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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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与发展


  五四運动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北京地区迅速发展,由社会思潮发展为政治实体。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开始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北京党组织的创建和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干部基础。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秘书马马耶夫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先进青年邓中夏、刘仁静等人。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赴上海与陈独秀联络,在上海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小组。秘书马马耶夫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开展建党工作。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晨报》都出了纪念国际劳动节专号。[1]七八月间,陈独秀与张国焘商谈建党计划,建议李大钊等人“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2]李大钊对此表示完全赞成。10月下旬,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沙滩北大红楼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员大都是北大教师和学生。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担任宣传工作。[3]支部建立后陆续发展党员,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支部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等十余人。
  192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委派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在中共北京支部的领导下,长辛店地区工人千余人组织起来,于5月1日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也是我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会组织。北京党组织诞生后,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建党工作的进展。北京支部先后派遣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前往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出版革命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工会,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派邓中夏、张国焘赴沪,出席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组建中共北京区委,李大钊任书记,指导北方共产主义运动。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伊始,就着手筹备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预备学校。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等人发起,于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会议,宣告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孟雄、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40余人成为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担任第一任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员并筹备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但审查不够严格,团员成分比较复杂。为了纯洁组织,1921年5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曾一度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才重新组建。北京团组织恢复后,邓中夏高度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1922年1月,邓中夏创办了北京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先驱》,并担任主编。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2月27日,北京团地委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
  五卅运动以后,北京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1926年3月到1927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党员人数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青年团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北京已有团支部26个,团员334人。[4]随着党团组织的扩大,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组织对党团骨干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北京地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上起了很好的作用。1925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政治生活》便成为区委机关刊物。
  为了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北方区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25年10月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创办了北方第一个党校。罗亦农担任校长,赵世炎、陈乔年担任教员,学员100余人,来自北京及外省市各地。这些人都是北京各院校学生和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党校学习后,离开原来学校,专门从事党团和群众工作。北方区委党校是我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5]

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创办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北方地区12个省、16个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1922年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罗章龙任北方分部主任。北方分部负责的地区很广,在北京地区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北京党组织首先在西直门车站、前门车站、永定门车站等始发站发展党员,组建支部,开辟了铁路工运的基础。1922年春,北京政局的变化为发展工运创造了有利时机。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两系军阀开战。奉系军阀张作霖败退,原交通系内阁倒台,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北京党组织充分估计了吴佩孚与交通系的矛盾,利用了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的口号,由李大钊出面与直系军阀上层人物联系,议定将工运干部派往各线铁路。工人运动迅猛发展起来。不到半年,仅京汉铁路沿线就组建工人俱乐部16个,会员达3万多人。8月,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长辛店地区3000多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等八项要求。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推动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长辛店罢工胜利的影响下,京汉铁路各站纷纷成立工会,并且开展斗争。京汉铁路工人还迫切要求成立全路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和指挥全路性的活动。1923年2月1日,各路工会代表聚会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3日,长辛店分会委员长史文彬由郑州返回长辛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罢工命令。会后罢工开始。2月6日,当局企图以增加工资为条件引诱工人复工,遭到拒绝。当晚,武力镇压开始,军警绑架了共产党员史文彬等11名工会干部。2月7日下午,江岸分会也发生了流血惨案,京汉线的工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军阀的血腥镇压,这就是直系军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为了保存与积蓄革命力量,中國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京迁沪。长辛店工会组织在反动当局的高压下,遭到严重摧残,北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三、农业革新社、农委的创办与活动


  北京共产党组织在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的同时,注意深入到郊区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1920年三四月间,邓中夏、高君宇等先进青年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到长辛店、丰台火车站、七里庄、大井、卢沟桥等地召开群众会,并与工人、农民座谈,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派邓中夏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3月后,改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2年,农专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4年1月,根据中共北京地委通知,将全体团员吸收为党员,成立党支部。因为农大校舍设在西郊罗道庄的西边,学校实验场又在丰台区五里店村,因此与丰台地区的农民接触较多,所以农大的党组织就成为丰台地区早期农民革命斗争的策源地。[6]
  1922年秋,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决定组织农业革新社,这是一个以改革农村为宗旨的群众性公开团体。农大团员以“农业革新社”的名义,先后在罗道庄、公主坟、大瓦窑等地创办农民夜校。农大党支部建立后,大力发展农村党员。西郊先后成立了大瓦窑支部、公主坟支部和罗道庄支部。农村支部在每次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中,都起到了组织领导的作用。在农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西郊自罗道庄至卢沟桥一带几十个村庄还建立起外交后援会。外交后援会总部设在城里翠花胡同,西郊总部设在农大。1925年底,公主坟、大瓦窑、大井、小井等村庄纷纷建立了农民协会,并代替外交后援会的工作。以后,农民协会又发展到南苑、黄土岗以及通县至京东各县。
  1924年,北京地委正式成立专门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北京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农委由李大钊直接领导,乐天宇负责日常工作。到1925年下半年,由李怀才担任农委书记,乐天宇、左士、詹乐贫、李启耕为农委委员。农委直接通过基层党的组织开展工作。1925年夏天,在京东以顺义为中心,包括平谷、密云、三河、宝坻等县,农委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起反对外国资本家与地方政府相勾结压低鸡蛋收购价、强征鸡蛋税的斗争。斗争结果为政府答应请愿的农民取消鸡蛋税。资本家由于鸡蛋来源中断,也不得不定出较为合理的鸡蛋收购价格。[7]
  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是全国党团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董宝瑞等.李大钊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56.
  [2]王修身.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43.
  [3]盖军.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2.
  [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83.
  [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烈士传·第1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90.
  [6]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丰台地区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一册)[M].内部发行,1994:56,58.
  [7]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人格风范[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584-585.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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