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实，人人都有一面心灵的镜子，这面镜子就是语言，能照见人心灵世界的本来面目。
　　一语点拨，照见机智
　　苏联卫国战争时，崛起了一对双子星座，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可夫，另一个是足智多谋的华西列夫斯基，他们都是苏联的战神，是苏联士兵们心中的骄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担任总书记，对华西列夫斯基十分不满，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于华西列夫斯基即将到来的危险，朱可夫暗暗着急，可是由于要遵守当时的纪律，又不便于说出。一次，和华西列夫斯基聊天时，朱可夫突然灵机一动，很关切地问对方道：“你的回忆录还没写吧？最好抽出点时间写写啊。”当时，朱可夫是苏联国防部长，参预着苏联的最高决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警觉和思考。第二天，他就向苏共中央提出辞职申请，要求退休，脱身于是非之外，也逃避了一场即将到来的迫害。
　　面对当时的复杂形势，朱可夫无法左右局势，又出于组织纪律的要求，不能吐露最高机密。于是，他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让自己的语言里藏着后劲，随意说出，点拨华西列夫斯基，让他置身事外。朱可夫既没有违反纪律，也帮助华西列夫斯基避开了危险。
　　吟诗一句，彰显雅趣
　　单位里，王文坐在里面的位子上，他的外面有一个女同事，女同事后面是另一张桌子，中间隔着一条不宽的通道。女同事每次坐下时，椅靠都拦着通道，上面又挂着个很大的手提包，很多同事经过时都皱着眉提醒她，可她过后又忘了。那次王文经过时，灵机一动吟诗道：“行路难，路安在？”女同事回头一看提包，轻轻一笑，把包拿走了，以后再也没挂在那儿了。
　　与人相处，有时很多话都不能说得直白了，这样可能会影响彼此关系。譬如这个包，如果王文说：“请你把包放在别处好吗？这儿是人行道。”语言太硬，尤其是女同事，可能面子上下不来，会产生不必要的隔阂，而且也难以产生很好的效果。王文一句诗，既达到了目的，也产生了一种雅趣，还避免了矛盾的产生。
　　慈母之言，内藏仁厚
　　鲁迅小时，有一个奶妈叫长妈妈的，人长得很胖，每次上床，总是张大着胳膊和腿睡觉。这样以来，小小的鲁迅就没办法睡了，被挤在床铺的一角，蜷缩在那儿。尤其是炎热的夏天晚上，一觉睡醒，鲁迅一身大汗，原来被长妈妈挤在床铺一角，已经无处可睡了。而且长妈妈睡觉特别沉，推她推不动，喊又喊不醒。鲁迅的母亲知道这事后，有一次特意找到长妈妈，对她轻言细语地笑着说：“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鲁迅母亲说这话的目的，是提醒长妈妈睡觉时注意一点。当然，最终根据鲁迅回忆，长妈妈也没改过来，仍是那样的。鲁迅的母亲语言内容丰富而又不失仁慈，这样的言谈举止，无疑对自己的三个儿子成为文学名家起着春风化雨的作用。
　　一个人说话，是素质的表现，有的人语言粗俗，机锋甚锐，大声指责，不留情面，从不给人回旋的余地；有的人则语言委婉，让人慢慢从中得到体悟，然后很自然地接受。
　　诤臣一言，完君之善
　　唐太宗对父亲唐高祖很有意见，认为当年打江山时自己出力最多，功劳最大，可是老爸几次食言，把“董事长”之位给了老大，心中一直愤愤不平。老爹李渊死后葬在献陵，唐太宗挥手拜拜，再也不去祭扫了。这在古代实在是大不孝，可是大臣们又不敢提醒，怕触君之怒。不久，太宗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了，葬在昭陵。太宗非常思念，修了一座高台，整天流着泪登台远望。一天还特意叫上魏征陪着自己一块儿登楼凭吊长孙皇后。魏征登楼远望，可就是看不见在哪儿。唐太宗忙伸手指着道：“就在前面不远处啊，你怎么就看不见皇后墓呢？”魏征听了，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道：“我以为陛下是在凭吊献陵呢，如果是皇后墓，我一眼就看见了。”一句话让太宗惭愧地低下了头，第二天忙走出宫去，祭扫自己久已不管不顾的老爹的墓。
　　魏征并不是反对唐太宗凭吊皇后，他认为，做为皇帝就应当率先垂范，将儒家的孝道发扬光大。他也知道，如果直谏，可能撞在皇帝的气头上，撞上一鼻子灰。于是灵机一动，采用一种假装不知的样子，间接批评了太宗，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难怪唐太宗在魏征死后，哭着说自己丢失了一面镜子。
　　人在江湖行，不谓无准绳，你的语言就是你心灵的镜子，好的语言，既能帮他人解除困境，也能给自己带来人气；反之，粗俗的语言，既映射出你心灵的不洁，也滋生出不必要的人际烦恼。所以，我们要时时注意我们的语言，时时擦拭心灵的镜子。
　　（编辑 高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