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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目前仍有8亿多的农村人口，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重大的抉择。但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或总体来讲的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有其系统规定性。在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大陆城市化的滞后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构想”。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协同发展；民族基因；农业产业化；国家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1－0007-07
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产业化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加速，而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我国引起的四农问题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张力。中央政府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谓适逢其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规律制约着我们的政策选择与引导思路，遵循其规律我们的政策效用会事半功倍，违背其规律就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因此，如何协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进程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与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空问演变规律，也许盲目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政策选择比没有政策选择会糟糕。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问题是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问题之一——城乡统筹。而中央政府又将新农村建设立为基本国策就必然地有其新意和深意。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有其复杂的系统规定性。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真正实现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独立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与既往的忽视农村是一个巨大进步，但究竟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清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现代化等发展的关系，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或目的，在中国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其次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围绕什么样的宗旨，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进一步讲，新农村建设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如果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的讨论，就有如何与这几化协同的问题，以及怎么样与之协同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有了诸多的解读或宣传说明，但如果我们认真推敲这些解读，问一问如此建设新农村对中国长久、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来讲，有多大的支持力度，如果是脱离了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是不是舍本逐末，或者说更像是南辕北辙?所以笔者在此提供以下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首先，新农村建设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使农村得到一些暂时的转移支付，做成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所谓村容村貌的改造。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肯定要有巨大的改变，但不能靠运动、不能等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有更为实质性的方面。在城市化与工业化、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条件下，农村人口下降到某个阶段时，用较少的财政投入就能获得重大的改造效果，并且对农村产生相当长的积极影响，才是较优的策略选择。若像有些预言的一样新农村建设要花数万亿至近20万亿人民币，那应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到底要在新农村建设后让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所建设的新农村又可能持续多久而能与城市之间产生的差距不致过大呢?
其次，新农村建设不能成为农民工回流农村的诱因，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所谓的实惠，建设几个典型性的类似世外桃源式的新农村让广大农村去羡慕，去效仿。明星村镇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城镇化的典型而已。
明星或典型(村镇)有没有普遍推广应用的价值，这是一个问题。促成明星(村镇)的人、地理空间、资源、情境条件等可能绝大多数(应该是95％－99％)的方面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典型或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句话的意义，只有在群众运动的闹剧的意义上可以重复，明星村镇本身并不能被普遍复制，中国解放后数十年的反复实践就是明星(村镇)不能被普遍复制这一事实逻辑的最好注脚。
第三、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独立于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之外。建设新农村应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助推力或者说是其补充。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村人口的转移与减少、乡村居民拥有的资源相对丰富。停止其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或减缓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都将导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南辕北辙。中国的国情特殊，需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但绝对不能违背其规律，因为从来还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可以违背这种互动规律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希冀超越有规律，以特殊传统等为理由拒绝一些变革，只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成本，甚或埋下隐患。事实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及GDP水平就是社会问题积累的一个总根源，严重性还将会不断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言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每次胜利，自然都会加倍地报复；同样中国社会在城市化上的不适当阻止的成功也将会遭到强烈的报复。违背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的积累会发生质变，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
第四，新农村建设也必然地要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新农村建设要求有农村中的公民的自觉与积极参与。
第五，新农村建设是要求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形成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本上要解决农村中的土地产权制度，人口的流动机制，没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解决，没有人口流动迁徙的自南选择，新农村建设之新将是银样蜡枪头。也就是新农村建设要有利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不是要固定农村人口，而是更好地促进农村人口的自由迁徙与流动，以增强整个国家的活力与发展力。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将农村与城市分割、将市民与农村居民对立起来分别对待，都是社会整体不健康的表现。与要建设一个繁荣、和谐的现代化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第六，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农村与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建设——中国空间区域竞争力及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建设，一利资源的新的配置机制。参与国际竞争，更多地是同家制度的竞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社会组织制度将会优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组织制度，农业能否产业化与农村能否城市化相伴随的命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进城，加入非农产业，是一个关键的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参与深度和广度进程加快，中国大豆事件只是整个农业危机的序曲还是一个特例我们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应该高度重视整个中国的农业问题。但重视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又不能就农村抓农村、就农业抓农业，必须建立制度，以利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农业资源的集聚，为农业的产业化疏通道路。 第七，新农村建设不能是去城市化或减缓城市化的变向举措，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和必然要依赖城市化、结合城市化，而城市化又是一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当前中国农村中的问题本质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阻碍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对城市化的想当然的恐惧，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破坏了合乎社会发展逻辑进程。集聚于城市的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但人为地限制各种政策或非政策的门槛，将一个社会自发和谐的进程搅得是是非非，理不清头绪，形成了恶性循环，大多数政策举措延续着减缓或阻碍城市化进程的思维。因此，新农村建设如果是为了去城市化或减缓城市化，不仅使得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源会无限地趋大，而且其结果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初衷愈行愈远。
综合上述讨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围绕中国社会的长久和谐发展，以城市化主导新农村建设，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主导新农业的发展，以提高我国的农村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主旨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减少农村人口为目标，使农村人均资源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舍此，新农村建设将会事倍功半。另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在当今条件下会是一项重大而超级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处于剧烈变化的阶段，很多方面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急于对其动作，由于认识与把握不住，会造成无数的应接不暇，就如庸碌的医生一般，在不能全面认识病人的病因、病理就治病会造成医疗性疾病一样。
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主要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社会物质的丰富化，工业化是产业集聚与分工的过程。工业化以简单分工开始，一旦分工的机器起动，它就爆炸性地增加，并要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往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没有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深刻，工业化是人类的真正新纪元，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必须以城市化为归属，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与没有工业的城市化都是不可能的。
工业化、城市化或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引起极大混乱的过程，或者用系统科学的术语来讲是一个混沌的过程——从农业文明社会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从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工业化是一场全面、彻底、影响深远的革命，尤其是对人们观念上的极大冲击，对于这一过程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将其称为第二次浪潮。
从宏观上来讲，更逻辑、更理性地描述这种文明的演化是一场革命——工业(产业)革命，但其微观基础是基于人类追求幸福的个人动机，征服匮乏、无知及相互奴役的创新冲动。虽然说，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而其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但历史地、系统地、科学全面地描述这场伟大革命的卓越成果并不多见，或尚未完成。但是要对人类的工业革命进行全景式、结构性，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从发生学到演化学的……符合系统逻辑的描述与总结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在此，笔者只能就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简单的和局部的概述——主要从工业革命可能影响和触及的方面——工业革命比较顺利实现的一些基本条件。
(一)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及影响
工业化的主要成果就是生产的高效率化。要使得生产的高效率得到充分的展现，必须有相应的空间组织形式与结构，仅仅有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空间组织卜的经济革命。而且，空间组织上的革命几乎是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的。
生产率高效率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过程。在这一深化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分工本身有一种自我增殖的机制。因此，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与分工过程都遵循着催化、自催化，以及循环与超循环等系统逻辑过程。某种产品方面生产率的提高会对其他诸产品的生产率提高产生漫生效应，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会对非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漫生效应，而且必然地要催生新的行业或产业的产生、成长与成熟。工业(产业)革命在本质上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复杂的自组织与自发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遵循积累、超越、相互影响、交叉作用、循环递进一一旋进、正反馈、负反馈、随机作用等规律与机制。这种过程是有其协调与控制的，但不是由人类自身可以设计协调并控制的。
工业(产业)化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人类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巨大征服能力，以及人们关系的彻底改善。由于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毫无节制，同时也孕育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
工业(产业)化导致的重大结果还有：产品(服务)的标准化、社会行为的法制化、国民教育的普及化、政府职能的公益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化、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竞争的合作化和人类议程的共同化。
工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一种制度，一种建制化过程，一种文化，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工业(产业)化的完成其后的发展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无法获得突破，工业化之化、工业化结果之化都是一个独特的过程，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个人、民族或国家的，多层次、各方位的经历和体验，它不是专门化的而是建制化的经历和体验，所谓建制化就是参与、困惑、思考、学习、交流、转换等。成功的工业化也是社会资本积累发展的高度化。工业化、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就，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痛苦和重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工业化义是一种伟大的经历。
(二)工业化的空间建制——城市化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展现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r业化作为人类社会发生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它必然有其空间过程、展现其发展的空间结构、反映出过程的空间逻辑规定性。
人类的农业化实现了迁徙不定的先民在土地(平原)上的定居。定居这一活动区域的转换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空间上的确定性、生产活动的规律性；当然也产生出新的要求：更高的生产率，更多的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满足，更好的预期、更高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人类社会的T业化是这种更高要求实现的保证。工业(产业)化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空间上的集聚。在农耕时代(社会)，南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以及农耕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使得农业生产者散落于广袤地域上，也因为农业时代人们的分工程度低，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高度丰富”。工业化使人类一方面深化分工并专门化，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也要求人们之间进行专业之间及非专业之间更多的协作与合作。
城市化的空间本质是集中或集聚化、组织的高度发达及交流的极大便利。集中或集聚将意味着空间的经济性及活动的经济有效性。因此，城市化是 经济发展的必需，社会组织发展的必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发展就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基因的双螺旋体，缺少了丁业化或者缺少了城市化都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也将没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城市化是人类活动空间经济化的必需。人类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社会活动、娱乐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交往活动等。生产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丰富的活动，也是人类诞生以来最重要、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大的活动。根据笔者曾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因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包括了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和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在人类进人工业化社会后，除去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这类大宗物品需要在广阔的空间区域进行以外，人类活动的绝大多数都适合于在比较有限的地理空间进行，其关键点在于，在工业化时代中的社会高度分工，各种优质资源始终处于紧缺状态，只有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这些资源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因此，由于城市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性，使得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与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与适应社会结构进化之必需。现代社会生产活动必须有现代社会组织的支撑。社会组织的发展遵循“合目的性”原理，能够使福利最大化或消耗最小化，满足这种要求的组织基地需要人员职业的多样化、空间分布近邻化。城市化过程本身要在区域空间进行组织编码，使城市本身进化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一个富有活力的系统。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与现代化一样不能被人类完全地设计与控制。所以很大的意义上，城市是一个自组织、自调整与自控制的发展过程，也即是公众的设计与选择的发展过程。城市自身的力量、参与者(个体与组织)的自觉追求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张力——城市的规模、空间结构及形态样式。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因组分，是现代化社会空间建制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区域空间选择的革命，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在功能、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动力等诸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正是这诸多的不同促成现代城市成为人群生产生活的共同空间，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因此，城市化是民族国家空间组织的现代化，也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们因需要而共同建设了城市，城市也由市民公众共同管理，最终他们也当然地共同分享城市的果实，并在需要时进行共同的改造。故此，既是现代化选择了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建构了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结成的现代化——使民族国家变平坦了。
(三)决定现代化发生与发展的基础
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发生?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这已经为众多学者哲人所思考、研究、争议。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能实现现代化，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究也莫衷一是。有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另外一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是后发，还有一些民族国家或地区在追赶现代化；有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比较稳健，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走着“之”字路甚至是回头路；从已经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来讲似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不同的环境背景条件，独有的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基础等；而追赶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也同样各不相似，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背景下还有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以及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等等系列问题，我们有没有合适的理论方法来使这些问题得到比较合理可信的解决?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可以看成是一种系统效应、过程、转换、跃迁，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对现代化有着系统的响应机制、维持发展的系统动力，混沌容忍与激烈驱动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几乎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对外宣称要拒绝现代化，或与世界隔绝地自身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其现代化的结果——拥抱现代物质财富，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他们是不会拒绝的；是否价值观念也要认同现代化的标准，或承认现代化不仅是个统一的整体，而且还有着对权力意志改变的要求，就是另一码事情了。无疑，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复杂性的现象，它遵循系统科学规律或复杂性系统行为逻辑。
作为由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其发展变化具有记忆性——组织的记忆、文化的记忆、制度的记忆、社会变革与应对变革的记忆、社会的记忆及行为模式的记忆，个体继承与群体继承嵌套与超越，相互影响。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我们是否也可以从生物生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问题——民族国家(地区)的基因。
所有生命都具有指令其生长与发育、维持其结构与功能所必需的遗传信息，生物所具有的携带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总和称为基因组。绝大多数生物的基因组都由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DNA)组成，少数病毒基因组则为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基因组中所含有的遗传信息由DNA或RNA分子中核苷酸的排列顺序所决定，它们组成独立的结构单位——基因。基因所包含的信息可由特定功能的蛋白质解读，这类蛋白质附着在DNA或RNA分子的一定位置，起始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合成基因的编码产物，这一过程称之为基因表达。基因表达由两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以DNA分子为模板合成RNA拷贝，称为转录。第二部由RNA拷贝指令蛋白质的合成，称为翻译。
遗传信息在世代之间的传递是由DNA的复制完成的。复制使亲代DNA加倍，通过细胞分裂将两份相同的DNA拷贝分配到二个子代细胞中。DNA在复制时偶尔会发生突变与重组，使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改变，它们是生命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的源泉。生命的所有现象都与DNA、RNA和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有关。
组织执行力是今天世界各种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要解决组织中执行力的障碍，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组织固有的特性是什么，以及它会如何影响和决定组织内每个人的行为与绩效。加里·尼尔逊等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将企业的属性特征类比之于生物体的DNA，认为像生物的双螺旋结构的DNA由四种核苷酸分子的不同组合所决定一样，企业组织由组织架构、决策权、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这些基本要素通过无数种组合方式形成企业组织的独特性格。企业组织的战略、创新、执行力、转型等焦点问题，无不深深地植根于企业组织本身的性格特性之中。
基于企业组织的复杂性与一般组织的复杂性可以类比。笔者认为在达到某种临界规模的企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反映任何大型和特大型组织的特性。因此，即使民族国家也可以类比于企业组织，即其民族国家的性格特征也是由其组织架构、决策权、 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四大要素所组成，这些基本要素通过无数种组合方式形成民族国家的特性。后而将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滞后的问题进行探讨，争取从原理上得到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三、中国大陆城市化的滞后及原因
据相关研究成果反映，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GDP发展水平15年左右，在1949年以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与现代文明相左的反(逆)城市化现象，而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虽然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了，由于人为制造的城乡隔离，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不能自由地在城市生活发展，各地政府使用花样翻新的办法阻止入城人口的城市化，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反城市化的现象呢?在下而笔者拟利用上面所讨论的关于民族国家特性同组织架构、信息传导、决策权和激励机制进行说明和解释
前先，从激励机制看，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时采用的是GDP、人均GDP、各地方的发展水平，在邓小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一部分沿海发展快速的地区提前实现现代化，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对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员限制入户条件、不享受劳动保护、子女就学、不参与计算人均GDP等方法，可以提前提高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水平，即使这些务工人员在该城市长期、常年务工也不能取得工作城市的市民待遇。因此，对于发达地区和城市，从中央政府的激励来看就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
其次，我们再从决策权或决策过程来看，在中国，城市始终是官衙皇权分封的象征，城市是一个堡垒，是有闲阶级及绅士人群的享乐之所，城市是非牛产的娱乐消费之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管理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彻底改变，让更多的贫(平)民远离城市深藏在政治意识中。城市是统治者的治所，平民不得走近城市，以免亵渎城市。没有认识到农村富裕劳动力或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是对城市的考验；事实上，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也承受巨大的痛苦。
第三，从信息传递上来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对城市化社会弊端揭露批判甚烈，他们站在对人类发展忧虑的角度，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负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信息在传人中国之后，产生了极深的记忆，当一提及城市化时，在中国的行政权力的记忆中就有着特别的厌恶。另外，在中国革命的理想中，目标是建立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丑恶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发达国家的丑恶是绝对化的，使我们对城市化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把曲线的无穷小区间(近似直线部分)看成了曲线的整体。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看成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出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把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城市化等极其重要的内容，又怎么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信息扭曲的例子如：由于城乡差异，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城市就业、住房、交通和环境恶化的“城市病”，农村则出现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经济萧条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城市“过密”和农村“过疏”问题。这种现象曾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目前正在不同程度上由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着。
这样一种发展中出现问题简单的认定，与笔者的研究，或从更为广阔的长期的角度来审视，则所谓农村中的“过疏”就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现象，人口的转移与农村产业的调整存在滞后关系，相对于低效农业的人口密度似是“过疏”，但相对于高效农业的人口密度要求则仍然是“过密”，而这种暂时的“过疏”正是为发展高效农业创造着转换的条件——如果不是因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国的农业产业化会进行得顺利得多，也许就不会出现豆农事件和蔗农事件，或者说我们不需要拯救中国大豆产业和食糖产业。如果政府一定要听信庸医的伪问题，或为愚蠢政策进行无聊的辩护，那么我们再加多少个小轮也不能使得太阳系的运行是和谐的，我们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要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制度政策上，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做出重大的调整，让农村的土地能进行市场化的流转，让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渠道通畅。消除用稀薄土地资源绑架农民、用身份制度限制农民的错误政策与制度。我们不应奢望能够制定完美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所有痛苦与不顺，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的浴火重生，想象享受着工业化的文明成果，又不必为工业化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无非是诗人的浪漫或乌托邦的天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我们如果可能比别人做得好一些的话，就是我可以使这种过程缩短并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最后，关于组织架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方面，就中国而言没有特别的对城市化不利方面，但也没有对城市化特别有利方面，因此，目前还不能就我国在组织架构上有否对城市化不利因素进行逻辑证明。
四、协调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构想
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就农村论农村，而是要跳出农村来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如果我们就农村论农村永远解决不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民工的问题。
第一，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迁徙权，公民只要在一地能有半年以上的稳定工作就应统计为工作地的居民，享受所在地的居民待遇。
第二，正确认识农村身份的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流动人口所造成的，筑起的市民与非市民的高墙应该拆除，城市化的痛苦不能只由后城市化的人群来承担，对后城市化人群的歧视，是对宪法的践踏。
第三，做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转移是一项极为复杂与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城市化有多种选择，不是所有农村要转移的居民都必须向现有的城市转移。
第四，所谓城市化，其核心是人口的合理集聚，上个世纪90年代的山东“孙耿模式”应该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可选择的形式。
第五，中国城市化欠账太多，在城市发展规模的规划中，一定要积极稳妥地加大还欠账的力度，争取在今后的15年左右使城市化与丁业及国民经济GDP的发展达到协调，大中城市在解决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上要发挥主导与主力作用。尤其是发展水平高和比较高的大中城市，要承担主要责任。大中城市过去的发展也是靠全国人民的贡献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某几个城市的现代化所能代表的。如果仅仅只有几个城市或地区现代化了，也许整个中国是更加远离了现代化，而不是接近了现代化。
第六，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土地资源的集聚为基础，给农村居民以充分的土地流转的权力，彻底消除土地绑架农民、身份限制农村的落后制度与政策。
第七，建设新农村要以农业的产业化为导向，没有农业的产业化，新农村的建设就是没有骨头的。
第八，有了先进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工作就是要减轻问题、减少痛苦的时间。除非我们远离现代化，否则，我们就要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承担城市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第九，以新型工业化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几十年我们在很大程度在重复过去工业化国家发展的老路，我们在改变了的世界，仍然要重复这种过程，既与我们走自主发展的道路不相一致，也是没有充分利用好世界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第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要走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发展思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片面l生的观点指导复杂的城市化发展比没有这种指导还要遭。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协同发展是一个超级巨复杂性问题，要彻底解决好这种问题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智慧。明确新农村建设什么是基础，理解并认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关键，探求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破解中国城市化陷阱的钥匙，而如何实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这是通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逻辑要求。
[责任编辑张桂霞]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陈玉和(1956-)，男，江苏如皋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协同发展；民族基因；农业产业化；国家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1－0007-07
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产业化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加速，而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我国引起的四农问题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张力。中央政府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谓适逢其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规律制约着我们的政策选择与引导思路，遵循其规律我们的政策效用会事半功倍，违背其规律就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因此，如何协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进程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与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空问演变规律，也许盲目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政策选择比没有政策选择会糟糕。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问题是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问题之一——城乡统筹。而中央政府又将新农村建设立为基本国策就必然地有其新意和深意。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有其复杂的系统规定性。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真正实现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独立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与既往的忽视农村是一个巨大进步，但究竟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清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现代化等发展的关系，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或目的，在中国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其次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围绕什么样的宗旨，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进一步讲，新农村建设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如果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的讨论，就有如何与这几化协同的问题，以及怎么样与之协同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有了诸多的解读或宣传说明，但如果我们认真推敲这些解读，问一问如此建设新农村对中国长久、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来讲，有多大的支持力度，如果是脱离了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是不是舍本逐末，或者说更像是南辕北辙?所以笔者在此提供以下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首先，新农村建设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使农村得到一些暂时的转移支付，做成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所谓村容村貌的改造。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肯定要有巨大的改变，但不能靠运动、不能等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有更为实质性的方面。在城市化与工业化、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条件下，农村人口下降到某个阶段时，用较少的财政投入就能获得重大的改造效果，并且对农村产生相当长的积极影响，才是较优的策略选择。若像有些预言的一样新农村建设要花数万亿至近20万亿人民币，那应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到底要在新农村建设后让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所建设的新农村又可能持续多久而能与城市之间产生的差距不致过大呢?
其次，新农村建设不能成为农民工回流农村的诱因，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所谓的实惠，建设几个典型性的类似世外桃源式的新农村让广大农村去羡慕，去效仿。明星村镇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城镇化的典型而已。
明星或典型(村镇)有没有普遍推广应用的价值，这是一个问题。促成明星(村镇)的人、地理空间、资源、情境条件等可能绝大多数(应该是95％－99％)的方面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典型或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句话的意义，只有在群众运动的闹剧的意义上可以重复，明星村镇本身并不能被普遍复制，中国解放后数十年的反复实践就是明星(村镇)不能被普遍复制这一事实逻辑的最好注脚。
第三、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独立于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之外。建设新农村应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助推力或者说是其补充。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村人口的转移与减少、乡村居民拥有的资源相对丰富。停止其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或减缓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都将导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南辕北辙。中国的国情特殊，需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但绝对不能违背其规律，因为从来还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可以违背这种互动规律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希冀超越有规律，以特殊传统等为理由拒绝一些变革，只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成本，甚或埋下隐患。事实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及GDP水平就是社会问题积累的一个总根源，严重性还将会不断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言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每次胜利，自然都会加倍地报复；同样中国社会在城市化上的不适当阻止的成功也将会遭到强烈的报复。违背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的积累会发生质变，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
第四，新农村建设也必然地要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新农村建设要求有农村中的公民的自觉与积极参与。
第五，新农村建设是要求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形成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本上要解决农村中的土地产权制度，人口的流动机制，没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解决，没有人口流动迁徙的自南选择，新农村建设之新将是银样蜡枪头。也就是新农村建设要有利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不是要固定农村人口，而是更好地促进农村人口的自由迁徙与流动，以增强整个国家的活力与发展力。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将农村与城市分割、将市民与农村居民对立起来分别对待，都是社会整体不健康的表现。与要建设一个繁荣、和谐的现代化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第六，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农村与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建设——中国空间区域竞争力及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建设，一利资源的新的配置机制。参与国际竞争，更多地是同家制度的竞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社会组织制度将会优于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组织制度，农业能否产业化与农村能否城市化相伴随的命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进城，加入非农产业，是一个关键的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参与深度和广度进程加快，中国大豆事件只是整个农业危机的序曲还是一个特例我们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应该高度重视整个中国的农业问题。但重视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又不能就农村抓农村、就农业抓农业，必须建立制度，以利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农业资源的集聚，为农业的产业化疏通道路。 第七，新农村建设不能是去城市化或减缓城市化的变向举措，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和必然要依赖城市化、结合城市化，而城市化又是一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当前中国农村中的问题本质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阻碍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对城市化的想当然的恐惧，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破坏了合乎社会发展逻辑进程。集聚于城市的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但人为地限制各种政策或非政策的门槛，将一个社会自发和谐的进程搅得是是非非，理不清头绪，形成了恶性循环，大多数政策举措延续着减缓或阻碍城市化进程的思维。因此，新农村建设如果是为了去城市化或减缓城市化，不仅使得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源会无限地趋大，而且其结果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初衷愈行愈远。
综合上述讨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围绕中国社会的长久和谐发展，以城市化主导新农村建设，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主导新农业的发展，以提高我国的农村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主旨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减少农村人口为目标，使农村人均资源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舍此，新农村建设将会事倍功半。另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在当今条件下会是一项重大而超级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处于剧烈变化的阶段，很多方面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急于对其动作，由于认识与把握不住，会造成无数的应接不暇，就如庸碌的医生一般，在不能全面认识病人的病因、病理就治病会造成医疗性疾病一样。
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主要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社会物质的丰富化，工业化是产业集聚与分工的过程。工业化以简单分工开始，一旦分工的机器起动，它就爆炸性地增加，并要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往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没有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深刻，工业化是人类的真正新纪元，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必须以城市化为归属，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与没有工业的城市化都是不可能的。
工业化、城市化或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引起极大混乱的过程，或者用系统科学的术语来讲是一个混沌的过程——从农业文明社会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从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工业化是一场全面、彻底、影响深远的革命，尤其是对人们观念上的极大冲击，对于这一过程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将其称为第二次浪潮。
从宏观上来讲，更逻辑、更理性地描述这种文明的演化是一场革命——工业(产业)革命，但其微观基础是基于人类追求幸福的个人动机，征服匮乏、无知及相互奴役的创新冲动。虽然说，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而其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但历史地、系统地、科学全面地描述这场伟大革命的卓越成果并不多见，或尚未完成。但是要对人类的工业革命进行全景式、结构性，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从发生学到演化学的……符合系统逻辑的描述与总结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在此，笔者只能就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简单的和局部的概述——主要从工业革命可能影响和触及的方面——工业革命比较顺利实现的一些基本条件。
(一)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及影响
工业化的主要成果就是生产的高效率化。要使得生产的高效率得到充分的展现，必须有相应的空间组织形式与结构，仅仅有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空间组织卜的经济革命。而且，空间组织上的革命几乎是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的。
生产率高效率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过程。在这一深化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分工本身有一种自我增殖的机制。因此，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与分工过程都遵循着催化、自催化，以及循环与超循环等系统逻辑过程。某种产品方面生产率的提高会对其他诸产品的生产率提高产生漫生效应，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会对非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漫生效应，而且必然地要催生新的行业或产业的产生、成长与成熟。工业(产业)革命在本质上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复杂的自组织与自发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遵循积累、超越、相互影响、交叉作用、循环递进一一旋进、正反馈、负反馈、随机作用等规律与机制。这种过程是有其协调与控制的，但不是由人类自身可以设计协调并控制的。
工业(产业)化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人类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巨大征服能力，以及人们关系的彻底改善。由于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毫无节制，同时也孕育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
工业(产业)化导致的重大结果还有：产品(服务)的标准化、社会行为的法制化、国民教育的普及化、政府职能的公益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化、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竞争的合作化和人类议程的共同化。
工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一种制度，一种建制化过程，一种文化，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工业(产业)化的完成其后的发展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无法获得突破，工业化之化、工业化结果之化都是一个独特的过程，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个人、民族或国家的，多层次、各方位的经历和体验，它不是专门化的而是建制化的经历和体验，所谓建制化就是参与、困惑、思考、学习、交流、转换等。成功的工业化也是社会资本积累发展的高度化。工业化、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就，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痛苦和重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工业化义是一种伟大的经历。
(二)工业化的空间建制——城市化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展现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r业化作为人类社会发生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它必然有其空间过程、展现其发展的空间结构、反映出过程的空间逻辑规定性。
人类的农业化实现了迁徙不定的先民在土地(平原)上的定居。定居这一活动区域的转换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空间上的确定性、生产活动的规律性；当然也产生出新的要求：更高的生产率，更多的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满足，更好的预期、更高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人类社会的T业化是这种更高要求实现的保证。工业(产业)化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空间上的集聚。在农耕时代(社会)，南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以及农耕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使得农业生产者散落于广袤地域上，也因为农业时代人们的分工程度低，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高度丰富”。工业化使人类一方面深化分工并专门化，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也要求人们之间进行专业之间及非专业之间更多的协作与合作。
城市化的空间本质是集中或集聚化、组织的高度发达及交流的极大便利。集中或集聚将意味着空间的经济性及活动的经济有效性。因此，城市化是 经济发展的必需，社会组织发展的必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发展就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基因的双螺旋体，缺少了丁业化或者缺少了城市化都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也将没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城市化是人类活动空间经济化的必需。人类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社会活动、娱乐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交往活动等。生产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丰富的活动，也是人类诞生以来最重要、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大的活动。根据笔者曾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因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包括了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和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在人类进人工业化社会后，除去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这类大宗物品需要在广阔的空间区域进行以外，人类活动的绝大多数都适合于在比较有限的地理空间进行，其关键点在于，在工业化时代中的社会高度分工，各种优质资源始终处于紧缺状态，只有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这些资源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因此，由于城市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性，使得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与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与适应社会结构进化之必需。现代社会生产活动必须有现代社会组织的支撑。社会组织的发展遵循“合目的性”原理，能够使福利最大化或消耗最小化，满足这种要求的组织基地需要人员职业的多样化、空间分布近邻化。城市化过程本身要在区域空间进行组织编码，使城市本身进化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一个富有活力的系统。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与现代化一样不能被人类完全地设计与控制。所以很大的意义上，城市是一个自组织、自调整与自控制的发展过程，也即是公众的设计与选择的发展过程。城市自身的力量、参与者(个体与组织)的自觉追求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张力——城市的规模、空间结构及形态样式。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因组分，是现代化社会空间建制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区域空间选择的革命，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在功能、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动力等诸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正是这诸多的不同促成现代城市成为人群生产生活的共同空间，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因此，城市化是民族国家空间组织的现代化，也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们因需要而共同建设了城市，城市也由市民公众共同管理，最终他们也当然地共同分享城市的果实，并在需要时进行共同的改造。故此，既是现代化选择了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建构了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结成的现代化——使民族国家变平坦了。
(三)决定现代化发生与发展的基础
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发生?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这已经为众多学者哲人所思考、研究、争议。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能实现现代化，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究也莫衷一是。有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另外一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是后发，还有一些民族国家或地区在追赶现代化；有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比较稳健，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走着“之”字路甚至是回头路；从已经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来讲似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不同的环境背景条件，独有的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基础等；而追赶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也同样各不相似，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背景下还有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以及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等等系列问题，我们有没有合适的理论方法来使这些问题得到比较合理可信的解决?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可以看成是一种系统效应、过程、转换、跃迁，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对现代化有着系统的响应机制、维持发展的系统动力，混沌容忍与激烈驱动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几乎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对外宣称要拒绝现代化，或与世界隔绝地自身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其现代化的结果——拥抱现代物质财富，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他们是不会拒绝的；是否价值观念也要认同现代化的标准，或承认现代化不仅是个统一的整体，而且还有着对权力意志改变的要求，就是另一码事情了。无疑，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复杂性的现象，它遵循系统科学规律或复杂性系统行为逻辑。
作为由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其发展变化具有记忆性——组织的记忆、文化的记忆、制度的记忆、社会变革与应对变革的记忆、社会的记忆及行为模式的记忆，个体继承与群体继承嵌套与超越，相互影响。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我们是否也可以从生物生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问题——民族国家(地区)的基因。
所有生命都具有指令其生长与发育、维持其结构与功能所必需的遗传信息，生物所具有的携带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总和称为基因组。绝大多数生物的基因组都由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DNA)组成，少数病毒基因组则为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基因组中所含有的遗传信息由DNA或RNA分子中核苷酸的排列顺序所决定，它们组成独立的结构单位——基因。基因所包含的信息可由特定功能的蛋白质解读，这类蛋白质附着在DNA或RNA分子的一定位置，起始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合成基因的编码产物，这一过程称之为基因表达。基因表达由两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以DNA分子为模板合成RNA拷贝，称为转录。第二部由RNA拷贝指令蛋白质的合成，称为翻译。
遗传信息在世代之间的传递是由DNA的复制完成的。复制使亲代DNA加倍，通过细胞分裂将两份相同的DNA拷贝分配到二个子代细胞中。DNA在复制时偶尔会发生突变与重组，使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改变，它们是生命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的源泉。生命的所有现象都与DNA、RNA和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有关。
组织执行力是今天世界各种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要解决组织中执行力的障碍，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组织固有的特性是什么，以及它会如何影响和决定组织内每个人的行为与绩效。加里·尼尔逊等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将企业的属性特征类比之于生物体的DNA，认为像生物的双螺旋结构的DNA由四种核苷酸分子的不同组合所决定一样，企业组织由组织架构、决策权、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这些基本要素通过无数种组合方式形成企业组织的独特性格。企业组织的战略、创新、执行力、转型等焦点问题，无不深深地植根于企业组织本身的性格特性之中。
基于企业组织的复杂性与一般组织的复杂性可以类比。笔者认为在达到某种临界规模的企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反映任何大型和特大型组织的特性。因此，即使民族国家也可以类比于企业组织，即其民族国家的性格特征也是由其组织架构、决策权、 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四大要素所组成，这些基本要素通过无数种组合方式形成民族国家的特性。后而将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滞后的问题进行探讨，争取从原理上得到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三、中国大陆城市化的滞后及原因
据相关研究成果反映，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GDP发展水平15年左右，在1949年以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与现代文明相左的反(逆)城市化现象，而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虽然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了，由于人为制造的城乡隔离，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不能自由地在城市生活发展，各地政府使用花样翻新的办法阻止入城人口的城市化，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反城市化的现象呢?在下而笔者拟利用上面所讨论的关于民族国家特性同组织架构、信息传导、决策权和激励机制进行说明和解释
前先，从激励机制看，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时采用的是GDP、人均GDP、各地方的发展水平，在邓小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一部分沿海发展快速的地区提前实现现代化，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对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员限制入户条件、不享受劳动保护、子女就学、不参与计算人均GDP等方法，可以提前提高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水平，即使这些务工人员在该城市长期、常年务工也不能取得工作城市的市民待遇。因此，对于发达地区和城市，从中央政府的激励来看就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
其次，我们再从决策权或决策过程来看，在中国，城市始终是官衙皇权分封的象征，城市是一个堡垒，是有闲阶级及绅士人群的享乐之所，城市是非牛产的娱乐消费之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管理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彻底改变，让更多的贫(平)民远离城市深藏在政治意识中。城市是统治者的治所，平民不得走近城市，以免亵渎城市。没有认识到农村富裕劳动力或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是对城市的考验；事实上，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也承受巨大的痛苦。
第三，从信息传递上来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对城市化社会弊端揭露批判甚烈，他们站在对人类发展忧虑的角度，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负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信息在传人中国之后，产生了极深的记忆，当一提及城市化时，在中国的行政权力的记忆中就有着特别的厌恶。另外，在中国革命的理想中，目标是建立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丑恶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发达国家的丑恶是绝对化的，使我们对城市化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把曲线的无穷小区间(近似直线部分)看成了曲线的整体。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看成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出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把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城市化等极其重要的内容，又怎么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信息扭曲的例子如：由于城乡差异，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城市就业、住房、交通和环境恶化的“城市病”，农村则出现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经济萧条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城市“过密”和农村“过疏”问题。这种现象曾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目前正在不同程度上由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着。
这样一种发展中出现问题简单的认定，与笔者的研究，或从更为广阔的长期的角度来审视，则所谓农村中的“过疏”就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现象，人口的转移与农村产业的调整存在滞后关系，相对于低效农业的人口密度似是“过疏”，但相对于高效农业的人口密度要求则仍然是“过密”，而这种暂时的“过疏”正是为发展高效农业创造着转换的条件——如果不是因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国的农业产业化会进行得顺利得多，也许就不会出现豆农事件和蔗农事件，或者说我们不需要拯救中国大豆产业和食糖产业。如果政府一定要听信庸医的伪问题，或为愚蠢政策进行无聊的辩护，那么我们再加多少个小轮也不能使得太阳系的运行是和谐的，我们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要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制度政策上，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做出重大的调整，让农村的土地能进行市场化的流转，让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渠道通畅。消除用稀薄土地资源绑架农民、用身份制度限制农民的错误政策与制度。我们不应奢望能够制定完美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所有痛苦与不顺，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的浴火重生，想象享受着工业化的文明成果，又不必为工业化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无非是诗人的浪漫或乌托邦的天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我们如果可能比别人做得好一些的话，就是我可以使这种过程缩短并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最后，关于组织架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方面，就中国而言没有特别的对城市化不利方面，但也没有对城市化特别有利方面，因此，目前还不能就我国在组织架构上有否对城市化不利因素进行逻辑证明。
四、协调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构想
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就农村论农村，而是要跳出农村来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如果我们就农村论农村永远解决不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民工的问题。
第一，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迁徙权，公民只要在一地能有半年以上的稳定工作就应统计为工作地的居民，享受所在地的居民待遇。
第二，正确认识农村身份的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流动人口所造成的，筑起的市民与非市民的高墙应该拆除，城市化的痛苦不能只由后城市化的人群来承担，对后城市化人群的歧视，是对宪法的践踏。
第三，做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转移是一项极为复杂与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城市化有多种选择，不是所有农村要转移的居民都必须向现有的城市转移。
第四，所谓城市化，其核心是人口的合理集聚，上个世纪90年代的山东“孙耿模式”应该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可选择的形式。
第五，中国城市化欠账太多，在城市发展规模的规划中，一定要积极稳妥地加大还欠账的力度，争取在今后的15年左右使城市化与丁业及国民经济GDP的发展达到协调，大中城市在解决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上要发挥主导与主力作用。尤其是发展水平高和比较高的大中城市，要承担主要责任。大中城市过去的发展也是靠全国人民的贡献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某几个城市的现代化所能代表的。如果仅仅只有几个城市或地区现代化了，也许整个中国是更加远离了现代化，而不是接近了现代化。
第六，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土地资源的集聚为基础，给农村居民以充分的土地流转的权力，彻底消除土地绑架农民、身份限制农村的落后制度与政策。
第七，建设新农村要以农业的产业化为导向，没有农业的产业化，新农村的建设就是没有骨头的。
第八，有了先进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工作就是要减轻问题、减少痛苦的时间。除非我们远离现代化，否则，我们就要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承担城市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第九，以新型工业化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几十年我们在很大程度在重复过去工业化国家发展的老路，我们在改变了的世界，仍然要重复这种过程，既与我们走自主发展的道路不相一致，也是没有充分利用好世界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第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要走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发展思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片面l生的观点指导复杂的城市化发展比没有这种指导还要遭。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协同发展是一个超级巨复杂性问题，要彻底解决好这种问题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智慧。明确新农村建设什么是基础，理解并认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关键，探求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破解中国城市化陷阱的钥匙，而如何实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这是通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逻辑要求。
[责任编辑张桂霞]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陈玉和(1956-)，男，江苏如皋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