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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十七岁的江苏学政王先谦任满交卸后，即请假两月回籍修墓。第二年，呈请湖南巡抚代奏开缺，获准。从此，他优游林下，专以著述为能事。在晚清民初的湖南历史上，少了一位显宦，而多了一位硕儒。
王先谦的中年致仕曾引起很多人猜疑。按理，王先谦少年早达，仕途平坦，原不该产生退隐之意。他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年方二十四岁。之后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清代有“相必出于翰林”之惯例，点翰林向来被看作清要之选。因此，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事实上，他先后七次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叠充文衡，门生弟子无数。而在朝廷中，又历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1885年补授国子监祭酒，同年八月奉旨充江苏学政。任满时，齿未盈五十，才足以有为，所谓年富力强，前途无量。只要王氏继续在京供职，“回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瞿张即瞿鸿与张百熙，瞿曾充军机大臣，张曾任管学大臣，均为晚清湖南所出的显宦。王先谦如果循照惯例，继续任职，位至公卿、备极殊荣自是应然之事。然而，就在人们寄予厚望之时，王氏毅然选择了退隐，令旁观者莫窥其蕴，始终猜不透其中玄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王先谦放弃锦绣前程、毅然回归故里？且让我们看一看王先谦本人是如何解释的。1889年，即正式开缺的同一年，王氏在与门生缪荃孙的信中吐露心声：“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疾病缠绵，春深始渐向愈。公私百未料理，宦游本非素愿，重以嗣续尚虚，心境恶劣，出既无补于时，不如屏迹读书，稍有自得之乐。此所以长往而不顾也。”这里，说出了三个理由：疾病、子嗣与宦情本淡。以后，王先谦也动辄以此事为例，说明自己并非恋栈之人。如戊戌时期，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王在与毕永年书中表示：“仆在苏学任内，以遭家多难，儿女夭折，万念灰绝，决计归田。”那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有万里鹏程，而毅然弃之；官且不想当，更何况一个书院山长的位置。
此种解释得到了王氏同乡好友李桢的支持。1901年，李桢在为王氏六十寿所作的贺文中，说王先谦中年饱历其家忧患之故，宦情久淡。王氏之子兴祖、祖陶、祖恩在合撰的《先府君葵园公行状》中也说：“先府君官情素淡，因家门多故，子女夭亡，在江苏两庶母各生一女，又皆逾期限而殇，中心忽忽不乐，益生厌弃世故之意，加以到任后，频患脑后虚惊晕眩，时惧颠越，久而益甚。假期已满，而病体未痊。”
衡之以王先谦的生平，这几个理由实在是很充分。今天，当我们再读《虚受堂文集》时，最感慨的莫过于其中篇幅不少的诔文。王先谦一家，门庭不旺。兄弟四人，长兄王先和（1829～1853）、仲兄王先惠（1837～1857）都先后因读书过于刻苦，或许还有压力太大等因素，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季弟王先恭（1849～1871）也不幸在二十岁左右去世。再说到王先谦自己，一生先后娶张夫人、周夫人、李夫人以及宋妾、毛妾，张、周两夫人都是婚后两三年就去世。尤为痛心的是，王氏所生儿女，旋生旋亡，无一成长成人。不要说儿子，就是女儿也不存半个（后来的兴祖、祖陶等均是过继来的，祖恩是王氏年逾古稀时才得到的，且多少有些疑问）。对于王先谦来说，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官当得再大，又有何用？王先谦在写给晚清名士、亦算是门生的李慈铭的诗序中说：“余早丧两兄，自官京师，赖弱弟在南侍母。辛未病殁，余不得已迎母北来。连年丧亡之戚，自馀家人外，儿女及侄女辈，乃至八人。盖望子育孙之切，天下殆未有如吾母之甚。哭子恸孙之惨，天下亦未有如吾母之甚者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的问题是王母鲍太夫人的心病，又何尝不是王先谦的心病？家庭多故，导致对事功追求热情的减退，是再自然不过了。从王氏年谱来看，在致仕之前，因为家事之累，王氏就有多次请假的行为。如1865年乞假南归，1870年在结束云南乡试后乞假三月省亲，1871年又因弟弟先薛久病续假三月。此种动辄请假的情形诚属罕见。因此，王氏自己的公开解释原也是上合天理下应人情了。
然而，王先谦的心情似乎又不完全是由家庭原因引起的。他于1889年所作的《病中乞休得谕旨，敬成二律》有“霜宵照阙心依月，尘镜窥人首似逢。所恨满腔生物意，未教行雨代神功”、“分明疲马不任勒，里老欢言衣锦归。剩有豪情寄烟墨，唯应清梦入云扉”等句，以“疲马”自况，是指自己不能胜任官事？还是指朝廷视自己为无用之物？似乎两者都有。特别是在与缪荃孙的信中，除了对家庭多故的慨叹外，还时时流露出对世事的无奈，如谓“出即无补于世，不如屏迹读书”。何以无补于世？难道是王先谦的官做得并不顺？
大约在1911年即王先谦七十岁时，友朋门生纷纷以诗文祝寿。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位都提到王先谦中年致仕之事，如瞿鸿玑、李宝淦等。前者是评事功与著述之间的得失，后者则说王先谦因“抗疏论事，不报，遂移疾归里”。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王先谦归隐，不仅有家庭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
如此说来，则王先谦之急流勇退，由事功折向著述，并非于著述情有独钟，实乃缘于世事的不可为、事功的难成就，说白了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先谦的履历。王氏虽然自通籍以后，从翰林院、国史馆到国子监到江苏学政，始终与文事相始终，却关心时事，思想开通，以重事功讲经济而著称。在光绪朝中，王先谦亦是进言献策的积极分子。大凡当时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无不涉及，瞿鸿玑说他“上书陈说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体要”。如主张通商，再三申论招商所船舶须扩充海外；如论改革军政，宜效法欧美，并于各省练兵慎选统将。这些计策，也有为朝廷采纳而取得成效者。在《与曾袭侯》一书中，说：“愚以为练水军防海外，则外人不敢轻藐，可以立振国威；集商货出洋，则外人乐其流通，并可以暗减交涉控驭之要，或在于此。是以去冬（指1881年——引者注）有请饬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设立公司之疏，谕旨以为颇有远见，幸即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兴公司，设伦敦总管，其始事一归妥实，务矫招商局员之习，不涉官中一字，不领官中一文，当可持久无弊。”建言被采，功效立见，王氏喜悦之情溢于言辞；王氏之才也得到他人称赞与认可。有谁知道，世人心目中的顽固守旧的土豪劣绅，曾经还是晚清时期较早具备国际眼光的人呢？
然而，总体上看，王先谦终究没有能够大显身手。尤为重要的是，奏请罢三海工程、参劾李莲英，最终阻断了王先谦的仕途，也打碎了王先谦建功立业的迷梦。
1885年，王丁母忧期满（王母鲍太夫人于1882年去世，按照礼制，王先谦即刻回籍守孝）。六月十五日，奉旨补授国子监祭酒。大约是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当然也是出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新官到任，王先谦的第一把火即是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他说：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国库竭于上，民生蹙于下，本该上皇太后、皇上旰宵惕励之秋，竟然还有人倡议修三海工程。三海地方宏阔，工费浩繁，各地进贡的钱不够，势必要动用国库收入。当今两广、两湖、两江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不如将修三海工程的款项用于广赈灾区、全活民命，岂不比台沼游观更为愉快吗？皇太后、皇上应当念念为国、事事为民，巩固国基。等到民生乐为、国势自强之后，皇太后、皇上再寄情游娱也不为晚。精通史事的王先谦还搬出先朝胜事：当年唐太宗要修乾阳殿以备巡幸，结果采纳了张元素的进谏而停止；唐敬宗想在宫中建新殿，也被李程所谏阻。这些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美谈。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何必要逊于古人？然而，王先谦的皇太后与皇上不是历史上的唐太宗，并不想立虚心纳谏的美名而流芳千古。更何况拍马屁的佞臣历朝都不乏。王先谦此折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忠言逆耳，但好歹没有追究王先谦的责任。
三年之后，也即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期满的那一年，王先谦的湖南人脾气又犯了，再次上疏，弹劾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太监专权，本是历朝的一个痼疾。清朝建立后对此多方防范，此前也未出现太监擅权之事。然而，慈禧太后掌权之后，渐有太监揽权之现象，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王先谦当然没有胆量直接指责老佛爷驭下不严，但指责老佛爷的宠信“秉性奸回，肆无忌惮，秽声劣迹，倾动中外，惊骇物听”，说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英不安其分；要求皇太后、皇上严加惩办，否则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虽然没在太岁头上动土，却也是在千岁头上动土了。
此事的后果之一，就是王先谦的自动引退。在王先谦晚年弟子们的回忆中，颇有惊心动魄之处。如马与龙在《纪葵园师居家兑职始末》中说：“葵园师以国子监祭酒，在江苏提学任内，疏参李莲英，不报，乞病归。”这里还仅仅是说“不报”。欧阳翥在《葵园先生百有六岁纪念献辞》中说：“葵园太老师壮年以大翰林不经朝考，出主江苏学政……任满时，以参内监李莲英致仕回湘。”也将王先谦的致仕与参劾李莲英联系起来。黄性一则在《寿王葵园先生》中说：“葵园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请惩太监李莲英，有忤清孝钦后，几遭不测，遂托病告辞。”岂止是不报，还差点送掉性命。曹典球也有类似的说法：“光绪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有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以侮逆西后，罪在不测，而清廷惮于清议，以折留中，使廷臣讽之托病请假，十五年，乃开缺回籍，从此优游林下，专以著作为事。”持此说者多半为王先谦及门弟子或忘年交。如王氏晚年与曹典球共同研究地理，所著《五洲地志图略》多赖曹氏襄助。马与龙在王氏晚年寓所凉塘寄居一年余，协助王氏校书刻书。因此，所说不为无稽，有可能是听王氏亲自道及。不管是否真的有杀头之险，但王先谦的退隐，与参李莲英一事有关，当可以断定。
对于此种后果，王先谦并非毫无估计。两年前即1886年，与王先谦颇有交谊的浙江义乌人朱一新，即因参劾李莲英遭到降职处分，朱一新因此乞归田。王先谦有诗赠朱：“气清骨直应休名，今日翻缘谏得旌。乍了乘轺新事业，来追折槛旧家声。”赞扬朱一新的气节；又安慰朱一新：“及时好补南陔咏，未必朝廷舍此人。”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专心著述；而早晚有一天，朝廷会明白忠臣之心。既有前车之鉴，王先谦何必还要重蹈覆辙？若说王氏只是为了邀得直谏之名，则实在是有些冤枉他了。事实上，他非清流之辈，并不以进谏相标榜。他曾表示：“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直谏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敢于犯忌，乃出于臣子之愚忠，有见于清廷若不能整肃纲纪、改弦更张，势必国基动摇、国祚难绵。更何况王先谦所言也是事实，并无陈义甚高之弊。
要成就忠臣之功，还须遇英明之主。所遇非明君，而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所浸淫的王先谦却依然忠心不改。归田后，筑葵园。葵者向日，葵园者，寓思君之意也。在退隐等待期间，王先谦的矛盾与痛苦，时时流露在与友朋的书信间。“先谦家居寂守，乏善可陈，惟头眩旧疾十愈其九，即竟日伏案，三鼓就寝，不觉其劳。非必无志奋飞，而后顾茫茫，百虑为之灰沮，自分此生殆将终老邱壑矣”。所谓“非必无志奋飞”，表明王氏心有不甘，对于事功依然有着向往，故而虑及要终老邱壑，未免心惊。在王氏内心深处，恐怕亦幻想有朝一日清廷终究能明白他的忠诚，自己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然而，几年过去，清廷并未有起用王氏之意。时至1895年，王先谦依然还不能十分确认，此生真的要终老邱壑。“先谦伏处家园，把书度日，今年逾五十有四，而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既然事功不可求，就只能自我安慰：“名山撰著，自定千秋，矧时事如斯，勇退为是。”
那么，王先谦是真的以著述为名山事业吗？亦不尽然。近代的湖南，曾左彭胡以儒生而成就中兴之局，激励了湘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种情形无疑也影响了王先谦，意欲踵中兴曾胡诸老立功名亦在情理之中。军功的建立固然要有历史机缘，而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可以作为之处实在繁多，相比之下，著述之名山事业，似乎非时务所急。王氏虽然选择著述，却并非从此遗忘世事。当与著述伴终生已成定局之后，只好寻求著述胜于事功的正面意义。而乡前辈周寿昌的经历似乎也在暗示王先谦，与其寄情于不定之事功，不如壹意于著述。
长沙周寿昌，字荇农，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早期的周寿昌一如早年的王先谦，仕途通达，眼看着就要跻身显要了。出于报知遇之恩，因此更加竭尽忠诚，弹劾无所避忌，招致权贵侧目，正好周氏以丁忧回里。待到曾国藩再出督师，周氏也曾想因此再建功名。然而因与胡林翼不合，卒不能实现心愿，最后以疾病告退。晚年僦居京堂，终日以丹黄自娱，手不释卷，写成《四史补注》，成为著名的学者。在名流显宦不计其数的湖南，周寿昌实在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毫不起眼。然而，却因祸得福，在学术上建树不凡，连以虚骄著称的叶德辉，也不得不承认：“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周氏有意立功，而功不显；无意学术，而终以著述名。人的一生，似乎冥冥之中，都有天意在安排。周氏的可悲之处，在于疲精耗神于自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功名上。周寿昌的经历，正是王氏之前车之鉴。也罢，不如趁早归去。
王先谦曾以著述的成功来安慰事功不显的周寿昌。有意思的是，瞿鸿玑也用类似的话评价王先谦。他说：有人总为王先谦当年的退隐而惋惜，说若当时王先谦还朝，回翔禁近，循资平进，亦得致公卿，又怎比不过那些当世的达官贵人？然而，就算是王先谦能乘时得位，也未必能大展身手，实现其抱负。还不如抟精肆力，网罗文献，成一家之言，裒然述作与身等，俯仰千秋而有余乐。得失之间，本无须辨。瞿氏所言极是。古人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为不朽。立德为上，而仅属于少数的圣人贤人，凡夫俗子难以成就。事功之成，要有历史的机缘，非个人所能主宰。著述之事，相对而言，是能够自己主宰的。著书立说，原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么说来，王先谦的弃官归田、专事著述，竟也值了。
多少年后，当人们论及王先谦在光绪十五年的无奈之举时，总是更愿意将它与王先谦的学术志向联系起来。杨树达就声称：“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惊叹道：“先生弃宰相而从事学问，真是大智慧也。”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推论。不知当初葵园老人作此抉择时，内心经历了多少矛盾冲突与无奈。门庭广大、著述等身，原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王先谦的中年致仕曾引起很多人猜疑。按理，王先谦少年早达，仕途平坦，原不该产生退隐之意。他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年方二十四岁。之后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清代有“相必出于翰林”之惯例，点翰林向来被看作清要之选。因此，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事实上，他先后七次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叠充文衡，门生弟子无数。而在朝廷中，又历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1885年补授国子监祭酒，同年八月奉旨充江苏学政。任满时，齿未盈五十，才足以有为，所谓年富力强，前途无量。只要王氏继续在京供职，“回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瞿张即瞿鸿与张百熙，瞿曾充军机大臣，张曾任管学大臣，均为晚清湖南所出的显宦。王先谦如果循照惯例，继续任职，位至公卿、备极殊荣自是应然之事。然而，就在人们寄予厚望之时，王氏毅然选择了退隐，令旁观者莫窥其蕴，始终猜不透其中玄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王先谦放弃锦绣前程、毅然回归故里？且让我们看一看王先谦本人是如何解释的。1889年，即正式开缺的同一年，王氏在与门生缪荃孙的信中吐露心声：“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疾病缠绵，春深始渐向愈。公私百未料理，宦游本非素愿，重以嗣续尚虚，心境恶劣，出既无补于时，不如屏迹读书，稍有自得之乐。此所以长往而不顾也。”这里，说出了三个理由：疾病、子嗣与宦情本淡。以后，王先谦也动辄以此事为例，说明自己并非恋栈之人。如戊戌时期，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王在与毕永年书中表示：“仆在苏学任内，以遭家多难，儿女夭折，万念灰绝，决计归田。”那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有万里鹏程，而毅然弃之；官且不想当，更何况一个书院山长的位置。
此种解释得到了王氏同乡好友李桢的支持。1901年，李桢在为王氏六十寿所作的贺文中，说王先谦中年饱历其家忧患之故，宦情久淡。王氏之子兴祖、祖陶、祖恩在合撰的《先府君葵园公行状》中也说：“先府君官情素淡，因家门多故，子女夭亡，在江苏两庶母各生一女，又皆逾期限而殇，中心忽忽不乐，益生厌弃世故之意，加以到任后，频患脑后虚惊晕眩，时惧颠越，久而益甚。假期已满，而病体未痊。”
衡之以王先谦的生平，这几个理由实在是很充分。今天，当我们再读《虚受堂文集》时，最感慨的莫过于其中篇幅不少的诔文。王先谦一家，门庭不旺。兄弟四人，长兄王先和（1829～1853）、仲兄王先惠（1837～1857）都先后因读书过于刻苦，或许还有压力太大等因素，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季弟王先恭（1849～1871）也不幸在二十岁左右去世。再说到王先谦自己，一生先后娶张夫人、周夫人、李夫人以及宋妾、毛妾，张、周两夫人都是婚后两三年就去世。尤为痛心的是，王氏所生儿女，旋生旋亡，无一成长成人。不要说儿子，就是女儿也不存半个（后来的兴祖、祖陶等均是过继来的，祖恩是王氏年逾古稀时才得到的，且多少有些疑问）。对于王先谦来说，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官当得再大，又有何用？王先谦在写给晚清名士、亦算是门生的李慈铭的诗序中说：“余早丧两兄，自官京师，赖弱弟在南侍母。辛未病殁，余不得已迎母北来。连年丧亡之戚，自馀家人外，儿女及侄女辈，乃至八人。盖望子育孙之切，天下殆未有如吾母之甚。哭子恸孙之惨，天下亦未有如吾母之甚者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的问题是王母鲍太夫人的心病，又何尝不是王先谦的心病？家庭多故，导致对事功追求热情的减退，是再自然不过了。从王氏年谱来看，在致仕之前，因为家事之累，王氏就有多次请假的行为。如1865年乞假南归，1870年在结束云南乡试后乞假三月省亲，1871年又因弟弟先薛久病续假三月。此种动辄请假的情形诚属罕见。因此，王氏自己的公开解释原也是上合天理下应人情了。
然而，王先谦的心情似乎又不完全是由家庭原因引起的。他于1889年所作的《病中乞休得谕旨，敬成二律》有“霜宵照阙心依月，尘镜窥人首似逢。所恨满腔生物意，未教行雨代神功”、“分明疲马不任勒，里老欢言衣锦归。剩有豪情寄烟墨，唯应清梦入云扉”等句，以“疲马”自况，是指自己不能胜任官事？还是指朝廷视自己为无用之物？似乎两者都有。特别是在与缪荃孙的信中，除了对家庭多故的慨叹外，还时时流露出对世事的无奈，如谓“出即无补于世，不如屏迹读书”。何以无补于世？难道是王先谦的官做得并不顺？
大约在1911年即王先谦七十岁时，友朋门生纷纷以诗文祝寿。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位都提到王先谦中年致仕之事，如瞿鸿玑、李宝淦等。前者是评事功与著述之间的得失，后者则说王先谦因“抗疏论事，不报，遂移疾归里”。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王先谦归隐，不仅有家庭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
如此说来，则王先谦之急流勇退，由事功折向著述，并非于著述情有独钟，实乃缘于世事的不可为、事功的难成就，说白了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先谦的履历。王氏虽然自通籍以后，从翰林院、国史馆到国子监到江苏学政，始终与文事相始终，却关心时事，思想开通，以重事功讲经济而著称。在光绪朝中，王先谦亦是进言献策的积极分子。大凡当时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无不涉及，瞿鸿玑说他“上书陈说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体要”。如主张通商，再三申论招商所船舶须扩充海外；如论改革军政，宜效法欧美，并于各省练兵慎选统将。这些计策，也有为朝廷采纳而取得成效者。在《与曾袭侯》一书中，说：“愚以为练水军防海外，则外人不敢轻藐，可以立振国威；集商货出洋，则外人乐其流通，并可以暗减交涉控驭之要，或在于此。是以去冬（指1881年——引者注）有请饬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设立公司之疏，谕旨以为颇有远见，幸即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兴公司，设伦敦总管，其始事一归妥实，务矫招商局员之习，不涉官中一字，不领官中一文，当可持久无弊。”建言被采，功效立见，王氏喜悦之情溢于言辞；王氏之才也得到他人称赞与认可。有谁知道，世人心目中的顽固守旧的土豪劣绅，曾经还是晚清时期较早具备国际眼光的人呢？
然而，总体上看，王先谦终究没有能够大显身手。尤为重要的是，奏请罢三海工程、参劾李莲英，最终阻断了王先谦的仕途，也打碎了王先谦建功立业的迷梦。
1885年，王丁母忧期满（王母鲍太夫人于1882年去世，按照礼制，王先谦即刻回籍守孝）。六月十五日，奉旨补授国子监祭酒。大约是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当然也是出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新官到任，王先谦的第一把火即是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他说：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国库竭于上，民生蹙于下，本该上皇太后、皇上旰宵惕励之秋，竟然还有人倡议修三海工程。三海地方宏阔，工费浩繁，各地进贡的钱不够，势必要动用国库收入。当今两广、两湖、两江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不如将修三海工程的款项用于广赈灾区、全活民命，岂不比台沼游观更为愉快吗？皇太后、皇上应当念念为国、事事为民，巩固国基。等到民生乐为、国势自强之后，皇太后、皇上再寄情游娱也不为晚。精通史事的王先谦还搬出先朝胜事：当年唐太宗要修乾阳殿以备巡幸，结果采纳了张元素的进谏而停止；唐敬宗想在宫中建新殿，也被李程所谏阻。这些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美谈。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何必要逊于古人？然而，王先谦的皇太后与皇上不是历史上的唐太宗，并不想立虚心纳谏的美名而流芳千古。更何况拍马屁的佞臣历朝都不乏。王先谦此折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忠言逆耳，但好歹没有追究王先谦的责任。
三年之后，也即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期满的那一年，王先谦的湖南人脾气又犯了，再次上疏，弹劾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太监专权，本是历朝的一个痼疾。清朝建立后对此多方防范，此前也未出现太监擅权之事。然而，慈禧太后掌权之后，渐有太监揽权之现象，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王先谦当然没有胆量直接指责老佛爷驭下不严，但指责老佛爷的宠信“秉性奸回，肆无忌惮，秽声劣迹，倾动中外，惊骇物听”，说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英不安其分；要求皇太后、皇上严加惩办，否则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虽然没在太岁头上动土，却也是在千岁头上动土了。
此事的后果之一，就是王先谦的自动引退。在王先谦晚年弟子们的回忆中，颇有惊心动魄之处。如马与龙在《纪葵园师居家兑职始末》中说：“葵园师以国子监祭酒，在江苏提学任内，疏参李莲英，不报，乞病归。”这里还仅仅是说“不报”。欧阳翥在《葵园先生百有六岁纪念献辞》中说：“葵园太老师壮年以大翰林不经朝考，出主江苏学政……任满时，以参内监李莲英致仕回湘。”也将王先谦的致仕与参劾李莲英联系起来。黄性一则在《寿王葵园先生》中说：“葵园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请惩太监李莲英，有忤清孝钦后，几遭不测，遂托病告辞。”岂止是不报，还差点送掉性命。曹典球也有类似的说法：“光绪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有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以侮逆西后，罪在不测，而清廷惮于清议，以折留中，使廷臣讽之托病请假，十五年，乃开缺回籍，从此优游林下，专以著作为事。”持此说者多半为王先谦及门弟子或忘年交。如王氏晚年与曹典球共同研究地理，所著《五洲地志图略》多赖曹氏襄助。马与龙在王氏晚年寓所凉塘寄居一年余，协助王氏校书刻书。因此，所说不为无稽，有可能是听王氏亲自道及。不管是否真的有杀头之险，但王先谦的退隐，与参李莲英一事有关，当可以断定。
对于此种后果，王先谦并非毫无估计。两年前即1886年，与王先谦颇有交谊的浙江义乌人朱一新，即因参劾李莲英遭到降职处分，朱一新因此乞归田。王先谦有诗赠朱：“气清骨直应休名，今日翻缘谏得旌。乍了乘轺新事业，来追折槛旧家声。”赞扬朱一新的气节；又安慰朱一新：“及时好补南陔咏，未必朝廷舍此人。”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专心著述；而早晚有一天，朝廷会明白忠臣之心。既有前车之鉴，王先谦何必还要重蹈覆辙？若说王氏只是为了邀得直谏之名，则实在是有些冤枉他了。事实上，他非清流之辈，并不以进谏相标榜。他曾表示：“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直谏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敢于犯忌，乃出于臣子之愚忠，有见于清廷若不能整肃纲纪、改弦更张，势必国基动摇、国祚难绵。更何况王先谦所言也是事实，并无陈义甚高之弊。
要成就忠臣之功，还须遇英明之主。所遇非明君，而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所浸淫的王先谦却依然忠心不改。归田后，筑葵园。葵者向日，葵园者，寓思君之意也。在退隐等待期间，王先谦的矛盾与痛苦，时时流露在与友朋的书信间。“先谦家居寂守，乏善可陈，惟头眩旧疾十愈其九，即竟日伏案，三鼓就寝，不觉其劳。非必无志奋飞，而后顾茫茫，百虑为之灰沮，自分此生殆将终老邱壑矣”。所谓“非必无志奋飞”，表明王氏心有不甘，对于事功依然有着向往，故而虑及要终老邱壑，未免心惊。在王氏内心深处，恐怕亦幻想有朝一日清廷终究能明白他的忠诚，自己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然而，几年过去，清廷并未有起用王氏之意。时至1895年，王先谦依然还不能十分确认，此生真的要终老邱壑。“先谦伏处家园，把书度日，今年逾五十有四，而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既然事功不可求，就只能自我安慰：“名山撰著，自定千秋，矧时事如斯，勇退为是。”
那么，王先谦是真的以著述为名山事业吗？亦不尽然。近代的湖南，曾左彭胡以儒生而成就中兴之局，激励了湘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种情形无疑也影响了王先谦，意欲踵中兴曾胡诸老立功名亦在情理之中。军功的建立固然要有历史机缘，而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可以作为之处实在繁多，相比之下，著述之名山事业，似乎非时务所急。王氏虽然选择著述，却并非从此遗忘世事。当与著述伴终生已成定局之后，只好寻求著述胜于事功的正面意义。而乡前辈周寿昌的经历似乎也在暗示王先谦，与其寄情于不定之事功，不如壹意于著述。
长沙周寿昌，字荇农，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早期的周寿昌一如早年的王先谦，仕途通达，眼看着就要跻身显要了。出于报知遇之恩，因此更加竭尽忠诚，弹劾无所避忌，招致权贵侧目，正好周氏以丁忧回里。待到曾国藩再出督师，周氏也曾想因此再建功名。然而因与胡林翼不合，卒不能实现心愿，最后以疾病告退。晚年僦居京堂，终日以丹黄自娱，手不释卷，写成《四史补注》，成为著名的学者。在名流显宦不计其数的湖南，周寿昌实在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毫不起眼。然而，却因祸得福，在学术上建树不凡，连以虚骄著称的叶德辉，也不得不承认：“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周氏有意立功，而功不显；无意学术，而终以著述名。人的一生，似乎冥冥之中，都有天意在安排。周氏的可悲之处，在于疲精耗神于自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功名上。周寿昌的经历，正是王氏之前车之鉴。也罢，不如趁早归去。
王先谦曾以著述的成功来安慰事功不显的周寿昌。有意思的是，瞿鸿玑也用类似的话评价王先谦。他说：有人总为王先谦当年的退隐而惋惜，说若当时王先谦还朝，回翔禁近，循资平进，亦得致公卿，又怎比不过那些当世的达官贵人？然而，就算是王先谦能乘时得位，也未必能大展身手，实现其抱负。还不如抟精肆力，网罗文献，成一家之言，裒然述作与身等，俯仰千秋而有余乐。得失之间，本无须辨。瞿氏所言极是。古人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为不朽。立德为上，而仅属于少数的圣人贤人，凡夫俗子难以成就。事功之成，要有历史的机缘，非个人所能主宰。著述之事，相对而言，是能够自己主宰的。著书立说，原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么说来，王先谦的弃官归田、专事著述，竟也值了。
多少年后，当人们论及王先谦在光绪十五年的无奈之举时，总是更愿意将它与王先谦的学术志向联系起来。杨树达就声称：“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惊叹道：“先生弃宰相而从事学问，真是大智慧也。”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推论。不知当初葵园老人作此抉择时，内心经历了多少矛盾冲突与无奈。门庭广大、著述等身，原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