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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国际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有信念、有理想、有担当的“新国企”，并且提出了以“超越领先”为理念，以“人本、责任、伙伴、创新、知行合一”为价值观的新国企文化。“超越领先”表明中航国际追求“超越商业”和“行业领先”的理念。公司追求商业成功的终极目的是超越商业本身实现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员工，更重要的是要承担航空报国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甘于奉献社会，体现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将企业文化从商业氛围中升华出来，更重视人，以人为本，使“新国企”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性化特色。营造一种能使全体员工有使命感、认知自我、奋进向上、身心愉悦的工作和文化氛围。
人本
“人本”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涉及到的概念，讲的是在世界万物中什么最重要的问题。“人本”是相对于“神本”和“物本”而言的。在中国，“人本”最早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725年～前645年）提出的。《管子》一书中有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
中国儒家思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指的是爱别人和社会人。儒家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在商朝的时候是以神事为本，以敬神、对待神的事情为根本。到了周朝逐渐重视人了，春秋战国时儒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不少人认为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家并没有很好地实践这一思想。儒家所谓的重视人，更多的是重视以“天子”为首的统治集团，“天道、天理、天命”往往被当作人间最高意志和力量的化身，而皇帝又被视作“天子”的化身，“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一来，儒家提倡的“以人为本”在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演化成了“以统治者为本”。中国千百年的官本位就是以统治者为本的体现。
从企业管理实践角度看，以人为本理念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到了中世纪，神学在西方生活和思想方面都占据了核心地位，“君权神授”被看作理所当然。文艺复兴以后，神学和君权受到了挑战，崇尚人性自由和人自身，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本”异化成了“物本”和“法本”（以法为本），人创造了物质财富，但人也崇拜物质，为物所困所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使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简单的“物质刺激”，而企业森严的职能组织、刻板的指令、流水线的作业方法等“法本”都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企业管理中出现了以人为本的潮流。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对企业的描述如下：“企业是由人创造和管理的，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创造和管理的。”“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由此可见，德鲁克在50多年前就是以人为出发点来研究企业管理的。
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有专门一章，题目就是“人的企业”，他说“每一天，每一年，我总觉得花在人身上的时间不够。对我来说，人就是一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航国际价值观的人本观符合人类发展的潮流，指出了企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超越商业就是从以人为本派生出来的。
责任
责任就是义务，就是担当，是企业对客户、股东、员工、国家和社会的承诺，是商业之上的更高追求。企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顾客负责，一切为顾客着想，满足顾客需求，全力成就顾客的成功。当然责任也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对企业的责任，如果管理层和员工不能对企业履行责任的话，企业就不可能成功，企业对顾客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关于管理层的责任，德鲁克认为管理层的责任就是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管理者的首要责任和职能就是经济绩效。管理层必须管理，管理不能只是被动的适应性行为，必须主动采取行动，使企业获得期望的经济绩效。企业只有产生经济成果，才能为员工带来幸福，为社会做出贡献。“只有当管理者能以有意识、有方向的行动主宰经济环境、改变经济环境时，才算是真正的管理。”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层要有士大夫精神”，其实就是讲的管理层的责任。
和管理层一样，员工也必须对企业有责任，企业需要负责任的员工，企业要加强员工的责任感，要依靠鼓励、引导、推动和薪酬制度促使员工负责。
伙伴
伙伴講的是企业是一个整体，企业内部的人都在同一个组织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工作，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相互协作、甘于奉献才能完成企业的目标。每个人在做自己的工作时都要想到企业的整体责任和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顾客。要考虑项目整体是否可行，如果觉得项目有问题就要讲出来，而不是仅仅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伙伴，才是对伙伴负责。
《管理的实践》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三个石匠在砌墙，别人问第一个石匠在干什么，他说在养家糊口，第二个回答说他在砌最好的墙，第三个回答说他在建造一座大厦。第三个石匠才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为建造大厦这项整体而工作，也就是说他是为一个整体目标而工作的伙伴中的一员。
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伙伴观，要克服“老死不相往来”的陋习，推倒内部围墙，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奉献的团队。
创新
创新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资本主义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提出“创新”后，“创新”很快就成为了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中最常用的名词，被人们广泛应用，“创新”被视为企业的生命。
新国企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中一定要践行创新的理念，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到企业的机制、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市场开拓都要创新，紧盯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不断创新。不创新，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指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知行合一”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哲学本身。企业经营和管理其实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企业经营就是要先制订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制造产品或提供劳务以达到经济绩效，执行中再不断对计划进行总结检验。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指出：“计划和执行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不同部分，而不是两项不同的工作，必须两者兼顾，才能有效完成工作”。他认为，首席执行官必须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这些都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管理思想。
我们认为知行合一也是绩效文化的基础，知行合一包含着“坦率、公开交流和行动”的含义，在绩效文化中，我们应该提倡坦率公开的交流、评估和反馈。韦尔奇在描述GE公司的绩效文化时说：“在这种绩效文化里，人们可以在任何层次上进行坦率的沟通和回馈。坦率和公开是这种文化的基石”。
综上所述，“人本、责任、伙伴、创新和知行合一”是借鉴了古今中外先进思想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对“新国企”文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和总结。我们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够探索出对在改革中重生的“新国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性的“新国企”文化。
人本
“人本”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涉及到的概念，讲的是在世界万物中什么最重要的问题。“人本”是相对于“神本”和“物本”而言的。在中国，“人本”最早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725年～前645年）提出的。《管子》一书中有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
中国儒家思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指的是爱别人和社会人。儒家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在商朝的时候是以神事为本，以敬神、对待神的事情为根本。到了周朝逐渐重视人了，春秋战国时儒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不少人认为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家并没有很好地实践这一思想。儒家所谓的重视人，更多的是重视以“天子”为首的统治集团，“天道、天理、天命”往往被当作人间最高意志和力量的化身，而皇帝又被视作“天子”的化身，“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一来，儒家提倡的“以人为本”在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演化成了“以统治者为本”。中国千百年的官本位就是以统治者为本的体现。
从企业管理实践角度看，以人为本理念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到了中世纪，神学在西方生活和思想方面都占据了核心地位，“君权神授”被看作理所当然。文艺复兴以后，神学和君权受到了挑战，崇尚人性自由和人自身，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本”异化成了“物本”和“法本”（以法为本），人创造了物质财富，但人也崇拜物质，为物所困所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使人们已经不再需要简单的“物质刺激”，而企业森严的职能组织、刻板的指令、流水线的作业方法等“法本”都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企业管理中出现了以人为本的潮流。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对企业的描述如下：“企业是由人创造和管理的，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创造和管理的。”“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由此可见，德鲁克在50多年前就是以人为出发点来研究企业管理的。
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有专门一章，题目就是“人的企业”，他说“每一天，每一年，我总觉得花在人身上的时间不够。对我来说，人就是一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航国际价值观的人本观符合人类发展的潮流，指出了企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超越商业就是从以人为本派生出来的。
责任
责任就是义务，就是担当，是企业对客户、股东、员工、国家和社会的承诺，是商业之上的更高追求。企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顾客负责，一切为顾客着想，满足顾客需求，全力成就顾客的成功。当然责任也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对企业的责任，如果管理层和员工不能对企业履行责任的话，企业就不可能成功，企业对顾客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关于管理层的责任，德鲁克认为管理层的责任就是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管理者的首要责任和职能就是经济绩效。管理层必须管理，管理不能只是被动的适应性行为，必须主动采取行动，使企业获得期望的经济绩效。企业只有产生经济成果，才能为员工带来幸福，为社会做出贡献。“只有当管理者能以有意识、有方向的行动主宰经济环境、改变经济环境时，才算是真正的管理。”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层要有士大夫精神”，其实就是讲的管理层的责任。
和管理层一样，员工也必须对企业有责任，企业需要负责任的员工，企业要加强员工的责任感，要依靠鼓励、引导、推动和薪酬制度促使员工负责。
伙伴
伙伴講的是企业是一个整体，企业内部的人都在同一个组织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工作，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相互协作、甘于奉献才能完成企业的目标。每个人在做自己的工作时都要想到企业的整体责任和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顾客。要考虑项目整体是否可行，如果觉得项目有问题就要讲出来，而不是仅仅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伙伴，才是对伙伴负责。
《管理的实践》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三个石匠在砌墙，别人问第一个石匠在干什么，他说在养家糊口，第二个回答说他在砌最好的墙，第三个回答说他在建造一座大厦。第三个石匠才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为建造大厦这项整体而工作，也就是说他是为一个整体目标而工作的伙伴中的一员。
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伙伴观，要克服“老死不相往来”的陋习，推倒内部围墙，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奉献的团队。
创新
创新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资本主义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提出“创新”后，“创新”很快就成为了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中最常用的名词，被人们广泛应用，“创新”被视为企业的生命。
新国企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中一定要践行创新的理念，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到企业的机制、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市场开拓都要创新，紧盯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不断创新。不创新，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指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知行合一”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哲学本身。企业经营和管理其实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企业经营就是要先制订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制造产品或提供劳务以达到经济绩效，执行中再不断对计划进行总结检验。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指出：“计划和执行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不同部分，而不是两项不同的工作，必须两者兼顾，才能有效完成工作”。他认为，首席执行官必须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这些都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管理思想。
我们认为知行合一也是绩效文化的基础，知行合一包含着“坦率、公开交流和行动”的含义，在绩效文化中，我们应该提倡坦率公开的交流、评估和反馈。韦尔奇在描述GE公司的绩效文化时说：“在这种绩效文化里，人们可以在任何层次上进行坦率的沟通和回馈。坦率和公开是这种文化的基石”。
综上所述，“人本、责任、伙伴、创新和知行合一”是借鉴了古今中外先进思想和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对“新国企”文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和总结。我们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够探索出对在改革中重生的“新国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性的“新国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