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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月光如水。白日黑夜，水深火热……
李傕、郭汜杀入长安，火光中已是血流成河。慌乱奔走的吕布只想赶快甩掉眼前的噩梦。残垣，废墟，烧焦的梁柱，四处弥漫着刺鼻的尸臭。马蹄踏过一地瓦砾，如蝇逐臭的大兵满街乱窜，颓圮的汉家宫阙愈显晦暝。青琐门外，兀然又见那一袭缁衣，吕布勒马大喊：“公可以去乎？”秉笔待书的史官冷不丁发问。缁衣人一番慷慨志节，转身走入黑洞洞的门内。没有丝毫犹豫，吕布请他上马出城，他拒绝了，决意留在城内侍奉天子，抱定赴死之念。
此公就是司徒王允。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六月，董卓死后不到两个月，长安城内又是一番翻天覆地。当初，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等人密谋诛杀董卓，只是盘算着如何干掉老贼，却未悉心安排善后事宜。他们没想到董卓手下这几个将领会造反。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想过这一茬，诛卓之后王允也想要赦免其部曲，既而又打消此念。他想：以赦罪安抚此辈，先就按了“恶逆”之名，又以这名义特赦，岂不让人觉得拿他们没辙……王允不循权宜之计，坚称一岁之内不能有两次大赦（诛卓后已大赦天下），决意解散董卓留下的西凉军队。他以为解散了就一了百了，殊不知外界已风传要杀尽凉州兵，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些人岂是俎上鱼肉，闻讯就炸了锅了。李傕原本屯守陕陌，一时间纠集数千人，急吼吼杀向京师，一路收罗散兵游勇，比至长安已有十万余众。朝廷没有多少兵马，吕布如何英勇也抵不过这班急了眼的虎狼之师。
吕布走了，率数百骑出武关，奔南阳而去。王司徒仍坚守阵地。
李傕、郭汜占领长安第二天，杀了黄琬。五日后，杀王允，皆灭其族。翻看《后汉书》王允传，此公确是铁了心要陪天子赴难—
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王）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在《三国演义》中，王允赴死见于第九回。小说家让王允从宣平门城楼上跳了下去，乃自《后汉书》董卓传“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一句演化而来（按，张璠《汉纪》谓“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这情形是格外壮烈，其最后陈词可谓字字是血。但王允将朝廷、社稷担于一身（“朝廷幼少，恃我而已”），却是过于自我崇高化。此际献帝之得以存活，汉室之苟以存亡续绝，绝非倚恃他王允热血忠诚，恰恰是因为当日诸镇纷争之乱局—从董卓到李傕诸辈，乃至后来的曹操，都还需要这样一个统辖性的王权象征。
王允一生很不容易。《后汉书》本传称，“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虽出身士族，很早就被人视为“王佐之才”，岂料入仕后竟屡遭牢狱杀身之祸。
他十九岁出为郡吏，反腐惩恶，不惮风险，一上手就灭了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为晋阳除去一县巨患。可赵家在宫内有人，不断递话谮诉，桓帝火头上来，拿太原太守刘瓆问罪，下狱处死。不曾想捅了娄子，王允在外边躲避了三年。可是，还仕后又惹麻烦，因继任太守王球任用流氓为吏，王允犯颜相争，王球震怒之下动了杀心。这节骨眼上，幸赖贵人出手相救，本传谓：“（并州）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捡了条命不说，从郡吏到州佐，又越上一个平台，真可谓因祸得福。别驾从事是辅佐州刺史的重要职务，王允由是而知名。
此后有一段混得不错，至灵帝光和七年（改中平元年，184）黄巾蜂起，王允已是豫州刺史。那阵子忙着讨伐黄巾，王允立了大功，与皇甫嵩、朱儁等受降数十万之众。他从缴获的书牍中发现中常侍张让暗中交结黄巾的证据，原本指望灵帝能藉以惩处那些宦官，到头来竟是不了了之。本传谓：“灵帝责怒（张）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殊不知，这事情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第二年，张让找茬中伤王允，终而将之押进牢里。这前前后后关节很多，史家的记述十分简略，其中充满难以想象的变数—“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刚刚被赦而官复原职，一转眼又抓进去了。这里没说明白是怎么回事。
本传又记，杨赐往狱中送毒药让王允自杀，亦颇令人惊心。杨赐时为司徒，考虑到王允一向清高，不愿使之更受屈辱。王允却厉声拒之，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史家笔墨极简，却偏于描述王允之刚直不阿，传中更有“投杯而起，出就槛车”云云。杨赐一看这情形，即与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一同上疏为王允求情。这三人地位很高（太尉、司徒在三公之列，大将军品秩比之三公），总算给他保住了性命。岁末大赦，可唯独王允不在赦免之列。三位大佬继续进言，第二年才将王允释放。
不过，杨赐的职位这里说的不对。据灵帝纪，其司徒一职早在光和四年（181）就罢免了，翌年为太尉，至中平二年又为司空。其時袁隗亦非太尉。这都不是大问题（反正皆位陟三公），差池在于，杨赐担任司空一个月后就死了。从时间推算，王允的狱案最早始于中平二年，而灵帝纪谓“三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这与本传“是冬大赦”亦未合榫），此际杨赐早已不在人世，岂能再为王允殚思竭虑？史家的舛迕不去讨论，可以肯定的是，王允之事成了朝臣与宦官争斗的焦点。
汉末政局是几方面势力互相渗透与绞杀的纸牌屋，朝臣、诸镇、宦官与外戚，哪方面也不消停，狗血剧情接连不断。王允背后是大佬们的角力，他就是一枚倒霉的棋子。他拒绝服药自杀，似乎亦是不愿被作为局中之弃子。这背后不是没有故事，却早已湮灭于斑驳漶漫的历史文本。处于当日“宦者横暴，睚眦触死”的境况，王允出狱后格外小心，变易姓名，辗转河内、陈留各处。
三度死里逃生，两回髡钳而亡命，一生至此亦足够传奇。
中平六年夏四月，灵帝死了。王允奔丧于京师，这才重返官场。三年之后戏码变了，斗争从官场转向宫闱。皇子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袁隗据辅政之权（实际上正是何进改变了汉末政局，参见拙作《十常侍乱政》，原刊《书城》2009年3月号），王允亦随之入局。本传谓：“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王）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这时其职位已在九卿之列。但据《后汉书》王允、何进诸传，在与宦官的对决中，王允似乎并无明显作为。何进诛杀宦官的障碍在于太后，继而权力轴心又从宫闱转向几股武装力量，王允虽身居台阁，终究还是局外人。 不过，王允绝非闲棋冷子。在汉末残局中，日后自有此公的杀招。
及何进被奄宦所害，董卓率兵入朝，迅速平定乱局。于是废少帝，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迫杀太后。百僚大会之后，董卓柄国专政且大行凶逆。但董卓显然注意到奄宦落败的教训，又试与士大夫和衷共济为执政方针。《后汉书》其传称：“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在任用士夫贤者之同时，又重新审理陈蕃、窦武及党锢旧案，起用像黄琬、何颙那些曾被打压的党人。在这个背景下，王允的官场地位非但稳固无虞，且又加官进爵。王允传谓：献帝初平元年（190），“（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献帝纪亦谓：同年二月，“董卓以太仆王允为司徒”。王允晋阶三公之位，名义上也成了朝中大佬。
董卓如此笼络士大夫，自然是考虑其执政之合法性。此际关东各路豪强藉镇压黄巾已迅速壮大，董卓不能视之不见，其挟持的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士夫贤者装点门面，那就更不能为诸镇所接受。所以，董卓一边大施淫威，一边还要营造和谐宽松的政治气氛。世人往往只看见专制者之面目狰狞，其实他们从来都有身段灵活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颇为董卓看重的王允，这时候竟亦一反常态，同样以灵活的身段与董卓拉近关系。
几乎就在王允擢升同时，董卓作出迁都长安的决定（《三国志》董卓传有谓“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此事大臣中反对者不少，如《后汉书》黄琬传称：“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董卓只能委之王允，而迁都当年其本人尚留镇洛阳。王允自是少不得劳心劳力，倒也不算白忙，这事情成了他进而取得董卓信任的契机。本传称：“及董卓迁都关中，（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史家这样的记述，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刘邦攻取咸阳后萧何之作为。所以，在第二年董卓还都之前，“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
关于王允与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又如次概括：“（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董）卓亦推心，不生乖疑。”王允收敛了嫉恶如仇的一根筋性格，对他来说，这不啻就是一种变脸。其实，董卓那边未必毫无戒备。在用吕布刺卓之前，王允上表，拟任杨瓒为左将军，士孙瑞为南阳太守—计划是让他们各率军队出武关，以讨伐袁术的名义，实质分路攻击尚在洛阳的董卓。但董卓偏是否决这二人的外任，似乎隐隐觉着这里边有什么不对。王允第一个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好在董卓并没有直接怀疑到他头上。
初平二年二月（据献帝纪），董卓引还长安。据《后汉书》董卓、皇甫嵩诸传，董卓入城时搞了一个百官迎路拜揖的盛大仪式。史书上没有详细描述，但想必王允应该就是率百官出迎的主事者之一，想必应该有这样的一幕：火辣辣的阳光下，迎着扬起烟尘的车队，这年逾半百的老头露出谄媚的笑脸……史官隐去了这一切，却记下了另一桩有趣的事情。按董卓吩咐，朝廷表彰迁都工程有功人员，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这是很重的赏赐，王允硬是推辞。倒是士孙瑞提醒说：执守士大夫本分这没错，可也要看什么时候。现在姓董的都把自己搞成“太师”了，你却独自标榜高节，这可不是和光同尘之道啊！王允一听就明白了，自己多少也得同流合污才是，半推半就受了二千户的封赐。
王允的无间道需要格外的忍辱负重，因为他早已失去上线，只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僚中不乏同仇敌忾的抵抗人士，而桓、灵二朝党锢之祸无疑强化了士人不畏强暴的精神传统。
《后汉书》关于王允等人密谋诛卓的记述互文相出，亦互有舛驰。本传说到王允的圈子里有黄琬、郑太、士孙瑞、杨瓒等人；而吕布传只提及吕布和士孙瑞，董卓传则多了一个卫尉张温。但是，按党锢列传的说法，其核心人物则是董卓的相府长史何颙，有谓：“及董卓秉政，逼（何）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可是再看郑太传，议郎郑太（公业）至少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郑太与何颙显然是一伙，但何传有王允，郑传则无，二传分别提到的另一荀姓成员却并非一人。荀攸是荀爽的族孙，莫非祖孙一同参与其中？
但《三国志》明确说到荀攸卷入此事，魏书荀攸传谓：“董卓之乱，关东兵起，（董）卓徙都长安。（荀）攸与议郎郑泰（即郑太）、何颙，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谢百姓……’事垂就而觉，收颙、攸系狱。颙忧惧自杀。”按此说，郑、何等人应是另一个圈子，王允不在其中，否则“事垂就而觉”，别人不是跑路就是下狱，王允岂得无事？
何颙、郑太他们的精英会所“日引宾客，高会倡乐”，哪能不走漏风声。王允不大可能搅乎在那里边。他不尚空谈，做秘密工作就要比那些人更具含垢忍耻的功夫。
刺卓之成功，关键是吕布倒戈。至于《三国演义》所述“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完全是小说家演绎，貂蝉亦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王允用美女引诱和策反吕布，是这部推崇诡诈之术的小说第一个大计谋，读者无不耳熟能详，自不必复述。但这里要说的是，如此以美女加杠杆撬动政局，是有历史经验的阴谋传承，如越王勾践将西施献与吴王夫差就是显例。当然，小说家将之处理成貂蝉、吕布、董卓三角关系的连环计，亦将那种龌龊意味推向了极致。
原本的历史故事相对简单，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吕布是因为与董卓发生过一点冲撞，又与其侍婢私通，唯恐被发觉而“心不自安”。收纳吕布，王司徒并未费多大周折，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历史的变局往往发生于不经意之间，缘于当事人某些卑琐动机。可是，当婢女置换成国色天香，一下子就拓展了想象的空间，人物之重新设计使得男女苟且之事注入了江山美人的隐喻。小说家如此编排，不仅丰富了叙述层次，亦将重心转移到王允一边。王允以周密设计给董卓下套，显然更有性格呈示的意思，亦更符合此公的使命。 如前所述，在吕布刺卓之前，已有许多人在密谋除去董卓。另外，其间还有越骑校尉伍孚手刃董卓之事（那种贸然行动只是荆轲刺秦的简化版）。这些之所以都不成功，或是因为他们沉溺于高谈阔论而缺乏行动力，或是像伍孚那种自杀性出击根本就没有谋划。与董卓不共戴天的士大夫们不能收敛那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婞直之风，实际上也就使自己处于“老大哥”的监控之下。
董卓之所以对王允没有多留一个心眼，只是因為他已将自己改造为一名合格的卧底。至于吕布，那本来就是董卓的人，当李肃的长戟刺入董卓袍内的铠甲，他竟大呼曰：“吕布何在？”只是没想到吕布的矛尖接踵而至。没想到的是，权力之淫威也会导致窝里反。
以教科书上所说的历史规律而言，灭掉董卓的应该是关东诸强—孙坚有过不成功的讨伐，可是还有袁绍、袁术、曹操等新兴力量。然而，历史偏偏就是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开了一扇门，于是这就有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后续文章。
铲除了董卓，王允一度成为长安城里最有权力的人物。按献帝纪所说：“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当然，吕布作为诛卓的拍档亦位陟显赫。《三国志》吕布传：“（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有意思的是，这回吕布也封了个温侯，王允将当初董卓给自己的封邑又给了吕布。这里，关于董卓死后的执政者，二说各异。究竟是王允“总朝政”，还是王、吕二人“共秉朝政”，其实不难断识。
所谓“共秉朝政”自是一句虚辞，王允不可能让吕布跟自己平起平坐。《后汉书》本传说，王允素来轻视吕布，所谓“以剑客遇之”。对于吕布这种赳赳武夫，可以论功行赏，但绝不能由之干预朝政。譬如，吕布要求将抄没董卓的家财分赐公卿、将校，王允说什么也不同意，弄得吕布很没面子。本传中有一段话可予注意，将王允的性格概括得很到位。是谓：
（王）允性刚棱嫉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从卧底变成了老大，王司徒重新做回自己—事实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许是压抑得太久，现在作为执政者，他开始放任自己刚愎自用的本性。他以为凭着自己对汉室的绝对忠诚，完全可以号令天下（献帝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尚不能视事），所谓握生死予夺而势倾海内。他不肯赦免董卓的部将就是致命的失误。本来，李傕那些人并没有想到要造反，起初还派人到长安乞求朝廷开恩。王允拒绝赦免，这就逼得人家只能以死决之。
王允不肯网开一面，似乎源于某种深究罪愆的嗜好。不必说李傕、郭汜等人，就连当朝大儒蔡邕也被他视为董卓一党。只因为董卓被诛，蔡邕言语中不经意流露了几分悲悯，亦“有动于色”，王允当即勃然叱之，认为蔡邕“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于是，便以通逆罪名收付廷尉治罪。此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其实，蔡邕根本就不可能是董卓同党。董卓固然看重蔡邕才学，亦想为己所用，而蔡邕却不喜欢此人，还曾想避之而远去。蔡邕在士大夫中名声甚广，王允不会不知道蔡与董的实际关系，但他还是将之视为敌对分子。
蔡邕下狱后，太尉马日磾跑来说情，直言此案“所坐无名”，况且蔡邕有志作后汉史，亦请王允能考虑到这一点。王允回绝的一番话，如今读来也令人心惊—“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允在意的正是历史书写的话语权，那就更不能放过蔡邕。结果蔡邕瘐死狱中。消息传出，当日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另一位大儒郑玄则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王夫之评价王允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董）卓既伏诛，王允有专功之心，而不与关东共功名，可收以为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为贼者弗能制，而关东之心解矣。允以无辅而亡，李傕、郭汜以无惮而讧，允死，而天下之心遂为之裂尽。”（《读通鉴论》卷九）这只是就策略而言，并没有真正说到紧要之处。
王允执政时间不足两月，史家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但从李傕、蔡邕诸事来看，清理队伍、整肃思想的大清洗已经开始，没有董卓的长安城内直是另一番恐怖气氛。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
李傕、郭汜杀入长安，火光中已是血流成河。慌乱奔走的吕布只想赶快甩掉眼前的噩梦。残垣，废墟，烧焦的梁柱，四处弥漫着刺鼻的尸臭。马蹄踏过一地瓦砾，如蝇逐臭的大兵满街乱窜，颓圮的汉家宫阙愈显晦暝。青琐门外，兀然又见那一袭缁衣，吕布勒马大喊：“公可以去乎？”秉笔待书的史官冷不丁发问。缁衣人一番慷慨志节，转身走入黑洞洞的门内。没有丝毫犹豫，吕布请他上马出城，他拒绝了，决意留在城内侍奉天子，抱定赴死之念。
此公就是司徒王允。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六月，董卓死后不到两个月，长安城内又是一番翻天覆地。当初，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等人密谋诛杀董卓，只是盘算着如何干掉老贼，却未悉心安排善后事宜。他们没想到董卓手下这几个将领会造反。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想过这一茬，诛卓之后王允也想要赦免其部曲，既而又打消此念。他想：以赦罪安抚此辈，先就按了“恶逆”之名，又以这名义特赦，岂不让人觉得拿他们没辙……王允不循权宜之计，坚称一岁之内不能有两次大赦（诛卓后已大赦天下），决意解散董卓留下的西凉军队。他以为解散了就一了百了，殊不知外界已风传要杀尽凉州兵，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些人岂是俎上鱼肉，闻讯就炸了锅了。李傕原本屯守陕陌，一时间纠集数千人，急吼吼杀向京师，一路收罗散兵游勇，比至长安已有十万余众。朝廷没有多少兵马，吕布如何英勇也抵不过这班急了眼的虎狼之师。
吕布走了，率数百骑出武关，奔南阳而去。王司徒仍坚守阵地。
李傕、郭汜占领长安第二天，杀了黄琬。五日后，杀王允，皆灭其族。翻看《后汉书》王允传，此公确是铁了心要陪天子赴难—
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王）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在《三国演义》中，王允赴死见于第九回。小说家让王允从宣平门城楼上跳了下去，乃自《后汉书》董卓传“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一句演化而来（按，张璠《汉纪》谓“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这情形是格外壮烈，其最后陈词可谓字字是血。但王允将朝廷、社稷担于一身（“朝廷幼少，恃我而已”），却是过于自我崇高化。此际献帝之得以存活，汉室之苟以存亡续绝，绝非倚恃他王允热血忠诚，恰恰是因为当日诸镇纷争之乱局—从董卓到李傕诸辈，乃至后来的曹操，都还需要这样一个统辖性的王权象征。
王允一生很不容易。《后汉书》本传称，“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虽出身士族，很早就被人视为“王佐之才”，岂料入仕后竟屡遭牢狱杀身之祸。
他十九岁出为郡吏，反腐惩恶，不惮风险，一上手就灭了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为晋阳除去一县巨患。可赵家在宫内有人，不断递话谮诉，桓帝火头上来，拿太原太守刘瓆问罪，下狱处死。不曾想捅了娄子，王允在外边躲避了三年。可是，还仕后又惹麻烦，因继任太守王球任用流氓为吏，王允犯颜相争，王球震怒之下动了杀心。这节骨眼上，幸赖贵人出手相救，本传谓：“（并州）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捡了条命不说，从郡吏到州佐，又越上一个平台，真可谓因祸得福。别驾从事是辅佐州刺史的重要职务，王允由是而知名。
此后有一段混得不错，至灵帝光和七年（改中平元年，184）黄巾蜂起，王允已是豫州刺史。那阵子忙着讨伐黄巾，王允立了大功，与皇甫嵩、朱儁等受降数十万之众。他从缴获的书牍中发现中常侍张让暗中交结黄巾的证据，原本指望灵帝能藉以惩处那些宦官，到头来竟是不了了之。本传谓：“灵帝责怒（张）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殊不知，这事情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第二年，张让找茬中伤王允，终而将之押进牢里。这前前后后关节很多，史家的记述十分简略，其中充满难以想象的变数—“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刚刚被赦而官复原职，一转眼又抓进去了。这里没说明白是怎么回事。
本传又记，杨赐往狱中送毒药让王允自杀，亦颇令人惊心。杨赐时为司徒，考虑到王允一向清高，不愿使之更受屈辱。王允却厉声拒之，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史家笔墨极简，却偏于描述王允之刚直不阿，传中更有“投杯而起，出就槛车”云云。杨赐一看这情形，即与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一同上疏为王允求情。这三人地位很高（太尉、司徒在三公之列，大将军品秩比之三公），总算给他保住了性命。岁末大赦，可唯独王允不在赦免之列。三位大佬继续进言，第二年才将王允释放。
不过，杨赐的职位这里说的不对。据灵帝纪，其司徒一职早在光和四年（181）就罢免了，翌年为太尉，至中平二年又为司空。其時袁隗亦非太尉。这都不是大问题（反正皆位陟三公），差池在于，杨赐担任司空一个月后就死了。从时间推算，王允的狱案最早始于中平二年，而灵帝纪谓“三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这与本传“是冬大赦”亦未合榫），此际杨赐早已不在人世，岂能再为王允殚思竭虑？史家的舛迕不去讨论，可以肯定的是，王允之事成了朝臣与宦官争斗的焦点。
汉末政局是几方面势力互相渗透与绞杀的纸牌屋，朝臣、诸镇、宦官与外戚，哪方面也不消停，狗血剧情接连不断。王允背后是大佬们的角力，他就是一枚倒霉的棋子。他拒绝服药自杀，似乎亦是不愿被作为局中之弃子。这背后不是没有故事，却早已湮灭于斑驳漶漫的历史文本。处于当日“宦者横暴，睚眦触死”的境况，王允出狱后格外小心，变易姓名，辗转河内、陈留各处。
三度死里逃生，两回髡钳而亡命，一生至此亦足够传奇。
中平六年夏四月，灵帝死了。王允奔丧于京师，这才重返官场。三年之后戏码变了，斗争从官场转向宫闱。皇子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袁隗据辅政之权（实际上正是何进改变了汉末政局，参见拙作《十常侍乱政》，原刊《书城》2009年3月号），王允亦随之入局。本传谓：“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王）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这时其职位已在九卿之列。但据《后汉书》王允、何进诸传，在与宦官的对决中，王允似乎并无明显作为。何进诛杀宦官的障碍在于太后，继而权力轴心又从宫闱转向几股武装力量，王允虽身居台阁，终究还是局外人。 不过，王允绝非闲棋冷子。在汉末残局中，日后自有此公的杀招。
及何进被奄宦所害，董卓率兵入朝，迅速平定乱局。于是废少帝，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迫杀太后。百僚大会之后，董卓柄国专政且大行凶逆。但董卓显然注意到奄宦落败的教训，又试与士大夫和衷共济为执政方针。《后汉书》其传称：“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在任用士夫贤者之同时，又重新审理陈蕃、窦武及党锢旧案，起用像黄琬、何颙那些曾被打压的党人。在这个背景下，王允的官场地位非但稳固无虞，且又加官进爵。王允传谓：献帝初平元年（190），“（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献帝纪亦谓：同年二月，“董卓以太仆王允为司徒”。王允晋阶三公之位，名义上也成了朝中大佬。
董卓如此笼络士大夫，自然是考虑其执政之合法性。此际关东各路豪强藉镇压黄巾已迅速壮大，董卓不能视之不见，其挟持的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士夫贤者装点门面，那就更不能为诸镇所接受。所以，董卓一边大施淫威，一边还要营造和谐宽松的政治气氛。世人往往只看见专制者之面目狰狞，其实他们从来都有身段灵活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颇为董卓看重的王允，这时候竟亦一反常态，同样以灵活的身段与董卓拉近关系。
几乎就在王允擢升同时，董卓作出迁都长安的决定（《三国志》董卓传有谓“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此事大臣中反对者不少，如《后汉书》黄琬传称：“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董卓只能委之王允，而迁都当年其本人尚留镇洛阳。王允自是少不得劳心劳力，倒也不算白忙，这事情成了他进而取得董卓信任的契机。本传称：“及董卓迁都关中，（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史家这样的记述，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刘邦攻取咸阳后萧何之作为。所以，在第二年董卓还都之前，“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
关于王允与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又如次概括：“（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董）卓亦推心，不生乖疑。”王允收敛了嫉恶如仇的一根筋性格，对他来说，这不啻就是一种变脸。其实，董卓那边未必毫无戒备。在用吕布刺卓之前，王允上表，拟任杨瓒为左将军，士孙瑞为南阳太守—计划是让他们各率军队出武关，以讨伐袁术的名义，实质分路攻击尚在洛阳的董卓。但董卓偏是否决这二人的外任，似乎隐隐觉着这里边有什么不对。王允第一个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好在董卓并没有直接怀疑到他头上。
初平二年二月（据献帝纪），董卓引还长安。据《后汉书》董卓、皇甫嵩诸传，董卓入城时搞了一个百官迎路拜揖的盛大仪式。史书上没有详细描述，但想必王允应该就是率百官出迎的主事者之一，想必应该有这样的一幕：火辣辣的阳光下，迎着扬起烟尘的车队，这年逾半百的老头露出谄媚的笑脸……史官隐去了这一切，却记下了另一桩有趣的事情。按董卓吩咐，朝廷表彰迁都工程有功人员，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这是很重的赏赐，王允硬是推辞。倒是士孙瑞提醒说：执守士大夫本分这没错，可也要看什么时候。现在姓董的都把自己搞成“太师”了，你却独自标榜高节，这可不是和光同尘之道啊！王允一听就明白了，自己多少也得同流合污才是，半推半就受了二千户的封赐。
王允的无间道需要格外的忍辱负重，因为他早已失去上线，只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僚中不乏同仇敌忾的抵抗人士，而桓、灵二朝党锢之祸无疑强化了士人不畏强暴的精神传统。
《后汉书》关于王允等人密谋诛卓的记述互文相出，亦互有舛驰。本传说到王允的圈子里有黄琬、郑太、士孙瑞、杨瓒等人；而吕布传只提及吕布和士孙瑞，董卓传则多了一个卫尉张温。但是，按党锢列传的说法，其核心人物则是董卓的相府长史何颙，有谓：“及董卓秉政，逼（何）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可是再看郑太传，议郎郑太（公业）至少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郑太与何颙显然是一伙，但何传有王允，郑传则无，二传分别提到的另一荀姓成员却并非一人。荀攸是荀爽的族孙，莫非祖孙一同参与其中？
但《三国志》明确说到荀攸卷入此事，魏书荀攸传谓：“董卓之乱，关东兵起，（董）卓徙都长安。（荀）攸与议郎郑泰（即郑太）、何颙，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谢百姓……’事垂就而觉，收颙、攸系狱。颙忧惧自杀。”按此说，郑、何等人应是另一个圈子，王允不在其中，否则“事垂就而觉”，别人不是跑路就是下狱，王允岂得无事？
何颙、郑太他们的精英会所“日引宾客，高会倡乐”，哪能不走漏风声。王允不大可能搅乎在那里边。他不尚空谈，做秘密工作就要比那些人更具含垢忍耻的功夫。
刺卓之成功，关键是吕布倒戈。至于《三国演义》所述“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完全是小说家演绎，貂蝉亦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王允用美女引诱和策反吕布，是这部推崇诡诈之术的小说第一个大计谋，读者无不耳熟能详，自不必复述。但这里要说的是，如此以美女加杠杆撬动政局，是有历史经验的阴谋传承，如越王勾践将西施献与吴王夫差就是显例。当然，小说家将之处理成貂蝉、吕布、董卓三角关系的连环计，亦将那种龌龊意味推向了极致。
原本的历史故事相对简单，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吕布是因为与董卓发生过一点冲撞，又与其侍婢私通，唯恐被发觉而“心不自安”。收纳吕布，王司徒并未费多大周折，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历史的变局往往发生于不经意之间，缘于当事人某些卑琐动机。可是，当婢女置换成国色天香，一下子就拓展了想象的空间，人物之重新设计使得男女苟且之事注入了江山美人的隐喻。小说家如此编排，不仅丰富了叙述层次，亦将重心转移到王允一边。王允以周密设计给董卓下套，显然更有性格呈示的意思，亦更符合此公的使命。 如前所述，在吕布刺卓之前，已有许多人在密谋除去董卓。另外，其间还有越骑校尉伍孚手刃董卓之事（那种贸然行动只是荆轲刺秦的简化版）。这些之所以都不成功，或是因为他们沉溺于高谈阔论而缺乏行动力，或是像伍孚那种自杀性出击根本就没有谋划。与董卓不共戴天的士大夫们不能收敛那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婞直之风，实际上也就使自己处于“老大哥”的监控之下。
董卓之所以对王允没有多留一个心眼，只是因為他已将自己改造为一名合格的卧底。至于吕布，那本来就是董卓的人，当李肃的长戟刺入董卓袍内的铠甲，他竟大呼曰：“吕布何在？”只是没想到吕布的矛尖接踵而至。没想到的是，权力之淫威也会导致窝里反。
以教科书上所说的历史规律而言，灭掉董卓的应该是关东诸强—孙坚有过不成功的讨伐，可是还有袁绍、袁术、曹操等新兴力量。然而，历史偏偏就是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开了一扇门，于是这就有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后续文章。
铲除了董卓，王允一度成为长安城里最有权力的人物。按献帝纪所说：“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当然，吕布作为诛卓的拍档亦位陟显赫。《三国志》吕布传：“（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有意思的是，这回吕布也封了个温侯，王允将当初董卓给自己的封邑又给了吕布。这里，关于董卓死后的执政者，二说各异。究竟是王允“总朝政”，还是王、吕二人“共秉朝政”，其实不难断识。
所谓“共秉朝政”自是一句虚辞，王允不可能让吕布跟自己平起平坐。《后汉书》本传说，王允素来轻视吕布，所谓“以剑客遇之”。对于吕布这种赳赳武夫，可以论功行赏，但绝不能由之干预朝政。譬如，吕布要求将抄没董卓的家财分赐公卿、将校，王允说什么也不同意，弄得吕布很没面子。本传中有一段话可予注意，将王允的性格概括得很到位。是谓：
（王）允性刚棱嫉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从卧底变成了老大，王司徒重新做回自己—事实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许是压抑得太久，现在作为执政者，他开始放任自己刚愎自用的本性。他以为凭着自己对汉室的绝对忠诚，完全可以号令天下（献帝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尚不能视事），所谓握生死予夺而势倾海内。他不肯赦免董卓的部将就是致命的失误。本来，李傕那些人并没有想到要造反，起初还派人到长安乞求朝廷开恩。王允拒绝赦免，这就逼得人家只能以死决之。
王允不肯网开一面，似乎源于某种深究罪愆的嗜好。不必说李傕、郭汜等人，就连当朝大儒蔡邕也被他视为董卓一党。只因为董卓被诛，蔡邕言语中不经意流露了几分悲悯，亦“有动于色”，王允当即勃然叱之，认为蔡邕“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于是，便以通逆罪名收付廷尉治罪。此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其实，蔡邕根本就不可能是董卓同党。董卓固然看重蔡邕才学，亦想为己所用，而蔡邕却不喜欢此人，还曾想避之而远去。蔡邕在士大夫中名声甚广，王允不会不知道蔡与董的实际关系，但他还是将之视为敌对分子。
蔡邕下狱后，太尉马日磾跑来说情，直言此案“所坐无名”，况且蔡邕有志作后汉史，亦请王允能考虑到这一点。王允回绝的一番话，如今读来也令人心惊—“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允在意的正是历史书写的话语权，那就更不能放过蔡邕。结果蔡邕瘐死狱中。消息传出，当日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另一位大儒郑玄则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王夫之评价王允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董）卓既伏诛，王允有专功之心，而不与关东共功名，可收以为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为贼者弗能制，而关东之心解矣。允以无辅而亡，李傕、郭汜以无惮而讧，允死，而天下之心遂为之裂尽。”（《读通鉴论》卷九）这只是就策略而言，并没有真正说到紧要之处。
王允执政时间不足两月，史家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但从李傕、蔡邕诸事来看，清理队伍、整肃思想的大清洗已经开始，没有董卓的长安城内直是另一番恐怖气氛。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