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下旬，我接到一封信。是一封读者来信，不过是一堆滥美之辞，并无特别之处。之所以对这封信有些印象，是因为，这封信寄自韩国。似乎是一位在韩国打工的年轻人，又似乎是一位在韩国定居的华人，无论看笔迹还是看语气，都感觉年龄不大。信握在手里，很轻，就像一片树叶。事实上那里面真的夹了一枚干树叶：绿色，脆弱，手掌形，叶脉清晰。信在书桌上躺了一天，黄昏时我有了些空闲，想给他写一封简短的回信，却正好有朋友打电话约我小聚，那封信于是被扔进了抽屉。这一耽搁便是很久，直到2005年夏季，这封信才再一次被我翻出。
　　一次，一位搞集邮的朋友来访，翻捡我废弃不要的信件，试图从里面找到有价值的邮票。大多时候他都会空手而归——尽管我的信件很多，有价值的邮票却极少。可是那天，当朋友看到这封信时，立刻发出一声兴奋的尖叫。他把信抓在手里，问我，信封还有用吗？
　　于是，这封信从记忆中再一次被翻出。那个下午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为来信者写了一封简短且客气的回信。后来我认为那不过是一堆废话，无非是鼓励对方好好写作，坚持到底必有收获等等，和我的千百封回信没什么不同。信写完了，去邮局的路上，顺手在路边拾一片绿叶夹进信封。那是我第一次给国外的朋友回复信件，却像例行公事一般，草草了事。
　　后来这件事终于被我彻底忘记，直到2006年冬季，又一封信从韩国寄来。仍然是上次的地址，仍然充满了太多滥美之辞，仍然在信里夹一枚脉络清晰的绿叶。可是我还是注意到两封信的不同之处。其一是笔迹不一样，显然是两个人所写；其二是语气也不太一样——一封不长的信里，竟然用了十多个“谢谢您”。
　　事情似乎有些蹊跷，正好那天没事，于是给他写了封回信。几句客套话之后，提出了我的疑惑。当然在信寄走以前，我不忘在信纸里夹一枚绿叶。满城都是花店，即使在冬天，寻找一片绿叶也并非难事。
　　一个月以后我再一次收到来自韩国的信。整整一个下午，我把那封信细细地读了三遍——那封信背后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正如我怀疑的那样，三封信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第一封信的确是一位年轻人所写，而写后两封信的，则是他的父亲。年轻人很小就跟随父亲去了韩国并入了韩国国籍，可是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他的父亲说，家里的书架上，几乎摆满了中文读物。
　　从其中一本书里，年轻人认识并喜欢上我的文字。而在那时，年轻人已经身患绝症。他问他的父亲，能不能给我写一封信——这之前他还从没有给陌生人写过信。父亲说当然可以。他说可是万一对方不回信呢，那多尴尬？父亲说不会的，他肯定会回信。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开始写信。他没用打印机，他说那样不礼貌。他只用钢笔，先打一遍草稿，再在草稿上修改，改完了，再工工整整地抄一遍，然后从一本书里找一枚绿叶夹进去。
　　他的父亲告诉我，其实那时候，他并不能够肯定我会回信，更不能够肯定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活到我给他们回信的那一天。他们直等了大半年，仍然没有等到回信。正当他们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一封来自中国的信送到他们手中。他的父亲告诉我，接到信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心情非常好。尽管那时他已经极度虚弱，可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在笑。几天以后，他的儿子永远离开了人世。
　　为表示感谢，父亲模仿他的笔迹与口气给我回了封信。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儿子太多的事情，他试图隐瞒。他说为什么要让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来分担他的痛苦呢？更何况，你已经帮我、帮我儿子太多太多了。可是我帮了他们什么呢？我想我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帮助。我只是给他的儿子回了一封简短的信。那封信字迹潦草，废话连篇。可就是这封信，给他，给他的儿子，带去了太多的快乐，并让他的儿子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没有失望。
　　后来与他的父亲慢慢熟识，竟然通过几次电话。记得有一次我问他，假如我没回那封信，你的儿子会恨我吗？他说应该不会恨，不过他会很失望。他的儿子曾经听别人说，作家都是很高傲的，特别是中国的作家。他不信。不过如果你没有回信，那么，他不但会带着遗憾离去，并且，或许会真的认为中国的作家都是高傲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那个年轻人叫金东会，男，23周岁，家住韩国仁川市，死于白血病。那天放下电话，我竟然产生一种刀锋掠过头皮的感觉。假如那封信不是被我放进抽屉里而是随便扔掉，假如那位集邮的朋友没有来或者即使来了也没有见到那封信，假如那天我没有给他回信，那么，我伤害的绝不仅仅是一位韩籍华人，而是所有中国作家的人品。
　　我常常想，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究竟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后来我想，也许带来什么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是别让这个世界失去什么。比如淳朴，比如认真，比如做人最基本的礼貌，等等。除此之外，如果你能为别人带来几个落于纸面的故事，带来哪怕一点点智慧的火花，带来哪怕一丝丝心灵的温暖，足够了。即使做不到这些，那么，最起码，我们还能给远方一位喜欢你的陌生朋友，回一封简短的信。
　　编辑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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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戴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