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语文杂记》，作者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吕叔湘同志。《语文杂记》这个书名很不起眼，书的内容却很值得一看。这本书收集了作者的札记和其他短文八十篇，多数不满千字，最长的一篇也只有四千多字。这些短文属于三个类型。头上十几篇是一些词语考释，如“将无同”、“莫须有”、“一不作，二不休”、“结果”、“主腰”等等。中间的五六十篇是名副其实的“杂记”，内容是多方面的，语法，语义，修辞，正误，无所不谈，不拘一格。末了是为几本书的出版写的序，以及三篇不好归类的文章，一篇谈汉语拼音，一篇谈标点古书，一篇谈苏东坡写《黠鼠赋》时的年龄。
　　第一部分的考据文章，对于研究汉语史的人固然有用处，一般读者也可以借此增长些知识，改正些误解。例如“莫须有”原来不是“无中生有”的意思，“一不作，二不休”原来没有“非干它一家伙不可”的意思，“结果”的杀人意义是拐了几个弯才有的，等等。
　　第三部分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指摘标点古书错误的《整理古籍第一关》。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过三篇文章，评论《资治通鉴》、《梦溪笔谈》、《谈麈录》的标点(都收在《吕叔湘语文论集》里)，这是第四篇了。
　　我最欣赏的是中间那一部分短篇札记。这些即兴式的短文说明作者眼明手快，善于捕捉事机。举两个例子：
　　(1)作者在一篇新闻报道里看见一句：
　　
　　在家里我对儿媳象闺女一样，儿媳对我也象亲妈一样。
　　
　　立刻想到可以把“闺女”和“亲妈”掉个过儿而意思不变：
　　
　　在家里我对儿媳象亲妈一样，儿媳对我也象闺女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琢磨，原来这两句话都是从一句话里产生的，这句话是：
　　
　　在家里我对儿媳象亲妈对闺女一样，儿媳对我也象闺女对亲妈一样。
　　
　　那两句话都有所省略而省略的部分不同，就造成了表面上的不可理解。
　　(2)作者看见《北京晚报》上有一个标题：
　　
　　从已展出的契丹女尸谈到北京，即辽代的南京——
　　
　　辽代的北京
　　
　　这不是“辽代的南京＝辽代的北京”了吗？作者给这一奇怪现象找到了解释。原来“辽代的南京”里的“辽代”是取其政权意义，“南京”是辽国的五京之一；“辽代的北京”里的“辽代”是取其时代意义，即十世纪初到十二世纪初这段时间，“北京”是现在的北京。两个“的”字的意义也不同，“辽代的南京”里的“的”相当于英语的of，“辽代的北京”里的“的”相当于英语的in。
　　我觉得这本只有150页的小书大有可看。它会唤起读者对种种语文现象的好奇心，引导他自己去发现问题，进行探索。这也是一种普及工作，也许比那种罗列名词术语、搞成高头讲章式的什么什么概论之类的书更能发挥作用。
　　附带谈一点。这本书的引号用的是单引号，我觉得倒确实比双引号干净好看，值得提倡。本来当初出版总署公布《标点符号用法》的时候，书报是直排，引号是单引号，引号之内的引号才用双引号。后来书报改横排，不知道怎么一来变成双引号在外，单引号在内了。有人说是模仿英文，可是我发现现在英美出版的书刊多数是单引号在外。难道连标点符号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能“迎头赶上”而必须先从人家十九世纪的体制学起吗？
　　
　　(《语文杂记》，吕叔湘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0.5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