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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冷清了半个多世纪的“民国之门”，随着两岸“兄弟”相逢一笑，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世事沧桑，令人浩叹，不觉也走了进去。
“民国之门”与寒舍毗邻，位于武昌蛇山南麓，坐落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博物馆”)内，俗称“红楼”，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那时天下还“大清”，没有“民国”，因此它既不叫“民国之门”，也不叫“红楼”，而是叫“咨议局大楼”，一个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乃清廷为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所置。
为什么一向专制的“大清”忽然对“君主立宪”有了兴趣?原来因一场战争。1904年，为争夺在华利益，君主立宪的日本和皇权专制的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1905年沙俄战败，日本获胜，大清国的“有识之士”们天真地认为是君主立宪打败了皇权专制。1908年11月，醋好独裁的慈禧一命呜呼，给风雨飘摇的“大清”推销“复兴”药方的机会终于等来，一时间“君主立宪”声动朝野……
孰料，“维新”尚未见效，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爆发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湖北咨议局”被起义军占领，变成了“鄂军都督府”，“大清”一夜覆亡，“民国”随之呱呱坠地，咨议局大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民国之门”为二层西式楼房，平面略呈“山”字形，砖混结构，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面阔73米，进深42米，坐北朝南，女儿墙端镶着玄色楼铭鄂军都督府。上层屋顶正中升起一座武士头盔形的望楼，成为当时阅马场轴线的制高点，视野开阔，颇为壮观。武昌起义成功后。“鄂军都督府”曾一度代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因其红墙红瓦。又被称作“红楼”。
“红楼”设有东、西配楼，游客进“红楼”之前，一般都要先去西配楼参观，那里被辟为展馆，设有大小展厅九个，陈列着辛亥革命史迹近四百件。展览通过文物真迹等各种形式全景式展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灰弘壮阔的历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厅：正面为弧墙，镶一组以孙中山为主、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头像，表达在孙先生的旗帜下，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主题。画面下方一行立体字：1911年10月10日，提示人们永远铭记这个日子。
“红楼”里诞生过一个划时代的政府——起义军政府，代表亿万国民执掌天下。遥想当年，何其紧张，何其繁忙!
大楼内空高旷，楼道幽深，门户相通，四通八达，室内窗明几净，陈设简朴，气氛肃穆，任何人置身其间都会肃然起敬。
军政府先后设有军令、参谋、军务、民政、外交等九部以及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每部(室)仅一到两间办公室，两三套办公桌椅，虽然地板、壁炉、壁灯一应俱全，办公家具也质地不错，但如此众署一堂，挤在一处办公。还是令游客不胜唏嘘。
一楼除各部办公室及传达室外，还有军政府礼堂、都督会议室和都督会客室等。
军政府礼堂在“山”顶，原为咨议局议事堂，布局典雅庄重，坡形地面。主席台设在北端，台下有座位132个。主席台正中挂着红底、黑九角、黄星的“+八星旗”(十八颗黄星意谓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寓鲜血，黑色乃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十八星旗”后来被定为“中华民国”陆军军旗)。据介绍，1912年4月10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访鄂期间。就曾在此发表过演讲。
二楼辟有都督起居室、侍卫官室、顾问官室、秘书官室等。其中，都督起居室置于二楼东端，当年的大都督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就住在这里。
细说起来，黎元洪当都督可谓“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拉郎配”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的黎元洪吓破了胆，慌不择路，一头钻到床底下，起义军士将他从床下硬拖出来。黎元洪被拖出来后，浑身筛糠，面无人色。这个表面“厚道”，暗中一向仇视革命，武昌起义前夕还杀害过送信新军士兵的清廷鹰犬，误以为军士们找他算总账来了。当他听明白是要他出来主持大计，出任大都督时，他不仅没有喜出望外，反而大喊大叫：“奠害我!”黎元洪压根就不相信起义会成功，因此不愿就范。革命党人无奈，只得将其软禁于该室，对外则以他的名义发布文告。其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第一份文告，它宣布废除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黎元洪拒不签字印发，最后由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啼笑皆非之余不禁悲从中来：“民国”缔造者们似这般仓促起事，闹到如此地步，其悲壮色彩何其浓重!“民国”先天之不足，也由此可见一斑。
步出“红楼”侧门，可见它后面有一组灰色房子，那是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的场所，眼下正在复原维修中。
“红楼”前面是起义军政府大门，大门上悬挂着“辛亥革命博物馆”匾牌。大门两侧各挑一面巨幅“十八星旗”，异常醒目。右门房上镶有一黑色花岗岩方匾，上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特为该馆题书。
大门外是著名的同心广场，“同心”之意，谓“两岸一心，和平统一”。广场中矗立有国父孙中山全身铜像，先生身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双手自然下垂，左手拄拐杖，右手执礼帽，目光深邃，神态安详。
步出“民国之门”的游客涌向同心广场，纷纷在铜像前合影留念。不经意间，我忽然发现不少游客忙着照相的同时，竟不时回首身后的“红楼”。他们在想什么呢?是不虚此行，还是抱憾不已?是赞美辛亥革命风云激荡。还是叹息“民国之门”饱经沧桑……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开启“民国之门”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武昌起义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别的姑且不论，仅就紫禁城而言，如果没有武昌起义，也许今天那里还端坐着一位统治天下的皇帝呢!因此，谁都无法否认，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革命的影响之中。
然而，令人嗟叹的是，“民国之门”开启之后，“民国”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圣坛，而是因了一批批政客和他们所把持的“政府”，竞演变成了群雄四起，军阀纷争的道场，袁项城、黎黄陂、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中国陷入了表面上没有皇帝其名，实际上却人人竞相争当事实皇帝的局面。封建统治并没有因“民国”而终结，人们意识中的封建幽灵更没有因“民国”而消亡。民众用和平、选举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意愿的要求一次次被枪杆子们说“不”，国人大失所望!
一个重要而残酷的政治命题横陈在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既成功了也失败了。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国父”孙中山在1919年(民国八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痛斥“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竞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他还说，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想到这里，我似乎慌然大悟游人在想些什么英雄的“民国”，可悲的“民国”，不舍的“民国”，一言难尽的“民国”……或许，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大家都融有这样一个“民国”情结?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先生的论断，谁拗得过?!
“民国之门”与寒舍毗邻，位于武昌蛇山南麓，坐落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博物馆”)内，俗称“红楼”，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那时天下还“大清”，没有“民国”，因此它既不叫“民国之门”，也不叫“红楼”，而是叫“咨议局大楼”，一个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乃清廷为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所置。
为什么一向专制的“大清”忽然对“君主立宪”有了兴趣?原来因一场战争。1904年，为争夺在华利益，君主立宪的日本和皇权专制的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1905年沙俄战败，日本获胜，大清国的“有识之士”们天真地认为是君主立宪打败了皇权专制。1908年11月，醋好独裁的慈禧一命呜呼，给风雨飘摇的“大清”推销“复兴”药方的机会终于等来，一时间“君主立宪”声动朝野……
孰料，“维新”尚未见效，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爆发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湖北咨议局”被起义军占领，变成了“鄂军都督府”，“大清”一夜覆亡，“民国”随之呱呱坠地，咨议局大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民国之门”为二层西式楼房，平面略呈“山”字形，砖混结构，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面阔73米，进深42米，坐北朝南，女儿墙端镶着玄色楼铭鄂军都督府。上层屋顶正中升起一座武士头盔形的望楼，成为当时阅马场轴线的制高点，视野开阔，颇为壮观。武昌起义成功后。“鄂军都督府”曾一度代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因其红墙红瓦。又被称作“红楼”。
“红楼”设有东、西配楼，游客进“红楼”之前，一般都要先去西配楼参观，那里被辟为展馆，设有大小展厅九个，陈列着辛亥革命史迹近四百件。展览通过文物真迹等各种形式全景式展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灰弘壮阔的历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厅：正面为弧墙，镶一组以孙中山为主、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头像，表达在孙先生的旗帜下，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主题。画面下方一行立体字：1911年10月10日，提示人们永远铭记这个日子。
“红楼”里诞生过一个划时代的政府——起义军政府，代表亿万国民执掌天下。遥想当年，何其紧张，何其繁忙!
大楼内空高旷，楼道幽深，门户相通，四通八达，室内窗明几净，陈设简朴，气氛肃穆，任何人置身其间都会肃然起敬。
军政府先后设有军令、参谋、军务、民政、外交等九部以及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每部(室)仅一到两间办公室，两三套办公桌椅，虽然地板、壁炉、壁灯一应俱全，办公家具也质地不错，但如此众署一堂，挤在一处办公。还是令游客不胜唏嘘。
一楼除各部办公室及传达室外，还有军政府礼堂、都督会议室和都督会客室等。
军政府礼堂在“山”顶，原为咨议局议事堂，布局典雅庄重，坡形地面。主席台设在北端，台下有座位132个。主席台正中挂着红底、黑九角、黄星的“+八星旗”(十八颗黄星意谓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寓鲜血，黑色乃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十八星旗”后来被定为“中华民国”陆军军旗)。据介绍，1912年4月10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访鄂期间。就曾在此发表过演讲。
二楼辟有都督起居室、侍卫官室、顾问官室、秘书官室等。其中，都督起居室置于二楼东端，当年的大都督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就住在这里。
细说起来，黎元洪当都督可谓“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拉郎配”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的黎元洪吓破了胆，慌不择路，一头钻到床底下，起义军士将他从床下硬拖出来。黎元洪被拖出来后，浑身筛糠，面无人色。这个表面“厚道”，暗中一向仇视革命，武昌起义前夕还杀害过送信新军士兵的清廷鹰犬，误以为军士们找他算总账来了。当他听明白是要他出来主持大计，出任大都督时，他不仅没有喜出望外，反而大喊大叫：“奠害我!”黎元洪压根就不相信起义会成功，因此不愿就范。革命党人无奈，只得将其软禁于该室，对外则以他的名义发布文告。其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第一份文告，它宣布废除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黎元洪拒不签字印发，最后由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
啼笑皆非之余不禁悲从中来：“民国”缔造者们似这般仓促起事，闹到如此地步，其悲壮色彩何其浓重!“民国”先天之不足，也由此可见一斑。
步出“红楼”侧门，可见它后面有一组灰色房子，那是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的场所，眼下正在复原维修中。
“红楼”前面是起义军政府大门，大门上悬挂着“辛亥革命博物馆”匾牌。大门两侧各挑一面巨幅“十八星旗”，异常醒目。右门房上镶有一黑色花岗岩方匾，上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特为该馆题书。
大门外是著名的同心广场，“同心”之意，谓“两岸一心，和平统一”。广场中矗立有国父孙中山全身铜像，先生身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双手自然下垂，左手拄拐杖，右手执礼帽，目光深邃，神态安详。
步出“民国之门”的游客涌向同心广场，纷纷在铜像前合影留念。不经意间，我忽然发现不少游客忙着照相的同时，竟不时回首身后的“红楼”。他们在想什么呢?是不虚此行，还是抱憾不已?是赞美辛亥革命风云激荡。还是叹息“民国之门”饱经沧桑……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开启“民国之门”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武昌起义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别的姑且不论，仅就紫禁城而言，如果没有武昌起义，也许今天那里还端坐着一位统治天下的皇帝呢!因此，谁都无法否认，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革命的影响之中。
然而，令人嗟叹的是，“民国之门”开启之后，“民国”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圣坛，而是因了一批批政客和他们所把持的“政府”，竞演变成了群雄四起，军阀纷争的道场，袁项城、黎黄陂、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中国陷入了表面上没有皇帝其名，实际上却人人竞相争当事实皇帝的局面。封建统治并没有因“民国”而终结，人们意识中的封建幽灵更没有因“民国”而消亡。民众用和平、选举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意愿的要求一次次被枪杆子们说“不”，国人大失所望!
一个重要而残酷的政治命题横陈在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既成功了也失败了。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国父”孙中山在1919年(民国八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痛斥“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竞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他还说，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想到这里，我似乎慌然大悟游人在想些什么英雄的“民国”，可悲的“民国”，不舍的“民国”，一言难尽的“民国”……或许，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大家都融有这样一个“民国”情结?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先生的论断，谁拗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