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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汽车梦想，是一篇已用60年谱序的宏伟史诗。
自1885年卡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开始，在所有的商品中，汽车科技含量、价值以及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程度，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商品，其交易量占到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的15%。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汽车不单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部门，也是世界所有经济强国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间相对较晚，是在德国人发明汽车100年之后，在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才真正明确。
但在此之前，在一汽初创从零开始的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工业基石，就已经奠定。
初创，一清二白的草根起点
创业之初，中国汽车业是在极限的挑战中，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国民党统治。战争虽然胜利了，但面对的却是一个残破凋零的烂摊子。
《财经国家周刊》查阅历史资料发现：当时全国近万公里铁路线、3200座桥梁、200多隧道，联通东西南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却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全国1/3的机车因为严重损毁不能投入运营。全国失业工人多达400万以上，几乎占全国职工的一半。
当时，毛主席曾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我们都造不了”。
原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徐秉金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在这种背景下，为恢复国民经济，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访苏。8月4日，毛主席电示刘少奇等，鉴于国内现状，希望苏联派人来华组织“中苏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炭、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商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10天后，第一批苏联专家220人来到中国。此后，中苏之间迅速商定待建具体项目156个。
一切，最后只等毛泽东和斯大林会面并最终敲定了。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访苏的两个多月时间，苏方安排毛泽东参观了很多现代化的企业。其中，在斯大林汽车厂，看着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毛泽东兴奋地对随行的中外双方说：“我们也要一座这样的汽车厂。”
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中型载货汽车制造厂。苏方当时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技术，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除了援建一座汽车厂外，同时还将再建一座轻型汽车装配厂，以备中国短期需要，后期扩建成制造厂。
苏联已经决定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制造厂。那么，当时国内汽车行业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代红旗轿车设计师贾延良说，“草根创业，困难超乎想象。”
首先，是专业人才短缺。1950年2月22日，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机械行业工作会，决定立刻开始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并指示成立汽车筹备组。谁来挑大梁是第一个挑战。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刘鼎看中了有着哈尔滨高等专科学校学历、多年军工生产且懂外语的重工业部专家组办公室主任郭力。
1950年3月27日，重工业部正式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被任命为主任，孟少农、胡云芳为副主任。十几人挤在北京灯市口西口的总工程师学会旧址的几间平房里，开始了拳打脚踢的创业。
而后，随着张德庆、陈继善、张树海、吴敬业、彭定一、王玉京、杨南生、支德瑜、俞云焕、陆孝宽、茅于恭、刘炳南、孙顺理、桂同申、史汝缉等技术人员的到来，筹备组搬到了北京鼓楼边上的扁担厂胡同，但也只有50多人。
就是这50多人，在缺少教材、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与3位苏联专家，硬生生将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基本框架撑了起来。
其次，汽车制造厂选址也一度是个大难题。由于斯大林汽车厂建在莫斯科附近。因此苏方建议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也要建在首都附近。不过、苏联专家也指出，建一个大型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首先需要考虑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和水源等基础条件。
鉴于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规划最低年产3万辆卡车，这一年就需要2.4万千瓦时电力、20万吨钢材、2万立方米木材，而工厂建成后，加上原材料运进和产品运出，每年铁路运输量高达1000多万吨。
首先计入备选城市的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城市因为无法逐条满足上述全部硬性要求而被排除；而北京只有一座石景山钢铁厂，年产能尚不足10万吨，同样不适合作为第一备选地。
经过充分对比，全国筛选，主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工作的陈云同志认为，长春周边最符合要求。因为，当年日本为了掠夺东北，在那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小丰满水电站距离长春不远，可确保电力供应；鞍钢又是全国第一大钢厂，而且东北的铁路交通基本成网，煤炭、森林资源丰富；另外，当时一边倒的外交倾向也认为，靠近苏联，安全也有保障。
于是经过反复权衡后，将第一汽车制造厂放在长春成为共识。
但接下来的最大挑战是：谁有能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统筹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和领导工作？
这要求该人必须不但要有指挥千军万马的能力和威望，还要熟悉东北地方情况，可以协调地方各种关系和资源来支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另外，遇到特殊情况不但要能与中央政治局直接沟通，同时其个人还要有投身汽车业的意愿，更要具备当时非常稀缺的现代企业管理素质。
郭力决定虚位让贤，这使得饶斌横空出世。
据公开资料，饶斌祖籍南京，早年学医，1937年入党。年轻时候恰逢抗日年代，由于有文化，意志坚定，先后曾任中共晋西北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主席。 1951年11月13日，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署了“中苏关于一汽的设计合同”，规定1951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1952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技术设计。
苏方在一年内要完成一个现代汽车厂的技术设计，挑战已是可想而知；而在技术设计完成之后的1953年，便需要根据技术要求设计非常复杂的工厂施工图——诸如每个车间每台设备及其所有工模夹具，包括厂房结构、供电供水等等，数百万个点都要精确定位，任务艰巨，更是无法想象。
而中国人面临的却几乎是“人类挑战的极限”。
因为，由于在1953年6月9日毛主席已经亲自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意味着无论是产品技术图纸，还是工厂施工图纸，中方都不但要首先从俄文翻译成中文，不允许有一丝差错，而且还要在全无经验的基础上必须一步到位，将新中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次建成和投产。
而从1953年苏方开始第二阶段的工厂施工图纸设计开始，中方从同步翻译到对照设计图纸进行征地、土建施工、设备海外订购、运到国内组装、生产线试运行，直到产品批量下线，给定的“三年时间”无论怎么说都太短了！
据一汽向《财经国家周刊》提供的相关资料，当年一汽整个建设工程共有106个项目，由于要在三年内完成，困难之大，超乎想象。
不过，由于全国支援一汽建设，创业团队也在摸索中学习和进步。1956年7月13日，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终于还是按计划缓缓驶下生产线。
解放牌诞生：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的标志
回顾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诞生过程，充满着创业者的艰辛和戏剧性。
据原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徐秉金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由于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仿制原型，是苏联吉斯150型4吨卡车。因此，要谈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诞生，就首先要谈吉斯汽车；而要谈吉斯汽车，就必须从苏联的汽车工业谈起。
在上世纪中叶，苏联有两家知名的大型现代化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汽车厂。
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美国福特汽车一度把苏联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对建政后迫切需要现代汽车技术的苏联声称，“一个螺帽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但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下，美国汽车生产量直线下滑80%，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社会政局动荡。
1929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福特汽车公司签署合同，福特向苏联提供了FORD-A、FORD-AA、FORD-Timken三种卡车的设计图纸；从1929年3月到1934年3月，苏联又买下了福特旗下“卢吉”厂的全部图纸和生产设备，自己动手，在高尔基市建设了“高尔基汽车厂”，生产后来大名鼎鼎的“嘎斯”车。
斯大林汽车厂原名“阿莫汽车厂（AMO）”，原是沙俄从意大利菲亚特引进的卡车产品技术、从美国、瑞士购买生产设备建成的一个汽车装配厂。1929年，苏联动员全部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点菜”方式分别购买各种设备，自己将其组装成生产线。1931年10月21日，新工厂第一辆汽车下线，其产品就是后来中国第一辆解放汽车仿造的原型——“吉斯5”型载重卡车。
“三年建成一汽”的号召掀起了各行各业支援一汽的高潮。
1953年下半年，一汽的生产准备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按照协议，斯大林汽车厂开始为中国的新车准备各类模具了。按照国际惯例，每一款汽车都要有自己的名字，并要将其标示在最醒目的位置，这就需要将新车的名字刻在模具上。
但中国的新车叫什么名字呢？
孟少农立即将苏方意见反馈到国内，一时间众说纷纭，但一直未能定下来。问题一直反映到中央，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元帅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我们的汽车也叫“解放”吧，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同。于是，经过反复讨论，由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解放”二字手写毛体，最终成为中国第一种汽车的命名。
进入1955年，也就进入了一汽建设的高峰期，部分车间陆续建成，一些设备也陆续安装，生产前的调试工作每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但土建、设备安装、生产准备三条战线同时作战，诸多矛盾交叉出现，相互制约。因此，从客观上看，三年建成一个年产能3万辆的大型汽车工厂，确实操之过急了。
据饶斌妻子张茅在《饶斌传记》里回忆，经过对现有条件和工作进度计算，发现到1956年7月，确实无法正式投产。但如不能按时投产，除了是政治事故，更会打击全国民众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在多方权衡之后，苏联专家提议“一个工部、一个工段够条件了就立即投入生产”，即成熟一个，投产一个，不成熟暂时外购。
于是在1956年这一年，一汽建设史上创造性的出现了：3月26日，铸工车间炼出第一炉铁水；4月3日，底盘车间流水线开始试运行；5月8日，锻工车间的锻压机开始批量试生产；6月21日，发动机车间开始流水试生产；6月30日，409项协作配套产品中404项合格；7月2日，冲压车间的设备开始试生产；7月9日，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试制成功。
7月13日，一汽总装车间人潮涌动，兴高采烈，随着总装线上各个零部件装配在一起，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渐渐成型。上午10点，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成功驶下生产线，很多人当场热泪纵横，生产工人将大红花扎在车头，以纪念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分娩的日子。
从此，型号CA-10，空重3900公斤，90马力直立式6缸4冲程发动机（71KW），最大时速65公里，载重量4吨的中国第一款解放牌卡车揭开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序幕。
造出大红旗：中国从此有了完备的汽车工业体系
“解放牌”卡车的量产鼓舞了全国民众。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当时处于“一五”计划“超英赶美”热浪里的新中国也开始破天荒第一次爆发“轿车热”。 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张小虞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在一汽以奇迹般的速度生产出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定牌CA71）后，当年一机部汽车局拿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意见。
意见认为，在现有（指1958年）的生产水平下，中国汽车生产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生产和人民大众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产一些公共汽车，搞好公共交通；小轿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因此需要的是高级轿车而不是像东风轿车那样的中级轿车。
因此，党中央着令一汽决定立即着手开发一款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使用的高级轿车——红旗，在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上使用；而此时，北京市也要试制高级轿车，以向国庆献礼。
1958年6月25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向一汽传达了上述两个重要消息——此时距离国庆10周年庆典差不多还有100天。王道义的传达瞬间就点燃了一汽研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激情。
据红旗轿车第一代设计师贾延良回忆，当天晚上，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立即召开全体设计人员大会，并制定了研制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党委采纳了设计处的意见，决定立即投入研制国产高级轿车，并向吉林省委做了汇报。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吴德也非常高兴，表示全力支持。
于是，一汽厂区开始到处飘红，由衷感到兴奋的第一代一汽人打出横幅：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只是高级轿车，怎样才算高级？谁也不知道。
在此情况下，陈全决定以国外高级轿车做参照，在全国范围内“借车”。
吉林工大教学用的一辆美国1955型克莱斯勒C69被借来，一机部汽车局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牌高级轿车；周总理送来他的法国雷诺高级轿车；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这送来了他的座驾一辆奔驰600。
最终，在所有的样车比较后，陈全选用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根据中国的民族特色进行改进后，一汽以手工制成了一辆高级轿车。
像开庙会一样，当时一汽把要试制的红旗高级轿车图纸张挂起来，张榜招贤，让全厂能工巧匠来抢图纸试制。
不到一周，3000多张配件图纸被一抢而光。在全厂手艺最高的钣金师傅夜以继日一个月后，由陈祖涛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辆直列8缸发动机、120马力、最大时速160公里、前部红旗标志、后部宫灯式尾灯、深具“民族感”的一代名车——第一辆国产大红旗（定牌CA72，产品型号：CA770）正式诞生。
这辆轿车的动力系统和装备几乎和克莱斯勒一样，其实就是把克莱斯勒车完全拆开，对每个零件进行手工测绘，然后自己制造。
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红旗轿车第一次承担外宾礼仪活动。
此后，无论是大红旗轿车，还是小红旗轿车（产品型号：CA773）的生产，开始了专业化、精细化的批量生产。虽然根据政治需要和中央计划生产调拨，每年也就只生产几十辆，但在每年两度的广交会上，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经济展览会上，“小红旗”和“大红旗”轿车均被陈列在最醒目位置。
再后来，红旗车的使用者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延伸至省部级以上官员。而乘坐名声在外的中国大红旗轿车，则成为许多国外高级领导人访华时心仪的礼遇。
业内认为，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量产，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从零到有的开始，而红旗轿车的完整研发则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备的汽车工业制造体系。
自1885年卡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开始，在所有的商品中，汽车科技含量、价值以及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程度，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商品，其交易量占到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的15%。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汽车不单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部门，也是世界所有经济强国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间相对较晚，是在德国人发明汽车100年之后，在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才真正明确。
但在此之前，在一汽初创从零开始的过程中，中国的汽车工业基石，就已经奠定。
初创，一清二白的草根起点
创业之初，中国汽车业是在极限的挑战中，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国民党统治。战争虽然胜利了，但面对的却是一个残破凋零的烂摊子。
《财经国家周刊》查阅历史资料发现：当时全国近万公里铁路线、3200座桥梁、200多隧道，联通东西南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却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全国1/3的机车因为严重损毁不能投入运营。全国失业工人多达400万以上，几乎占全国职工的一半。
当时，毛主席曾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我们都造不了”。
原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徐秉金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在这种背景下，为恢复国民经济，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访苏。8月4日，毛主席电示刘少奇等，鉴于国内现状，希望苏联派人来华组织“中苏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炭、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商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10天后，第一批苏联专家220人来到中国。此后，中苏之间迅速商定待建具体项目156个。
一切，最后只等毛泽东和斯大林会面并最终敲定了。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访苏的两个多月时间，苏方安排毛泽东参观了很多现代化的企业。其中，在斯大林汽车厂，看着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毛泽东兴奋地对随行的中外双方说：“我们也要一座这样的汽车厂。”
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中型载货汽车制造厂。苏方当时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技术，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技术。而除了援建一座汽车厂外，同时还将再建一座轻型汽车装配厂，以备中国短期需要，后期扩建成制造厂。
苏联已经决定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制造厂。那么，当时国内汽车行业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代红旗轿车设计师贾延良说，“草根创业，困难超乎想象。”
首先，是专业人才短缺。1950年2月22日，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机械行业工作会，决定立刻开始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并指示成立汽车筹备组。谁来挑大梁是第一个挑战。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刘鼎看中了有着哈尔滨高等专科学校学历、多年军工生产且懂外语的重工业部专家组办公室主任郭力。
1950年3月27日，重工业部正式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被任命为主任，孟少农、胡云芳为副主任。十几人挤在北京灯市口西口的总工程师学会旧址的几间平房里，开始了拳打脚踢的创业。
而后，随着张德庆、陈继善、张树海、吴敬业、彭定一、王玉京、杨南生、支德瑜、俞云焕、陆孝宽、茅于恭、刘炳南、孙顺理、桂同申、史汝缉等技术人员的到来，筹备组搬到了北京鼓楼边上的扁担厂胡同，但也只有50多人。
就是这50多人，在缺少教材、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与3位苏联专家，硬生生将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基本框架撑了起来。
其次，汽车制造厂选址也一度是个大难题。由于斯大林汽车厂建在莫斯科附近。因此苏方建议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也要建在首都附近。不过、苏联专家也指出，建一个大型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首先需要考虑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和水源等基础条件。
鉴于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规划最低年产3万辆卡车，这一年就需要2.4万千瓦时电力、20万吨钢材、2万立方米木材，而工厂建成后，加上原材料运进和产品运出，每年铁路运输量高达1000多万吨。
首先计入备选城市的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城市因为无法逐条满足上述全部硬性要求而被排除；而北京只有一座石景山钢铁厂，年产能尚不足10万吨，同样不适合作为第一备选地。
经过充分对比，全国筛选，主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工作的陈云同志认为，长春周边最符合要求。因为，当年日本为了掠夺东北，在那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小丰满水电站距离长春不远，可确保电力供应；鞍钢又是全国第一大钢厂，而且东北的铁路交通基本成网，煤炭、森林资源丰富；另外，当时一边倒的外交倾向也认为，靠近苏联，安全也有保障。
于是经过反复权衡后，将第一汽车制造厂放在长春成为共识。
但接下来的最大挑战是：谁有能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统筹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和领导工作？
这要求该人必须不但要有指挥千军万马的能力和威望，还要熟悉东北地方情况，可以协调地方各种关系和资源来支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另外，遇到特殊情况不但要能与中央政治局直接沟通，同时其个人还要有投身汽车业的意愿，更要具备当时非常稀缺的现代企业管理素质。
郭力决定虚位让贤，这使得饶斌横空出世。
据公开资料，饶斌祖籍南京，早年学医，1937年入党。年轻时候恰逢抗日年代，由于有文化，意志坚定，先后曾任中共晋西北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主席。 1951年11月13日，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署了“中苏关于一汽的设计合同”，规定1951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1952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技术设计。
苏方在一年内要完成一个现代汽车厂的技术设计，挑战已是可想而知；而在技术设计完成之后的1953年，便需要根据技术要求设计非常复杂的工厂施工图——诸如每个车间每台设备及其所有工模夹具，包括厂房结构、供电供水等等，数百万个点都要精确定位，任务艰巨，更是无法想象。
而中国人面临的却几乎是“人类挑战的极限”。
因为，由于在1953年6月9日毛主席已经亲自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意味着无论是产品技术图纸，还是工厂施工图纸，中方都不但要首先从俄文翻译成中文，不允许有一丝差错，而且还要在全无经验的基础上必须一步到位，将新中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次建成和投产。
而从1953年苏方开始第二阶段的工厂施工图纸设计开始，中方从同步翻译到对照设计图纸进行征地、土建施工、设备海外订购、运到国内组装、生产线试运行，直到产品批量下线，给定的“三年时间”无论怎么说都太短了！
据一汽向《财经国家周刊》提供的相关资料，当年一汽整个建设工程共有106个项目，由于要在三年内完成，困难之大，超乎想象。
不过，由于全国支援一汽建设，创业团队也在摸索中学习和进步。1956年7月13日，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终于还是按计划缓缓驶下生产线。
解放牌诞生：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的标志
回顾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诞生过程，充满着创业者的艰辛和戏剧性。
据原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徐秉金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由于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仿制原型，是苏联吉斯150型4吨卡车。因此，要谈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诞生，就首先要谈吉斯汽车；而要谈吉斯汽车，就必须从苏联的汽车工业谈起。
在上世纪中叶，苏联有两家知名的大型现代化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汽车厂。
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美国福特汽车一度把苏联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对建政后迫切需要现代汽车技术的苏联声称，“一个螺帽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但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下，美国汽车生产量直线下滑80%，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社会政局动荡。
1929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福特汽车公司签署合同，福特向苏联提供了FORD-A、FORD-AA、FORD-Timken三种卡车的设计图纸；从1929年3月到1934年3月，苏联又买下了福特旗下“卢吉”厂的全部图纸和生产设备，自己动手，在高尔基市建设了“高尔基汽车厂”，生产后来大名鼎鼎的“嘎斯”车。
斯大林汽车厂原名“阿莫汽车厂（AMO）”，原是沙俄从意大利菲亚特引进的卡车产品技术、从美国、瑞士购买生产设备建成的一个汽车装配厂。1929年，苏联动员全部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点菜”方式分别购买各种设备，自己将其组装成生产线。1931年10月21日，新工厂第一辆汽车下线，其产品就是后来中国第一辆解放汽车仿造的原型——“吉斯5”型载重卡车。
“三年建成一汽”的号召掀起了各行各业支援一汽的高潮。
1953年下半年，一汽的生产准备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按照协议，斯大林汽车厂开始为中国的新车准备各类模具了。按照国际惯例，每一款汽车都要有自己的名字，并要将其标示在最醒目的位置，这就需要将新车的名字刻在模具上。
但中国的新车叫什么名字呢？
孟少农立即将苏方意见反馈到国内，一时间众说纷纭，但一直未能定下来。问题一直反映到中央，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元帅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我们的汽车也叫“解放”吧，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同。于是，经过反复讨论，由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解放”二字手写毛体，最终成为中国第一种汽车的命名。
进入1955年，也就进入了一汽建设的高峰期，部分车间陆续建成，一些设备也陆续安装，生产前的调试工作每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但土建、设备安装、生产准备三条战线同时作战，诸多矛盾交叉出现，相互制约。因此，从客观上看，三年建成一个年产能3万辆的大型汽车工厂，确实操之过急了。
据饶斌妻子张茅在《饶斌传记》里回忆，经过对现有条件和工作进度计算，发现到1956年7月，确实无法正式投产。但如不能按时投产，除了是政治事故，更会打击全国民众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在多方权衡之后，苏联专家提议“一个工部、一个工段够条件了就立即投入生产”，即成熟一个，投产一个，不成熟暂时外购。
于是在1956年这一年，一汽建设史上创造性的出现了：3月26日，铸工车间炼出第一炉铁水；4月3日，底盘车间流水线开始试运行；5月8日，锻工车间的锻压机开始批量试生产；6月21日，发动机车间开始流水试生产；6月30日，409项协作配套产品中404项合格；7月2日，冲压车间的设备开始试生产；7月9日，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试制成功。
7月13日，一汽总装车间人潮涌动，兴高采烈，随着总装线上各个零部件装配在一起，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渐渐成型。上午10点，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成功驶下生产线，很多人当场热泪纵横，生产工人将大红花扎在车头，以纪念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分娩的日子。
从此，型号CA-10，空重3900公斤，90马力直立式6缸4冲程发动机（71KW），最大时速65公里，载重量4吨的中国第一款解放牌卡车揭开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序幕。
造出大红旗：中国从此有了完备的汽车工业体系
“解放牌”卡车的量产鼓舞了全国民众。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当时处于“一五”计划“超英赶美”热浪里的新中国也开始破天荒第一次爆发“轿车热”。 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张小虞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在一汽以奇迹般的速度生产出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定牌CA71）后，当年一机部汽车局拿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意见。
意见认为，在现有（指1958年）的生产水平下，中国汽车生产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生产和人民大众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产一些公共汽车，搞好公共交通；小轿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因此需要的是高级轿车而不是像东风轿车那样的中级轿车。
因此，党中央着令一汽决定立即着手开发一款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使用的高级轿车——红旗，在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上使用；而此时，北京市也要试制高级轿车，以向国庆献礼。
1958年6月25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向一汽传达了上述两个重要消息——此时距离国庆10周年庆典差不多还有100天。王道义的传达瞬间就点燃了一汽研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激情。
据红旗轿车第一代设计师贾延良回忆，当天晚上，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立即召开全体设计人员大会，并制定了研制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党委采纳了设计处的意见，决定立即投入研制国产高级轿车，并向吉林省委做了汇报。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吴德也非常高兴，表示全力支持。
于是，一汽厂区开始到处飘红，由衷感到兴奋的第一代一汽人打出横幅：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只是高级轿车，怎样才算高级？谁也不知道。
在此情况下，陈全决定以国外高级轿车做参照，在全国范围内“借车”。
吉林工大教学用的一辆美国1955型克莱斯勒C69被借来，一机部汽车局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牌高级轿车；周总理送来他的法国雷诺高级轿车；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这送来了他的座驾一辆奔驰600。
最终，在所有的样车比较后，陈全选用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根据中国的民族特色进行改进后，一汽以手工制成了一辆高级轿车。
像开庙会一样，当时一汽把要试制的红旗高级轿车图纸张挂起来，张榜招贤，让全厂能工巧匠来抢图纸试制。
不到一周，3000多张配件图纸被一抢而光。在全厂手艺最高的钣金师傅夜以继日一个月后，由陈祖涛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辆直列8缸发动机、120马力、最大时速160公里、前部红旗标志、后部宫灯式尾灯、深具“民族感”的一代名车——第一辆国产大红旗（定牌CA72，产品型号：CA770）正式诞生。
这辆轿车的动力系统和装备几乎和克莱斯勒一样，其实就是把克莱斯勒车完全拆开，对每个零件进行手工测绘，然后自己制造。
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红旗轿车第一次承担外宾礼仪活动。
此后，无论是大红旗轿车，还是小红旗轿车（产品型号：CA773）的生产，开始了专业化、精细化的批量生产。虽然根据政治需要和中央计划生产调拨，每年也就只生产几十辆，但在每年两度的广交会上，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经济展览会上，“小红旗”和“大红旗”轿车均被陈列在最醒目位置。
再后来，红旗车的使用者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延伸至省部级以上官员。而乘坐名声在外的中国大红旗轿车，则成为许多国外高级领导人访华时心仪的礼遇。
业内认为，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量产，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从零到有的开始，而红旗轿车的完整研发则标志着中国有了完备的汽车工业制造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