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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壮语地名有壮语和汉语两部分，其关系有以下三种：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有汉语，但是没有壮语。书写壮语地名的方块字有的本身就是汉字，即使不是汉字，也会向汉字系统靠拢。壮语地名有转化为汉语的趋势。
【关键词】壮语地名；壮语；汉语
【作 者】覃凤余，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112；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08-011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in the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Ⅳ
Qin Fengyu
Abstract：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consist in two parts :the elements of Zhuang language and of Sinitic language. There are 3 typ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1. Both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are contained in one name and the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each other； 2 .Both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are contained but they can not be translated into each other； 3. only the Sinitic elements is contained， without the Zhuang elements. Some of the written characters of the Zhuang geographical names are recorded in Sinograms. Even though some are not Sinograms， they look similar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may turn into Chines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Zhuang elements Sinitic elements
壮族先民与汉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据考证，早在商周时代，岭南地区就与中原地区互相往来，开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西汉刘向的《说苑》一书中，有一篇《善说》，记载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赏榜籱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这首歌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并且做了翻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越人拥楫歌》(简称《越人歌》)。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内传》记载了比《越人歌》晚44年的另一份材料，即春秋时越国国王勾践对吴国备战的“维甲令辞”(简称《维甲令》)，也被当时的史官译为汉语。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利用侗台语主要是壮语的材料做出合理的解读①，这两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说明用汉字记录古越语是壮汉文化交流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可以推测，最初的古越语地名，只供古百越族人民使用，是没有汉语的。随着汉族人的迁入，汉文化的融合，为了满足汉人的称说需求，出现了古越语地名的汉语形式。《史记》、《左传》、《国语》、《汉书》、《后汉书》、《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历史文献用汉语记录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越地名②，说明古越语地名很早就有汉语形式。现今广西的壮语地名，没有哪一个是没有汉语的。所以，对壮语地名中壮语和汉语关系的研究是壮语地名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壮语与汉语的关系
壮语地名中的壮语和汉语，其关系有以下几种：
其一，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属于一地一名。
其二，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属于一地异名。
其三，有汉语，但是没有壮语。
(一)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
1.汉译的方法。汉译的方法有音译、意译、音译意译两结合三种。
(1)音译
音译是用汉语音对应壮语地名中的壮语音，其基本要求的音近。语源是壮语，译入语是汉语。一个汉语音对译一个壮语音时，时空关系如果是一时一地，其语音应该是基本相近的。但如果一地异时的历时或一时异地的共时，对译的双方就会变得不相近。一地异时，汉语的语音从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现代汉语，起了很大的变化，壮语的语音从古到今发生变化，原来对译的近音各自变化而不再相近，甚至会相差很大，如果不借助历史音韵学的方法，有的根本没有办法读解。李锦芳指出，古百越地名夫椒、夫于、夫重、夫钟、夫夷、夫宁、夫阮、夫罗等，夫的上古音为［pjaɡ］，实为百越语石山bya③的译音。同是壮语通名“石山”的汉语译音，上古作“夫”，现代作“巴、岜、把、坝、霸”等，用现代的语音念起来，语音相差很远。一时异地，语源语壮语大而言之有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译入语汉语大致区分为官话、白话(粤方言)、平话、客家话等方言，这些分歧使音译变得不相近。比如通行白话或平话的壮族地区，人们往往用白话或平话的语音去对译该地区的壮语地名，如壮语的raiq(河滩)，粤方言音译作“拉［lai］”，与壮语音是相近的。但是用汉语的官话或普通话去读“拉”，势必读作［la］，就跟壮语raiq的读音相去甚远了。
用汉字在各历史时期或各方言的音来对译壮语的近音，不能按照汉字的字面义去解释其含义。有人认为“无锡”旧称“有锡”，锡尽而名无锡。“乌伤”得名于“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④。古书中对古百越地名“交趾”的解释是“南方夷人，其足大开广，并足而立，其趾则交”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早就质疑过“脚胫曲戾相交，故谓交趾”的说法：“今安南地，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与华无异；爱州，唐姜公辅实生之，何尝有交胫等说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解释“云”字地名为“盖新兴在万山之中，其地多云，居人所见无非云。云之静者为山，山之动者为云，云与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云名，从其动而能变者也。⑦”徐松石先生曾批评道“屈氏不知道‘云’出于僮语，故作此种曲解”⑧。
今人也有依汉字求其义而贻笑大方的做法。柳江县的百朋，1991年版的《柳江县志》中说：相传最初商贩在此搭棚摆卖货物，棚子极多，故名“百棚”，即一百个棚子，后讹做“百朋”⑨。广西有十万大山、九万大山、六万大山，认死理的人单把这几座山加起来就有25万座，然后认真地数地图上的山，“石山有7200多座，而土山包括荒山为9450”，怎么算也到不了几十万⑩。
(2)意译。
意译指汉语语义合乎壮语的语义。意译有直接意译和间接意译两种。
直接意译是译写壮语的词语义。汉语里有同义词，以同义词去译同一个壮语词，如mbanj可译作“村”，也可译作“屯”，还可译做“寨”；gamj可译作“洞”，也可译作“岩”；ndoi可译作“岭”，也可译作“坡”；dah可译作“江”，也译作“河”；gemh可译作“坳”，也可译作“隘”，还译作“峒”；rij译作“溪”，也译作“沟”，还译作“水”；mboq译作“泉”，也译作“井”，还译作“汶”，又可译作“水”。
间接意译是指地理实体通名及方位词的壮语词语义虚化，译写为汉语的聚落通名或行政区划通名。bya(山)、ndoi(岭)、bo(山坡)、rungh(山弄)、gumz(凹坑)、laj(下方)、gwnz(上方)、ndaw(里面)这些词语义本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或地域的空间方位的，译写变为表示聚落的通名，最常见的是译为“村”“屯”“峒”“洞”等。如银峒Byangaenz、兴屯Ndoihwngq、大屯Bodah、草村Runghaz、苗屯Runghmyaeuz、会洞Gumzvuih、朗村Ndawluengj、欢村Lajvuen、乍峒Lajcaq、好洞Lajhau、标峒Gwnzbeuq、任峒Ndawimq、断峒Ndawduenx。
壮语地名中还有一种历时层面的间接意译，即用汉语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通名“里”和“亭”意译壮语的聚落通名，主要是出现在凤山、天峨、河池、东兰、百色等县市的牙里Mbanjyaz(牙：母猪藤)、乐里Mbanjlot、文里Bouxvaenz(文：风化石)、辉里Bouxrij、吾里Ndawnguz、宋里Ndawsong、仁里Doenghhinz、王里Doenghvangh、登亭Bouxdaengj、桑亭Bouxsang、赖亭bouxraiz之类的地名。
“里”对应与壮语的Mbanj、Boux、Ndaw、Doengh，“亭”对应于壮语的Boux。“里”和“亭”，有的地名志中笼统地说是“古时的基层单位”，有的由于无法释义而曲解或附会他义。早在周朝时，“里”就是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周礼地官遂人》中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亭”早在秦汉时就是行政建置的一级组织机构。“秦汉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为乡”[11]。壮语的Mbanj、Boux、Ndaw、Doengh有“村子”“人群”“峒场”的意思，跟“里”“亭”的含义刚好对应上。由于是意译，不能从语音的对应来分析其渗透到壮族地区的时代，只能从意义方面来推测。
“里”“亭”在秦汉时期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其规模历代有变化。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隋唐宋代一百家为一里，明代又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秦汉时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隋唐时亭的建置消失，里乡经久不废[12]。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隋唐时亭的建置消失”，也就是说“亭”传入壮族地区的时间不可能是晚于隋唐。二是隋唐宋代明代“里”的规模大，超过百户，这跟壮族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相悖。自古以来，壮族人民主要以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为生息繁衍之地，而这一带从地理环境上说，山岭连绵，丘陵起伏，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就决定了壮族先人不可能像中原地区那样，能够以比较集中、人数较多的群体方式生产和生活，只能以具有较直接的血缘联系的家庭或家族(氏族)为单位，分散居住，零星生产。直到现在仍可看到山区中很多单门独院或少数几户人家构成的小村落。而中原一带的汉族先民，居住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分布的密度比壮族地区大得多。隋唐后的里的规模超百户，在壮族地区显然无法适应。倒是秦汉时期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有可能跟壮族地区的基本社会结构相适应。由以上两方面证明，“里”“亭”传入壮族地区的时间应该在隋唐之前。
(3)音译意译两结合：“善屯Mbanjcienh”，Mbanj即屯，是意译，cienh即善，是音译。善屯是Mbanjcienh的音译意译结合的汉语译写形式。“陇大ndoenglaux”，ndoeng即陇，是音译，laux即大，是意译。“乱竹Luemndok”，乱音译Luem，ndok是刺竹意，竹是对ndok的意译。
2.方法与语序的搭配
用汉语对译壮语地名时，除了选用字词外，还有语序的问题。一种照搬壮语的语序，即中心词+修饰词，另一种采用汉语的语序，即中心词+修饰词。音译或意译的方法，直接关系到语序的选择。
(1)双音节的复合词地名，不同的类别音译与意译在数量上不平衡。
一般说来，自然地理实体以音译为主，意译的极少。音译多数仍然照搬壮语的语序，一旦采用意译，则改用汉语的语序。如Runghraemx ，音译为弄伦，意译为水峒。
表聚落的名词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常见。音译，用壮语语序。而意译则用汉语的语序。音译如：班交Mbanjgyau、板么Mbanjmoq、板更Mbanjgwnz、晚坡Mbanjbo、布邦Buxbangq、地核Dieghaw。意译如：欢屯Mbanjhon、松屯Buhsumj、新圩Hawmoq。
方位词、性质形容词，音译和意译都常见，其音译为壮语语序，但意译的语序则既有汉语的，也有仍照搬壮语的。
音译为壮语的语序，如板更Mbanjgwnz、金波Gwnzmboq、拉岜Lajbya、板勒Mbanjndaw、累祥Ndawciengz、弄罗Runghrog、巴落Baqrog、能亭Laengdiengz、南岭Namhnding、那零Naznding。
意译有壮语语序，也有汉语语序。壮语语序如：上牌Gwnzbanz、上垒Gwnzndoi、下歪Lajvai、下水Lajraemx、内朋Ndawboengx、内尾Ndawrij、 外Runghrog、后幕Laengmuh、后圩Laenghaw、山红Byanding、岩红Ngamznding。汉语语序如：上峒Runghgwnz、叫上Gwnzgiuh、下宿Suklaj、下雍Yonglaj、内峒Runghndaw、外口Bakrog、山背Laengbya、红岭Ndoinding、红坭Namhnding。
(2)三音节或四音节的词组地名，与双音节的复合词地名相比意译的比重大大增多，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偏正式的词组地名，三音节与四音节的有不同。
三音节，如果通名音译则采用壮语的语序，即通名+扩展专名，如过怀死Goxvaizdai(过：角落，怀死：牛死)、弄笛沟Runghdihgaeuq(弄：山弄，笛沟：搬迁水沟)、拉敢怀Lajgamjvaiz(拉：此地，敢怀：牛岩)。如果通名意译则采用汉语的语序，即扩展专名+通名，如弄排峒Gamjrunghmbaih、累扣峒Runghndoigaeuz、楼梯峒Runghmboeklei、笔书峒Runghbitsaw、者苗圩Hawcehmyauz、坡宁圩Hawbonengz。从数量上看，通名意译而采用汉语语序的增多。
四音节，“蓝家弄伞Lanzgyahrunghsan”之类本身就是汉语壮语融合而成，汉译形式为汉语的语序。
②附加式的词组地名，三音节与四音节的有不同。
三音节，后附成分为gwnz、laj、ndaw、rog、laux、ndingq(iq)、moq等，后附成分多采用意译。后附成分在汉译时有两种位置，一是仍然按照壮语的语序后置，如刚果外Gangqgorog、刚果内Gangqgondaw、弄拔上Runghbadgwnz、弄拔下Runghbadlaj、江消大Gyangsiuq Hung、江消小Gyangsiuqa Iq。另一种已经变为汉语的语序前置，如上六纳Luegnazgwnz、下六纳Luegnazlaj、旧长岭Ndoiraez gaeuq、新长岭ndoiraezmoq、内敢硝Gamjsiundaw、外敢硝Gamjsiurog、东卡桥Gagyauhdoeng、南弄莫Runghmboqnamz、西陆勇Lueggyongse。从数量上看，汉语的语序大大多于壮语的语序。
四音节，后附成分为mbanj(rungh)+gwnz、laj、ndaw、rog、laux、ndingq(iq)、moq等，其汉译全部是意译，语序也全都是汉语的语序，如：九龙上屯GyaeujlaengjMbanjgwnz、九龙下屯GyaeujlaengjMbanjlaj、百伟大屯Bakveh Mbanjlaux、百伟小屯Bakveh Mbanjiq、 那弄旧屯Nazrunghmbanjgaeuq、那弄新村Nazrunghmbanjmoq、 那内屯Lunghnaz Mbanjndaw、 那外屯Runghnaz Mbanjrog。
③附加式的词组地名，壮语的附加成分是此，而译做汉语时，其附加成分却成了彼，如东兰县一对互相区分对待的地名Runghdahvangx和Runghdahvangxrog，意思是“达旺峒”和“外达旺峒”，壮语以方位关系即一个外面，一个里面相区分。而汉语则以两村是否有水区分，Runghdahvangx叫水达旺，Runghdahvangxrog叫旱达旺。
④一般情况下，汉语壮语互译时音节数相对应，但不对应的也很常见，表现为加译和省译。
加译造成壮语双音节、三音节译为汉语的三音节、四音节：
其一，加译一个通名，如Ndoengheu为双音节，译作汉语“弄好屯”； Runghrog，译为“弄落峒”；Runghvangh，译为“龙汪峒”。
其二，加译一个前置或后置的附加成分，如Runghbengz，译做汉语“东弄平”；Runghcaz，译做南茶峒。两个叫Funghnaengz的村，为了分化重名汉译时分别译做“凤能一”、“凤能二”。四个叫Gyaejraengz的村，为了分化重名分别译为上九伦、中九伦、下九伦、新九伦。
省译造成壮语的三音节对译为汉语的双音节：
其一，通名省略不译，如地屋Runghdiegranz、石板Runghrinbanj、楼梯Runghbaeklae、加凳Runghgadaengq、加太Runghgadaih、鸭脚Lajdinbit、要山Lajbyayiuh、高隘Lajgemhsang，前五例省略了Rungh，后三例省略了Laj。
其二，专名省略不译，如Lajgemhfuengz，壮语意思是“凤凰隘底下”，汉译时省略了专名的一部分，译做“隘底”。Dakngeggwnz、Dakngeglaj，原是“德额上、德额下”，汉译时分别译做上德、下德。
总体看，越是后起的地名意译的几率越大，越是抽象的概念意译的几率越大，两者相辅相成。聚落通名的产生晚于自然地理实体，所以自然地理实体多音译而聚落名多意译。方位词、性质形容词等表达的概念相对抽象，原生地名中方位词、性质形容词音译多，而后起的派生地名则意译的比重大为增加。音译时多照搬壮语的语序，而意译，汉语的语序增多了。
3.汉语与壮语对译时略有出入
汉语在对译壮语地名时，有以下几的方面的原因使汉语和壮语不那么吻合。
(1)误译。误译发生于意译时没有正确的汉字，而用一个同音的汉字代替。红领ndoinding，nding是红，ndoi应该是“岭”，误作“领”。上川gwnzgamjbyoengq、下川lajgamjbyoengq，byoengq是“穿洞”之意，误作“川”。大罗Mbanjgjong，gjong是锣鼓，却误做“罗”。那奄Nazdumh，dumh是水淹，误为“奄”。
(2)加译和省译，如前述。
(3)互译。
互译是用此通名或专名的音译、意译汉字来译彼通名或专名。互译这一方式在徐松石先生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就已经提到过：“那字写为南字，邕宁有南橘村、南围村，府志书写为那骨、那围……。(那字)又与罗字通用。例如罗文亦名那文，罗播亦名那播。……在两广地方，那字的全部，并南字罗字拉字的一部分，乃是‘田’的意义”[13]。
①加ga、大dej、古或戈go的互译，如加垒Byalae、加外gamjvaiz、加隆Lajrungz、大廖Boleuh、大甫mbanjbouj、大昔ndawciz、大余bakrij、大邦Bouxbaenq、古江mbanjgyang、古帮gamjfangz、古北gwnzbaek、戈立boleiz。
②板、晚mbanj的互译，如板洞Bodoengh、板岜Lajbya、板仆ndawmbut、晚农Gyaeujndoeng。
③拉、底、下、脚laj的互译，如下锦Luegginj、拉来mbanjlaiz、拉关bakgvan、 拉扒ndawbag、下友ndawyaeu、枫树脚Gwnzgoraeu、拉昌Nazsang。
④“上gwnz”的互译，如堡上Ndawbuj
⑤江gyang的互译，如江叶ndawyoep
⑥那、纳naz的互译，如那么Mbanjmoq、那港Ngamzgangz、纳雨Lajyaeq、那色vijcaeg。
⑦坡bo的互译，如坡血Ngamzceg、旧坡Mbanjgaeuq。
⑧“弄、龙、罗、陇rungh”的互译，如弄汪Mbanjvang、龙麻Mbanjmak、罗叶Mbanjyez、陇梯Mbanjdeiq、水陇Gengmboq、弄内Rijnoix、龙芒Ndawmong。
⑨巴bya的互译，如巴翁ndawoen。
⑩贯、孔、群gonh的互译，如贯字Mbanjcih、孔马Mbanjma、群黎Mbanjliz。普boux的互译，如普牙Ndawngaq、普农Ndawnueagz。垌doengh的互译，如庄垌Gyangmbanj。六lueg的互译，如六号Lajhah、六翁Nazoeng、六电gwnzdienh、六万ndawvan、六铁Sokdieb。
4.同词异译与异词同译
同一个壮语地名可用音译，也可用意译译成汉语。音译，有一地异时的历时或一时异地的共时之差别。意译，也有同义词的不同。音译或意译由于种种原因还会造成不甚吻合的现象。现今广西的壮语地名，其汉译形式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同词异译现象。同一个mboq(泉水)，音译汉字就有“布、扑、么、磨、摩、木、母、莫、漠、摸、摩、暮、慕、波、破、普、部、播、补、薄、蒲”等20余字。同一个rin(石头)，就用了“吞、忍、天、兴、林、仁、令、信、领、英、引、岭、磷、钦、运、音”16个汉字。通名rungh，仅在南丹一县竟有20个汉字“弄、龙、洞、冗、垌、陇、聋、懂、东、隆、红、同、冲、拥、董、绿、总、哄、六、峒”。同一个goraeu(一棵枫树)，有各楼、歌柳、可有、可友、古优、古娄、果有、过要、可楼、古楼、古求、枫木等十多个译名。
异词同译也同样严重，即许多壮语本不是一个词的，汉译后却同名了。如同是“那力”，在巴马是Nazlih(田地)，在百色是Nazlid、Nazleg(小田)。同是“那么”，在巴马、百色、河池、西林、象州、来宾是Nazmoq(新田)，在东兰是Nazmboq(泉水旁的田)，在宁明是Nazmou(猪吃草的田)、Nazmoz(牛吃草的田)。
(二)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
同一地域的壮语名和汉语名没有对译关系，壮语有壮语的得名之由，汉语有汉语的得名之由。与同一地域的壮语名和汉语名有对译关系的地名相比，前者是一地异名，而后者是一地一名。如百色地区行署所在地，壮语称“百达各色bakdahguhsaeg”，意思是“洗衣服的河口”，缩略为baksaeg，音译为“百色”，是一地一名。又因此地似鹅形，再用汉语的方式命名为“鹅城”。“鹅城”与“百色baksaeg”构成一地异名。由汉壮双语而构成的一地异名，既承载壮文化的内容，由承载汉文化的内容。
田阳县城所在地壮语叫lajnganx，“龙眼树下”之义，可汉语名为“田州”。大新县的“硕龙(乡政府所在地)”是汉语名，其壮语是lunghkvangj，意思是“地形似竹萁或筐”。天鹅县的Gungxgumz，意是凹坑的拐弯角，汉语叫丰龙。宁明县的Mbanjsingz，意思是有围墙的村，汉语以吉祥的春天之意而取名祥春。靖西县有个汉语名叫“武平圩”的圩场，源于宋将狄青在此武力平定侬智高，侬智高败走云南。又以南明桂王兵败逃往云南，在此借住一宿，遂又名龙驾圩。其壮语是Hangqga，音译汉语为“郎家”，意思是“乌鸦多之地”。龙州县的Geuqndoeng，意思是草茂林密的山坳，音译为叫。后来伐木时发现香椿、梓树、香竹(楠)特多，又为“香梓楠”。
(三)有汉语，但没有壮语
1.原来有壮语称说形式的，后来壮语不常用了，只剩下其汉译形式了。古百越语地名都属于这种情况，上古时用古百越语称说，汉字译音，后来古百越语民族撤离了原来的居住地，百越语读音消失，只剩下汉语形式了。现在壮族开发较早的地方，地名中的壮语也正在衰弱，如宜山市的“古育”，原来的壮语只有一些不出门的老人还记得，年轻人都不说了。来宾县有个“水落村”，看似汉语名，没有多少“壮味”。其实，“水落”由“西琅”语音讹变而来，“水落村”原名“板西琅”，意思是“犀牛潭村”。由于语音的讹变，其中的壮语音义正在衰弱，即便是老者也未必能追溯出来[14]。
2.原来有壮语，由于开发的需要，用一个新的汉语形式重新给命名。新的汉语名使用面越来越广，覆盖了旧的壮语名，壮语名会被人们慢慢淡忘。我国发现和出土新人化石的处所在来宾县桥巩乡的麒麟山，因其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麒麟山之名收进《辞海》中，天下扬名：“麒麟山人，我国新人化石。1956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洞穴内发现，故名。”殊不知，麒麟山是汉语名，古人说“麒麟，祥瑞也”，以麒麟命名是汉民族趋利避害、求极避凶的文化心理的体现。麒麟山壮语土名叫“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卡”是腿，“敢”是岩洞，“且”是女性生殖器，喻指岩洞，“卡敢且gagamjced”原意指“大腿间的女阴”；“岜”是山，“岜敢且byagamjced”即“女阴山”。“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这两个名字反映了壮族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女性生殖崇拜，具有原汁原味的壮义。借着《辞海》的巨大文化优势，汉语名“麒麟山”逐渐覆盖壮语名“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15]。
现代社会中，新取汉语名而覆盖壮语土名的事情还屡屡发生。笔者参加南宁市凤岭新区路段命名活动，当地原来有一些壮语地名如“渌下lueglaj、那洪nazhung”等，没被命名者没有沿用，改用新的汉语名，如会展路、枫林路、金凯路等。
二、书写形式的发展
80年代政府组织的地名普查，大凡有壮语读音的地名，都用拼音壮文记录书写下来。但是，拼音壮文在壮族地区缺乏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推行比较困难，使用面不广。“城镇和农村，除了政府部门的牌子上有拼音壮文以外，其他找不到一处是使用拼音壮文的”[16]。所以实际上，壮语地名的书写形式是以方块字为主的，包括壮字和汉字。壮语长期以来文字的发展比较缓慢，方块壮字尚未成为系统的文字。所以，壮语地名书写系统的发展，显现出比较清晰的轨迹，即向汉字系统靠拢。
(一)用汉字书写
有的学者在讨论壮语地名的判断标准时，提出“用壮族自创的土俗字标记”[17]，这是以偏盖全的。固然有一部分壮语地名用土俗壮字标记，但是多数壮语地名并不这样，而是采用近音的汉字来记录。这个问题涉及到土俗壮字的产生和使用问题。土俗壮字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字，包括假借字和汉借字[18]两种类型。假借字是字形借自汉语、字音与壮语相近，字义则表壮语义而与汉语完全无关，如眉，表壮语miz，意思是“有”；斗，表壮语daeuj，意思是“来”；古，表壮语gu，意思是“我”。汉借字是字形、字音与字义均借字汉语的字，主要用来书写汉语借词，如心、金、油、坡、灯、兵，音义均与汉语一致。另一部分是自造字，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形声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如，天法上表义，下表音；那由，上表音而下表义； 哥，左表义而右表音；莫新，左表音而又表义；门内 ，外形内声；门火 ，内形外声。会意字如天下，表壮语的laj，下面的意思；礬，表壮语的mboq，泉水的意思。在使用过程当中，同一个意思，既有用“借用汉字”的，也有用自造字的，构成同一个字的异体，如壮语bae(去)，写做比去，也写做“贝”，前者为自造字，后者为“借用汉字”。
土俗壮字的两种类型在造字初始和后世使用有不同点和相通点。相通点在于都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渗透。壮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汉字文化圈里，汉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字，土俗壮字的两种类型正是在汉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都是在利用汉字而构成壮字，实际上是“用外来语…来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19]。不同点在于：第一，自造字有两个汉字，使用起来有难度；而“借用汉字”只有一个汉字，用的时候较为便利。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既然都是从汉字来的，汉字里有跟壮语语音相近或音义一致的，何不就地取材、直接借用，何苦劳心劳力地再用两个汉字来造新字呢 第二，自造字与“借用汉字”的社会地位和使用的心态不同。自造字被壮族高级知识分子如道公、师公、歌手视为民族文字，是壮族文化得以跟汉文化相区别或相抗衡的一个载体，社会地位高，有“我们壮族的文字跟汉族是不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1989年编纂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古壮字字典》收录的古壮字10700个，基本上把自造字当正体、规范字加以推荐，把“借用汉字”当做异体来处理，不作为其收字的主体，有学者指责该字典“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的字并未录入”[20]。
尽管自造字地位高，但是在民间，“借用汉字”由于使用的便利而大行其道，使用频繁。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1998年整理出版的民间唱本《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中，有260多个属于“借用汉字”。唱本中有的字根本就不用自造字，只用借用汉字，比如bae，就很少用自造字比去之类，而只用借用汉字“贝”。唱本里的“借用汉字”中不乏《古壮字字典》没有收录的字。如guh(做的意思)，写做“郭”；ndei(好、漂亮)，写做“俐、利”；bi(一年两年的“年”)，写做“脾”；gaeh(什么、哪样)，写做“皆”；yenz(旁边、边缘)，写做“贤”等。
上面的论述说明，用来记录壮语地名的也有自造字和借用汉字两部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的壮语地名，民间书写时为了便利就只用借用汉字而不用自造字。用借用汉字书写的壮语地名，就是今天看到的音译法译写的壮语地名。
用汉字书写壮语，其汉字主要是用来标写壮语的音。由于汉语语音一地异时的发展变化，其读音不再与壮语相近，人们往往会改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替代，造成同一壮语地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形式，一个是早期的书写形式，一个为晚近的书写形式。融安县的Lajcoengz(松树地)，原音译做“拉松”，用“松”对译coengz，音是相近的。“松树”的“松”在官话中原来就读tsoη2，后来与“鬆”相混而读soη1，与壮语音不再相近，后改成“拉虫”使其音近。百色市的Dahsong(两条河汇合之地)，原来音译做“驮双”，用“驮”对译Dah，音相近(“驮”古音读如［ta］)，后来“驮”读为［tuo］而不再相近，于是改写为“达双”。隆安县的Luegraeu(枫树谷)，音译写作“禄留”，“留”的平话音或白话音都与raeu相近，但是官话音却不同，改写做“渌楼”使其官话音与壮语相近。
(二)用壮字书写，壮字发展为汉字
即便是用壮字(主要是自造字)书写的壮语地名，其壮字也会逐步发展成为汉字。壮族地区很早就有汉人杂居，而汉文化长期以来又居于主流地位，土俗壮字记录的壮语地名除了满足壮族人称说以外，还要满足汉人或壮汉人之间的称说和交际，所以土俗壮字会附上汉音慢慢转化为汉字。
有学者举出《辞海》收录的壮语地名用字有“稾(泉水)”、“岽(森林)”、“峒(山洞)”、“ (山间小平地)”，《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壮语地名用字有“岜(石山)”、“岽(森林)”、“(山间小平地)”、山录(山谷)”[21]，说明土俗壮字确有转化为汉字的情况。历史上，有多少土俗壮字被汉字体系吸收，现在还回答不上来。两广汉语方言地名中有些难求本字的用字，其音义可能源于壮语地名，用以表达当地的某种地形、地貌。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提到的“ 、(土朗)”，李如龙先生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中认为“ 、 朗”为两广地名专用字，本字无考。两广此字白话的读音为［lзη4］(阳上调)。带“ 、 朗”字的村落多在水边地势较平、较低的地带。我们认为它跟壮语的langx[22]有渊源关系，不仅声韵相对应，调类也相合，壮语第4调对应古汉语的阳上，且语义契合，langx 在壮语里是“水泡地”、“面积很大的低洼地”的意思，现在的壮族聚居区还有很多以langx为通名的地名。两广方言中的“ 、 朗”字的产生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两广的汉语方言吸收了壮语的音义后创造一个方言字来表示，另一个可能是壮语里本来有这个土俗字，汉语方言连音义带字形一起吸收进来。如果是后一种可能，则应视为土俗壮字转化为汉字。
有的壮语地名，开始用土俗壮字(自造字)书写，后来被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替代，也视为向汉字发展和转化。各个历史时期壮语地名的规范化，把土俗壮字当作不规范字处理，力求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替代。八十年代各县市地名志中，土俗壮字转为译音汉字的大致有：
三、壮语地名的汉化
地名中的汉语和壮语往往由于文化的取向而呈现出相互抗争的情况。比如田阳县的敢壮山gamjcongh，意思是“多岩洞的山”。明朝年间有个叫郭子儒的地理先生为皇家探寻风水来到敢壮山，见此地确系风水宝地，吟赋对联“春日出升风景朗开催燕语，晓风微动露花轻舞伴茑啼”，因而取名“春晓岩”。尽管的“春晓岩”很雅、很美，但是当地群众仍然按照习惯称做“敢壮山”。因为群众把此地视为神山、圣山，是壮族始祖布洛陀和姆六甲居住的地方，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23]。但是像这样壮文化胜出、汉文化趋于萎缩的例子只是少数。由于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是汉文化，壮汉的抗争往往呈现出壮文化衰减、汉文化日益强盛的趋势，从而使壮语地名逐渐转化为汉语地名。
从壮语地名中壮语和汉语的关系，可以看出壮语地名逐渐转化为汉语地名的途径和过程。比如壮语的Runghmui，音译为 美、龙美；音译意译结合译做 熊、龙熊；意译为熊峒。Runghmuigwnz，音译为 美更或龙美更等；音译意译结合，按壮语语序译做 (龙)熊更、 (龙)美上等，按汉语语序译为更 (龙)熊或上 (龙)美等；意译则为上熊峒。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居民渐渐说壮语名的越来越少，甚至大家都淡忘了壮语，只剩下汉语的龙美、上龙美、熊峒、上熊峒，进而有人根据汉语的字面“龙美”附会出“此地原有一龙长得很美”。如果由于开发的需要，不以壮语的Runghmui、Runghmuigwnz称呼而另外用一个汉语名，诸如壮志路、会展路、民族广场等来称呼，就是地地道道的汉语地名了。
壮语地名汉语化的途径有二。
第一，由音译转为意译。历史上，由于意译使壮语地名转化为汉语地名的事情时有发生。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7称今广西红水河为“都泥江”，“都泥”原为壮语dahnding(红色的河)的近音译写字，“江”是用汉族地名模式添加上去叠床架屋的通名。清嘉庆年间谢启昆修《广西通志》时将“都泥江”意译为“红水河”。这样，无形中壮语地名被整合成了汉语地名，失去了壮语地名原来的韵味[24]。壮语地名意译的例子还有“邕江”。“邕江”在《旧唐书·地理志》中称为“餤水”，也称“温水”，俗又称“郁状水”，都是“郁水”的近音译写字。古代“餤”同“灌”，与“雍”通假，“雍”读同“邕”。“温”“郁”近音互通，与如“雍”“邕”。古“郁”字读作［ξjoη］，急读为“邕”，缓读为“郁状”。［ξjoη］壮语原义为“大”，“郁江”“邕江”原义就是“大江”。清人所写的《广西通志辑要》将流经南宁府的邕江意译做“大江”：“大江，古郁水也。在府城西南，左右二江合流……又东经永淳县北，又东经横县东南，北入贵县界中”。好在意译做“大江”没有被世人认可而流传开来，否则现在也没有办法追溯出它壮文化内涵。不过，“邕江”已经是个半音译半意译的地名，且其内部结构已经变为汉语的语序了，成为汉语的齐尾式地名。除了音韵学专家专门考证、古音重建，尚能追溯出“邕”为音译壮语的译写字、明白其中的壮语意义外，普通人一般就认为它纯然是一个汉语地名了[25]。
今人意译壮语地名的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坐落在宁明县的著名古迹“花山崖壁画”，当地壮语称崖壁画为“岜莱byaraiz”，“岜bya”意为石山，“莱raiz”意为器物表面的斑点，即花纹。花纹凌乱、颜色班驳、线条错杂，汉语叫“花”，如“这条裙子太花了”，在广西的官话里叫“花［lai44lai44］”，如“这条裙子花［lai44lai44］的”，估计跟壮语的这个“莱raiz”有关。可见，把“岜莱byaraiz”译做“花山”采用的是意译的方式。这个意译，很多人有意见：花山容易让人按照汉语“花”的常见意义联想成盛开鲜花的山，失去了原来的壮义。所以，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语地名，除了个别意译外，历来采用汉字音译的办法”[26]、“地名翻译，从古至今都遵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音译为准，切忌意译”[27]。地名管理部门也认同这种做法，“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无论是人文地理实体名称，还是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多以音译为住，意译为辅”[28]。
尽管如此，壮语地名汉译时，从音译到意译的发展趋势还是越来越猛，下面是河池市的部分古名(左)和今名(右)对照表，表中同一地名的古名音译而今名意译：
拉任～下任 喇汶村～下闷 拉屡村～下磊 囊好村～朗白 肯桥～上桥 拉墨～下墨拉靠～下考 拉有～下友
板慕～新村 拉垒～下垒 拉律～下律 浪垒～后岭
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也在加剧意译的趋势。80年代的地名普查，靖西县对壮语地名的标准化处理时，mbanj的汉译提出“自然村在当地壮语叫‘晚’，习惯汉译为‘屯’”[29]的操作原则，Mbanjmoq叫“新屯”，Mbanjgvangq叫“况屯”，Mbanjcangh叫“匠屯”，Mbanjyaeuz叫“由屯”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第二，用汉语起新名。放弃土著的地名而另外用汉语命名，使壮语地名被覆盖甚至淹没，是促使壮语地名迅速转化为汉语地名的手段。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少。比如，汉代以“无”或“毋”冠首的地名，为古百越地名，“无锡”盛产锡，“”无盐盛产盐，“毋敛”盛产五敛子(即杨桃)。西汉末年，王莽新政后，由于不明壮义，将“无”“毋”改为“有”，即“有锡”“有敛”“有盐”[30]，从而转化为汉语地名。广西崇左县有个“稾亮村”，本因稾mboq(泉水)而得名，1710年该县的知事李辁银不知其意，认为字典里没有手“稾”这个字，不合规范，于是以此泉夏涨秋涸、冬天居民常从泉口下垂三丈来深才汲到水、在里面黑乎乎地看不见一点亮光，下令将“稾”改为“昧”字，意为昏暗。汉字是顺了，但是壮族地名的原来意义却丢失了[31]。
现代社会里，地名规范化对一地多名的处理，就有放弃壮语土名，以汉语名为规范地名的做法。下面是靖西县部分别名(左)与标准地名(右)对照表，表中以壮语土名为别名而汉语名为标准名：
供蕊～州后巷 计谋～崇化 芽零～吉凤 凌箕～小龙 缺～大吉 逐凡～和平芽～龙河 么西～河西 吞幕～天富 晚汝～奎地 那拿～惠泽 郎家～武平圩 晚江～天富 那隘～新兴圩 布欧～福利 侬贯～中华 汤那～三合圩 坡二～大桥
各地政府给地域改名或重新命名的时候，往往都引发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南宁市西乡塘路改为大学路，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不同意更名的意见为：地名是历史的积淀，往往反映地域的开发史。西乡塘的“塘”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存。宋元明以来，邮驿的所在有称“铺”、有称“站”的，清朝时邮驿增加了“塘”，西乡塘正是一个驿站，说明对这一地域的开发，早在清代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以此路段有几所高等院校称而改称大学路，言下之义，有大学才有此路，而这里的大学的历史还不到100年，这就大大地缩短了该地域的开发史，封存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记忆。如果当地有本土的壮语地名而不用，也会把壮族人民对该地域开发的功绩给抹杀掉，淹没了壮族的文化。
徐松石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注意到壮语地名汉语化的问题：“可惜远古东方土著部族的地名，已经大半国语化了。因此所以我们看今日中国东部的地名，只觉得它们是国语地名，而不知道它们本是古代所谓夷蛮的地方。国语化的途径，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种。(1)完全取消古代地名，而代以国语的名称。……(2)将不能望文生义的地名，使之成为望文生义。例如须朐乃古风夷地，不能以字面解释。周时改名须句，汉时改名须昌县，五代及唐改名须城，即今山东东平县治。每改一次，字面上便多一点意义。(3)由倒装变顺装。例如古代春秋楚城父邑，原是夷地，所以用倒装。汉置父城县，故城在今河南宝丰县东，现名父城保。父城乃顺装式。(4)由齐头式变为齐尾式。例如句改吴国，句越改为越国。两粤板张板莫改为张村莫村，古劳古朗成为古劳墟古朗墟亦是如此。(5)把古越音变为国语的公名字。例如 字指两峒交界山峡间的小岭， 朗字或朗土字为江岸边的平地，山东字指树木丛生的山野，这些原是僮音。广东的大部分和广西的东南，已经分别采用这些字为地理上的公名辞，如良峒 和凤凰 朗了。不久的将来，恐怕粤江流域僮语的地方，也会多量的国语化呢。[32]”今人研究壮语地名的学者，关注壮语地名汉化问题的还比较少。笔者视线所及，只有元立《壮族地名述略》一文论及壮语地名汉化的规律和趋势。元文所述“壮族地名非壮族化的发展趋势”有四点，即(1)以近音汉字译写流传，时日长久，原来的壮语音义已经失落，成为汉语地名；(2)以意译字流传，逐渐成为汉语地名；(3)在汉译中以汉族地名结构模式规范，强化了壮族地名的非壮族化倾向，如“板”本为壮语“村”的意思，“板么mbanjmboq”为靠近泉水的村，汉译时叠床架屋加上一个汉语的“村”为“板么村”；(4)有些壮族地名，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活动，几经更改，最后化成汉语地名。如邕州因邕江得名，历唐、宋两代，到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邕州便改名“南宁”。当时全国各地以“南宁”命名的还有“南宁军”(海南省)、“南宁州”(云南曲靖)、“南宁县”(云南牟定)等。这表明元朝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欲望。邕州这个由壮语而来的市镇名称完全转变成了体现元蒙统治者愿望的一个汉语地理实体名称[33]。
壮语地名汉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壮语及壮文化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如何保持住壮语地名的独特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传承壮族文化的载体和纽带，尤其值得各级地名管理部门深思。
注释：
①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②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289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③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293页。④李锦芳《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⑤转引自臧励騄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⑥齐平治《桂海虞衡志校补》5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⑦屈大均《广东新语》 页。⑧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205页，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发行。⑨洪波《柳州壮语地名考释》，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⑩韦炯隆《广西山名解读》，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11]《辞源》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3。[12]《中国文化大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13]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5页。[14]覃彩銮 卢运福《多维视野中的来宾壮族文化》385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15]覃彩銮 卢运福 《多维视野中的来宾壮族文化》373页。[16]覃乃昌《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2期。[17]韦达《壮语地名的文化色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7月。[18]陆发圆《方块壮字的萌芽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19][20]Margaret Milliken《三种壮文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2期。[21]吴超强《壮语地名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2期。[22]《壮汉词汇》45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23]覃乃昌《布洛陀寻踪》4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24][25][27][30][31][33]元立《壮族地名述略》，《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26]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18页，测绘出版社1981年3月。[2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工作文件资料选编》8页，广西区民政厅区划地名处、自治区档案馆编2002年12月。[29]《靖西县地名志·前言》。[32]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220页。
〔责任编辑：陈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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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壮语地名；壮语；汉语
【作 者】覃凤余，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112；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08-011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in the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Ⅳ
Qin Fengyu
Abstract：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consist in two parts :the elements of Zhuang language and of Sinitic language. There are 3 typ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1. Both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are contained in one name and the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each other； 2 .Both the Zhuang elements and the Sinitic elements are contained but they can not be translated into each other； 3. only the Sinitic elements is contained， without the Zhuang elements. Some of the written characters of the Zhuang geographical names are recorded in Sinograms. Even though some are not Sinograms， they look similar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may turn into Chines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he geographical names of Zhuang language Zhuang elements Sinitic elements
壮族先民与汉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据考证，早在商周时代，岭南地区就与中原地区互相往来，开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西汉刘向的《说苑》一书中，有一篇《善说》，记载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赏榜籱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这首歌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并且做了翻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越人拥楫歌》(简称《越人歌》)。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内传》记载了比《越人歌》晚44年的另一份材料，即春秋时越国国王勾践对吴国备战的“维甲令辞”(简称《维甲令》)，也被当时的史官译为汉语。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利用侗台语主要是壮语的材料做出合理的解读①，这两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说明用汉字记录古越语是壮汉文化交流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可以推测，最初的古越语地名，只供古百越族人民使用，是没有汉语的。随着汉族人的迁入，汉文化的融合，为了满足汉人的称说需求，出现了古越语地名的汉语形式。《史记》、《左传》、《国语》、《汉书》、《后汉书》、《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历史文献用汉语记录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越地名②，说明古越语地名很早就有汉语形式。现今广西的壮语地名，没有哪一个是没有汉语的。所以，对壮语地名中壮语和汉语关系的研究是壮语地名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壮语与汉语的关系
壮语地名中的壮语和汉语，其关系有以下几种：
其一，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属于一地一名。
其二，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属于一地异名。
其三，有汉语，但是没有壮语。
(一)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
1.汉译的方法。汉译的方法有音译、意译、音译意译两结合三种。
(1)音译
音译是用汉语音对应壮语地名中的壮语音，其基本要求的音近。语源是壮语，译入语是汉语。一个汉语音对译一个壮语音时，时空关系如果是一时一地，其语音应该是基本相近的。但如果一地异时的历时或一时异地的共时，对译的双方就会变得不相近。一地异时，汉语的语音从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现代汉语，起了很大的变化，壮语的语音从古到今发生变化，原来对译的近音各自变化而不再相近，甚至会相差很大，如果不借助历史音韵学的方法，有的根本没有办法读解。李锦芳指出，古百越地名夫椒、夫于、夫重、夫钟、夫夷、夫宁、夫阮、夫罗等，夫的上古音为［pjaɡ］，实为百越语石山bya③的译音。同是壮语通名“石山”的汉语译音，上古作“夫”，现代作“巴、岜、把、坝、霸”等，用现代的语音念起来，语音相差很远。一时异地，语源语壮语大而言之有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译入语汉语大致区分为官话、白话(粤方言)、平话、客家话等方言，这些分歧使音译变得不相近。比如通行白话或平话的壮族地区，人们往往用白话或平话的语音去对译该地区的壮语地名，如壮语的raiq(河滩)，粤方言音译作“拉［lai］”，与壮语音是相近的。但是用汉语的官话或普通话去读“拉”，势必读作［la］，就跟壮语raiq的读音相去甚远了。
用汉字在各历史时期或各方言的音来对译壮语的近音，不能按照汉字的字面义去解释其含义。有人认为“无锡”旧称“有锡”，锡尽而名无锡。“乌伤”得名于“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④。古书中对古百越地名“交趾”的解释是“南方夷人，其足大开广，并足而立，其趾则交”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早就质疑过“脚胫曲戾相交，故谓交趾”的说法：“今安南地，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与华无异；爱州，唐姜公辅实生之，何尝有交胫等说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解释“云”字地名为“盖新兴在万山之中，其地多云，居人所见无非云。云之静者为山，山之动者为云，云与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云名，从其动而能变者也。⑦”徐松石先生曾批评道“屈氏不知道‘云’出于僮语，故作此种曲解”⑧。
今人也有依汉字求其义而贻笑大方的做法。柳江县的百朋，1991年版的《柳江县志》中说：相传最初商贩在此搭棚摆卖货物，棚子极多，故名“百棚”，即一百个棚子，后讹做“百朋”⑨。广西有十万大山、九万大山、六万大山，认死理的人单把这几座山加起来就有25万座，然后认真地数地图上的山，“石山有7200多座，而土山包括荒山为9450”，怎么算也到不了几十万⑩。
(2)意译。
意译指汉语语义合乎壮语的语义。意译有直接意译和间接意译两种。
直接意译是译写壮语的词语义。汉语里有同义词，以同义词去译同一个壮语词，如mbanj可译作“村”，也可译作“屯”，还可译做“寨”；gamj可译作“洞”，也可译作“岩”；ndoi可译作“岭”，也可译作“坡”；dah可译作“江”，也译作“河”；gemh可译作“坳”，也可译作“隘”，还译作“峒”；rij译作“溪”，也译作“沟”，还译作“水”；mboq译作“泉”，也译作“井”，还译作“汶”，又可译作“水”。
间接意译是指地理实体通名及方位词的壮语词语义虚化，译写为汉语的聚落通名或行政区划通名。bya(山)、ndoi(岭)、bo(山坡)、rungh(山弄)、gumz(凹坑)、laj(下方)、gwnz(上方)、ndaw(里面)这些词语义本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或地域的空间方位的，译写变为表示聚落的通名，最常见的是译为“村”“屯”“峒”“洞”等。如银峒Byangaenz、兴屯Ndoihwngq、大屯Bodah、草村Runghaz、苗屯Runghmyaeuz、会洞Gumzvuih、朗村Ndawluengj、欢村Lajvuen、乍峒Lajcaq、好洞Lajhau、标峒Gwnzbeuq、任峒Ndawimq、断峒Ndawduenx。
壮语地名中还有一种历时层面的间接意译，即用汉语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通名“里”和“亭”意译壮语的聚落通名，主要是出现在凤山、天峨、河池、东兰、百色等县市的牙里Mbanjyaz(牙：母猪藤)、乐里Mbanjlot、文里Bouxvaenz(文：风化石)、辉里Bouxrij、吾里Ndawnguz、宋里Ndawsong、仁里Doenghhinz、王里Doenghvangh、登亭Bouxdaengj、桑亭Bouxsang、赖亭bouxraiz之类的地名。
“里”对应与壮语的Mbanj、Boux、Ndaw、Doengh，“亭”对应于壮语的Boux。“里”和“亭”，有的地名志中笼统地说是“古时的基层单位”，有的由于无法释义而曲解或附会他义。早在周朝时，“里”就是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周礼地官遂人》中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亭”早在秦汉时就是行政建置的一级组织机构。“秦汉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为乡”[11]。壮语的Mbanj、Boux、Ndaw、Doengh有“村子”“人群”“峒场”的意思，跟“里”“亭”的含义刚好对应上。由于是意译，不能从语音的对应来分析其渗透到壮族地区的时代，只能从意义方面来推测。
“里”“亭”在秦汉时期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其规模历代有变化。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隋唐宋代一百家为一里，明代又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秦汉时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隋唐时亭的建置消失，里乡经久不废[12]。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隋唐时亭的建置消失”，也就是说“亭”传入壮族地区的时间不可能是晚于隋唐。二是隋唐宋代明代“里”的规模大，超过百户，这跟壮族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相悖。自古以来，壮族人民主要以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为生息繁衍之地，而这一带从地理环境上说，山岭连绵，丘陵起伏，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就决定了壮族先人不可能像中原地区那样，能够以比较集中、人数较多的群体方式生产和生活，只能以具有较直接的血缘联系的家庭或家族(氏族)为单位，分散居住，零星生产。直到现在仍可看到山区中很多单门独院或少数几户人家构成的小村落。而中原一带的汉族先民，居住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分布的密度比壮族地区大得多。隋唐后的里的规模超百户，在壮族地区显然无法适应。倒是秦汉时期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有可能跟壮族地区的基本社会结构相适应。由以上两方面证明，“里”“亭”传入壮族地区的时间应该在隋唐之前。
(3)音译意译两结合：“善屯Mbanjcienh”，Mbanj即屯，是意译，cienh即善，是音译。善屯是Mbanjcienh的音译意译结合的汉语译写形式。“陇大ndoenglaux”，ndoeng即陇，是音译，laux即大，是意译。“乱竹Luemndok”，乱音译Luem，ndok是刺竹意，竹是对ndok的意译。
2.方法与语序的搭配
用汉语对译壮语地名时，除了选用字词外，还有语序的问题。一种照搬壮语的语序，即中心词+修饰词，另一种采用汉语的语序，即中心词+修饰词。音译或意译的方法，直接关系到语序的选择。
(1)双音节的复合词地名，不同的类别音译与意译在数量上不平衡。
一般说来，自然地理实体以音译为主，意译的极少。音译多数仍然照搬壮语的语序，一旦采用意译，则改用汉语的语序。如Runghraemx ，音译为弄伦，意译为水峒。
表聚落的名词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常见。音译，用壮语语序。而意译则用汉语的语序。音译如：班交Mbanjgyau、板么Mbanjmoq、板更Mbanjgwnz、晚坡Mbanjbo、布邦Buxbangq、地核Dieghaw。意译如：欢屯Mbanjhon、松屯Buhsumj、新圩Hawmoq。
方位词、性质形容词，音译和意译都常见，其音译为壮语语序，但意译的语序则既有汉语的，也有仍照搬壮语的。
音译为壮语的语序，如板更Mbanjgwnz、金波Gwnzmboq、拉岜Lajbya、板勒Mbanjndaw、累祥Ndawciengz、弄罗Runghrog、巴落Baqrog、能亭Laengdiengz、南岭Namhnding、那零Naznding。
意译有壮语语序，也有汉语语序。壮语语序如：上牌Gwnzbanz、上垒Gwnzndoi、下歪Lajvai、下水Lajraemx、内朋Ndawboengx、内尾Ndawrij、 外Runghrog、后幕Laengmuh、后圩Laenghaw、山红Byanding、岩红Ngamznding。汉语语序如：上峒Runghgwnz、叫上Gwnzgiuh、下宿Suklaj、下雍Yonglaj、内峒Runghndaw、外口Bakrog、山背Laengbya、红岭Ndoinding、红坭Namhnding。
(2)三音节或四音节的词组地名，与双音节的复合词地名相比意译的比重大大增多，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偏正式的词组地名，三音节与四音节的有不同。
三音节，如果通名音译则采用壮语的语序，即通名+扩展专名，如过怀死Goxvaizdai(过：角落，怀死：牛死)、弄笛沟Runghdihgaeuq(弄：山弄，笛沟：搬迁水沟)、拉敢怀Lajgamjvaiz(拉：此地，敢怀：牛岩)。如果通名意译则采用汉语的语序，即扩展专名+通名，如弄排峒Gamjrunghmbaih、累扣峒Runghndoigaeuz、楼梯峒Runghmboeklei、笔书峒Runghbitsaw、者苗圩Hawcehmyauz、坡宁圩Hawbonengz。从数量上看，通名意译而采用汉语语序的增多。
四音节，“蓝家弄伞Lanzgyahrunghsan”之类本身就是汉语壮语融合而成，汉译形式为汉语的语序。
②附加式的词组地名，三音节与四音节的有不同。
三音节，后附成分为gwnz、laj、ndaw、rog、laux、ndingq(iq)、moq等，后附成分多采用意译。后附成分在汉译时有两种位置，一是仍然按照壮语的语序后置，如刚果外Gangqgorog、刚果内Gangqgondaw、弄拔上Runghbadgwnz、弄拔下Runghbadlaj、江消大Gyangsiuq Hung、江消小Gyangsiuqa Iq。另一种已经变为汉语的语序前置，如上六纳Luegnazgwnz、下六纳Luegnazlaj、旧长岭Ndoiraez gaeuq、新长岭ndoiraezmoq、内敢硝Gamjsiundaw、外敢硝Gamjsiurog、东卡桥Gagyauhdoeng、南弄莫Runghmboqnamz、西陆勇Lueggyongse。从数量上看，汉语的语序大大多于壮语的语序。
四音节，后附成分为mbanj(rungh)+gwnz、laj、ndaw、rog、laux、ndingq(iq)、moq等，其汉译全部是意译，语序也全都是汉语的语序，如：九龙上屯GyaeujlaengjMbanjgwnz、九龙下屯GyaeujlaengjMbanjlaj、百伟大屯Bakveh Mbanjlaux、百伟小屯Bakveh Mbanjiq、 那弄旧屯Nazrunghmbanjgaeuq、那弄新村Nazrunghmbanjmoq、 那内屯Lunghnaz Mbanjndaw、 那外屯Runghnaz Mbanjrog。
③附加式的词组地名，壮语的附加成分是此，而译做汉语时，其附加成分却成了彼，如东兰县一对互相区分对待的地名Runghdahvangx和Runghdahvangxrog，意思是“达旺峒”和“外达旺峒”，壮语以方位关系即一个外面，一个里面相区分。而汉语则以两村是否有水区分，Runghdahvangx叫水达旺，Runghdahvangxrog叫旱达旺。
④一般情况下，汉语壮语互译时音节数相对应，但不对应的也很常见，表现为加译和省译。
加译造成壮语双音节、三音节译为汉语的三音节、四音节：
其一，加译一个通名，如Ndoengheu为双音节，译作汉语“弄好屯”； Runghrog，译为“弄落峒”；Runghvangh，译为“龙汪峒”。
其二，加译一个前置或后置的附加成分，如Runghbengz，译做汉语“东弄平”；Runghcaz，译做南茶峒。两个叫Funghnaengz的村，为了分化重名汉译时分别译做“凤能一”、“凤能二”。四个叫Gyaejraengz的村，为了分化重名分别译为上九伦、中九伦、下九伦、新九伦。
省译造成壮语的三音节对译为汉语的双音节：
其一，通名省略不译，如地屋Runghdiegranz、石板Runghrinbanj、楼梯Runghbaeklae、加凳Runghgadaengq、加太Runghgadaih、鸭脚Lajdinbit、要山Lajbyayiuh、高隘Lajgemhsang，前五例省略了Rungh，后三例省略了Laj。
其二，专名省略不译，如Lajgemhfuengz，壮语意思是“凤凰隘底下”，汉译时省略了专名的一部分，译做“隘底”。Dakngeggwnz、Dakngeglaj，原是“德额上、德额下”，汉译时分别译做上德、下德。
总体看，越是后起的地名意译的几率越大，越是抽象的概念意译的几率越大，两者相辅相成。聚落通名的产生晚于自然地理实体，所以自然地理实体多音译而聚落名多意译。方位词、性质形容词等表达的概念相对抽象，原生地名中方位词、性质形容词音译多，而后起的派生地名则意译的比重大为增加。音译时多照搬壮语的语序，而意译，汉语的语序增多了。
3.汉语与壮语对译时略有出入
汉语在对译壮语地名时，有以下几的方面的原因使汉语和壮语不那么吻合。
(1)误译。误译发生于意译时没有正确的汉字，而用一个同音的汉字代替。红领ndoinding，nding是红，ndoi应该是“岭”，误作“领”。上川gwnzgamjbyoengq、下川lajgamjbyoengq，byoengq是“穿洞”之意，误作“川”。大罗Mbanjgjong，gjong是锣鼓，却误做“罗”。那奄Nazdumh，dumh是水淹，误为“奄”。
(2)加译和省译，如前述。
(3)互译。
互译是用此通名或专名的音译、意译汉字来译彼通名或专名。互译这一方式在徐松石先生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就已经提到过：“那字写为南字，邕宁有南橘村、南围村，府志书写为那骨、那围……。(那字)又与罗字通用。例如罗文亦名那文，罗播亦名那播。……在两广地方，那字的全部，并南字罗字拉字的一部分，乃是‘田’的意义”[13]。
①加ga、大dej、古或戈go的互译，如加垒Byalae、加外gamjvaiz、加隆Lajrungz、大廖Boleuh、大甫mbanjbouj、大昔ndawciz、大余bakrij、大邦Bouxbaenq、古江mbanjgyang、古帮gamjfangz、古北gwnzbaek、戈立boleiz。
②板、晚mbanj的互译，如板洞Bodoengh、板岜Lajbya、板仆ndawmbut、晚农Gyaeujndoeng。
③拉、底、下、脚laj的互译，如下锦Luegginj、拉来mbanjlaiz、拉关bakgvan、 拉扒ndawbag、下友ndawyaeu、枫树脚Gwnzgoraeu、拉昌Nazsang。
④“上gwnz”的互译，如堡上Ndawbuj
⑤江gyang的互译，如江叶ndawyoep
⑥那、纳naz的互译，如那么Mbanjmoq、那港Ngamzgangz、纳雨Lajyaeq、那色vijcaeg。
⑦坡bo的互译，如坡血Ngamzceg、旧坡Mbanjgaeuq。
⑧“弄、龙、罗、陇rungh”的互译，如弄汪Mbanjvang、龙麻Mbanjmak、罗叶Mbanjyez、陇梯Mbanjdeiq、水陇Gengmboq、弄内Rijnoix、龙芒Ndawmong。
⑨巴bya的互译，如巴翁ndawoen。
⑩贯、孔、群gonh的互译，如贯字Mbanjcih、孔马Mbanjma、群黎Mbanjliz。普boux的互译，如普牙Ndawngaq、普农Ndawnueagz。垌doengh的互译，如庄垌Gyangmbanj。六lueg的互译，如六号Lajhah、六翁Nazoeng、六电gwnzdienh、六万ndawvan、六铁Sokdieb。
4.同词异译与异词同译
同一个壮语地名可用音译，也可用意译译成汉语。音译，有一地异时的历时或一时异地的共时之差别。意译，也有同义词的不同。音译或意译由于种种原因还会造成不甚吻合的现象。现今广西的壮语地名，其汉译形式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同词异译现象。同一个mboq(泉水)，音译汉字就有“布、扑、么、磨、摩、木、母、莫、漠、摸、摩、暮、慕、波、破、普、部、播、补、薄、蒲”等20余字。同一个rin(石头)，就用了“吞、忍、天、兴、林、仁、令、信、领、英、引、岭、磷、钦、运、音”16个汉字。通名rungh，仅在南丹一县竟有20个汉字“弄、龙、洞、冗、垌、陇、聋、懂、东、隆、红、同、冲、拥、董、绿、总、哄、六、峒”。同一个goraeu(一棵枫树)，有各楼、歌柳、可有、可友、古优、古娄、果有、过要、可楼、古楼、古求、枫木等十多个译名。
异词同译也同样严重，即许多壮语本不是一个词的，汉译后却同名了。如同是“那力”，在巴马是Nazlih(田地)，在百色是Nazlid、Nazleg(小田)。同是“那么”，在巴马、百色、河池、西林、象州、来宾是Nazmoq(新田)，在东兰是Nazmboq(泉水旁的田)，在宁明是Nazmou(猪吃草的田)、Nazmoz(牛吃草的田)。
(二)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
同一地域的壮语名和汉语名没有对译关系，壮语有壮语的得名之由，汉语有汉语的得名之由。与同一地域的壮语名和汉语名有对译关系的地名相比，前者是一地异名，而后者是一地一名。如百色地区行署所在地，壮语称“百达各色bakdahguhsaeg”，意思是“洗衣服的河口”，缩略为baksaeg，音译为“百色”，是一地一名。又因此地似鹅形，再用汉语的方式命名为“鹅城”。“鹅城”与“百色baksaeg”构成一地异名。由汉壮双语而构成的一地异名，既承载壮文化的内容，由承载汉文化的内容。
田阳县城所在地壮语叫lajnganx，“龙眼树下”之义，可汉语名为“田州”。大新县的“硕龙(乡政府所在地)”是汉语名，其壮语是lunghkvangj，意思是“地形似竹萁或筐”。天鹅县的Gungxgumz，意是凹坑的拐弯角，汉语叫丰龙。宁明县的Mbanjsingz，意思是有围墙的村，汉语以吉祥的春天之意而取名祥春。靖西县有个汉语名叫“武平圩”的圩场，源于宋将狄青在此武力平定侬智高，侬智高败走云南。又以南明桂王兵败逃往云南，在此借住一宿，遂又名龙驾圩。其壮语是Hangqga，音译汉语为“郎家”，意思是“乌鸦多之地”。龙州县的Geuqndoeng，意思是草茂林密的山坳，音译为叫。后来伐木时发现香椿、梓树、香竹(楠)特多，又为“香梓楠”。
(三)有汉语，但没有壮语
1.原来有壮语称说形式的，后来壮语不常用了，只剩下其汉译形式了。古百越语地名都属于这种情况，上古时用古百越语称说，汉字译音，后来古百越语民族撤离了原来的居住地，百越语读音消失，只剩下汉语形式了。现在壮族开发较早的地方，地名中的壮语也正在衰弱，如宜山市的“古育”，原来的壮语只有一些不出门的老人还记得，年轻人都不说了。来宾县有个“水落村”，看似汉语名，没有多少“壮味”。其实，“水落”由“西琅”语音讹变而来，“水落村”原名“板西琅”，意思是“犀牛潭村”。由于语音的讹变，其中的壮语音义正在衰弱，即便是老者也未必能追溯出来[14]。
2.原来有壮语，由于开发的需要，用一个新的汉语形式重新给命名。新的汉语名使用面越来越广，覆盖了旧的壮语名，壮语名会被人们慢慢淡忘。我国发现和出土新人化石的处所在来宾县桥巩乡的麒麟山，因其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麒麟山之名收进《辞海》中，天下扬名：“麒麟山人，我国新人化石。1956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洞穴内发现，故名。”殊不知，麒麟山是汉语名，古人说“麒麟，祥瑞也”，以麒麟命名是汉民族趋利避害、求极避凶的文化心理的体现。麒麟山壮语土名叫“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卡”是腿，“敢”是岩洞，“且”是女性生殖器，喻指岩洞，“卡敢且gagamjced”原意指“大腿间的女阴”；“岜”是山，“岜敢且byagamjced”即“女阴山”。“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这两个名字反映了壮族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女性生殖崇拜，具有原汁原味的壮义。借着《辞海》的巨大文化优势，汉语名“麒麟山”逐渐覆盖壮语名“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15]。
现代社会中，新取汉语名而覆盖壮语土名的事情还屡屡发生。笔者参加南宁市凤岭新区路段命名活动，当地原来有一些壮语地名如“渌下lueglaj、那洪nazhung”等，没被命名者没有沿用，改用新的汉语名，如会展路、枫林路、金凯路等。
二、书写形式的发展
80年代政府组织的地名普查，大凡有壮语读音的地名，都用拼音壮文记录书写下来。但是，拼音壮文在壮族地区缺乏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推行比较困难，使用面不广。“城镇和农村，除了政府部门的牌子上有拼音壮文以外，其他找不到一处是使用拼音壮文的”[16]。所以实际上，壮语地名的书写形式是以方块字为主的，包括壮字和汉字。壮语长期以来文字的发展比较缓慢，方块壮字尚未成为系统的文字。所以，壮语地名书写系统的发展，显现出比较清晰的轨迹，即向汉字系统靠拢。
(一)用汉字书写
有的学者在讨论壮语地名的判断标准时，提出“用壮族自创的土俗字标记”[17]，这是以偏盖全的。固然有一部分壮语地名用土俗壮字标记，但是多数壮语地名并不这样，而是采用近音的汉字来记录。这个问题涉及到土俗壮字的产生和使用问题。土俗壮字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字，包括假借字和汉借字[18]两种类型。假借字是字形借自汉语、字音与壮语相近，字义则表壮语义而与汉语完全无关，如眉，表壮语miz，意思是“有”；斗，表壮语daeuj，意思是“来”；古，表壮语gu，意思是“我”。汉借字是字形、字音与字义均借字汉语的字，主要用来书写汉语借词，如心、金、油、坡、灯、兵，音义均与汉语一致。另一部分是自造字，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形声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如，天法上表义，下表音；那由，上表音而下表义； 哥，左表义而右表音；莫新，左表音而又表义；门内 ，外形内声；门火 ，内形外声。会意字如天下，表壮语的laj，下面的意思；礬，表壮语的mboq，泉水的意思。在使用过程当中，同一个意思，既有用“借用汉字”的，也有用自造字的，构成同一个字的异体，如壮语bae(去)，写做比去，也写做“贝”，前者为自造字，后者为“借用汉字”。
土俗壮字的两种类型在造字初始和后世使用有不同点和相通点。相通点在于都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渗透。壮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汉字文化圈里，汉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字，土俗壮字的两种类型正是在汉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都是在利用汉字而构成壮字，实际上是“用外来语…来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19]。不同点在于：第一，自造字有两个汉字，使用起来有难度；而“借用汉字”只有一个汉字，用的时候较为便利。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既然都是从汉字来的，汉字里有跟壮语语音相近或音义一致的，何不就地取材、直接借用，何苦劳心劳力地再用两个汉字来造新字呢 第二，自造字与“借用汉字”的社会地位和使用的心态不同。自造字被壮族高级知识分子如道公、师公、歌手视为民族文字，是壮族文化得以跟汉文化相区别或相抗衡的一个载体，社会地位高，有“我们壮族的文字跟汉族是不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1989年编纂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古壮字字典》收录的古壮字10700个，基本上把自造字当正体、规范字加以推荐，把“借用汉字”当做异体来处理，不作为其收字的主体，有学者指责该字典“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的字并未录入”[20]。
尽管自造字地位高，但是在民间，“借用汉字”由于使用的便利而大行其道，使用频繁。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1998年整理出版的民间唱本《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中，有260多个属于“借用汉字”。唱本中有的字根本就不用自造字，只用借用汉字，比如bae，就很少用自造字比去之类，而只用借用汉字“贝”。唱本里的“借用汉字”中不乏《古壮字字典》没有收录的字。如guh(做的意思)，写做“郭”；ndei(好、漂亮)，写做“俐、利”；bi(一年两年的“年”)，写做“脾”；gaeh(什么、哪样)，写做“皆”；yenz(旁边、边缘)，写做“贤”等。
上面的论述说明，用来记录壮语地名的也有自造字和借用汉字两部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的壮语地名，民间书写时为了便利就只用借用汉字而不用自造字。用借用汉字书写的壮语地名，就是今天看到的音译法译写的壮语地名。
用汉字书写壮语，其汉字主要是用来标写壮语的音。由于汉语语音一地异时的发展变化，其读音不再与壮语相近，人们往往会改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替代，造成同一壮语地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形式，一个是早期的书写形式，一个为晚近的书写形式。融安县的Lajcoengz(松树地)，原音译做“拉松”，用“松”对译coengz，音是相近的。“松树”的“松”在官话中原来就读tsoη2，后来与“鬆”相混而读soη1，与壮语音不再相近，后改成“拉虫”使其音近。百色市的Dahsong(两条河汇合之地)，原来音译做“驮双”，用“驮”对译Dah，音相近(“驮”古音读如［ta］)，后来“驮”读为［tuo］而不再相近，于是改写为“达双”。隆安县的Luegraeu(枫树谷)，音译写作“禄留”，“留”的平话音或白话音都与raeu相近，但是官话音却不同，改写做“渌楼”使其官话音与壮语相近。
(二)用壮字书写，壮字发展为汉字
即便是用壮字(主要是自造字)书写的壮语地名，其壮字也会逐步发展成为汉字。壮族地区很早就有汉人杂居，而汉文化长期以来又居于主流地位，土俗壮字记录的壮语地名除了满足壮族人称说以外，还要满足汉人或壮汉人之间的称说和交际，所以土俗壮字会附上汉音慢慢转化为汉字。
有学者举出《辞海》收录的壮语地名用字有“稾(泉水)”、“岽(森林)”、“峒(山洞)”、“ (山间小平地)”，《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壮语地名用字有“岜(石山)”、“岽(森林)”、“(山间小平地)”、山录(山谷)”[21]，说明土俗壮字确有转化为汉字的情况。历史上，有多少土俗壮字被汉字体系吸收，现在还回答不上来。两广汉语方言地名中有些难求本字的用字，其音义可能源于壮语地名，用以表达当地的某种地形、地貌。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提到的“ 、(土朗)”，李如龙先生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中认为“ 、 朗”为两广地名专用字，本字无考。两广此字白话的读音为［lзη4］(阳上调)。带“ 、 朗”字的村落多在水边地势较平、较低的地带。我们认为它跟壮语的langx[22]有渊源关系，不仅声韵相对应，调类也相合，壮语第4调对应古汉语的阳上，且语义契合，langx 在壮语里是“水泡地”、“面积很大的低洼地”的意思，现在的壮族聚居区还有很多以langx为通名的地名。两广方言中的“ 、 朗”字的产生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两广的汉语方言吸收了壮语的音义后创造一个方言字来表示，另一个可能是壮语里本来有这个土俗字，汉语方言连音义带字形一起吸收进来。如果是后一种可能，则应视为土俗壮字转化为汉字。
有的壮语地名，开始用土俗壮字(自造字)书写，后来被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替代，也视为向汉字发展和转化。各个历史时期壮语地名的规范化，把土俗壮字当作不规范字处理，力求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替代。八十年代各县市地名志中，土俗壮字转为译音汉字的大致有：
三、壮语地名的汉化
地名中的汉语和壮语往往由于文化的取向而呈现出相互抗争的情况。比如田阳县的敢壮山gamjcongh，意思是“多岩洞的山”。明朝年间有个叫郭子儒的地理先生为皇家探寻风水来到敢壮山，见此地确系风水宝地，吟赋对联“春日出升风景朗开催燕语，晓风微动露花轻舞伴茑啼”，因而取名“春晓岩”。尽管的“春晓岩”很雅、很美，但是当地群众仍然按照习惯称做“敢壮山”。因为群众把此地视为神山、圣山，是壮族始祖布洛陀和姆六甲居住的地方，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23]。但是像这样壮文化胜出、汉文化趋于萎缩的例子只是少数。由于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是汉文化，壮汉的抗争往往呈现出壮文化衰减、汉文化日益强盛的趋势，从而使壮语地名逐渐转化为汉语地名。
从壮语地名中壮语和汉语的关系，可以看出壮语地名逐渐转化为汉语地名的途径和过程。比如壮语的Runghmui，音译为 美、龙美；音译意译结合译做 熊、龙熊；意译为熊峒。Runghmuigwnz，音译为 美更或龙美更等；音译意译结合，按壮语语序译做 (龙)熊更、 (龙)美上等，按汉语语序译为更 (龙)熊或上 (龙)美等；意译则为上熊峒。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居民渐渐说壮语名的越来越少，甚至大家都淡忘了壮语，只剩下汉语的龙美、上龙美、熊峒、上熊峒，进而有人根据汉语的字面“龙美”附会出“此地原有一龙长得很美”。如果由于开发的需要，不以壮语的Runghmui、Runghmuigwnz称呼而另外用一个汉语名，诸如壮志路、会展路、民族广场等来称呼，就是地地道道的汉语地名了。
壮语地名汉语化的途径有二。
第一，由音译转为意译。历史上，由于意译使壮语地名转化为汉语地名的事情时有发生。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7称今广西红水河为“都泥江”，“都泥”原为壮语dahnding(红色的河)的近音译写字，“江”是用汉族地名模式添加上去叠床架屋的通名。清嘉庆年间谢启昆修《广西通志》时将“都泥江”意译为“红水河”。这样，无形中壮语地名被整合成了汉语地名，失去了壮语地名原来的韵味[24]。壮语地名意译的例子还有“邕江”。“邕江”在《旧唐书·地理志》中称为“餤水”，也称“温水”，俗又称“郁状水”，都是“郁水”的近音译写字。古代“餤”同“灌”，与“雍”通假，“雍”读同“邕”。“温”“郁”近音互通，与如“雍”“邕”。古“郁”字读作［ξjoη］，急读为“邕”，缓读为“郁状”。［ξjoη］壮语原义为“大”，“郁江”“邕江”原义就是“大江”。清人所写的《广西通志辑要》将流经南宁府的邕江意译做“大江”：“大江，古郁水也。在府城西南，左右二江合流……又东经永淳县北，又东经横县东南，北入贵县界中”。好在意译做“大江”没有被世人认可而流传开来，否则现在也没有办法追溯出它壮文化内涵。不过，“邕江”已经是个半音译半意译的地名，且其内部结构已经变为汉语的语序了，成为汉语的齐尾式地名。除了音韵学专家专门考证、古音重建，尚能追溯出“邕”为音译壮语的译写字、明白其中的壮语意义外，普通人一般就认为它纯然是一个汉语地名了[25]。
今人意译壮语地名的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数坐落在宁明县的著名古迹“花山崖壁画”，当地壮语称崖壁画为“岜莱byaraiz”，“岜bya”意为石山，“莱raiz”意为器物表面的斑点，即花纹。花纹凌乱、颜色班驳、线条错杂，汉语叫“花”，如“这条裙子太花了”，在广西的官话里叫“花［lai44lai44］”，如“这条裙子花［lai44lai44］的”，估计跟壮语的这个“莱raiz”有关。可见，把“岜莱byaraiz”译做“花山”采用的是意译的方式。这个意译，很多人有意见：花山容易让人按照汉语“花”的常见意义联想成盛开鲜花的山，失去了原来的壮义。所以，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语地名，除了个别意译外，历来采用汉字音译的办法”[26]、“地名翻译，从古至今都遵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音译为准，切忌意译”[27]。地名管理部门也认同这种做法，“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无论是人文地理实体名称，还是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多以音译为住，意译为辅”[28]。
尽管如此，壮语地名汉译时，从音译到意译的发展趋势还是越来越猛，下面是河池市的部分古名(左)和今名(右)对照表，表中同一地名的古名音译而今名意译：
拉任～下任 喇汶村～下闷 拉屡村～下磊 囊好村～朗白 肯桥～上桥 拉墨～下墨拉靠～下考 拉有～下友
板慕～新村 拉垒～下垒 拉律～下律 浪垒～后岭
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做法也在加剧意译的趋势。80年代的地名普查，靖西县对壮语地名的标准化处理时，mbanj的汉译提出“自然村在当地壮语叫‘晚’，习惯汉译为‘屯’”[29]的操作原则，Mbanjmoq叫“新屯”，Mbanjgvangq叫“况屯”，Mbanjcangh叫“匠屯”，Mbanjyaeuz叫“由屯”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第二，用汉语起新名。放弃土著的地名而另外用汉语命名，使壮语地名被覆盖甚至淹没，是促使壮语地名迅速转化为汉语地名的手段。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少。比如，汉代以“无”或“毋”冠首的地名，为古百越地名，“无锡”盛产锡，“”无盐盛产盐，“毋敛”盛产五敛子(即杨桃)。西汉末年，王莽新政后，由于不明壮义，将“无”“毋”改为“有”，即“有锡”“有敛”“有盐”[30]，从而转化为汉语地名。广西崇左县有个“稾亮村”，本因稾mboq(泉水)而得名，1710年该县的知事李辁银不知其意，认为字典里没有手“稾”这个字，不合规范，于是以此泉夏涨秋涸、冬天居民常从泉口下垂三丈来深才汲到水、在里面黑乎乎地看不见一点亮光，下令将“稾”改为“昧”字，意为昏暗。汉字是顺了，但是壮族地名的原来意义却丢失了[31]。
现代社会里，地名规范化对一地多名的处理，就有放弃壮语土名，以汉语名为规范地名的做法。下面是靖西县部分别名(左)与标准地名(右)对照表，表中以壮语土名为别名而汉语名为标准名：
供蕊～州后巷 计谋～崇化 芽零～吉凤 凌箕～小龙 缺～大吉 逐凡～和平芽～龙河 么西～河西 吞幕～天富 晚汝～奎地 那拿～惠泽 郎家～武平圩 晚江～天富 那隘～新兴圩 布欧～福利 侬贯～中华 汤那～三合圩 坡二～大桥
各地政府给地域改名或重新命名的时候，往往都引发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南宁市西乡塘路改为大学路，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不同意更名的意见为：地名是历史的积淀，往往反映地域的开发史。西乡塘的“塘”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存。宋元明以来，邮驿的所在有称“铺”、有称“站”的，清朝时邮驿增加了“塘”，西乡塘正是一个驿站，说明对这一地域的开发，早在清代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以此路段有几所高等院校称而改称大学路，言下之义，有大学才有此路，而这里的大学的历史还不到100年，这就大大地缩短了该地域的开发史，封存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记忆。如果当地有本土的壮语地名而不用，也会把壮族人民对该地域开发的功绩给抹杀掉，淹没了壮族的文化。
徐松石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注意到壮语地名汉语化的问题：“可惜远古东方土著部族的地名，已经大半国语化了。因此所以我们看今日中国东部的地名，只觉得它们是国语地名，而不知道它们本是古代所谓夷蛮的地方。国语化的途径，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种。(1)完全取消古代地名，而代以国语的名称。……(2)将不能望文生义的地名，使之成为望文生义。例如须朐乃古风夷地，不能以字面解释。周时改名须句，汉时改名须昌县，五代及唐改名须城，即今山东东平县治。每改一次，字面上便多一点意义。(3)由倒装变顺装。例如古代春秋楚城父邑，原是夷地，所以用倒装。汉置父城县，故城在今河南宝丰县东，现名父城保。父城乃顺装式。(4)由齐头式变为齐尾式。例如句改吴国，句越改为越国。两粤板张板莫改为张村莫村，古劳古朗成为古劳墟古朗墟亦是如此。(5)把古越音变为国语的公名字。例如 字指两峒交界山峡间的小岭， 朗字或朗土字为江岸边的平地，山东字指树木丛生的山野，这些原是僮音。广东的大部分和广西的东南，已经分别采用这些字为地理上的公名辞，如良峒 和凤凰 朗了。不久的将来，恐怕粤江流域僮语的地方，也会多量的国语化呢。[32]”今人研究壮语地名的学者，关注壮语地名汉化问题的还比较少。笔者视线所及，只有元立《壮族地名述略》一文论及壮语地名汉化的规律和趋势。元文所述“壮族地名非壮族化的发展趋势”有四点，即(1)以近音汉字译写流传，时日长久，原来的壮语音义已经失落，成为汉语地名；(2)以意译字流传，逐渐成为汉语地名；(3)在汉译中以汉族地名结构模式规范，强化了壮族地名的非壮族化倾向，如“板”本为壮语“村”的意思，“板么mbanjmboq”为靠近泉水的村，汉译时叠床架屋加上一个汉语的“村”为“板么村”；(4)有些壮族地名，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活动，几经更改，最后化成汉语地名。如邕州因邕江得名，历唐、宋两代，到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邕州便改名“南宁”。当时全国各地以“南宁”命名的还有“南宁军”(海南省)、“南宁州”(云南曲靖)、“南宁县”(云南牟定)等。这表明元朝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欲望。邕州这个由壮语而来的市镇名称完全转变成了体现元蒙统治者愿望的一个汉语地理实体名称[33]。
壮语地名汉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壮语及壮文化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如何保持住壮语地名的独特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传承壮族文化的载体和纽带，尤其值得各级地名管理部门深思。
注释：
①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②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289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③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293页。④李锦芳《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⑤转引自臧励騄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⑥齐平治《桂海虞衡志校补》5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⑦屈大均《广东新语》 页。⑧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205页，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发行。⑨洪波《柳州壮语地名考释》，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⑩韦炯隆《广西山名解读》，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11]《辞源》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3。[12]《中国文化大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13]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5页。[14]覃彩銮 卢运福《多维视野中的来宾壮族文化》385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15]覃彩銮 卢运福 《多维视野中的来宾壮族文化》373页。[16]覃乃昌《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2期。[17]韦达《壮语地名的文化色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7月。[18]陆发圆《方块壮字的萌芽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19][20]Margaret Milliken《三种壮文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2期。[21]吴超强《壮语地名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2期。[22]《壮汉词汇》45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23]覃乃昌《布洛陀寻踪》4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24][25][27][30][31][33]元立《壮族地名述略》，《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26]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18页，测绘出版社1981年3月。[2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工作文件资料选编》8页，广西区民政厅区划地名处、自治区档案馆编2002年12月。[29]《靖西县地名志·前言》。[32]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220页。
〔责任编辑：陈家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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