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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之谜(1991年5月14日)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以便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1991年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他们。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下：“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3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挂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她把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可以够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江青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104．7磅，比3月15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3．18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3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电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源自公安部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他原因。这家报纸还说：“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20世纪30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曾说过要自杀。1967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1980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到了1977年底，绝望的江青曾经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知道，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已。”检察官们走后，江青浏览送来的材料时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1979年至1981年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41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从1980年夏开始，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11月26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了。35位法官及600名特邀代表来到现场，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坐在被告席上，手指头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法官问：“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32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在王洪文作证期间，江青突然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 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被宣读。当检察官读到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泽东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面无表情。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不遵守她答应的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补充道：“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1980年12月3日上午，庭审继续进行。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庭审中，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12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6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随后，公诉人拿出了有力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说道：“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了。
当公诉人提到她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然而，没过多久，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马上冷静了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使自己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此时，江青的情绪开始失控，她在叫嚷中再吐狂言：“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1981年1月25日，10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着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江青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然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3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了。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得比要求的多)，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不要这样做。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1982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江青没有被执行死刑。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的。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1984年春，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导师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江青的女儿。”
1984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8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不过，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决定，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了。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
在江青的一生中，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的藏书达1万余册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 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她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和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从被捕时算起已经过去了12个年头。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气吞下50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95周年诞辰这——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唯独没有江青。
1989年3月底，江青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但遭到了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丧失说话功能。
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保外就医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20世纪70年代的住处——钓鱼台17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方便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1990年初夏，《华亚》(HYAYA)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1990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以便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1991年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他们。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下：“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3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挂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她把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可以够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江青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104．7磅，比3月15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3．18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3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电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源自公安部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他原因。这家报纸还说：“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20世纪30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曾说过要自杀。1967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1980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到了1977年底，绝望的江青曾经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知道，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已。”检察官们走后，江青浏览送来的材料时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1979年至1981年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41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从1980年夏开始，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11月26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了。35位法官及600名特邀代表来到现场，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坐在被告席上，手指头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法官问：“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32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在王洪文作证期间，江青突然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 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被宣读。当检察官读到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泽东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面无表情。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不遵守她答应的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补充道：“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1980年12月3日上午，庭审继续进行。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庭审中，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12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6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随后，公诉人拿出了有力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说道：“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了。
当公诉人提到她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然而，没过多久，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马上冷静了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使自己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此时，江青的情绪开始失控，她在叫嚷中再吐狂言：“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1981年1月25日，10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着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江青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然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3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了。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得比要求的多)，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不要这样做。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1982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江青没有被执行死刑。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的。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1984年春，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导师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江青的女儿。”
1984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8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不过，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决定，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了。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
在江青的一生中，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的藏书达1万余册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 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她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和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从被捕时算起已经过去了12个年头。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气吞下50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95周年诞辰这——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唯独没有江青。
1989年3月底，江青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但遭到了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丧失说话功能。
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保外就医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20世纪70年代的住处——钓鱼台17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方便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1990年初夏，《华亚》(HYAYA)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1990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