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共党员。中国电影编剧，小说家，著名电影家、作家、文艺理论家。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延安鲁艺实验剧团副团长，延安中学教导主任。1947年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创作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
　　从193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青年分头陆续往延安，往宝塔山走。到延安的青年基本都是左翼进步青年，受共产党思想的影响。此时，在延安大概形成了几个单位，最大的就是延安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和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此外还有一些民众剧团和青年艺术剧团。这就形成了延安的文艺界。
　　1942年5月2日，天气晴朗，鲁艺校长周扬从山上下来，要我下午到杨家岭开会。这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时，我还不清楚，这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开始，且与全党整风结合进行。
　　当时办公厅向外发出的请柬只有47份，但开会的时候，人去的就多了，估计有300人左右。毛泽东入场时全体起立。他绕场一周，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手时亲切地注视对方，对每一个人都表示尊重。他披着一件棉衣，肘弯处已经磨破，露出了棉絮。
　　他讲话时一直站着，在讲到自己的感情变化时，他拿自己举了例子。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后面朱德的发言，更加深了我关于转变立场和感情的认识。
　　不能用今天的惯例来想象那时的会议形式。座谈会开得很活泼，没有主席台，没有鲜花，没有姓名牌，没有出席证，没有乐队，没有任何会议八股。从广为流传的全体合照也可看出，大家都是随意散坐的，不拘一格。老友田方抢在了毛泽东身边，回家兴奋地向于蓝说：“你猜我今天在谁旁边拍照？毛主席！”
　　朱总司令的讲话，我印象深的是他批评一位作家的話，大意是“你要作状元，要作文学艺术的状元，作状元很好，我们现在的状元不是皇帝点的，不是自己点的，也不是首长点的，是老百姓点的，是工农兵点的。”意思是说必须是写为工农兵的作品，必须他们首肯，赞成那就是状元。他非常平易近人，就坐在干部们中间，并没有坐在什么显要的位置上。发言的时候，他就在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的参会者的身份发言，而不是以一个战功赫赫的总司令的身份。
　　5月23日开第三次会，毛泽东做的结论。毛泽东做结论的时候，人到的很多，那个房子坐不下，所以就在露天开会。毛泽东手持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天晚，就在外面点起了汽灯，后来也是在挂着汽灯的情况下拍的合影。正当大家纷纷坐定和站定的时候，忽然跑来了一条狗。毛主席起身赶狗，抬腿踢它，并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它管好！”全场轰然大笑。
　　座谈会之后，我从休养所回到鲁艺，进入了洗涤灵魂的整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