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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林毅夫、张维迎二人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还“惊动”了发改委。
9月14日，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并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坦言，“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在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林张辩论”的问题，足见这场辩论已经超乎学术层面，而是折射出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真正有效、产业政策的边界究竟何在等问题的关注。
近几年，从光伏产业政策到新能源汽车骗补，人们看到了不少“失败”的产业政策。在此次辩论中，即便不像张维迎那样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也认为多数的产业政策是“失败”告终。
产业政策带来的“惨痛记忆”
就在9月14日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伊始，赵辰昕通报了国务院在全国对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情况。
而如果查看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其中有一些便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列。
2009年，国务院曾陆续出台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规划意在通过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但国务院的规划似乎并未改变各行业产能扩张的趋势。2013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府高层的讲话与文件中，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及，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张维迎在辩论中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撰文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他在文中直言，“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
光伏产业政策也被张维迎视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的典型案例。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而政府补贴的范围涵盖了从初始投资补贴到光伏电站补贴、分布式光伏补贴等各项内容。
国内“光伏基地”也一度遍地开花，全国 31个省份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
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削减光伏补贴，欧洲、美国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等因素，中国光伏企业开始普遍陷入亏损泥潭，无锡尚德、赛维LDK等行业巨头相继陷入困境。
外国也有“产业政策”，
乔布斯是受益者？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林毅夫也指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也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有“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有人将之称为“制造业回归”。比如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
奥巴马政府投入超过5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包括投入3亿美元用于合作投资与创新技术产业，投资超过1亿美元使美国企业发现、开发和应用先进材料的速度提高到目前的2倍，耗资1.2亿美元开发创新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内容。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也援引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经典研究著作《创业型政府》论证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使乔布斯的iPhone如此‘智能’的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触摸屏显示器和最近的Siri语音助手等所有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的。这种蕴含着极大风险的慷慨投资绝不会因‘风险资本家’或者‘车库创业者们’的存在而出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成了这些创新的发生。假如我们坐等市场或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仅提供基础服务，创新就不可能发生。”
林毅夫也曾分析道：“美国联邦政府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份额，在1930年仅为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50%～66%之间。经济学家常建指出：‘美国在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行业仍保持国际优势，尽管其总体技术领先水平正在下降。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对国防相关性研发活动的投入，上述行业都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支持对医疗等其他重要经济行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政府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术机构的研发活动，这对美国保持其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9月14日，在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并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坦言，“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在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林张辩论”的问题，足见这场辩论已经超乎学术层面，而是折射出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真正有效、产业政策的边界究竟何在等问题的关注。
近几年，从光伏产业政策到新能源汽车骗补，人们看到了不少“失败”的产业政策。在此次辩论中，即便不像张维迎那样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也认为多数的产业政策是“失败”告终。
产业政策带来的“惨痛记忆”
就在9月14日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伊始，赵辰昕通报了国务院在全国对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情况。
而如果查看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其中有一些便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列。
2009年，国务院曾陆续出台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规划意在通过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但国务院的规划似乎并未改变各行业产能扩张的趋势。2013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府高层的讲话与文件中，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及，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张维迎在辩论中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撰文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他在文中直言，“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
光伏产业政策也被张维迎视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的典型案例。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而政府补贴的范围涵盖了从初始投资补贴到光伏电站补贴、分布式光伏补贴等各项内容。
国内“光伏基地”也一度遍地开花，全国 31个省份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
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削减光伏补贴，欧洲、美国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等因素，中国光伏企业开始普遍陷入亏损泥潭，无锡尚德、赛维LDK等行业巨头相继陷入困境。
外国也有“产业政策”，
乔布斯是受益者？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林毅夫也指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也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有“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有人将之称为“制造业回归”。比如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
奥巴马政府投入超过5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包括投入3亿美元用于合作投资与创新技术产业，投资超过1亿美元使美国企业发现、开发和应用先进材料的速度提高到目前的2倍，耗资1.2亿美元开发创新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内容。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也援引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马里亚纳·马祖卡托的经典研究著作《创业型政府》论证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使乔布斯的iPhone如此‘智能’的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触摸屏显示器和最近的Siri语音助手等所有技术都是政府资助的。这种蕴含着极大风险的慷慨投资绝不会因‘风险资本家’或者‘车库创业者们’的存在而出现。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成了这些创新的发生。假如我们坐等市场或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仅提供基础服务，创新就不可能发生。”
林毅夫也曾分析道：“美国联邦政府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份额，在1930年仅为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在50%～66%之间。经济学家常建指出：‘美国在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行业仍保持国际优势，尽管其总体技术领先水平正在下降。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对国防相关性研发活动的投入，上述行业都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支持对医疗等其他重要经济行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政府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术机构的研发活动，这对美国保持其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