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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担任过秘书长的官员说，秘书长这一职务看起来很风光，其实也很辛苦。上要面对省或市的领导，为领导决策做好参谋，下要面对所分管的各个口子督办协调。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秘书长比较容易“出事”，对秘书长的权力如何监督，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秘书长的工作中，“协调”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然而，一些腐败分子却把“协调”变成了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所谓协调工作的背后上演了一幕幕丑剧。最近由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定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原福州市副市长刘用受贿案就是一起利用“协调”工作从中频频收受、索取贿赂的典型案件。
“协调”的同时大敛钱财
现年53岁的原福州市副市长刘用在担任现职之前也曾在基层任职，客观地说，其职务的升迁与其勤奋能干和进取心强有着主要关系。他曾在最基层的街道办事处工作和任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领导确定为培养对象，1987年由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上进入省委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进修。结业后出任副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据办案机关查证落实的事实看，其受贿之初是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的秘书长其主要职责和功能是负责联系理顺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协调实际上是秘书长一职最主要的一项作用。有人在其职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协调工作确实起到了为领导出谋划策，为企业排忧解难，使各部门职能有条不紊地运作的作用；有人却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职位，把协调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协调活动背后大搞权钱交易，藏匿着许多见不得人的“猫腻”。
1996年初，时任政府副秘书长的刘用分工联系、协调外资企业及招商引资工作，跟外资企业来往较多，也成为不少外资企业负责人主动接近和拉拢的政府官员。此时的刘秘书长经常来往穿梭与外商之间，每天忙于应酬。当时在省城颇有影响和实力的一家外资企业正准备与另一企业合伙搞在当时来说还是朝阳产业的保龄球馆。而拟建保龄球馆的位置在原设计盖23层商住大楼的地址，且已报有关部门审批。而改为保龄球馆只需盖4层，更改原设计方案需要诸多部门审批，手续多、难度大，能否获得批准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公司老总自然想到早已认识的在政府任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的刘用。
“刘秘书长，我们想把原设计商住楼改为建保龄球馆，请你帮助协调一下。”负责此项目的李经理在一次宴请刘用时提出了这一问题。此时刘用虽感协调此事有一定难度，涉及部门多。但还是表示尽力帮忙。1996年2月中旬，在刘用的积极筹备下，召集建委、规划等部门专题研究改建保龄球馆事宜。由于受人之托，又有一些承诺，刘秘书长在协调会上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大谈改建保龄球馆的好处。最后，改建保龄球馆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一幢坐落在省城繁华地段上的保龄球馆很快落成开业。开始保龄球馆还红火了几个月，来客络绎不绝。但经营了几个月后，由于保龄球业畸形过热发展，保龄球馆客源急骤下滑，投资数百万元的保龄球馆终因效益每况愈下而不得不停业。
停业归停业，刘副秘书长的好处费是不能少的。1996年春节前，为感谢刘副秘书长为保龄球馆的“诞生”所作的协调工作，公司老总在海山宾馆宴请了刘用。大家酒足饭饱后，老总将刘用单独叫到自己办公室，拿出5万元港币给了刘用。刘用当时虽也客套地推迟了一番，但还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笔可观的“协调费”。
刘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不仅帮助一些企业或单位协调解决问题，捞了不少好处费。还在征用土地、人事安排等领域频频施展“协调”才干，为土地贩子低价购置土地，屡屡与有关部门“协调”，从中捞取好处。
1995年间，社会闲散人员李某想购置福州郊区的一块土地，而该土地已被一外商购置。由于这一外商几年前购置这块土地时，刘用多次利用职权给予帮忙，出面“协调”，并在有关报告上审批了减免195万土地段差、配套费，为这一外商买地出了大力。李某想通过刘用做其工作，把地价降下来。由于刘用多次协调土地价格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有些问题一个电话就可以敲定。在刘副市长的积极“协调”下，土地贩子李某以较低的价格购置了市郊的一块土地，转手之后获取近百万元的利润。李某得手后自然要感谢刘用，先后两次送上10万元“协调费”。
副市长“协调”更有“效益”
刘用在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位置上干了5年，在每次“协调”会议上，思路清晰，口才颇好，号称“第一主持”。1997年换届选举时刘用走上了分管外资企业的副市长岗位。显然副市长位置更令人刮目相看，“协调”工作更有力度，效益也会更好。
1998年，处于温泉地段的凯旋花园开始动工，工程量大、工期紧，预售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为缩短工期，保证按合同交付使用，工程24小时昼夜施工，震耳欲聋的打桩声音严重影响了周边酒店客人、居民的休息，纷纷向有关部门投诉。此时的老总又想到了已升任副市长的刘用。虽然还在北京出差，老总还是满怀希望在千里迢迢的外地拨通了刘用的手机，请求刘副市长出面“协调”一下，与环保、建委等部门打个招呼。
一个多月后，刘副市长直接利用职权，召集了有建委、环保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此时的刘用已今非昔比，“协调”工作更是得心应手。协调会上，他首先发言，故作姿态，凯旋花园前段施工，打桩没按规定引起投诉，被有关部门处理是对的。但马上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说，该项目是市政府重点工程，不能再拖，请各部门协调一下，打桩时间是否延长到10点以后，以确保尽快完成工程。建委、环保等部门领导看到副市长态度如此明确，只好同意施工打桩到10点。其“协调”结果显然违反了城市噪声管理有关规定，夜深人静时，施工现场传出的阵阵打桩声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然而，由于是副市长召集的“协调会”同意，居民投诉也无济于事。在刘的关照“协调”下，凯旋花园工程进展顺利。为感谢刘用的帮忙，该公司又送上10万元人民币。
1999年凯歌音乐广场着火，整个大厅被付之一炬。凯旋集团重新装修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但有关部门年终安检时认为未验收投入使用，且整体结构、防火措施上有重大隐患，责令停业整顿。投资近千万元的音乐广场如果一旦停业损失将是巨大的。此时陈总再次想到了刘用副市长。“刘副市长，我们音乐广场营业又遇到麻烦了，您能否再帮助协调一下？”刘用爽快地答应了。此时的刘用“协调”工作已成为他的“拿手好戏”。在刘副市长的积极建议下，市政府在2000年初专门为凯歌音乐广场召开了专题“协调”会。与往常一样，事先受人之托的刘用在会上态度明朗，认为该集团是外资企业，且是该城市的一大景点，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要开绿灯给予支持。副市长的意见各部门自然不能不考虑。于是，2000年5月初，凯歌音乐广场通过了联审，恢复了营业。灯红酒绿的音乐广场吸引了八方来客，确实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娱乐项目应有尽有，很多人也经常到此地“潇洒走一回”。
可以说，刘用几年来利用职权，通过大量“协调”工作为凯旋集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然，刘用也从中捞取了30多万元的好处费。但刘用心里还是觉得不平衡，感到如没有自己出面“协调”，凯旋集团也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凯旋集团也太小气，太不主动了。刘用终于按捺不住了，把集团老总叫到自己办公室，开门见山说：“我朋友急用一笔钱，你能不能借我50万元周转一下？”集团老总心里清楚，借只是一个借口，这钱借出去是不会还的。但副市长主动开口，推是推不掉的，看来这笔钱是难以逃脱有去无回的命运了。最后集团老总还是狠了狠心，硬着头皮打了折扣，“借”给刘副市长30万元人民币。
“协调费”交给“异性朋友”
1995年初，由于工作需要，时任副秘书长的刘用经常带团或陪领导赴香港招商。在招商会上刘用认识了香港某公司女总经理郑某。这位女经理尽管当时已四十有余，但姣好的容貌及成熟女性特有风韵在招商会上不时吸引着刘用的目光。于是两人开始频繁的来往和接触，从谈工作、谈生活、谈家庭开始，谈话内容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入。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海边、在榕城西湖畔、在星级酒店高档客房里不时留下他们幽会、偷欢的身影。于是，刘副市长经常借去香港考察招商项目之际与这位异性朋友约会；这位香港女士也常回大陆与刘用“欢聚”。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来往，关系很快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几年来，刘用与这位来自香港的异性朋友关系的信任度与日俱增，除了保持亲密关系外，还把自己受贿来的巨款及私房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她。而这么一笔巨款要带出境外是有难度的。为此，刘用找到凯旋集团老总说，我有个朋友需要用钱，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国外的外汇给她，我把国内的外汇给你。陈总略加思索后立马表示没问题。于是刘用先后将百余万元的人民币交给陈总，然后由陈总交代其在香港的公司提出现金交给郑女士。郑在香港拿到刘副市长转来的此笔巨款后，欣喜若狂，为有这么一位身居要职又大方慷慨的“朋友”沾沾自喜。
2003年底，刘用受贿案败露后，刘在香港的异性朋友突然杳无音讯。虽然纪检、检察等办案部门多方查找仍下落不明，致使刘用受贿款至今分文未退。看来关键时候“异性朋友”是靠不住的。此时这名女士既不出面帮助退赃，也没有传递任何关心问候的话语。刘用在看守所里心灰意冷，深有感触，后悔不已。
2004年11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用受贿案。在亲友面前，刘用感到无地自容，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后悔。习惯了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侃侃而谈的他此时要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官的审判，心理反差极大。然而，羞愧、后悔均为时太晚，善于“协调”的他无法逃脱法律的惩处。
在秘书长的工作中，“协调”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然而，一些腐败分子却把“协调”变成了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所谓协调工作的背后上演了一幕幕丑剧。最近由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定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原福州市副市长刘用受贿案就是一起利用“协调”工作从中频频收受、索取贿赂的典型案件。
“协调”的同时大敛钱财
现年53岁的原福州市副市长刘用在担任现职之前也曾在基层任职，客观地说，其职务的升迁与其勤奋能干和进取心强有着主要关系。他曾在最基层的街道办事处工作和任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领导确定为培养对象，1987年由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上进入省委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进修。结业后出任副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据办案机关查证落实的事实看，其受贿之初是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期间。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的秘书长其主要职责和功能是负责联系理顺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协调实际上是秘书长一职最主要的一项作用。有人在其职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协调工作确实起到了为领导出谋划策，为企业排忧解难，使各部门职能有条不紊地运作的作用；有人却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职位，把协调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协调活动背后大搞权钱交易，藏匿着许多见不得人的“猫腻”。
1996年初，时任政府副秘书长的刘用分工联系、协调外资企业及招商引资工作，跟外资企业来往较多，也成为不少外资企业负责人主动接近和拉拢的政府官员。此时的刘秘书长经常来往穿梭与外商之间，每天忙于应酬。当时在省城颇有影响和实力的一家外资企业正准备与另一企业合伙搞在当时来说还是朝阳产业的保龄球馆。而拟建保龄球馆的位置在原设计盖23层商住大楼的地址，且已报有关部门审批。而改为保龄球馆只需盖4层，更改原设计方案需要诸多部门审批，手续多、难度大，能否获得批准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公司老总自然想到早已认识的在政府任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的刘用。
“刘秘书长，我们想把原设计商住楼改为建保龄球馆，请你帮助协调一下。”负责此项目的李经理在一次宴请刘用时提出了这一问题。此时刘用虽感协调此事有一定难度，涉及部门多。但还是表示尽力帮忙。1996年2月中旬，在刘用的积极筹备下，召集建委、规划等部门专题研究改建保龄球馆事宜。由于受人之托，又有一些承诺，刘秘书长在协调会上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大谈改建保龄球馆的好处。最后，改建保龄球馆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一幢坐落在省城繁华地段上的保龄球馆很快落成开业。开始保龄球馆还红火了几个月，来客络绎不绝。但经营了几个月后，由于保龄球业畸形过热发展，保龄球馆客源急骤下滑，投资数百万元的保龄球馆终因效益每况愈下而不得不停业。
停业归停业，刘副秘书长的好处费是不能少的。1996年春节前，为感谢刘副秘书长为保龄球馆的“诞生”所作的协调工作，公司老总在海山宾馆宴请了刘用。大家酒足饭饱后，老总将刘用单独叫到自己办公室，拿出5万元港币给了刘用。刘用当时虽也客套地推迟了一番，但还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笔可观的“协调费”。
刘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不仅帮助一些企业或单位协调解决问题，捞了不少好处费。还在征用土地、人事安排等领域频频施展“协调”才干，为土地贩子低价购置土地，屡屡与有关部门“协调”，从中捞取好处。
1995年间，社会闲散人员李某想购置福州郊区的一块土地，而该土地已被一外商购置。由于这一外商几年前购置这块土地时，刘用多次利用职权给予帮忙，出面“协调”，并在有关报告上审批了减免195万土地段差、配套费，为这一外商买地出了大力。李某想通过刘用做其工作，把地价降下来。由于刘用多次协调土地价格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有些问题一个电话就可以敲定。在刘副市长的积极“协调”下，土地贩子李某以较低的价格购置了市郊的一块土地，转手之后获取近百万元的利润。李某得手后自然要感谢刘用，先后两次送上10万元“协调费”。
副市长“协调”更有“效益”
刘用在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位置上干了5年，在每次“协调”会议上，思路清晰，口才颇好，号称“第一主持”。1997年换届选举时刘用走上了分管外资企业的副市长岗位。显然副市长位置更令人刮目相看，“协调”工作更有力度，效益也会更好。
1998年，处于温泉地段的凯旋花园开始动工，工程量大、工期紧，预售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为缩短工期，保证按合同交付使用，工程24小时昼夜施工，震耳欲聋的打桩声音严重影响了周边酒店客人、居民的休息，纷纷向有关部门投诉。此时的老总又想到了已升任副市长的刘用。虽然还在北京出差，老总还是满怀希望在千里迢迢的外地拨通了刘用的手机，请求刘副市长出面“协调”一下，与环保、建委等部门打个招呼。
一个多月后，刘副市长直接利用职权，召集了有建委、环保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此时的刘用已今非昔比，“协调”工作更是得心应手。协调会上，他首先发言，故作姿态，凯旋花园前段施工，打桩没按规定引起投诉，被有关部门处理是对的。但马上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说，该项目是市政府重点工程，不能再拖，请各部门协调一下，打桩时间是否延长到10点以后，以确保尽快完成工程。建委、环保等部门领导看到副市长态度如此明确，只好同意施工打桩到10点。其“协调”结果显然违反了城市噪声管理有关规定，夜深人静时，施工现场传出的阵阵打桩声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然而，由于是副市长召集的“协调会”同意，居民投诉也无济于事。在刘的关照“协调”下，凯旋花园工程进展顺利。为感谢刘用的帮忙，该公司又送上10万元人民币。
1999年凯歌音乐广场着火，整个大厅被付之一炬。凯旋集团重新装修完毕，准备投入使用。但有关部门年终安检时认为未验收投入使用，且整体结构、防火措施上有重大隐患，责令停业整顿。投资近千万元的音乐广场如果一旦停业损失将是巨大的。此时陈总再次想到了刘用副市长。“刘副市长，我们音乐广场营业又遇到麻烦了，您能否再帮助协调一下？”刘用爽快地答应了。此时的刘用“协调”工作已成为他的“拿手好戏”。在刘副市长的积极建议下，市政府在2000年初专门为凯歌音乐广场召开了专题“协调”会。与往常一样，事先受人之托的刘用在会上态度明朗，认为该集团是外资企业，且是该城市的一大景点，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要开绿灯给予支持。副市长的意见各部门自然不能不考虑。于是，2000年5月初，凯歌音乐广场通过了联审，恢复了营业。灯红酒绿的音乐广场吸引了八方来客，确实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娱乐项目应有尽有，很多人也经常到此地“潇洒走一回”。
可以说，刘用几年来利用职权，通过大量“协调”工作为凯旋集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然，刘用也从中捞取了30多万元的好处费。但刘用心里还是觉得不平衡，感到如没有自己出面“协调”，凯旋集团也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凯旋集团也太小气，太不主动了。刘用终于按捺不住了，把集团老总叫到自己办公室，开门见山说：“我朋友急用一笔钱，你能不能借我50万元周转一下？”集团老总心里清楚，借只是一个借口，这钱借出去是不会还的。但副市长主动开口，推是推不掉的，看来这笔钱是难以逃脱有去无回的命运了。最后集团老总还是狠了狠心，硬着头皮打了折扣，“借”给刘副市长30万元人民币。
“协调费”交给“异性朋友”
1995年初，由于工作需要，时任副秘书长的刘用经常带团或陪领导赴香港招商。在招商会上刘用认识了香港某公司女总经理郑某。这位女经理尽管当时已四十有余，但姣好的容貌及成熟女性特有风韵在招商会上不时吸引着刘用的目光。于是两人开始频繁的来往和接触，从谈工作、谈生活、谈家庭开始，谈话内容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入。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海边、在榕城西湖畔、在星级酒店高档客房里不时留下他们幽会、偷欢的身影。于是，刘副市长经常借去香港考察招商项目之际与这位异性朋友约会；这位香港女士也常回大陆与刘用“欢聚”。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来往，关系很快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几年来，刘用与这位来自香港的异性朋友关系的信任度与日俱增，除了保持亲密关系外，还把自己受贿来的巨款及私房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她。而这么一笔巨款要带出境外是有难度的。为此，刘用找到凯旋集团老总说，我有个朋友需要用钱，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国外的外汇给她，我把国内的外汇给你。陈总略加思索后立马表示没问题。于是刘用先后将百余万元的人民币交给陈总，然后由陈总交代其在香港的公司提出现金交给郑女士。郑在香港拿到刘副市长转来的此笔巨款后，欣喜若狂，为有这么一位身居要职又大方慷慨的“朋友”沾沾自喜。
2003年底，刘用受贿案败露后，刘在香港的异性朋友突然杳无音讯。虽然纪检、检察等办案部门多方查找仍下落不明，致使刘用受贿款至今分文未退。看来关键时候“异性朋友”是靠不住的。此时这名女士既不出面帮助退赃，也没有传递任何关心问候的话语。刘用在看守所里心灰意冷，深有感触，后悔不已。
2004年11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用受贿案。在亲友面前，刘用感到无地自容，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后悔。习惯了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侃侃而谈的他此时要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官的审判，心理反差极大。然而，羞愧、后悔均为时太晚，善于“协调”的他无法逃脱法律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