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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迈入你我的生活，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戴着墨镜、捂着口罩，一名青年男子匆匆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间诊疗室，还没有与医生打招呼，他便径直走向窗口，拉上窗帘，阻挡了温暖的阳光。
“你害怕吗？”精神科教授张新凯这样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吗？”
这位年轻人怀疑，契诃夫笔下那位即便是在晴朗天气里也要穿雨鞋、带雨伞、穿棉大衣的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一定是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社交焦虑。不过，可能也不是——因为别里科夫至少还能与人争辩，而他自己却连医生都不愿见。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100人中有13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但更普遍且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人们并未觉得自己达到疾病的程度，但却无时无刻不被与人打交道的问题烦扰，一个保守且被广泛报道的数字是，中国每10人中约有1人或多或少有社交焦虑方面的困扰。社交焦虑，已成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在社会急剧前行的中国，可能受此波及更多。
前所未有的焦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曾经公布过一个国家973课题——社交焦虑障碍的生物学标记及临床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由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专家张伟组织，历经4年、覆盖了成都几十万大中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社交焦虑障碍在13至24岁之间的成长阶段就开始大量显现出来。
“不敢去食堂打饭，害怕、脸红、心慌”，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讲述他在调查中遇见的一位大一男生。“他还不敢和小卖店售货员说话、不敢去教室自习，不得已，在上大学一个多月后被迫休学。”
最终，被抽样出的2279名成都地区被调查大中学生中，88名女生、91名男生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加权结论是，成都地区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总患病率为8.15%。
“很震惊。”中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小组组长张明园说。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单一病种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其结论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从我们的印象来看，又应该是有这么多。”
“我觉得（即使达到）10%都是正常的。”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甚至大胆判断，因为“社交焦虑与社交焦虑症不一样，达到诊断标准、达到‘症’的还是少，但是，社交焦虑大多数人都会有”。
在国际通用的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中，测试场景包括在听众前表演或演讲、与陌生人会面、在会议上发言、参加聚会、组织聚会等等。而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越来越艰难。
“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感到自己服装色彩的搭配不和谐，服装的样式也不够时髦，顿时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样无地自容！”一位职场人士如此表达她的社交焦虑。
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腾讯·大成网曾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300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一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求医的”。
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
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慮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10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40多岁到10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10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來，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
“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一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
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
戴着墨镜、捂着口罩，一名青年男子匆匆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间诊疗室，还没有与医生打招呼，他便径直走向窗口，拉上窗帘，阻挡了温暖的阳光。
“你害怕吗？”精神科教授张新凯这样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吗？”
这位年轻人怀疑，契诃夫笔下那位即便是在晴朗天气里也要穿雨鞋、带雨伞、穿棉大衣的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一定是得了和他一样的病：社交焦虑。不过，可能也不是——因为别里科夫至少还能与人争辩，而他自己却连医生都不愿见。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100人中有13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但更普遍且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人们并未觉得自己达到疾病的程度，但却无时无刻不被与人打交道的问题烦扰，一个保守且被广泛报道的数字是，中国每10人中约有1人或多或少有社交焦虑方面的困扰。社交焦虑，已成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在社会急剧前行的中国，可能受此波及更多。
前所未有的焦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曾经公布过一个国家973课题——社交焦虑障碍的生物学标记及临床意义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由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学专家张伟组织，历经4年、覆盖了成都几十万大中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社交焦虑障碍在13至24岁之间的成长阶段就开始大量显现出来。
“不敢去食堂打饭，害怕、脸红、心慌”，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讲述他在调查中遇见的一位大一男生。“他还不敢和小卖店售货员说话、不敢去教室自习，不得已，在上大学一个多月后被迫休学。”
最终，被抽样出的2279名成都地区被调查大中学生中，88名女生、91名男生患有社交焦虑障碍。加权结论是，成都地区大中学生社交焦虑障碍总患病率为8.15%。
“很震惊。”中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小组组长张明园说。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单一病种进行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其结论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从我们的印象来看，又应该是有这么多。”
“我觉得（即使达到）10%都是正常的。”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甚至大胆判断，因为“社交焦虑与社交焦虑症不一样，达到诊断标准、达到‘症’的还是少，但是，社交焦虑大多数人都会有”。
在国际通用的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中，测试场景包括在听众前表演或演讲、与陌生人会面、在会议上发言、参加聚会、组织聚会等等。而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越来越艰难。
“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感到自己服装色彩的搭配不和谐，服装的样式也不够时髦，顿时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样无地自容！”一位职场人士如此表达她的社交焦虑。
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腾讯·大成网曾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300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一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求医的”。
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
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慮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10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40多岁到10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10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來，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
“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一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
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