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每个地方的建筑也有着独特的风格。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建筑语言也各不相同。从2006年起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开始，我习惯在旅途中、在一个完全的语言环境里，通过建筑语言来解读城市的密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风格迥异的城市——苏州、上海、北京。
　　我2006年11月第一次来中国，带一个欧洲建筑师的建筑旅行团去过苏州。苏州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有八百万居民，但与上海和北京相比完全是小城市。房屋低矮，一般3—4层，最多也就6层，街巷都很狭窄；坡屋顶瓦屋面；很多屋架和楼梯仍然使用木结构。城市整体结构尺度小，整体感觉就像在50到60年代重新建过，60年代那种气氛挥之不去。
　　那次在苏州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建筑，是贝幸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苏州以园林和运河闻名。贝聿铭的设计大体是古典和当代的一个杂糅，虽然使用的材料主要还是钢和混凝土，但尽力采用了苏州古城的色彩和尺度；色彩上，他用了大量白色、灰色和黑色；尺度上，他用小尺度的房屋围合成院落，来组织整个博物馆。此外，他使用了坡顶和几种简单的多边几何形，以现代建筑语言来诠释古老园林和住宅的主题。
　　我把这个项目介绍给德国的建筑媒体，可杂志方面反应冷淡。尽管他们自诩具有古城重新设计方面的专长，但因为不了解这里建筑的文化背景，自己也从来没看过，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设计。其实，不仅我，同团旅行的其他建筑师也都很喜欢苏博，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尺度和几何形态。这大概也在一个角度说明国外的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局限性吧?有些东西你就是没法单通过图片感受，你必须现时现地、到那个场所去亲身体验。你必须亲身在那些街巷里漫步，亲自去探访那些古老的私园和公园，去考察构成那些场所的要素、那些当地特有的景观。
　　在上海我们看了浦东和浦西。浦西尽管也高楼林立，在那里你仍然可以感受到旧有的城市结构。狭窄的里弄画出城市的网格，走在那些被高层围裹的窄巷里，感觉好像是回到了过去。而高楼密度太大，给人一种逼仄感。而窄巷和高层比邻，它们之间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巨大的紧张感，让我不舒服，甚至有些可怕。上海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强烈反差——那种日常生活居住的简单的、甚至简陋的房子和闪亮的摩天办公楼之间的反差。同时，这两个世界之间离得又是这么近。
　　就像很多电视剧要拍外景会选择南京路一样，它让我们找到了老上海的感觉，马路两边的建筑仍然保留了原有的距离，也不是很高，步行区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欧洲的城市，摩登又舒服。然而，还没走几步，转过弯，你发现自己再次置身于高层建筑的丛林。
　　现在的上海有种“楼高竞赛”的态势，因为地价高昂，大家都纷纷努力“制空”。现今的发展就脚步太快了，利益驱动也太显著了，大家都赶在最短的时间里赚最多的钱，并用这样的想法来塑造城市。我觉得中国的开发商从美国照搬了许多，这一点从建筑风格上也可以看得出，特别是80、90年代设计的那些有点装腔作势的建筑外表面、还有街道的尺度也总让我想起北美的一些城市，基本上是为汽车设计的，而不是给人走的。后来我在北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那些环路以及环路上的出入口全都层层叠叠，比如著名的西直门桥，对行人简直充满敌意。
　　如何对一个超大型的都市进行整体设计是个永恒的问题，大都市发展的很多情况显然是远远超出规划者的预想的。他们必须加快脚步，努力跟上发展的速度。
　　再回到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北京。在这个大到“失控”的城市里，传统与现代争抢着方寸之地。站在景山上一望，感觉北京的建筑层次太明显了。就像是个“盒地”：城中心是单层平房，越靠近二环楼就越高，规划控制下的尺度变化非常明显。这跟来之前我们的预想差别很大。这里汇集着多种风格的建筑，加上一些尚未成型的实验品，说实话。有些舶来的、欠成熟的建筑风格简直就是对北京风貌的破坏。
　　奥运前，不少外国建筑师参与到北京城建中，特别是在CBD地区。这些建筑师的设计不仅创造了一个个新地标，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原有的城市肌理的秩序，至少让我更容易辨识方向，毕竟我们使用同一套建筑语言。让很多的外国建筑师参与北京的建筑设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和开发商急于把北京变成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心态。
　　德国人也有过这样的历史。90年代初，柏林墙倒掉后，也曾出现过一个邀请众多外国建筑师参与建设的高潮。德国其他一些大城市也都邀请外国建筑师参与其国际化进程，名建筑师的作品就像名画一样被收藏，结果造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会有诸如法兰克，盖里或者别的哪位名师的作品。北京的奥运建筑可能比较接近这种收藏的情形。事实证明，中国的民众还是挺喜欢这些建筑的。伦敦的奥运建设就很不同了，没听说有外国建筑师在做项目，大概因为英国本土的国际大师已经够多了的吧?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多领域都追上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但是我觉得建筑在当代文化里仍然像是个“继子”。与建筑相比，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都要先进得多，深受国际关注和好评，诸如时装、电影和绘画等。据我个人理解，这种“继子”现象可能还是跟规划管理的一些限制有关。不过近来北京已经有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考虑到老城区的改造，视一些老建筑为国宝和城市文化的标志。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而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而言，房地产的市场化基本上是新的范式，市场对设计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但不管怎样，北京的一些方面还是让我想起柏林。只不过柏林的再度开发是因为战争破坏、冷战对峙和两德分裂及合并等历史原因，北京则是因为市场的力量。推动力量虽然不同，结果却相似，其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设计来解决。好在中国35至50岁上下的建筑师普遍都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开发讲求智能，而不像过去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开发。他们对开发胡同四合院提出了不少新的想法。这一方面可能跟他们中很多人接受过西方的训练有关，一方面可能跟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怀旧情怀有关，他们希望回到青少年时代，重归那时的城市环境，留住往日记忆，传给下—代。这对保持文化特性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规划者必须学会在开发商和居民的利益间取得平衡。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从建筑外观上读出来。80年代流行瓷砖立面加中式大屋顶，90年代的建筑则是对多种风格的复制和模仿，比如用大量玻璃、大理石、拱门的北美发展商风格或者日本后现代风格；2000年以后开始发展自己的建筑语言，很多新建筑，比如三里屯、永安里和东直门一带的一些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虽然受到欧洲和日本影响，但却是我在欧洲和日本都没见过的。
　　现在设计的潮流似乎偏表面化，立面被设计得非物质、透明、无重量感，仿佛只是个带图案的图像。有些用媒体立面，比如数字化照明，把建筑外包变成一个信息层。当下这种表皮设计似乎是个全球性的潮流，使建筑看起来是可变的。能根据发展商和业主口味随时变化，而不再强调恒久。建筑成为市场和利益之物，不再为长久之需而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设计已不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