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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部《舌尖上的中国》使诺邓古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源源不断的客流为诺邓村民族文化资本化提供了可能，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现也成为村民新的生计来源。本文将通过分析诺邓村村民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案例，探讨民族文化资本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本化；实践；诺邓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当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要素，少数民族文化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被看作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新路径。要使文化成为少数民族脱贫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化。然而这其中往往牵扯到资本的流动，地方性知识的应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成为集中反映这些问题的缩影，因此通过个人的实践可以窥探这其中包含的一系列问题。
一、诺邓村的变迁与发展机遇
诺邓古村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寨，村里白族人口超过90%。由于身处大山之中，诺邓千年白族文化得以保存，又因为其村名延续了千年，因此被称为“千年白族村”。在新的消费环境下，大众传媒使诺邓进入了大众视野，也使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而这背后暗含的是文化要素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村民也获得了生计转型的契机。
（一）诺邓村发展历史及文化资源
诺邓从唐代时就见诸史书，西汉年间在云南设郡县时今天的诺邓一带属比苏县管辖[1]。由此可见，诺邓早在汉朝就存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可是直到明代，诺邓才真正迎来它的辉煌，明政府于1383年在诺邓设立五井盐科提举司统管云龙的盐井，诺邓便成了富贾云集、文化荟萃之地。在解放之前，盐业一直是诺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势资源，从历史记载和现有遗存来看，诺邓村从生产生活资源到信仰和风俗等，都与盐业密不可分。
自解放以后，盐井被收归国有，加之受到海盐的冲击，诺邓的盐井失去了其竞争优势，最后不得不被迫关闭。村民也因此失去了生计来源，只得依靠贫瘠的土地和副业谋求生计，而诺邓村又处于山地地带，耕地面积少且大多为贫瘠的山地，在这种情况下，诺邓村一度陷入贫困的境地。
悠久的历史沉积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成为今天诺邓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从文化资源类型的划分来看，诺邓拥有的自然文化资源包括“太极锁水”、天池等。一般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包含符号化的文化要素，精神性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以及经验性的文化技能和创新型的文化能力[2]。这一切在诺邓村也是一应俱全，符号化的文化资源具体有以玉皇阁为代表的明清建筑、木牌坊、文庙武庙、本主庙、龙王庙、盐井、古戏台以及白族特色建筑等。精神性和非物质的文化资源主要表现在当地特有的多元信仰系统，祭祀等风俗习惯。如道教信仰、儒家信仰和本主信仰等。经验性的文化技能也构成了诺邓重要的文化资源，这其中主要包括当地村民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这些地方性知识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应用。可以看到，诺邓的文化资源包括了学理划分中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些文化资源成为诺邓今天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二）诺邓村发展的新机遇
大众媒体的关注是诺邓村获得发展机会的关键。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改变了中国观众对纪录片的印象，同时也改变了诺邓村的命运。该纪录片对诺邓短短几分钟的报道瞬间使这座小山村人声鼎沸，虽然在这之前诺邓也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这些名称似乎远远不及《舌尖上的中国》对它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关注不仅使诺邓的文化被世人知悉，同时也为诺邓的文化产品进入主流市场打开了大门。售卖紧俏的诺邓火腿成了为诺邓代言的品牌，这也使很多游客争相来到诺邓感受当地的古色古香。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即身体化的、客观化和制度化的[3]。这样看来，诺邓所获得的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以及《舌尖上的中国》对其的宣传，正是以制度化的方式赋予了诺邓村特有的文化资本，并使之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支撑。央视等极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对诺邓关注，在进一步发掘其文化资源的同时，加速并完成了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由此观之，大众传媒为诺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众多的游客走进了诺邓，旅游业成为诺邓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文化资源才有了向文化产品转化的可能，而本文所谈及的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也才得以开展起来。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
“民族文化资本化指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发展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它以提高生产力、扩大人们的交往空间为方向，以提高人们的自由度为宗旨，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它的现实基点就是文化产品的开发”[4]。因此，当我们谈及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相关问题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文化产品的转化都是我们不可绕开的话题。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产品的转换，归根到底都是依靠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因此，民族文化资本的个人实践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见微知著的窗口。
黄中医出身于五代中医世家，他从16岁开始学习中医，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行医经验。他原来主要是负责给村里以及隔壁村的村民看病，因其家系五代中医，因此也使他们家在当地备受尊重。后来由于现代医学的冲击他已很少外出看病，只是在自家靠研制草药维持生计。旅游业的发展使得黄家的医术有了“复兴”的机会，结合自家区位优势，黄中医家开起了客栈，并打出了世代中医免费把脉的牌子，用来吸引游客。中医和客栈的结合使他们家的客栈成了当地经营绩效最好的一家客栈。
黄中医告诉笔者，他们家原来都是从事医学行业的，他老婆原来还去大理接受过乡村医生的培训，但是后来她不喜欢就没有坚持下去。到现在他们家主要是他负责中医这块，父亲年纪大了，住在后面的小屋，有客人需要把脉的时候，他会给客人把脉。他的两个女儿也学中医，大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从事医学行业，回家开了客栈，二女儿则还在上学，他希望二女儿可以继承他们家的中医事业。 黄中医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售卖中药材，每年来他们家住宿的游客可达3000多人，如此多的游客使他的中药和医术被更多的人知悉，也保证了他售卖中药材的客源。他目前售卖的草药主要以自己配制的为主，销量最好的是药茶，即便不在他家住宿的游客也会来尝尝药茶。一壶药茶收费10元，一包药茶售价为80元，这两年药茶的销量很好，为此他还专门注册了“江夏流香”的品牌，印制了精美的包装盒，这样就使得药茶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很多人都把他家的药茶当作旅游纪念品带给亲朋好友。此外，在他家住宿的客人还可以预约中药泡脚，也是黄中医自己研制的草药，泡一次脚的费用是45元。这样，黄中医每年靠售卖中草药的收入在5—6万元。
黄中医还告诉笔者，每年来他们家买中草药的人除了国内的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其中包括法国、美国、荷兰还有东南亚的等，他们对中医特别感兴趣，称赞中草药比他们国家的药还要好。有几个国内的游客来诺邓旅游时，患了一些小毛病，黄中医免费帮他们治好病之后，他们还特地书写了牌匾表示感谢。笔者在黄中医的药房看到，药房中除了游客送的匾额以外，还有他自己书写的行医心得也挂在上面，可以看出，在行医治病的过程中，除了维持生计所需，他还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医德。
众所周知，地方性知识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5]。这一点在黄中医的个人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现代西医而言，中医本身就构成了地方性知识，但在中医系统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如藏医、苗医等，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地方性知识。黄中医坦言，他所配的很多药材在外地是找不到的，原因是这种草药只有在诺邓当地才有，而且对外面的人来说，就算是他们知道这种草药在诺邓也未必识别得出来，因此，他的草药很受外界人士的欢迎。我们看到，正是地方性知识保证了他的核心竞争力，使他的草药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市场地位。但是，这恰恰也是黄中医的担忧，他告诉笔者“因为现代很多人都信西医，所以学中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学中医的也是去大城市的大学里面学，很多地方独有的医术根本没有人继承。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虽然我的两个女儿学的是中医，但是大女儿根本不喜欢中医，我也不能强迫她，二女儿呢刚刚学习，后面的事情还不能预料。我希望她能继承我家的中医，但如果她不喜欢，我也不能强迫，但如果没有人继承我家世代相传的医术，那就太可惜啦”。
三、总结与思考
旅游业使黄家祖传医术有了重新崭露头角的机会，黄中医根据自家的优势，把开客栈和中医结合起来，不但吸引了游客的到来，还保证了售卖中药材的客源。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黄中医家不但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还使沉寂已久的中医重新复苏，这说明黄中医家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效果是明显的。
但也应该看到，黄中医是掌握特殊技能的村民，加之他们家在诺邓村占据优势地理位置，因此开客栈加售卖草药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只是诺邓村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村民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个特例，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这样的优势，并能依靠民族文化来获取生计来源，更多村民的经济来源还必须依靠种地和外出务工获得。因此，对诺邓村而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步伐还处于初级阶段，更多民族元素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要让民族文化使更多的人摆脱贫困获得生计来源，就要提高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速度和效率，有效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产品转化。
黄中医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的传承者，在诺邓类似的地方性知识还有火腿的制作，马帮运输等。地方性知识是民族文化资源的核心，也是民族文化实现资本化的关键，但通过黄中医的担忧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样，在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此，有效保护民族文化，保证民族文化传承持续才能使民族文化资本化实现可持续，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富民。
参考文献：
[1]黄金鼎、李文笔.千年白族村——诺邓[M].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50.
[2]姚伟钧等.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92.
[4]马 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人民出版社，2004：54.
[5]安富海.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2）：34—41.
作者简介：王博（1990-），男，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研究。
【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本化；实践；诺邓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当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要素，少数民族文化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被看作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新路径。要使文化成为少数民族脱贫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化。然而这其中往往牵扯到资本的流动，地方性知识的应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成为集中反映这些问题的缩影，因此通过个人的实践可以窥探这其中包含的一系列问题。
一、诺邓村的变迁与发展机遇
诺邓古村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寨，村里白族人口超过90%。由于身处大山之中，诺邓千年白族文化得以保存，又因为其村名延续了千年，因此被称为“千年白族村”。在新的消费环境下，大众传媒使诺邓进入了大众视野，也使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而这背后暗含的是文化要素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村民也获得了生计转型的契机。
（一）诺邓村发展历史及文化资源
诺邓从唐代时就见诸史书，西汉年间在云南设郡县时今天的诺邓一带属比苏县管辖[1]。由此可见，诺邓早在汉朝就存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可是直到明代，诺邓才真正迎来它的辉煌，明政府于1383年在诺邓设立五井盐科提举司统管云龙的盐井，诺邓便成了富贾云集、文化荟萃之地。在解放之前，盐业一直是诺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势资源，从历史记载和现有遗存来看，诺邓村从生产生活资源到信仰和风俗等，都与盐业密不可分。
自解放以后，盐井被收归国有，加之受到海盐的冲击，诺邓的盐井失去了其竞争优势，最后不得不被迫关闭。村民也因此失去了生计来源，只得依靠贫瘠的土地和副业谋求生计，而诺邓村又处于山地地带，耕地面积少且大多为贫瘠的山地，在这种情况下，诺邓村一度陷入贫困的境地。
悠久的历史沉积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成为今天诺邓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从文化资源类型的划分来看，诺邓拥有的自然文化资源包括“太极锁水”、天池等。一般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包含符号化的文化要素，精神性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以及经验性的文化技能和创新型的文化能力[2]。这一切在诺邓村也是一应俱全，符号化的文化资源具体有以玉皇阁为代表的明清建筑、木牌坊、文庙武庙、本主庙、龙王庙、盐井、古戏台以及白族特色建筑等。精神性和非物质的文化资源主要表现在当地特有的多元信仰系统，祭祀等风俗习惯。如道教信仰、儒家信仰和本主信仰等。经验性的文化技能也构成了诺邓重要的文化资源，这其中主要包括当地村民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这些地方性知识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应用。可以看到，诺邓的文化资源包括了学理划分中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些文化资源成为诺邓今天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二）诺邓村发展的新机遇
大众媒体的关注是诺邓村获得发展机会的关键。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改变了中国观众对纪录片的印象，同时也改变了诺邓村的命运。该纪录片对诺邓短短几分钟的报道瞬间使这座小山村人声鼎沸，虽然在这之前诺邓也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但这些名称似乎远远不及《舌尖上的中国》对它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关注不仅使诺邓的文化被世人知悉，同时也为诺邓的文化产品进入主流市场打开了大门。售卖紧俏的诺邓火腿成了为诺邓代言的品牌，这也使很多游客争相来到诺邓感受当地的古色古香。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即身体化的、客观化和制度化的[3]。这样看来，诺邓所获得的省级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以及《舌尖上的中国》对其的宣传，正是以制度化的方式赋予了诺邓村特有的文化资本，并使之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支撑。央视等极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对诺邓关注，在进一步发掘其文化资源的同时，加速并完成了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由此观之，大众传媒为诺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众多的游客走进了诺邓，旅游业成为诺邓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文化资源才有了向文化产品转化的可能，而本文所谈及的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也才得以开展起来。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个人实践
“民族文化资本化指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发展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它以提高生产力、扩大人们的交往空间为方向，以提高人们的自由度为宗旨，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它的现实基点就是文化产品的开发”[4]。因此，当我们谈及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相关问题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文化产品的转化都是我们不可绕开的话题。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产品的转换，归根到底都是依靠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因此，民族文化资本的个人实践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见微知著的窗口。
黄中医出身于五代中医世家，他从16岁开始学习中医，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行医经验。他原来主要是负责给村里以及隔壁村的村民看病，因其家系五代中医，因此也使他们家在当地备受尊重。后来由于现代医学的冲击他已很少外出看病，只是在自家靠研制草药维持生计。旅游业的发展使得黄家的医术有了“复兴”的机会，结合自家区位优势，黄中医家开起了客栈，并打出了世代中医免费把脉的牌子，用来吸引游客。中医和客栈的结合使他们家的客栈成了当地经营绩效最好的一家客栈。
黄中医告诉笔者，他们家原来都是从事医学行业的，他老婆原来还去大理接受过乡村医生的培训，但是后来她不喜欢就没有坚持下去。到现在他们家主要是他负责中医这块，父亲年纪大了，住在后面的小屋，有客人需要把脉的时候，他会给客人把脉。他的两个女儿也学中医，大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从事医学行业，回家开了客栈，二女儿则还在上学，他希望二女儿可以继承他们家的中医事业。 黄中医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售卖中药材，每年来他们家住宿的游客可达3000多人，如此多的游客使他的中药和医术被更多的人知悉，也保证了他售卖中药材的客源。他目前售卖的草药主要以自己配制的为主，销量最好的是药茶，即便不在他家住宿的游客也会来尝尝药茶。一壶药茶收费10元，一包药茶售价为80元，这两年药茶的销量很好，为此他还专门注册了“江夏流香”的品牌，印制了精美的包装盒，这样就使得药茶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很多人都把他家的药茶当作旅游纪念品带给亲朋好友。此外，在他家住宿的客人还可以预约中药泡脚，也是黄中医自己研制的草药，泡一次脚的费用是45元。这样，黄中医每年靠售卖中草药的收入在5—6万元。
黄中医还告诉笔者，每年来他们家买中草药的人除了国内的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其中包括法国、美国、荷兰还有东南亚的等，他们对中医特别感兴趣，称赞中草药比他们国家的药还要好。有几个国内的游客来诺邓旅游时，患了一些小毛病，黄中医免费帮他们治好病之后，他们还特地书写了牌匾表示感谢。笔者在黄中医的药房看到，药房中除了游客送的匾额以外，还有他自己书写的行医心得也挂在上面，可以看出，在行医治病的过程中，除了维持生计所需，他还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医德。
众所周知，地方性知识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5]。这一点在黄中医的个人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现代西医而言，中医本身就构成了地方性知识，但在中医系统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如藏医、苗医等，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地方性知识。黄中医坦言，他所配的很多药材在外地是找不到的，原因是这种草药只有在诺邓当地才有，而且对外面的人来说，就算是他们知道这种草药在诺邓也未必识别得出来，因此，他的草药很受外界人士的欢迎。我们看到，正是地方性知识保证了他的核心竞争力，使他的草药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市场地位。但是，这恰恰也是黄中医的担忧，他告诉笔者“因为现代很多人都信西医，所以学中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学中医的也是去大城市的大学里面学，很多地方独有的医术根本没有人继承。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虽然我的两个女儿学的是中医，但是大女儿根本不喜欢中医，我也不能强迫她，二女儿呢刚刚学习，后面的事情还不能预料。我希望她能继承我家的中医，但如果她不喜欢，我也不能强迫，但如果没有人继承我家世代相传的医术，那就太可惜啦”。
三、总结与思考
旅游业使黄家祖传医术有了重新崭露头角的机会，黄中医根据自家的优势，把开客栈和中医结合起来，不但吸引了游客的到来，还保证了售卖中药材的客源。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黄中医家不但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还使沉寂已久的中医重新复苏，这说明黄中医家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效果是明显的。
但也应该看到，黄中医是掌握特殊技能的村民，加之他们家在诺邓村占据优势地理位置，因此开客栈加售卖草药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只是诺邓村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村民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个特例，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这样的优势，并能依靠民族文化来获取生计来源，更多村民的经济来源还必须依靠种地和外出务工获得。因此，对诺邓村而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步伐还处于初级阶段，更多民族元素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要让民族文化使更多的人摆脱贫困获得生计来源，就要提高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速度和效率，有效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产品转化。
黄中医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的传承者，在诺邓类似的地方性知识还有火腿的制作，马帮运输等。地方性知识是民族文化资源的核心，也是民族文化实现资本化的关键，但通过黄中医的担忧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样，在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此，有效保护民族文化，保证民族文化传承持续才能使民族文化资本化实现可持续，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富民。
参考文献：
[1]黄金鼎、李文笔.千年白族村——诺邓[M].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50.
[2]姚伟钧等.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92.
[4]马 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人民出版社，2004：54.
[5]安富海.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2）：34—41.
作者简介：王博（1990-），男，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