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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纾及林纾翻译的小说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然林纾常因其误译、漏译、增删等受到严厉批评。林译小说的文学地位也经历了一个由誉到毁的过程，而这种转变是蕴涵着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及论域这四种力量因素的影响来分析林纾的翻译，指出林纾的翻译深受晚清社会意识形态等操纵，他的翻译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要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客观评价，不能全盘否定其理论的借鉴价值及其翻译小说对国人认识西方的中介作用，也不能湮没其对中国翻译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贡献。
关键词：操纵理论；林纾；翻译
林纾的翻译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林纾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180余种外国小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先河。他的译笔“清腴圆润”，生动传神，能达原作之不达，难怪钱钟书先生说“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乐意读哈葛得的原文”(钱钟书1990：129)。林译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誉到毁的过程，他被批评最多的是他的译本存在大量的讹误。研究林译小说要辨证地看待就要对林纾生活的时代、文学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番考察，观察其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才能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韩2005：3)。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主要力量因素的操纵理论的来研究林纾的翻译，以说明尽管林纾和林译小说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介作用，理论价值还是值得借鉴的。
1.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林纾翻译的影响
根据勒弗维尔的理论，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到翻译的方方面面。本文将着重从其对翻译的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的三个方面来看晚清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作用。
1.1对林纾翻译目的的影响
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中国岌岌可危的情形，使许多仁人志士竭力唤醒同胞认清国家危情，设法让国人审视世界，学习西方，奋起救国，同时促进传统旧社会转向现代新社会。林纾就是這其中的一个。林纾的很多思想都体现了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目的。他的这些思想事实上是跟当时集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林纾最初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了纪念亡妻，缓解丧妻之痛的话，那么他后来的翻译皆因他救国救民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他认为“开民智”是当务之急，于是决心翻译。他希望通过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让国人开眼界，了解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并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倾注于著书、译书，并将此当作自己的事业和报国救民的“实业”。于是有了“为大众一号”的《黑奴吁天录》；为唤起民族自信心的《埃司兰情侠传》；为民众敲响严防行劫警钟的《雾中人》；为培育国人战争意识和冒险精神的《欧战军前琐语》和《雨西风毛录》……林纾忧国忧民的情怀实在可鉴。
1.2对林纾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一项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偏爱兴趣。晚清时期，小说的翻译和写作开始兴起，这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有关，而林纾是小说翻译的先驱。《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洋小说，其内容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有利于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习俗人性。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林译问世后“轰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韩洪举2005：142)评价可见多高。随后他翻译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
在林纾翻译的180余种翻译作品中，哈葛德和柯南的作品所占比例最大。林纾先生即使不懂外文也会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选择他们的作品翻译，迎合读者的口味。总结起来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我们无法写出像西方如此优秀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他性质的小说如爱情小说，政治小说等本土作品不逊于西方小说，唯侦探小说一门为西洋之专长。受康、梁的影响很多译者意识到应该引进一些新类型以飨读者，并填补我国文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当时殖民化的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开始需要一种精神食粮，而西方侦探小说复杂曲折的情节也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寻求刺激的需要。三是我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为西方侦探小说的引进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当时的读者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对林纾翻译那么多侦探、冒险小说具有很大的影响。
3.3对林纾翻译策略的影响
人所周知，林纾的翻译存在大量的误译、漏译和增删，有人把它归咎于其合译者的外语水平有限，然而不是其全部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林纾自己不懂外语，他的翻译依赖于合译者对原著(或译著)的转述；二是林纾当时选择与当时流行诗学有关，但也有些是他有意误译，将西洋小说改装的很有中国味道，采取尽可能归化的手段，意译方法，以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尽管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从当时读者接受来看，林纾的翻译是成功的。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影响，已经是文学公认的事实(舒1990：109)。
多年来译界对林译小说的讹误，作品体裁的改变，以致失去了原文的风格批评一直都有。然而文化翻译理论者认为文本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 1994：2).因而，翻译不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控制。译者可以在自己对原文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许钧2003：7)。其实阅读了林译小说，可以发现他正是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有意误读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社会的或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他的误译、漏译和增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大部分国人接受，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流行诗学。因此，他也最大限度的运用了的当时通用的了，国人熟悉的活泼而具有表现力的文言文体制。
林纾的误译、漏译和增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并非不负责任。他是在保持原作风格情调的基础上，有时给原作“添油加醋”，使其更加生动，更加传神(韩2005：105)。他成功地使狄更斯的作品较之原作更具幽默感和艺术感染力。二三流作品《迦茵小传》却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锦上添花”在《滑稽外史》表现很多，如弟十章写时装店女领班那格闻顾客称之为“老妪”，遂回缝纫室劈头散发，大吵大闹，哭骂年轻美貌的加德以宣泄。原文仅为平淡的口语化怒骂，而经过林纾改造那哭骂声就具有了诗意。钱钟书先生引用了此文时说：“他一定决得狄更斯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的渲染一下，增添了任务的情景和场景的可笑……捐助自己的‘谐 谑’，为狄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醋”(舒1990：112)。再如他和魏易合作节译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将该书名仿译为宋代刑居实的同名笑话集《拊掌录》，被称之为“滑稽小说”，其中《李迫大梦》的故事同中国的“山中方七日，天上已千年”的神话传奇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曾畅销三、四十年，译者的操纵实际上是深受当时中国读者喜爱笑话、逸闻的诗学的影响的(魏家海2004：30—31)。当然林译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改写、操纵，以求“合中国之可行者”或体现他本人的思想意识。他采用的这些手段大体上没有影响读者对原文信息的了解，有些地方反而让原文更加生动了，引起读者都想看原文究竟是怎么样的。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操纵都是为了遵循国人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现形式，从而使译者能更好的被接受。
2.赞助人对林纾翻译的影响
在勒弗维尔等人看来，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中的一部分，它由两个因素制约：文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受诗学制约，外部因素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Lefvere 1992：14)。因此，考察林纾的翻译与外部因素助人对其翻译的影响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林译为什么能翻译那么多小说，而且基本上被出版发行了。
翻译家的译作要出版，赞助人的力量不可低估。对于林纾来说这个赞助人就是商务印书馆。据统计，林纾在商务出版的单行本著译合计140余种，其中为他出版了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共100种(东尔1987：527)。赞助人的力量是由三种因素组成的，即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Lefevere 1992：45)。由于商务的赏识，林译既可以作为个人的爱国“实业”也可以成为“造币厂”。如果没有商務的支持，很难想象林纾在译完《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后还会继续翻译一百多种小说。从商务的角度来说，作为民营企业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企业经营者；一是文化建设着。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它对译作出版的选择，既要追求商业利润，又要不失文化品位。商务一方面在林译小说中获得巨大利润；另一方面林译小说也靠着商务迅速占领读者视野(郝岚2006：61)。虽然后期林译小说失去了有利的舆论背景，但经验丰富的商务一直追随国内文学发展的潮流，连载了林纾的译作在《小说世界》。商务印书馆为了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创刊了《小说世界周刊》，内容与《小说海》相似，这样刊物的定位自然而然也塑造了后期林译的地位一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谢菊曾1983：14)。
3.论域对林纾翻译的操纵
除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操纵之外，论域也是文学翻译操纵的一个重要力量因素。李文革(2004：216—217)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与译者和他的著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如果原文在目的语中享有较高的地位，翻译一般可直译。如果原文形象在目的语文化中不享有崇高地位，翻译就有更多的自由，原文不再被认为是“准神圣”的文本。对原文的不同态度，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当然译文读者在决定翻译论域的特征时也起很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唯我独尊的思想源远流长。在面对外国文化时，常采取归化的策略，如佛经翻译中用道家术语比附佛学概念。在近代，虽然吃了“夷人”船坚炮利的亏，但在文化上“夷人”是望尘莫及的。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译者可以居高临下看待外国小说(尚文鹏2007：110)。尽管口号喊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西方文化也只是中国文化“致用”的客体(查明建2003：19)。严复常用儒家术语译西方思想，林纾也不例外。他常把西洋小说与中国文学相比，认为哈葛得小说与太史公的笔法相似(韩2005：212)。这说明他心中文学的标准是按中国文学的面目建立起来的。译书时处处拿外国文学与这套标准相衡量，相合处则照译，不合处则删改。周作人也说：“他译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似，有些地方和韩愈相似，太史公和韩愈的文章都有价值，所以他们也有价值。”(薛绥之，张俊1993：190)。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文化自我中心意识。
林纾在翻译西方文学时，采用古文策略，把外国的东西翻译为中国的东西。读林译小说仿佛读中国古典小说，西洋文学在他古朴的译笔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中国色彩。古文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原作面目变形。中华文化的自我推崇和主体意识，以及中国的这种翻译传统决定了林纾不可能完全尊重原作。他是在中国的本土上翻译吸收外来文化，肯定要经过文化过滤和加工，以顺应国内读者的欣赏品味。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它是一种文化事件，总是要受到语言以外的各种各样文化因素的影响。勒夫维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的翻译文化研究诱发了西方学者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的探讨，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就是在这个维度下，对林纾的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清楚地看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和论域对林纾翻译的影响。在评价译作时也不宜一味提倡“忠实”，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公允的说法。不能因林译小说中的讹误而说其“没有半点文学味了”，不能湮没其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否定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毕竟林纾的翻译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关键词：操纵理论；林纾；翻译
林纾的翻译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林纾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180余种外国小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先河。他的译笔“清腴圆润”，生动传神，能达原作之不达，难怪钱钟书先生说“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乐意读哈葛得的原文”(钱钟书1990：129)。林译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誉到毁的过程，他被批评最多的是他的译本存在大量的讹误。研究林译小说要辨证地看待就要对林纾生活的时代、文学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番考察，观察其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才能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韩2005：3)。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主要力量因素的操纵理论的来研究林纾的翻译，以说明尽管林纾和林译小说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介作用，理论价值还是值得借鉴的。
1.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林纾翻译的影响
根据勒弗维尔的理论，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到翻译的方方面面。本文将着重从其对翻译的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的三个方面来看晚清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作用。
1.1对林纾翻译目的的影响
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中国岌岌可危的情形，使许多仁人志士竭力唤醒同胞认清国家危情，设法让国人审视世界，学习西方，奋起救国，同时促进传统旧社会转向现代新社会。林纾就是這其中的一个。林纾的很多思想都体现了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目的。他的这些思想事实上是跟当时集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林纾最初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为了纪念亡妻，缓解丧妻之痛的话，那么他后来的翻译皆因他救国救民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他认为“开民智”是当务之急，于是决心翻译。他希望通过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让国人开眼界，了解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并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倾注于著书、译书，并将此当作自己的事业和报国救民的“实业”。于是有了“为大众一号”的《黑奴吁天录》；为唤起民族自信心的《埃司兰情侠传》；为民众敲响严防行劫警钟的《雾中人》；为培育国人战争意识和冒险精神的《欧战军前琐语》和《雨西风毛录》……林纾忧国忧民的情怀实在可鉴。
1.2对林纾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一项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偏爱兴趣。晚清时期，小说的翻译和写作开始兴起，这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有关，而林纾是小说翻译的先驱。《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洋小说，其内容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有利于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习俗人性。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林译问世后“轰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韩洪举2005：142)评价可见多高。随后他翻译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
在林纾翻译的180余种翻译作品中，哈葛德和柯南的作品所占比例最大。林纾先生即使不懂外文也会受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选择他们的作品翻译，迎合读者的口味。总结起来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我们无法写出像西方如此优秀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他性质的小说如爱情小说，政治小说等本土作品不逊于西方小说，唯侦探小说一门为西洋之专长。受康、梁的影响很多译者意识到应该引进一些新类型以飨读者，并填补我国文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当时殖民化的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开始需要一种精神食粮，而西方侦探小说复杂曲折的情节也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寻求刺激的需要。三是我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为西方侦探小说的引进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当时的读者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对林纾翻译那么多侦探、冒险小说具有很大的影响。
3.3对林纾翻译策略的影响
人所周知，林纾的翻译存在大量的误译、漏译和增删，有人把它归咎于其合译者的外语水平有限，然而不是其全部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林纾自己不懂外语，他的翻译依赖于合译者对原著(或译著)的转述；二是林纾当时选择与当时流行诗学有关，但也有些是他有意误译，将西洋小说改装的很有中国味道，采取尽可能归化的手段，意译方法，以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尽管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从当时读者接受来看，林纾的翻译是成功的。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影响，已经是文学公认的事实(舒1990：109)。
多年来译界对林译小说的讹误，作品体裁的改变，以致失去了原文的风格批评一直都有。然而文化翻译理论者认为文本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 1994：2).因而，翻译不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控制。译者可以在自己对原文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许钧2003：7)。其实阅读了林译小说，可以发现他正是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有意误读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社会的或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他的误译、漏译和增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大部分国人接受，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流行诗学。因此，他也最大限度的运用了的当时通用的了，国人熟悉的活泼而具有表现力的文言文体制。
林纾的误译、漏译和增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并非不负责任。他是在保持原作风格情调的基础上，有时给原作“添油加醋”，使其更加生动，更加传神(韩2005：105)。他成功地使狄更斯的作品较之原作更具幽默感和艺术感染力。二三流作品《迦茵小传》却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锦上添花”在《滑稽外史》表现很多，如弟十章写时装店女领班那格闻顾客称之为“老妪”，遂回缝纫室劈头散发，大吵大闹，哭骂年轻美貌的加德以宣泄。原文仅为平淡的口语化怒骂，而经过林纾改造那哭骂声就具有了诗意。钱钟书先生引用了此文时说：“他一定决得狄更斯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的渲染一下，增添了任务的情景和场景的可笑……捐助自己的‘谐 谑’，为狄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醋”(舒1990：112)。再如他和魏易合作节译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将该书名仿译为宋代刑居实的同名笑话集《拊掌录》，被称之为“滑稽小说”，其中《李迫大梦》的故事同中国的“山中方七日，天上已千年”的神话传奇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曾畅销三、四十年，译者的操纵实际上是深受当时中国读者喜爱笑话、逸闻的诗学的影响的(魏家海2004：30—31)。当然林译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改写、操纵，以求“合中国之可行者”或体现他本人的思想意识。他采用的这些手段大体上没有影响读者对原文信息的了解，有些地方反而让原文更加生动了，引起读者都想看原文究竟是怎么样的。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操纵都是为了遵循国人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现形式，从而使译者能更好的被接受。
2.赞助人对林纾翻译的影响
在勒弗维尔等人看来，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中的一部分，它由两个因素制约：文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受诗学制约，外部因素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Lefvere 1992：14)。因此，考察林纾的翻译与外部因素助人对其翻译的影响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林译为什么能翻译那么多小说，而且基本上被出版发行了。
翻译家的译作要出版，赞助人的力量不可低估。对于林纾来说这个赞助人就是商务印书馆。据统计，林纾在商务出版的单行本著译合计140余种，其中为他出版了两辑《林译小说丛书》共100种(东尔1987：527)。赞助人的力量是由三种因素组成的，即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Lefevere 1992：45)。由于商务的赏识，林译既可以作为个人的爱国“实业”也可以成为“造币厂”。如果没有商務的支持，很难想象林纾在译完《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后还会继续翻译一百多种小说。从商务的角度来说，作为民营企业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企业经营者；一是文化建设着。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它对译作出版的选择，既要追求商业利润，又要不失文化品位。商务一方面在林译小说中获得巨大利润；另一方面林译小说也靠着商务迅速占领读者视野(郝岚2006：61)。虽然后期林译小说失去了有利的舆论背景，但经验丰富的商务一直追随国内文学发展的潮流，连载了林纾的译作在《小说世界》。商务印书馆为了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创刊了《小说世界周刊》，内容与《小说海》相似，这样刊物的定位自然而然也塑造了后期林译的地位一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谢菊曾1983：14)。
3.论域对林纾翻译的操纵
除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操纵之外，论域也是文学翻译操纵的一个重要力量因素。李文革(2004：216—217)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与译者和他的著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如果原文在目的语中享有较高的地位，翻译一般可直译。如果原文形象在目的语文化中不享有崇高地位，翻译就有更多的自由，原文不再被认为是“准神圣”的文本。对原文的不同态度，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当然译文读者在决定翻译论域的特征时也起很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唯我独尊的思想源远流长。在面对外国文化时，常采取归化的策略，如佛经翻译中用道家术语比附佛学概念。在近代，虽然吃了“夷人”船坚炮利的亏，但在文化上“夷人”是望尘莫及的。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译者可以居高临下看待外国小说(尚文鹏2007：110)。尽管口号喊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西方文化也只是中国文化“致用”的客体(查明建2003：19)。严复常用儒家术语译西方思想，林纾也不例外。他常把西洋小说与中国文学相比，认为哈葛得小说与太史公的笔法相似(韩2005：212)。这说明他心中文学的标准是按中国文学的面目建立起来的。译书时处处拿外国文学与这套标准相衡量，相合处则照译，不合处则删改。周作人也说：“他译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似，有些地方和韩愈相似，太史公和韩愈的文章都有价值，所以他们也有价值。”(薛绥之，张俊1993：190)。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文化自我中心意识。
林纾在翻译西方文学时，采用古文策略，把外国的东西翻译为中国的东西。读林译小说仿佛读中国古典小说，西洋文学在他古朴的译笔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中国色彩。古文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原作面目变形。中华文化的自我推崇和主体意识，以及中国的这种翻译传统决定了林纾不可能完全尊重原作。他是在中国的本土上翻译吸收外来文化，肯定要经过文化过滤和加工，以顺应国内读者的欣赏品味。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它是一种文化事件，总是要受到语言以外的各种各样文化因素的影响。勒夫维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的翻译文化研究诱发了西方学者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的探讨，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就是在这个维度下，对林纾的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清楚地看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和论域对林纾翻译的影响。在评价译作时也不宜一味提倡“忠实”，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公允的说法。不能因林译小说中的讹误而说其“没有半点文学味了”，不能湮没其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否定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毕竟林纾的翻译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