电话。仅有的一次，是一名男士替母亲求助。因为两名女儿的相继离世，母亲精神恍惚，有自杀倾向，于是儿子打了这个电话，咨询如何保护母亲。常见的自杀干预热线看来收效甚微。子女亲朋的关怀劝说也难以保证。如果尚无法照料他们的现实生活，谁有闲暇来关怀老人的内心呢？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心灵会跟着身体一起衰朽。老人好像什么都不用讲究，一切凑合就行。
但这些自杀老人正以生命为代价，用最激烈极端的方式发出求援的呼吁。如果说涂尔干的描述和论断体现了当下中国自杀问题的重要一面，但显然不是最严峻的一面。
绝望和希望相互纠缠
希望24h热线的办公地点设在浦东东方希望大厦的负一层，和英语培训机构、某社会组织办公室，还有整座大厦的食堂靠在一起。自2012年12月开通以来，它一年里共接到2941人次“自杀者”的来电。发起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林昆辉说，热线目前最大的瓶颈是跟警方的沟通合作尚未建立，跨省市报警和救援工作也难以开展。
相似的问题也在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出现。尽管已经成立十年，挂靠在深圳市康宁医院下的干预中心仍没有建立单独的和警方、医院的沟通合作渠道。这意味着当情势危急，它也只能通过“110”、“120”发出现场救援的请求。
中心“元老”朱方方现在想起一个电话仍然心有余悸。大概六七年前的深夜，一个失恋的女孩在电话那头哭诉男友的离去，说觉得头晕，站在楼顶边吹风，失败的爱情让她心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在朱方方的劝慰下，她不愿意跟父母联系，却同意再见见男友，要一个答案。等待的折磨中，女孩开始了倒计时。从十开始，十、九、八、七……朱方方说她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团队帮助下，“110”、“120”都已拨打，但朱方方觉得那一声声数数是在考验自己。她记不清是倒数至四还是三的时候，那个女孩的男友到了。危机最终解除。
那个女孩的做法有多少姿态的成分？朱方方迟疑了一下，说可能有。但她马上强调，在自杀干预中，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发出求援信号的人就不会自杀。绝望和希望相互纠缠。哪个取胜，就看那个瞬间哪个的样子清晰一点。抓住绝望里的那一点点念想，放大它，恰好是干预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如果女孩没有拨打那个电话，结局有可能不同了。作为最常见的自杀干预方式，热线无疑是全然被动的。它只有先接收到求助信号，才会启动干预模式。而那些没有能力发出求助信号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而且，自杀似乎是任何公共职权机关逻辑之外的事情。警方、医院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这也确实不是他们职责所在。而关心自杀的干预热线呢？深圳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至今没有专项经费，费用来源于深圳卫计委统一划拨到医院的公共卫生经费。民间的如希望24h热线，是全然的志愿者组织。
这些困境最终指向一个问题：谁有权利干预他人的自杀，以恰当的理由不允许自杀？或者，谁能强迫人们获得生的智慧和勇气？
曾长时间呆在华北某县观察研究自杀问题的吴飞指出了根源所在。在一系列关于自杀的论著里，这位北大的哲学系教授说：自杀问题的真正悖谬之处或许正在于此。一方面，自杀意味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这种极为私人化的幸福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外力难以干涉的。
自杀问题在某层面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难。在个人权利、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眼下，谁能扭转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决定？
拯救之后
课堂上，雪莱·卡根提到，即使自杀危机解除，那些为之困扰的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痛苦而绝望的人们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幸福。
哲学老师的话有道理。赵嘉到现在还没有把债务还清，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慢慢来嘛。”他努力着把自己搞得忙碌一点，少想一些。赵嘉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他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球迷QQ群，从里面挑人建了两支青少年球队，多是学生。虽然还没有经济效益，但已经拉到了赞助商。另外，他给两个初三的学生进行课程辅导，免费。
在其中一个叛逆的初三女孩身上，他花费了太多精力。除了自己免费给孩子补语文，他掏钱请数学、英文老师，给孩子买善存、红景天。甚至在跟她父母商量，等她念大学时，由他出钱把孩子送出国去。 寄托是情感的投射，让我想起他给前半生作结时说的话：“（原本）家里也有一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身世，前半生就这样。”
赵嘉说快乐是比较重要的，能改变心里很多负面的东西。他老教那些孩子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但快乐对他来说仍是困难的，“我自己也做不到那个境界”。
那些过往的挫折和痛苦，并不会变成宝贵的财富或者正能量的源泉。赵嘉明白，痛苦还在那里。“说白了，我不能保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自杀。因为这么说是虚的。人总有一个情绪的边界，一旦破了人就崩溃了。心态就完全坏了，还会走这条路。”
这种“脆弱”牵连着赵嘉的生活状态。除了经济压力，赵嘉仍孑然一身，父母是仅有的亲人。他承认这种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安定状态对心理影响非常大。赵嘉羡慕老罗“有个家庭、有个伴侣、有个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念想”。
不幸的因子不会自然消失。叶兆辉懂得这个道理。“自杀不单单是医疗问题，而是整体的社会健康问题。”他说，在干预自杀个案的同时，同等重要地，是要改善整体环境，避免导致绝望的不良因子出现。整体环境的改善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是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障、工作环境的改善，内在的是要提升人们承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十年间，他领着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团队，在香港持续不断地寻找改善环境预防人们自杀的方法。
这些努力包括了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建议把木炭集中售卖，不能随意摆放;在地铁月台上安装安全闸门;关怀自杀者家属，防止其自杀;在网络上搜寻边缘的可能有自杀倾向的人群;深入社区，关怀其中弱势群体，宣扬干预知识。
在《死亡哲学》的最后一课，仍然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雪莱·卡根谨慎地得出结论：“假设有这种情况，有人能力理性地评估自己的处境，发现自己死了更好。全盘考虑，而非仓促行动，深思熟虑，完全自愿，有很好的理由的决定。自杀就是可接受的，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中。”
但他马上接着说：“当我们看到某人试图自杀时怎么办？我们能够确定他满足了所有上述限制条件吗？我们应该谨慎，应该假定这个人悲伤过度，一叶障目，无法清晰思考，丧失正确的判断能力，没有正当的理由。”
难以把握的现实境况和人心，决定了“自杀”这个选择是非常难全然符合理性的。哲学讨论是一回事儿。而面对每一个柔弱的心灵和生命，都应该要竭力挽留。
注意以上自杀前的危险信号
写遗书;
谈论身后事;
谈论自杀和死亡，对自残或自杀手段感兴趣;
情绪持续低落压抑，然后无明显原因地突然好转;
自我封闭;
酗酒，吸毒;
变得特别易怒;
工作效率或学业成绩下降;
失眠或胃口大减;
对个人福祉变得漠不关心;
开始完成一些多年未了的心愿;
反常行为，突然赠送亲友昂贵礼物，或突然说一些有告别意味的话。
假如你遇到正在实施自杀者
立刻报警;
以“暂缓实施自杀”为目标;
劝说自杀者远离即刻的危险，如危险品或危险地带;
对自杀者表示理解和关切;
让自杀者倾诉;
不要与自杀者争辩;
不要否定自杀者的痛苦;
不要认为自杀者是在作秀或吓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