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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da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关键词：启蒙；知识分子；文化想象；公共空间；网络
中图分类号：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179—07
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而言，“启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主题。某些场域的形成、思潮的演变、社团的组合、流派的聚散、论争的始末、刊物的盛衰，乃至单一文学文本的内容表达，都可能受到“启蒙”直接或间接的规约与塑形。然而，“启蒙”本身亦是个庞大的话语矩阵，哲学命题、文化思潮、政治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或文化批评立场，都是“启蒙”语义的能指范围。“启蒙”以深浅不一的程度渗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演变，它诞生于民族危亡的知识焦虑之中，意图借西方现代思想改造传统文化，包含了从“立国”到“立人”的理性期望。从历史演进的陈迹中。本文倾向于将“启蒙”视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它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作为知识分子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的“启蒙”，在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合作、对峙、融汇、分离中积聚了丰富的内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理论话语的转型与网络媒介的蔓延。使“启蒙”话语面临覆亡或重生的巨大考验。“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同样毋庸置疑的还有“网络”在这新的公共空间建设中的重量。网络媒介带来的理论冲击不仅仅因为它在搜集资料时所带来的便捷，也不仅因为它改变了身份认同、角色互动、公共话语建构等问题的思考方式。更重要的是“网络”开始掘动某些稳固的理论基石：《黑客帝国》几乎消除了“物质”与“精神”原本泾渭分明的概念边界。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又是一片开阔而亟需得到阐释的空间。从知识分子到大众，从个体话语到公共论坛，从平面媒介到虚拟空间，关于“启蒙”的叙述势必繁复。
一
与西欧启蒙思潮“宗教祛魅”的发生背景迥然相异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启蒙”来源于试图解决家国危亡的文化重建计划。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启蒙”意图从改进国人文明素质的根本人手，实现民族的自强和复兴。文学是知识分子启蒙實践的主要场域，“白话文运动”在斩断传统文明对大众的“染污”之时。又开启了大众吸收西式新知的通道，而由此导致的文明教育门槛的相对降低又加速了启蒙目标的实现。在“白话文运动”及其之后的系列启蒙实践中，大众既是救亡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有待于“教而化之”的学生——知识分子仍是启蒙实践的掌控者。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理论主张的收益者都是大众，这无疑透露出大众在知识分子文化想象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力地呼应了这种文化想象，胡适的白话诗、冰心的短篇小说等，都严格地遵循大众的审美接受水准。在文本内容方面，对大众群体品质的赞美也层出不穷。“人力车夫”的形象居然吸引了胡适、鲁迅两位重量级文化人的目光，胡适的白话诗既流露出对小车夫的同情也反映出小车夫的坚韧耐劳。而鲁迅更是直言从人力车夫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小’来”。这样的观念显然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化里的等级秩序。尽管“引车卖浆”之徒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启蒙实践的格局与方式却没有改变。语言的变革、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大众的颂扬应该被理解为启蒙策略的“善巧方便”：这仅是为了更快捷地实现文明普及、人格完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启蒙目标，知识分子仍是启蒙实践的主体和民众的导师，文化教育仍然是启蒙的主要方式。阿O、王胡、闰土、祥林嫂、秀姑，这些民众的劣根性如老树深根般向各个方向蔓延，这批时代人物根本无法承担启蒙托付的重任。比起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以及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著作的理论剖析，这批文学人物对大众的精神暗疾的形象展示更令人难以忘怀。
1928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标志着启蒙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的转折，知识分子对启蒙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将由革命话语重新编程。从此开始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漫长时段中，启蒙的主客体、价值预设、公共实践方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民众群体负面的精神迹象被省略，而民众蕴藏的革命性能量则得到空前的重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计划是通过教育而培养出个体的自主意识，使民众成为现代文明思想个体的合集，在此基础之上，重建统一、现代、强盛而复兴的民族国家。而革命意识形态认为，民众无需经过教育和价值观念的重写也能承担起挽救家国危亡的重任。所谓“革命压倒启蒙”，并非指二者终极目标的不一致，而是对二者实现目标的不同方式的强调。革命意识形态提出的纲领改变了救亡实践的领导阶级、主体力量和直接目标，在这套经过数次重写的外来理论体系中，大众中对现有秩序的自发反抗性最强的一部分自动成为领导者，他们将领导民众使用暴力的形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启蒙运动所强调的对个体内在世界的改造，以及对民族国家文明性的规划，全部被革命伦理视为繁文缛节。革命意识形态已编写出它自己的“现代性”纲要，它坚持将“民族国家的独立”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截然分开，而在“民族国家独立”的革命初步阶段，不能直接投入消灭敌对势力的战斗的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为大众革命事业服务的勤务人员。着眼于民众个体文明培养的启蒙性公共实践已是难以为继。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体想象的启蒙话语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解答，这份重要文件宣告：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无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属于何种理念范畴，文艺的公共表达开始统一化。这种对文艺的性质、内容、基调的限定，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虽然在共和国的初期阶段，知识分子还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发表公共性的文学想象，但这种对既定文艺政策的阐释性写作仍然十分危险。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仅是对被视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的夫妻关系展开了某种可能性的想象，但工农出身的妻子在小说进程中对城市美学的默认就被认为是作家对文艺意识形态的挑战。小说遭致丁玲、陈涌等文学界高位者 的怒斥，《文艺报》也刊文《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这足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气候。随着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康濯的《水滴石穿》、方纪的《来访者》等相继步入被批判的行列，知识分子早已无心留意前辈们制定的启蒙计划和传承下来的导师身份。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和《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它们的作者或是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文艺工作者，或是接受过革命文艺院校(如延安大学、鲁迅师范学校)的教育，或是出身“根红苗。但即便作为革命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或尊重。《红岩》的成书过程表明，通过政权的组织运作，文学创作完全可以从知识分子身上剥离。这种取消知识分子功能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反右”运动之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现，该运动号称“村村要有李有才，县县要有郭沫若”，文化素养较低的民众开始全面占领知识分子的，岗位。
启蒙实践为革命运动所取代、启蒙公共空间整体性丧失、知识分子被剥夺自主发言权，甚至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功能也完全被替代，这就是八十年代揭幕时面对的历史遗产。学术界普遍认为，八十年代与五四时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在理论思潮阵歇式的波动之中，精英主义意识开始抬头，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可能重新启动前辈的启蒙程序。有论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已挣脱“阶级”理念的控制范围，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逐渐纷繁复杂。王蒙《蝴蝶》中的秋文、高晓声的陈奂生和李顺大、张贤亮的马樱花和黄香久、张承志的额吉和牧人、莫言《红高粱》中的“爷爷”“奶奶”、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王安忆《小鲍庄》中的捞渣，他们之间很难找到形象的共通之处。(，’倘若将这份名单加以延伸，则知识分子对大众世界的文学想象更为壮观。张炜的《九月寓言》在奇异的地域氛围中埋藏着对乡村现代文明的朴素思考，他在《柏慧》和《家族》反复提及的“葡萄园”代表着对乡土的乌托邦式想象和眷恋；李佩甫的《羊的门》记述了乡村中一老头身上潜伏着的巨大的政治智慧；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涉足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还展示了儒家文化理念的乡村化及其衰亡：贾平凹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迷魅的色彩，神秘性的力量驱逐了理性的逻辑阐释：阎连科“乡土世界”聚焦于农民对改变生存处境的惊人执着，《日光流年》、《受活》都呈现出极限式的美学夸张与变形……这份名单显然不必赘述。对大众的文学想象中隐藏着许多宏大的主题，这表明原先的启蒙计划必须加以扩展。民族国家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立人”的启蒙宗旨是否还能延续?恰在此时。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接受水平的重视这一传统开始松动，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叙事实验”兴起，马原、格非、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的作品透露出知识分子某种隐蔽的优越感。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等级差悄然恢复。约翰·凯里认为，如“现代主义”般的所谓文学创新，完全是知识分子虚荣的产物，甚至包括“大众”这个知识分子赋予的命名本身都埋藏着知识分子的歧视：“‘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这是否佐证了启蒙“立人”宗旨的幻灭?
二
启蒙原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卡斯卡迪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里发现，“启蒙”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分裂。它“既要描述理性的一种根本性结构，又要概括已经在现代导致了理性化和物化的那些历史实践的特征”。于是“在他们的手中，‘启蒙’这个术语前后一直起到了反对其自身的作用，反反复复地使它自身的历史力量和理论力量发生混乱，其结果与其说它变为一个具有自身内涵的概念，毋宁说它变为颠覆这样的术语按常规需要的概念关系的方式。”换句话说，“启蒙”带有极强的理论自省能力，在某些学者那里，“否定性原则”被视为“启蒙”的本质性特征，“根据这一原则，被启蒙甚至可能导致我们不知道启蒙是什么。”启蒙的多面性决定了五四时期启蒙“立人”的宗旨不可能仅有“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这一单向度的表达方式，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必须交出对自我的考察与评估。文学史所提供的答案是，即便没有政治外力的介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的资格也相当可疑。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标志性符号，《孤独者》、《在酒楼上》中吕纬甫、魏连殳们的覆灭，使得启蒙实践往往就像那只小飞蝇那样“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如果算上狂人、疯子、涓生、子君，那么启蒙者就显露出和被启蒙者一样茫然的脸色。“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鲁迅对启蒙理性的设计又被自己塑造的文学形象颠覆，这种复杂的启蒙认知多少演化为《野草》集里的叙事美学。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巴金、丁玲、路翎先后加入知识分子自我评估的行列，他们的作品较为严肃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的某种缺陷，同时也与谌容、陈祖芬、徐迟等代言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理想主义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姿态相距甚远。而池莉、王朔、徐坤等当代作家则多少继承或放大了钱钟书写《围城》时的游戏心态，知识分子陷入无意义的日常碎片，主体精神在戏谑与调侃中矮化。贾平凹的《废都》、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和《玻璃》、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劫的《丽娃河》、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何顿的《荒芜之旅》与《喜马拉雅山》，这批描绘进入市场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學叙事，主要聚焦于知识分子价值的失落、道德的尴尬和行为的失范，知识分子启蒙的资格最终被自我终结。与此同时，受整个文化语境转型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将趋于消泯，社会群体之间至上而下的启蒙实践会日渐窘迫，“启蒙”转向个体间平等的理性交往的模式已经隐约可见。知识分子自我的文化塑形也不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伴随着文学向公共文化舞台边缘的位移，作家的自我重复、趋附潮流、自爆自恋、矫情伪饰、机械模仿、蓄意抄袭等行为层出不穷。在公共文化空间的整体性范围内，曾经作为文化人共识的启蒙已经被时尚化的消费文化、实用性的培训文化和刺激性的虚拟文化所替代。知识分子和大众已经不是“启蒙”或其他哪个宏大叙事范围内的对立项，它们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阎连科《风雅颂》的出现宛如一个启蒙性文化想象的终结符号，它集中了启蒙文化想象的许多主要元素：知识分子对乡村民众的价值观传输、知识分子的乡村教育实践、知识分子个体的 精神暗疾、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倾轧、知识分子的逃亡冲动与乌托邦渴求。小说的主人公大学老师杨科内心怯弱、精神软骨，既无法对抗燕清大学掌权者的侮辱和欺凌，也无法获得他自认为亲密无间的耙耧山脉乡亲们的认同，他在逃亡中发现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式结局恰似一种暗示：五四时期确立的“立国”“立人”式启蒙蓝图的各种可能性，都已不可挽回地凋零了。
无论是知识分子对大众多种面相的描摹，还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塑形，文学文本中展现出的知识分子启蒙性文化想象，仅仅是公共文化学术空间内的一个维度。在网络媒介全面人侵日常生活之前，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建构仅是知识分子圈内的事务。无论是纸质媒介中的理论刊物，还是人际圈内的学术沙龙，至少都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作为讨论的准人证。与知识分子启蒙性文化想象中将大众文明程度的提升视为己任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讨论焦点在于如何在多学科背景之下深入阐释某个理论现象。而该理论现象对整个学术界或是社会公共生活又极富意义，这即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启蒙建构”的意旨。也就是说。“公共空间建构”层面上的“启蒙实践”义在真理与自由的讨论。“只要人们意图争辩或纠缠于真理和权力、信念和伦理、知识和社会、专业知识和自由、表达和拯救等这样一些概念对子之间的关联，只要他们试图就这样一些问题采取某种立场——就像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的——人们就在谈论启蒙。”福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描述启蒙：在启蒙的过程中“个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了保障。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
学界曾习惯以“新启蒙”来统称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许纪霖对“新启蒙”的战略意义做过如下的总结：“作为一场文化的新启蒙运动。不仅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且也力图超越学科的知识体制，通过民间的运作方式，在受控的公共传媒夹缝和边缘之中，建构一个跨学科的、公共的思想界。……它的民间化(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和公共化(相对于专业的学科而言)特征，表明这是一块真正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域。”社会整体转型、西方当代理论的涌入，使八十年代由“新启蒙”所营建起来的价值观同一性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必然地走向自我瓦解，一度聚集在主流意识形态“改革”旗号下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散。尽管对“新启蒙”的描述和判断仍有分歧，尽管建构多元性公共空间的目标尚处于长期化的实践过程中，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思想文化热所酝酿、催生出的九十年代系列重量级的理论交锋。为当代中国公共空间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九十年代以来著名的思想文化界论争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关于鲁迅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对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的讨论等等，还有的讨论涉及到“学术规范”、“社会公正”、“经济伦理”、“制度创新”等方面。继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读书》杂志、《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新启蒙》丛刊等之后，《读书》、《二十一世纪》、《东方》、《天涯》、《战略与管理》、《书屋》等刊物一度搭建起九十年代公共空间讨论的基础平台，它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化提供了广阔的争鸣空间。社会转型提出的诸多理论难题使知识分子谋求多元性理论公共空间的营建，在此过程中，公共知识空间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被反复强调。甘阳认为，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后，中国知识文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必须避免使知识文化场域完全服从于改革的需要。防止知识文化场域成为单纯为改革服务的工具，尤其必须避免以是否有利于改革作为衡量知识文化场域的根本甚至唯一标准和尺度。问题也可以转译为：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场域为中介来形塑和开拓政治格局，还是先站定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并以此狭隘化知识场域。就自主性、独立性、学理性、规范化而言。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现状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刘擎在长文《当代中国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中直言，近十余年来，知识界的分裂与论争暴露出整体上的“思想病理”，知识界几乎不存在被公认的典范性的知识分子或其著作、论点，而知识分子自身对所属的共同体亦感失望。“当代中国知识场域在其特定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仍未奠定自身的自主性，因此无法确立场域本身所支持的权威正当性。自主性的缺失不仅导致了公共论述的分裂形态，也反应在制度与规范层面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包括‘学术界’与‘思想界’、‘知识本位’与‘公共参与’、理性论辩与道德批判之间的病理性紧张。……虽然当代思想界出现了活跃与多样的论争，但其理论的建设性以及实践的效用性都极为有限。这表明，当前思想界作为‘知识——伦理共同体’的建设性批判事业仍然受到现有场域格局的严重制约，有待集体性的反思与创造性的努力而实现新的突破。”
由此丧失启蒙信念，或彻底堕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当然不可能是知识界的整体选择。“当代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源于启蒙运动自身，应被理解为启蒙运动的结果或继续，而不是视为对其批判计划的拒斥。”公共知识界所出现的种种病理性征兆。原本即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建设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尽管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承担起整体性的启蒙计划。但知识分子还是试图在公共理性空间的建构中找到新的启蒙实践方式。正在此时，“网络”这一新质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超时空、跨地域、虚拟主体、信息爆炸。這些网络时代初期的词汇已经远远无法描绘网络媒介给于公共知识空间的冲击。网络时代的启蒙场域正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广袤，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由网络媒介所引发的问题。其复杂性与震撼力不下于传统世界中的全面革命。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所描绘的，即是对一系列复杂性问题的总体性想象：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网络世界的附属物，人接触的实物、人的情感发生、人的想象思维，都是数码链上数列不同排列组合方式的分泌物。这部影片暗示，“物质”与“精神”可能没有分别，而宗教理论即是对未来世界的完美诠释。网络的存在与发展极有可能颠覆人类对世界已有的认识体系，尼欧吞服下得以进入母体世界的红色小药丸的勇气，也是知识分子建构网络时代公共知识空间时所应具备的康德所说的那种“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勇气。假使《黑客帝国》锐利的想象被归入好莱坞科幻大片的系列而得不到现有理论界的重视，那么现有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对政治民主、生产模式、信息安全、文化认同、人际伦理等区域所造成的结构性影响。要求知识界做出应有的反应。在信息安全方面，“会计算”时代的揭幕意味着浏览器的功能愈发强大，个人数据的运算与存储将脱离个人计算机而全部交由公共性的超级计算机管理，由此产生的信 息管理、个体信息安全等问题已经超出单纯的技术领域。在文化认同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跨国组织、特殊群体以及弱势族群，都面临着身份认同与文化抵抗的压力。安德森有个出名的论断：“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但当代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不再单纯以民族为单位，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主体的建立不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是一种公共社区抵抗运动的延长。“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计划性的认同终究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就是从社区拒斥产生的。这就是在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新的要義。”网络时代的公共空间如何认定?网络时代是否意味着政治民主的水到渠成?怎样分析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网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迅速地扩大、蔓延。
以上描述仅仅是网络与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启蒙实践关系的一个方面。网络所引发的现实世界的变动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所要解释的内容，而“网络作为启蒙实践工具的可能性”则是另一片问题的区域。相比于之前的任何一种媒介，网络不仅信息存储量大、交流迅捷。而且降低了进入公共空间的资格门槛，计算机、网线，这就是进入网络空间的全部要求。相对于期刊、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而言，网络空间的主体虚拟性对公共话语生产的机制影响极大，话语主体间的平等度前所未有地提高，而公共话语实践中的劣质信息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按照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想象，网络正是恢复古典城邦时代公共政治生活的绝好工具。阿伦特提出，只有参与公共政治才能获取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公民的“最大化自由”，这与当代的自由观念显然南辕北辙。姑且将公、私领域内自由观的争论搁置，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构建网络时代公共空间却是责无旁贷。哈贝马斯认为，无论启蒙是作为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还是作为迈向绝对公正的客观趋势，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在他对于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追溯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扩张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严肃的公共话语活动开始萎缩，由18世纪教育普及化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重新被“封建割据化”。因此，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就是通过他所提倡的“交往理性”以替代使启蒙变得僵化和神话化的“工具理性”。他的“交往理性”就是要重建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公共空间，为理性的话语生产创造一个规范化的互动平台，在这种理性化的公共领域之中，知识分子关于“更自由”和“更平等”的启蒙理想仍可以延续。㈣当然，现实中的公共空间不可能原样复制哈贝马斯的想象。知识分子在网络提供的更加民主的公共空间内究竟能有何作为?戈德法布曾公开表示，“当代‘民主’社会里公开讨论的质量的低劣是我最为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曾对当下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建设做出详细的实证调查与逻辑分析。“网络讨论的实际情形往往是‘宽度达1英里，但深度却只有1英寸’。总的来看，把网络作为决定公共舆论的论坛充满了障碍。”网络空间内平均素质的低弱表明，技术革新永远不会自动生成人文价值。就近年来的网络文化事件而言，知识分子并没有体现出公共空间内话语的主导权。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往往集中在某些专业性的网站(如学术中华网、中国学术论坛、天益网、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网等等)，这些网站相互之间都有链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排外的话语空间。这些专业化的“公共参与”，并没有打破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实际存在的文化级差，而“百家讲坛”式的公共实践虽有益于文化普及，但却难说对公共空间的启蒙建构有多大的益处。讨论网络公共空间的启蒙或理性化建设，实际上是讨论网络文化空间的理想化状态。启蒙精神是力图将真理与自由联系起来的精神。是力图以真理与自由的名义进行控制的精神，它是一种热情和过程，而不是某种现实。当下公共空间的启蒙建构，所需要的不仅是理性、规范与秩序，它应该将“理性论证与叙事、个人体验、情绪表达、移情倾听结合在一起。”近些年来网络力量的介入导致许多公共事件出现朝向澄明化的转折，著名的例子就有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苏秀文事件；2007年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事件以及陕西省华南虎照事件等。这些网络话语实践的参与者显然不全都是知识分子——也正是从这种理性、公正、道义的普及与传递过程中，不难看到网络公共空间内启蒙话语实践潜在的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1] 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3] [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M]，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
[4]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英]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M]，郑丹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法]米歇尔·福科，什么是启蒙[A]，，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
[7] 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EB／OL]，(2009-02 06)[2009-03-06]，http：／／www，teen，cn／data／detail，php?id=13801.
[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教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9]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
[10]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83.
[11] [美]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杨信彰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3.
[12]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启蒙；知识分子；文化想象；公共空间；网络
中图分类号：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179—07
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而言，“启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主题。某些场域的形成、思潮的演变、社团的组合、流派的聚散、论争的始末、刊物的盛衰，乃至单一文学文本的内容表达，都可能受到“启蒙”直接或间接的规约与塑形。然而，“启蒙”本身亦是个庞大的话语矩阵，哲学命题、文化思潮、政治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或文化批评立场，都是“启蒙”语义的能指范围。“启蒙”以深浅不一的程度渗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演变，它诞生于民族危亡的知识焦虑之中，意图借西方现代思想改造传统文化，包含了从“立国”到“立人”的理性期望。从历史演进的陈迹中。本文倾向于将“启蒙”视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它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作为知识分子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的“启蒙”，在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合作、对峙、融汇、分离中积聚了丰富的内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理论话语的转型与网络媒介的蔓延。使“启蒙”话语面临覆亡或重生的巨大考验。“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的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评精神。”同样毋庸置疑的还有“网络”在这新的公共空间建设中的重量。网络媒介带来的理论冲击不仅仅因为它在搜集资料时所带来的便捷，也不仅因为它改变了身份认同、角色互动、公共话语建构等问题的思考方式。更重要的是“网络”开始掘动某些稳固的理论基石：《黑客帝国》几乎消除了“物质”与“精神”原本泾渭分明的概念边界。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又是一片开阔而亟需得到阐释的空间。从知识分子到大众，从个体话语到公共论坛，从平面媒介到虚拟空间，关于“启蒙”的叙述势必繁复。
一
与西欧启蒙思潮“宗教祛魅”的发生背景迥然相异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启蒙”来源于试图解决家国危亡的文化重建计划。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启蒙”意图从改进国人文明素质的根本人手，实现民族的自强和复兴。文学是知识分子启蒙實践的主要场域，“白话文运动”在斩断传统文明对大众的“染污”之时。又开启了大众吸收西式新知的通道，而由此导致的文明教育门槛的相对降低又加速了启蒙目标的实现。在“白话文运动”及其之后的系列启蒙实践中，大众既是救亡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有待于“教而化之”的学生——知识分子仍是启蒙实践的掌控者。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理论主张的收益者都是大众，这无疑透露出大众在知识分子文化想象中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力地呼应了这种文化想象，胡适的白话诗、冰心的短篇小说等，都严格地遵循大众的审美接受水准。在文本内容方面，对大众群体品质的赞美也层出不穷。“人力车夫”的形象居然吸引了胡适、鲁迅两位重量级文化人的目光，胡适的白话诗既流露出对小车夫的同情也反映出小车夫的坚韧耐劳。而鲁迅更是直言从人力车夫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小’来”。这样的观念显然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化里的等级秩序。尽管“引车卖浆”之徒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启蒙实践的格局与方式却没有改变。语言的变革、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大众的颂扬应该被理解为启蒙策略的“善巧方便”：这仅是为了更快捷地实现文明普及、人格完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启蒙目标，知识分子仍是启蒙实践的主体和民众的导师，文化教育仍然是启蒙的主要方式。阿O、王胡、闰土、祥林嫂、秀姑，这些民众的劣根性如老树深根般向各个方向蔓延，这批时代人物根本无法承担启蒙托付的重任。比起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以及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著作的理论剖析，这批文学人物对大众的精神暗疾的形象展示更令人难以忘怀。
1928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标志着启蒙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的转折，知识分子对启蒙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将由革命话语重新编程。从此开始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漫长时段中，启蒙的主客体、价值预设、公共实践方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民众群体负面的精神迹象被省略，而民众蕴藏的革命性能量则得到空前的重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计划是通过教育而培养出个体的自主意识，使民众成为现代文明思想个体的合集，在此基础之上，重建统一、现代、强盛而复兴的民族国家。而革命意识形态认为，民众无需经过教育和价值观念的重写也能承担起挽救家国危亡的重任。所谓“革命压倒启蒙”，并非指二者终极目标的不一致，而是对二者实现目标的不同方式的强调。革命意识形态提出的纲领改变了救亡实践的领导阶级、主体力量和直接目标，在这套经过数次重写的外来理论体系中，大众中对现有秩序的自发反抗性最强的一部分自动成为领导者，他们将领导民众使用暴力的形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启蒙运动所强调的对个体内在世界的改造，以及对民族国家文明性的规划，全部被革命伦理视为繁文缛节。革命意识形态已编写出它自己的“现代性”纲要，它坚持将“民族国家的独立”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截然分开，而在“民族国家独立”的革命初步阶段，不能直接投入消灭敌对势力的战斗的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为大众革命事业服务的勤务人员。着眼于民众个体文明培养的启蒙性公共实践已是难以为继。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体想象的启蒙话语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解答，这份重要文件宣告：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无论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属于何种理念范畴，文艺的公共表达开始统一化。这种对文艺的性质、内容、基调的限定，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虽然在共和国的初期阶段，知识分子还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发表公共性的文学想象，但这种对既定文艺政策的阐释性写作仍然十分危险。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仅是对被视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的夫妻关系展开了某种可能性的想象，但工农出身的妻子在小说进程中对城市美学的默认就被认为是作家对文艺意识形态的挑战。小说遭致丁玲、陈涌等文学界高位者 的怒斥，《文艺报》也刊文《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这足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气候。随着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康濯的《水滴石穿》、方纪的《来访者》等相继步入被批判的行列，知识分子早已无心留意前辈们制定的启蒙计划和传承下来的导师身份。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和《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它们的作者或是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文艺工作者，或是接受过革命文艺院校(如延安大学、鲁迅师范学校)的教育，或是出身“根红苗。但即便作为革命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或尊重。《红岩》的成书过程表明，通过政权的组织运作，文学创作完全可以从知识分子身上剥离。这种取消知识分子功能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反右”运动之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现，该运动号称“村村要有李有才，县县要有郭沫若”，文化素养较低的民众开始全面占领知识分子的，岗位。
启蒙实践为革命运动所取代、启蒙公共空间整体性丧失、知识分子被剥夺自主发言权，甚至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功能也完全被替代，这就是八十年代揭幕时面对的历史遗产。学术界普遍认为，八十年代与五四时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在理论思潮阵歇式的波动之中，精英主义意识开始抬头，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可能重新启动前辈的启蒙程序。有论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已挣脱“阶级”理念的控制范围，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逐渐纷繁复杂。王蒙《蝴蝶》中的秋文、高晓声的陈奂生和李顺大、张贤亮的马樱花和黄香久、张承志的额吉和牧人、莫言《红高粱》中的“爷爷”“奶奶”、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王安忆《小鲍庄》中的捞渣，他们之间很难找到形象的共通之处。(，’倘若将这份名单加以延伸，则知识分子对大众世界的文学想象更为壮观。张炜的《九月寓言》在奇异的地域氛围中埋藏着对乡村现代文明的朴素思考，他在《柏慧》和《家族》反复提及的“葡萄园”代表着对乡土的乌托邦式想象和眷恋；李佩甫的《羊的门》记述了乡村中一老头身上潜伏着的巨大的政治智慧；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涉足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还展示了儒家文化理念的乡村化及其衰亡：贾平凹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迷魅的色彩，神秘性的力量驱逐了理性的逻辑阐释：阎连科“乡土世界”聚焦于农民对改变生存处境的惊人执着，《日光流年》、《受活》都呈现出极限式的美学夸张与变形……这份名单显然不必赘述。对大众的文学想象中隐藏着许多宏大的主题，这表明原先的启蒙计划必须加以扩展。民族国家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立人”的启蒙宗旨是否还能延续?恰在此时。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接受水平的重视这一传统开始松动，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叙事实验”兴起，马原、格非、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的作品透露出知识分子某种隐蔽的优越感。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等级差悄然恢复。约翰·凯里认为，如“现代主义”般的所谓文学创新，完全是知识分子虚荣的产物，甚至包括“大众”这个知识分子赋予的命名本身都埋藏着知识分子的歧视：“‘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地高人一等。”这是否佐证了启蒙“立人”宗旨的幻灭?
二
启蒙原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卡斯卡迪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里发现，“启蒙”暴露出自身的内在分裂。它“既要描述理性的一种根本性结构，又要概括已经在现代导致了理性化和物化的那些历史实践的特征”。于是“在他们的手中，‘启蒙’这个术语前后一直起到了反对其自身的作用，反反复复地使它自身的历史力量和理论力量发生混乱，其结果与其说它变为一个具有自身内涵的概念，毋宁说它变为颠覆这样的术语按常规需要的概念关系的方式。”换句话说，“启蒙”带有极强的理论自省能力，在某些学者那里，“否定性原则”被视为“启蒙”的本质性特征，“根据这一原则，被启蒙甚至可能导致我们不知道启蒙是什么。”启蒙的多面性决定了五四时期启蒙“立人”的宗旨不可能仅有“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文化想象”这一单向度的表达方式，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必须交出对自我的考察与评估。文学史所提供的答案是，即便没有政治外力的介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的资格也相当可疑。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标志性符号，《孤独者》、《在酒楼上》中吕纬甫、魏连殳们的覆灭，使得启蒙实践往往就像那只小飞蝇那样“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如果算上狂人、疯子、涓生、子君，那么启蒙者就显露出和被启蒙者一样茫然的脸色。“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鲁迅对启蒙理性的设计又被自己塑造的文学形象颠覆，这种复杂的启蒙认知多少演化为《野草》集里的叙事美学。叶圣陶、郁达夫、茅盾、巴金、丁玲、路翎先后加入知识分子自我评估的行列，他们的作品较为严肃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的某种缺陷，同时也与谌容、陈祖芬、徐迟等代言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理想主义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写作姿态相距甚远。而池莉、王朔、徐坤等当代作家则多少继承或放大了钱钟书写《围城》时的游戏心态，知识分子陷入无意义的日常碎片，主体精神在戏谑与调侃中矮化。贾平凹的《废都》、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和《玻璃》、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劫的《丽娃河》、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何顿的《荒芜之旅》与《喜马拉雅山》，这批描绘进入市场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學叙事，主要聚焦于知识分子价值的失落、道德的尴尬和行为的失范，知识分子启蒙的资格最终被自我终结。与此同时，受整个文化语境转型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将趋于消泯，社会群体之间至上而下的启蒙实践会日渐窘迫，“启蒙”转向个体间平等的理性交往的模式已经隐约可见。知识分子自我的文化塑形也不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伴随着文学向公共文化舞台边缘的位移，作家的自我重复、趋附潮流、自爆自恋、矫情伪饰、机械模仿、蓄意抄袭等行为层出不穷。在公共文化空间的整体性范围内，曾经作为文化人共识的启蒙已经被时尚化的消费文化、实用性的培训文化和刺激性的虚拟文化所替代。知识分子和大众已经不是“启蒙”或其他哪个宏大叙事范围内的对立项，它们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阎连科《风雅颂》的出现宛如一个启蒙性文化想象的终结符号，它集中了启蒙文化想象的许多主要元素：知识分子对乡村民众的价值观传输、知识分子的乡村教育实践、知识分子个体的 精神暗疾、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倾轧、知识分子的逃亡冲动与乌托邦渴求。小说的主人公大学老师杨科内心怯弱、精神软骨，既无法对抗燕清大学掌权者的侮辱和欺凌，也无法获得他自认为亲密无间的耙耧山脉乡亲们的认同，他在逃亡中发现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式结局恰似一种暗示：五四时期确立的“立国”“立人”式启蒙蓝图的各种可能性，都已不可挽回地凋零了。
无论是知识分子对大众多种面相的描摹，还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塑形，文学文本中展现出的知识分子启蒙性文化想象，仅仅是公共文化学术空间内的一个维度。在网络媒介全面人侵日常生活之前，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建构仅是知识分子圈内的事务。无论是纸质媒介中的理论刊物，还是人际圈内的学术沙龙，至少都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作为讨论的准人证。与知识分子启蒙性文化想象中将大众文明程度的提升视为己任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讨论焦点在于如何在多学科背景之下深入阐释某个理论现象。而该理论现象对整个学术界或是社会公共生活又极富意义，这即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启蒙建构”的意旨。也就是说。“公共空间建构”层面上的“启蒙实践”义在真理与自由的讨论。“只要人们意图争辩或纠缠于真理和权力、信念和伦理、知识和社会、专业知识和自由、表达和拯救等这样一些概念对子之间的关联，只要他们试图就这样一些问题采取某种立场——就像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的——人们就在谈论启蒙。”福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描述启蒙：在启蒙的过程中“个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了保障。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
学界曾习惯以“新启蒙”来统称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许纪霖对“新启蒙”的战略意义做过如下的总结：“作为一场文化的新启蒙运动。不仅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且也力图超越学科的知识体制，通过民间的运作方式，在受控的公共传媒夹缝和边缘之中，建构一个跨学科的、公共的思想界。……它的民间化(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和公共化(相对于专业的学科而言)特征，表明这是一块真正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域。”社会整体转型、西方当代理论的涌入，使八十年代由“新启蒙”所营建起来的价值观同一性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必然地走向自我瓦解，一度聚集在主流意识形态“改革”旗号下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散。尽管对“新启蒙”的描述和判断仍有分歧，尽管建构多元性公共空间的目标尚处于长期化的实践过程中，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思想文化热所酝酿、催生出的九十年代系列重量级的理论交锋。为当代中国公共空间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九十年代以来著名的思想文化界论争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关于鲁迅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对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的讨论等等，还有的讨论涉及到“学术规范”、“社会公正”、“经济伦理”、“制度创新”等方面。继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读书》杂志、《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新启蒙》丛刊等之后，《读书》、《二十一世纪》、《东方》、《天涯》、《战略与管理》、《书屋》等刊物一度搭建起九十年代公共空间讨论的基础平台，它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化提供了广阔的争鸣空间。社会转型提出的诸多理论难题使知识分子谋求多元性理论公共空间的营建，在此过程中，公共知识空间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被反复强调。甘阳认为，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后，中国知识文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必须避免使知识文化场域完全服从于改革的需要。防止知识文化场域成为单纯为改革服务的工具，尤其必须避免以是否有利于改革作为衡量知识文化场域的根本甚至唯一标准和尺度。问题也可以转译为：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场域为中介来形塑和开拓政治格局，还是先站定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并以此狭隘化知识场域。就自主性、独立性、学理性、规范化而言。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现状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刘擎在长文《当代中国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中直言，近十余年来，知识界的分裂与论争暴露出整体上的“思想病理”，知识界几乎不存在被公认的典范性的知识分子或其著作、论点，而知识分子自身对所属的共同体亦感失望。“当代中国知识场域在其特定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仍未奠定自身的自主性，因此无法确立场域本身所支持的权威正当性。自主性的缺失不仅导致了公共论述的分裂形态，也反应在制度与规范层面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包括‘学术界’与‘思想界’、‘知识本位’与‘公共参与’、理性论辩与道德批判之间的病理性紧张。……虽然当代思想界出现了活跃与多样的论争，但其理论的建设性以及实践的效用性都极为有限。这表明，当前思想界作为‘知识——伦理共同体’的建设性批判事业仍然受到现有场域格局的严重制约，有待集体性的反思与创造性的努力而实现新的突破。”
由此丧失启蒙信念，或彻底堕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当然不可能是知识界的整体选择。“当代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源于启蒙运动自身，应被理解为启蒙运动的结果或继续，而不是视为对其批判计划的拒斥。”公共知识界所出现的种种病理性征兆。原本即是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建设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尽管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承担起整体性的启蒙计划。但知识分子还是试图在公共理性空间的建构中找到新的启蒙实践方式。正在此时，“网络”这一新质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超时空、跨地域、虚拟主体、信息爆炸。這些网络时代初期的词汇已经远远无法描绘网络媒介给于公共知识空间的冲击。网络时代的启蒙场域正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广袤，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由网络媒介所引发的问题。其复杂性与震撼力不下于传统世界中的全面革命。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所描绘的，即是对一系列复杂性问题的总体性想象：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网络世界的附属物，人接触的实物、人的情感发生、人的想象思维，都是数码链上数列不同排列组合方式的分泌物。这部影片暗示，“物质”与“精神”可能没有分别，而宗教理论即是对未来世界的完美诠释。网络的存在与发展极有可能颠覆人类对世界已有的认识体系，尼欧吞服下得以进入母体世界的红色小药丸的勇气，也是知识分子建构网络时代公共知识空间时所应具备的康德所说的那种“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勇气。假使《黑客帝国》锐利的想象被归入好莱坞科幻大片的系列而得不到现有理论界的重视，那么现有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对政治民主、生产模式、信息安全、文化认同、人际伦理等区域所造成的结构性影响。要求知识界做出应有的反应。在信息安全方面，“会计算”时代的揭幕意味着浏览器的功能愈发强大，个人数据的运算与存储将脱离个人计算机而全部交由公共性的超级计算机管理，由此产生的信 息管理、个体信息安全等问题已经超出单纯的技术领域。在文化认同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跨国组织、特殊群体以及弱势族群，都面临着身份认同与文化抵抗的压力。安德森有个出名的论断：“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但当代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不再单纯以民族为单位，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主体的建立不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是一种公共社区抵抗运动的延长。“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计划性的认同终究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就是从社区拒斥产生的。这就是在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新的要義。”网络时代的公共空间如何认定?网络时代是否意味着政治民主的水到渠成?怎样分析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网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迅速地扩大、蔓延。
以上描述仅仅是网络与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启蒙实践关系的一个方面。网络所引发的现实世界的变动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所要解释的内容，而“网络作为启蒙实践工具的可能性”则是另一片问题的区域。相比于之前的任何一种媒介，网络不仅信息存储量大、交流迅捷。而且降低了进入公共空间的资格门槛，计算机、网线，这就是进入网络空间的全部要求。相对于期刊、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而言，网络空间的主体虚拟性对公共话语生产的机制影响极大，话语主体间的平等度前所未有地提高，而公共话语实践中的劣质信息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按照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想象，网络正是恢复古典城邦时代公共政治生活的绝好工具。阿伦特提出，只有参与公共政治才能获取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公民的“最大化自由”，这与当代的自由观念显然南辕北辙。姑且将公、私领域内自由观的争论搁置，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构建网络时代公共空间却是责无旁贷。哈贝马斯认为，无论启蒙是作为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还是作为迈向绝对公正的客观趋势，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在他对于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追溯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扩张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严肃的公共话语活动开始萎缩，由18世纪教育普及化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重新被“封建割据化”。因此，哈贝马斯的理想情境就是通过他所提倡的“交往理性”以替代使启蒙变得僵化和神话化的“工具理性”。他的“交往理性”就是要重建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公共空间，为理性的话语生产创造一个规范化的互动平台，在这种理性化的公共领域之中，知识分子关于“更自由”和“更平等”的启蒙理想仍可以延续。㈣当然，现实中的公共空间不可能原样复制哈贝马斯的想象。知识分子在网络提供的更加民主的公共空间内究竟能有何作为?戈德法布曾公开表示，“当代‘民主’社会里公开讨论的质量的低劣是我最为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曾对当下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建设做出详细的实证调查与逻辑分析。“网络讨论的实际情形往往是‘宽度达1英里，但深度却只有1英寸’。总的来看，把网络作为决定公共舆论的论坛充满了障碍。”网络空间内平均素质的低弱表明，技术革新永远不会自动生成人文价值。就近年来的网络文化事件而言，知识分子并没有体现出公共空间内话语的主导权。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往往集中在某些专业性的网站(如学术中华网、中国学术论坛、天益网、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网等等)，这些网站相互之间都有链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排外的话语空间。这些专业化的“公共参与”，并没有打破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实际存在的文化级差，而“百家讲坛”式的公共实践虽有益于文化普及，但却难说对公共空间的启蒙建构有多大的益处。讨论网络公共空间的启蒙或理性化建设，实际上是讨论网络文化空间的理想化状态。启蒙精神是力图将真理与自由联系起来的精神。是力图以真理与自由的名义进行控制的精神，它是一种热情和过程，而不是某种现实。当下公共空间的启蒙建构，所需要的不仅是理性、规范与秩序，它应该将“理性论证与叙事、个人体验、情绪表达、移情倾听结合在一起。”近些年来网络力量的介入导致许多公共事件出现朝向澄明化的转折，著名的例子就有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苏秀文事件；2007年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事件以及陕西省华南虎照事件等。这些网络话语实践的参与者显然不全都是知识分子——也正是从这种理性、公正、道义的普及与传递过程中，不难看到网络公共空间内启蒙话语实践潜在的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1] 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3] [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M]，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
[4]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英]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M]，郑丹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法]米歇尔·福科，什么是启蒙[A]，，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
[7] 甘阳，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EB／OL]，(2009-02 06)[2009-03-06]，http：／／www，teen，cn／data／detail，php?id=13801.
[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教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9]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
[10]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M]，曹卫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83.
[11] [美]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杨信彰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3.
[12]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