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两个目的:一是阐释死亡医学化与慈怀护理运动的关联,说明社会学与人类学从死亡问题转向濒死生命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学理意义;二是使用制度与观念交叉的分析视角,解析我国六种临终关怀模式的组织形态和思想内涵.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大渐弥留之痛是躯体、心理、精神以及社会性的苦痛之合,也是临终关怀之本.这个道理古已有之,然而伴随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和老龄化,关怀临终生命的手段、制度、责任归属以及思维方式发生了锐变.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界针对这种锐变的研究可能成为这两个学科发展的一个增长点.因为濒死的生命状态和濒死的生命质量不但涉及社会正义何以保证的问题,而且涉及尊严死何以可能的问题.过度医疗致使许多临终患者耗尽一生积蓄,出现既不能救命又不能保障基本尊严的情况,这些案例表明存在对患者和家属结构化剥夺的现象.这属于社会正义范畴的问题.在面临生命抉择时,是否从常规治疗转入舒缓照护的抉择,牵扯到死亡禁忌和决定权归属的问题.这是属于文化观念范畴的问题.如果说社会正义何以保证的问题是社会学的典型问题,那么尊严死何以可能的问题则是人类学的典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