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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以降，中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自公元304年“汉（前赵）”和“成（汉）”建立开始，至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重又统一北方止。百余年间，中国北方地区前后共出现十五个地方割据政权加之四川地区的“成汉”，史称“十六国”，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之一。仰及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兴起和发展的敦煌，此时非但没有因中原王朝的衰落而破败、毁弃，反而因其远离中原战祸，加之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中原大量较高层次的移民，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技艺以及政治管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使得割据时代的敦煌竟达到了大一统时期所没有的高度，促成了敦煌城市发展的一次飞跃：由前代的边塞军镇演变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往的商贸文化枢纽城市。
军事主导型城市定位的确立
敦煌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左传·昭公九年》载：“允姓之奸，居于瓜州”[1]，《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归，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2]卷1《五帝本纪》第28页《通典》亦有：“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3]卷174至张骞出使西域前，敦煌先后曾为赛种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占据。汉武帝时，霍去病领大军发动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后汉王朝控制河西地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4]卷6《武帝纪》第189页，“敦煌”之名即始于此。[5] 卷2地理志
敦煌扼河西咽喉，总凑西海之道，军事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敦煌是在汉王朝西出关陇，与匈奴不断的争夺而向西域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为加强新领地的控制而设立的，这也确立了敦煌的定位就是东护关陇、西进中亚的军事基地。敦煌作为开疆拓边的前沿阵地，在设郡县同时，更注重军事工事的建设，“列四郡、据两关”[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立玉门关、阳关，驻军镇守。同时，“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济外国使者。”[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
河西敦煌地区作为地处边疆的新开发地区，中原人视为畏途，加之此时的内地，人地矛盾尚不突出，关东地区尚有较多荒地可供开垦，自然也就不可能吸引大批百姓自愿前往，而军队与政权的存在又不能缺少必要的农耕生产来维持。故此，政府只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征发内地贫民或罪犯前往。这种征发，在汉初是一种常例，每征服一地，即以内地贫民罪犯谪吏往而实之。平南越、定西南夷，北出上谷、渔阳、秦中、河南等地，无不征内地贫民罪犯而实其地。《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4]卷6《武帝纪》第179页。虽敦煌设郡在元狩之后，但有理由确信，敦煌的百姓也多是以这种方式迁去的[6]第10页，征和九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后，“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4]卷66《刘屈传》第2882页
这些来自内地被官府视为“奸猾”之属的罪吏贫民与屯田兵士一同开荒辟田、辛勤耕稼，使得敦煌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建立稳固的军事基地，保障往来使者交通的预定目标。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2]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页兵士、人员、军需自全国各地集聚敦煌，大军从此出征。这也证明，经过几十年的初步经营，敦煌作为西汉王朝开展西抚西域诸国，北御匈奴的军事行动之后方基地的定位完全确立，同时也奠定了敦煌早期开发的基础。
其后，汉王朝击退劫掠河西的匈奴，招抚西域诸国后，由于地处河西走廊之咽喉，东西交通之要冲，加之较为稳固的农业基础和驻军的保护，往来商旅渐兴，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敦煌伴随着商路的兴起逐渐发展乃至繁荣。至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敦煌辖县六，为“敦煌、冥安、效毂、渊泉、广至、龙勒”，共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4]卷28《地理志》第1614页无怪乎《耆旧记》中赞之，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7]卷113《郡国志》第2521页。但对于此时的敦煌来说，这种繁荣还仅是在外部因素诱导下的一种表象的繁华，尚没有形成促使城市由军事型向商贸文化型转变的核心要素。其繁荣主要是因为承平日久，军事行动减少，而交通优势凸现而成。东汉时的敦煌状况也从反面验证了这种军事色彩淡化不是根本性的。较之西汉时期，东汉国力衰弱，尤在立国之初，在无力用兵西北且都护不出的情形下，敦煌作为军事基地的作用重又明显起来。“(元初六年，公元113年)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7]卷88《西域传》第2911页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人口来看，此时的敦煌居民仍旧依靠政府强迫减罪的死刑犯或其家属迁往边区。正如葛剑雄所讲：“这类迁移虽也有屯田或开发的作用，但主要是军事防御的紧迫需要。”[8]第161页这也充分证明，至东汉时，敦煌在城市定位上仍旧是作为西北一重要边防城市而不是丝路文化商贸型城市。
由军事要塞到西州文化重镇
曹魏、西晋时期，中原纷争渐起，而敦煌河西却较为平静，中原流民开始零散地前来，敦煌的发展也开始加速。至晋太康年间，敦煌“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9]卷14《地理志》第434页，位居凉州七郡之首。但此时的发展更多是带有一种汉末河西战乱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10]，归根结底仍旧还只是一个基础阶段的积累，但也正是有了这种积累才为十六国时期大规模移民带来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原战乱的加剧，一个敦煌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原本富庶繁华的黄河流域一片凋敝。河西地区虽也有割据政权间的征战攻伐，但毕竟较中原仍算安定，更为重要的是，当地这些割据势力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都力保区域的稳定与发展，故“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11]第30页而敦煌尤胜，这也使其成为除江东、巴蜀外中原移民主要的迁入地。
河西割据政权为维持其割据势力的存在，尤其重视安抚中原流民，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多方延揽人才、发展文教，促进了敦煌的开发和发展，形成了一个乱世中稳定发展的区域。敦煌也在汉魏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历史的突破，完成了城市由边塞军镇向文化商贸型城市的转型，成为西州文化重镇。
1.安抚流民、发展生产
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面对稳定的河西敦煌地区，“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9]卷86《张轨传》第2225页。面对前来的中原流民，各个政权都大力安置流民，为侨置郡县。前凉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9]卷86《张轨传》第2225页。麟嘉七年（公元394年）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12]卷91《西凉录一》第7页。此时，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23000余户10万余人。[13]第137页后西凉李暠“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成、武兴、张掖三郡。”[12]卷91《西凉录一》第7页
在安抚流民的同时，各政权较前代更加注重地方水利建设。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在州南修阳开渠长十五里，又在州东修北府渠长四十五里[14]卷86第1928页；前凉敦煌太守阴澹在州西南修阴安渠长七里[14]卷86第1915页；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在州西南修孟敏渠(又称孟授渠)长二十里[14]卷87第1946页。
割据政权不仅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更依赖于敦煌处“丝绸之路”咽喉、总凑西海之道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商业。由于地处东西交通之孔道，“商侣往来，无有停绝”[15]卷1第3页，“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7]卷88《西域传》第2931页，可谓是商业兴盛，物阜民兴。
与此同时，中原战乱、商旅不通，以至钱币不行，甚至于倒退到以谷帛等实物充当货币，而此时的河西敦煌地区，前凉张轨纳太府参军索辅建议，恢复了废止已久的五铢钱，“(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9]卷86《张轨传》第2226页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高度。
2.延揽人才、大兴文教
中原地区远赴河西避难之士民，其中不乏学者、文人，河西割据政权对他们礼遇有加，他们所带来的中原儒学，传承不辍，也使得河西儒学成为北魏一统北方后儒学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16]第46页中原地区经典毁于战争之中，随中原学者的到来，河西走廊地区不仅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国典籍，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有学之士，其著名者以“敦煌五龙”为负盛名。
当地政权不仅礼遇外来学者人才，更重视本地青年才俊的培养，重视以儒学理政。前凉时代，“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9]卷86《张轨传》第2222页，西凉李暠初“命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12]卷91《北凉录第一》第3页；后又亲写诸葛亮训诫以朂诸子，“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12]卷91《北凉录第一》第9页
由是，方有“凉土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12]卷97《北凉录第四》第7页，“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17]卷83《文苑传》2778页，的河西煌煌气象的形成，固然是中州才令、秦雍士门与西州德望所共同创造，更与河西政权礼遇人才、重视文教分不开的。
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庚子元年（公元400年）李暠称凉王于敦煌，史称西凉，当时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9]卷87《凉武昭王传》第2264页，一时于阗致玉，“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9]卷87《凉武昭王传》第2263页，敦煌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这是敦煌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标志着汉魏以来敦煌政治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
3.礼遇高僧、广布佛法
除鼓励儒学发展外，割据政权也大力支持佛教的传播，沿丝绸商道传入的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河西敦煌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丝路”文化及佛学研究者将丝绸之路文化圈内的佛教文化分为三个大区：中亚佛教文化、西域佛教文化和敦煌到长安的汉地佛教文化。敦煌河西地区正好是“丝路”文化圈汉地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敦煌地处丝路孔道，在西晋末至十六国的战乱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不时中断，但河西却与西域交通不绝，成为西域文化向东传播的中介。[13]第143页
佛教在敦煌的发展，除僧人的基于信仰的虔诚和乱世中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外，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前凉王张天锡曾亲自主持译经活动[18]卷四下第109页，北凉沮渠蒙笃信佛法，热心传译，还将姑臧内苑豫宫专门辟为译场，昙摩谶即在此翻译过佛经。
除了组织译经、礼奉佛法外，统治者还大兴佛寺、开凿石窟、塑佛立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即始于此时。《魏书》卷114《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19]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由此可观之，百余年间佛教在敦煌发展所达到的辉煌使敦煌也成了世所闻名的西域佛国。
割据时代敦煌飞跃的思考
十六国时期，敦煌在割据政权控制下，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取得了大一统的两汉时期所不曾有的突破性发展，从城市的定位讲，从军事边关迅速成长为商贸文化重镇。由于这种飞跃并非是在大一统的两汉实现的，而恰恰是最为动乱的十六国分裂割据时期，这种没有安定统一的大环境却能获得大一统时代所没有的飞跃发展，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其一，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固然能推动、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城市的发展，但这种推动力仅仅是有利的外因而已，在城市发展中的发挥的也并非完全是决定性基础性作用。
敦煌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推动相比，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政局以及较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作用更为巨大，也更为根本。
在传统时代的大一统的王朝体系下，一切政策的实行都要求全国统一，而这种统一在某种意义上极有可能蜕变为一种忽视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差异的僵化和死板。同时，这种政策的统一更多的是从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不是首先以地方发展为其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与之相较，割据时代的地方政权为维护其统治的存在，会更多地关注地方的开发和发展。但这种割据式的开发所发挥的有力作用也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必须有一个可供其维持基本发展的区域。这个区域可以是一个在地域和规模上稍加放大而实际功能并无二异的“乡脚”，对于个体城市的成长来说，只要有一个稳固的“乡脚”便可以在合理积极的政策推动下，促进城市的发展和成长。
其二，城市的发展要持久必须形成一种特色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赖以维系的支柱。城市灵魂的形成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发展，更依赖于城市所吸纳、产生、积淀的文化底蕴。这种城市精神正如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对城市内涵要素之一的“神圣”的解读。乔氏认为“神圣”“属宗教层面的概念，所以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座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20] 第3页，城市也只有在文化得到发展并形成其独有的文化内涵后才能形成这种具有极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城市精神。
敦煌在西汉初年虽也有过辉煌，但也正是因为那时的城市尚没有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所以在中原王朝衰落，政治支撑能力弱化后，城市也就没有了往昔的颜色。与之相反，十六国时期，虽没有强有力的中原政权的支持，但因为大量文人学者的迁入和割据统治者重视文教，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学和佛学为核心的城市精神，才促成敦煌的真正转型，完成了由汉初设郡时的边塞军镇向“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枢纽城市的转型，也正是由于十六国时期的这种成功转型，奠定了敦煌后世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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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M]，陈寅恪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
17.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O]，见《大正藏》第55卷。
19.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注释:
“敦煌五龙”为郭瑀、刘昞、宋纤、宋繇、阚骃。见孙修身著《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乡脚”是明清市镇研究中所运用的一个概念，指市镇商业辐射区域，也即市镇产生成长所依赖的必要的地域支持。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军事主导型城市定位的确立
敦煌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左传·昭公九年》载：“允姓之奸，居于瓜州”[1]，《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归，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2]卷1《五帝本纪》第28页《通典》亦有：“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3]卷174至张骞出使西域前，敦煌先后曾为赛种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占据。汉武帝时，霍去病领大军发动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后汉王朝控制河西地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4]卷6《武帝纪》第189页，“敦煌”之名即始于此。[5] 卷2地理志
敦煌扼河西咽喉，总凑西海之道，军事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敦煌是在汉王朝西出关陇，与匈奴不断的争夺而向西域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为加强新领地的控制而设立的，这也确立了敦煌的定位就是东护关陇、西进中亚的军事基地。敦煌作为开疆拓边的前沿阵地，在设郡县同时，更注重军事工事的建设，“列四郡、据两关”[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立玉门关、阳关，驻军镇守。同时，“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济外国使者。”[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
河西敦煌地区作为地处边疆的新开发地区，中原人视为畏途，加之此时的内地，人地矛盾尚不突出，关东地区尚有较多荒地可供开垦，自然也就不可能吸引大批百姓自愿前往，而军队与政权的存在又不能缺少必要的农耕生产来维持。故此，政府只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征发内地贫民或罪犯前往。这种征发，在汉初是一种常例，每征服一地，即以内地贫民罪犯谪吏往而实之。平南越、定西南夷，北出上谷、渔阳、秦中、河南等地，无不征内地贫民罪犯而实其地。《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4]卷6《武帝纪》第179页。虽敦煌设郡在元狩之后，但有理由确信，敦煌的百姓也多是以这种方式迁去的[6]第10页，征和九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后，“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4]卷66《刘屈传》第2882页
这些来自内地被官府视为“奸猾”之属的罪吏贫民与屯田兵士一同开荒辟田、辛勤耕稼，使得敦煌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建立稳固的军事基地，保障往来使者交通的预定目标。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2]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页兵士、人员、军需自全国各地集聚敦煌，大军从此出征。这也证明，经过几十年的初步经营，敦煌作为西汉王朝开展西抚西域诸国，北御匈奴的军事行动之后方基地的定位完全确立，同时也奠定了敦煌早期开发的基础。
其后，汉王朝击退劫掠河西的匈奴，招抚西域诸国后，由于地处河西走廊之咽喉，东西交通之要冲，加之较为稳固的农业基础和驻军的保护，往来商旅渐兴，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敦煌伴随着商路的兴起逐渐发展乃至繁荣。至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敦煌辖县六，为“敦煌、冥安、效毂、渊泉、广至、龙勒”，共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4]卷28《地理志》第1614页无怪乎《耆旧记》中赞之，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7]卷113《郡国志》第2521页。但对于此时的敦煌来说，这种繁荣还仅是在外部因素诱导下的一种表象的繁华，尚没有形成促使城市由军事型向商贸文化型转变的核心要素。其繁荣主要是因为承平日久，军事行动减少，而交通优势凸现而成。东汉时的敦煌状况也从反面验证了这种军事色彩淡化不是根本性的。较之西汉时期，东汉国力衰弱，尤在立国之初，在无力用兵西北且都护不出的情形下，敦煌作为军事基地的作用重又明显起来。“(元初六年，公元113年)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7]卷88《西域传》第2911页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人口来看，此时的敦煌居民仍旧依靠政府强迫减罪的死刑犯或其家属迁往边区。正如葛剑雄所讲：“这类迁移虽也有屯田或开发的作用，但主要是军事防御的紧迫需要。”[8]第161页这也充分证明，至东汉时，敦煌在城市定位上仍旧是作为西北一重要边防城市而不是丝路文化商贸型城市。
由军事要塞到西州文化重镇
曹魏、西晋时期，中原纷争渐起，而敦煌河西却较为平静，中原流民开始零散地前来，敦煌的发展也开始加速。至晋太康年间，敦煌“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9]卷14《地理志》第434页，位居凉州七郡之首。但此时的发展更多是带有一种汉末河西战乱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10]，归根结底仍旧还只是一个基础阶段的积累，但也正是有了这种积累才为十六国时期大规模移民带来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原战乱的加剧，一个敦煌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原本富庶繁华的黄河流域一片凋敝。河西地区虽也有割据政权间的征战攻伐，但毕竟较中原仍算安定，更为重要的是，当地这些割据势力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都力保区域的稳定与发展，故“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11]第30页而敦煌尤胜，这也使其成为除江东、巴蜀外中原移民主要的迁入地。
河西割据政权为维持其割据势力的存在，尤其重视安抚中原流民，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多方延揽人才、发展文教，促进了敦煌的开发和发展，形成了一个乱世中稳定发展的区域。敦煌也在汉魏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历史的突破，完成了城市由边塞军镇向文化商贸型城市的转型，成为西州文化重镇。
1.安抚流民、发展生产
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面对稳定的河西敦煌地区，“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9]卷86《张轨传》第2225页。面对前来的中原流民，各个政权都大力安置流民，为侨置郡县。前凉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9]卷86《张轨传》第2225页。麟嘉七年（公元394年）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12]卷91《西凉录一》第7页。此时，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23000余户10万余人。[13]第137页后西凉李暠“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成、武兴、张掖三郡。”[12]卷91《西凉录一》第7页
在安抚流民的同时，各政权较前代更加注重地方水利建设。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在州南修阳开渠长十五里，又在州东修北府渠长四十五里[14]卷86第1928页；前凉敦煌太守阴澹在州西南修阴安渠长七里[14]卷86第1915页；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在州西南修孟敏渠(又称孟授渠)长二十里[14]卷87第1946页。
割据政权不仅重视农耕经济的发展，更依赖于敦煌处“丝绸之路”咽喉、总凑西海之道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商业。由于地处东西交通之孔道，“商侣往来，无有停绝”[15]卷1第3页，“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7]卷88《西域传》第2931页，可谓是商业兴盛，物阜民兴。
与此同时，中原战乱、商旅不通，以至钱币不行，甚至于倒退到以谷帛等实物充当货币，而此时的河西敦煌地区，前凉张轨纳太府参军索辅建议，恢复了废止已久的五铢钱，“(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9]卷86《张轨传》第2226页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高度。
2.延揽人才、大兴文教
中原地区远赴河西避难之士民，其中不乏学者、文人，河西割据政权对他们礼遇有加，他们所带来的中原儒学，传承不辍，也使得河西儒学成为北魏一统北方后儒学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16]第46页中原地区经典毁于战争之中，随中原学者的到来，河西走廊地区不仅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国典籍，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有学之士，其著名者以“敦煌五龙”为负盛名。
当地政权不仅礼遇外来学者人才，更重视本地青年才俊的培养，重视以儒学理政。前凉时代，“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9]卷86《张轨传》第2222页，西凉李暠初“命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12]卷91《北凉录第一》第3页；后又亲写诸葛亮训诫以朂诸子，“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12]卷91《北凉录第一》第9页
由是，方有“凉土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12]卷97《北凉录第四》第7页，“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17]卷83《文苑传》2778页，的河西煌煌气象的形成，固然是中州才令、秦雍士门与西州德望所共同创造，更与河西政权礼遇人才、重视文教分不开的。
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庚子元年（公元400年）李暠称凉王于敦煌，史称西凉，当时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9]卷87《凉武昭王传》第2264页，一时于阗致玉，“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9]卷87《凉武昭王传》第2263页，敦煌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这是敦煌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标志着汉魏以来敦煌政治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
3.礼遇高僧、广布佛法
除鼓励儒学发展外，割据政权也大力支持佛教的传播，沿丝绸商道传入的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河西敦煌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丝路”文化及佛学研究者将丝绸之路文化圈内的佛教文化分为三个大区：中亚佛教文化、西域佛教文化和敦煌到长安的汉地佛教文化。敦煌河西地区正好是“丝路”文化圈汉地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敦煌地处丝路孔道，在西晋末至十六国的战乱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不时中断，但河西却与西域交通不绝，成为西域文化向东传播的中介。[13]第143页
佛教在敦煌的发展，除僧人的基于信仰的虔诚和乱世中普通民众的心理需要外，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前凉王张天锡曾亲自主持译经活动[18]卷四下第109页，北凉沮渠蒙笃信佛法，热心传译，还将姑臧内苑豫宫专门辟为译场，昙摩谶即在此翻译过佛经。
除了组织译经、礼奉佛法外，统治者还大兴佛寺、开凿石窟、塑佛立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即始于此时。《魏书》卷114《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19]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由此可观之，百余年间佛教在敦煌发展所达到的辉煌使敦煌也成了世所闻名的西域佛国。
割据时代敦煌飞跃的思考
十六国时期，敦煌在割据政权控制下，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取得了大一统的两汉时期所不曾有的突破性发展，从城市的定位讲，从军事边关迅速成长为商贸文化重镇。由于这种飞跃并非是在大一统的两汉实现的，而恰恰是最为动乱的十六国分裂割据时期，这种没有安定统一的大环境却能获得大一统时代所没有的飞跃发展，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其一，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固然能推动、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城市的发展，但这种推动力仅仅是有利的外因而已，在城市发展中的发挥的也并非完全是决定性基础性作用。
敦煌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推动相比，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政局以及较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作用更为巨大，也更为根本。
在传统时代的大一统的王朝体系下，一切政策的实行都要求全国统一，而这种统一在某种意义上极有可能蜕变为一种忽视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差异的僵化和死板。同时，这种政策的统一更多的是从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不是首先以地方发展为其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与之相较，割据时代的地方政权为维护其统治的存在，会更多地关注地方的开发和发展。但这种割据式的开发所发挥的有力作用也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必须有一个可供其维持基本发展的区域。这个区域可以是一个在地域和规模上稍加放大而实际功能并无二异的“乡脚”，对于个体城市的成长来说，只要有一个稳固的“乡脚”便可以在合理积极的政策推动下，促进城市的发展和成长。
其二，城市的发展要持久必须形成一种特色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赖以维系的支柱。城市灵魂的形成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发展，更依赖于城市所吸纳、产生、积淀的文化底蕴。这种城市精神正如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对城市内涵要素之一的“神圣”的解读。乔氏认为“神圣”“属宗教层面的概念，所以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座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20] 第3页，城市也只有在文化得到发展并形成其独有的文化内涵后才能形成这种具有极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城市精神。
敦煌在西汉初年虽也有过辉煌，但也正是因为那时的城市尚没有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所以在中原王朝衰落，政治支撑能力弱化后，城市也就没有了往昔的颜色。与之相反，十六国时期，虽没有强有力的中原政权的支持，但因为大量文人学者的迁入和割据统治者重视文教，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儒学和佛学为核心的城市精神，才促成敦煌的真正转型，完成了由汉初设郡时的边塞军镇向“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枢纽城市的转型，也正是由于十六国时期的这种成功转型，奠定了敦煌后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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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M]，陈寅恪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
17.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O]，见《大正藏》第55卷。
19.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注释:
“敦煌五龙”为郭瑀、刘昞、宋纤、宋繇、阚骃。见孙修身著《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乡脚”是明清市镇研究中所运用的一个概念，指市镇商业辐射区域，也即市镇产生成长所依赖的必要的地域支持。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