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给我和陈老师照张相吧。陳忠实老师就站在他后面，被很多人围着，一个个地照下去。照完了，他转动轮椅，准备向陈忠实老师拐去。没想到，陈忠实老师忽然靠近他，把他的轮椅转正，贴着轮椅的轱辘，蹲了下去。这样，坐在轮椅上的他，就比陈忠实老师高出了少半个身子。他恍然一惊，反应过来，赶快伸出手臂，扶陈忠实老师起来。会务组的女孩子，匆忙去搬椅子。
　　那一瞬间，所有在场的人都傻眼了。我拿着相机的手也抖个不停。那些敏感的记者，举起相机，很快涌到最佳的位置拍照。只听到快门按动的声音，像夏日的暴雨般，啪啪啪地，响个不停。
　　他叫贺绪林，是杨凌示范区的作协主席。年少时，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摔成了双腿残疾，只能靠轮椅度过一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恶变，他痛不欲生。后来，他走进了文学，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徜徉于文学的夹岸桃林，他一边欣赏，一边耕耘，写出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关中匪事》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应有的地位。
　　陕西是文学大省，有太多的文学大家。像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大师，多少年来，无人能超越。在文学氛围如此浓厚的关中大地，贺绪林得到了众多文学人的关照，名气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遍大江南北。文学界的朋友，了解了他，认识了他，对他不自觉地多了一份特别的敬重。我随同他一起参加省第六次作代会，到处都能碰到与他嘘寒问暖的文学同仁。一个残疾人，生活在贫寒的家庭里，凭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在文学的殿堂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蓝天，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传奇神话？
　　会议期间，他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合影，也有很多文学青年走过来与他合影。大家很自然地站在他的身后，手扶着他的轮椅。要么，站在轮椅的侧面，轻抚着他的肩膀。他安稳地坐着，满脸的笑意。我们笔直地站着，比他高出半头，甚至高出大半头。我们没有想更多，觉得这样的站姿很常规，很自然，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
　　没想到，陈忠实老师，这位文学大师，我们的前辈，竟然靠着轮椅蹲了下去，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下蹲的动作很是流畅，好像熟稔的姿势，没有半点作秀的成分。之前，陈忠实老师一直站着和其他人照相。中途休息时，他在会场外吸烟，很多人看到了，走过去找他留影。他静静地站着，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我走过去，不能自已地挽住他的胳膊。我想，我也不是刻意要这样做，我就觉得走近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挽住他的那一刻，似乎忘记了他就是我们敬仰的文学大师。
　　我们站在陈忠实老师身边，陈忠实老师站在我们身边。这样地站着，是一种常态的姿势。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这几年，陪着贺主席，跑了不少地方，留过不少合影。不管推着轮椅，还是扶着轮椅，我一直都站着。我在他身边，心安理得地站了这么久，还以为这样的站，是人间最适当的留影姿势。谁曾想，这种做法，展示出来的，却是我们不愿屈尊下蹲的卑微心态。
　　朋友说，他和贺主席合影时，曾想蹲下来。可是，他最终没蹲下去。朋友个头很高，照出来的照片，比贺主席高出大半个身子。只是，他没有蹲下去的心理，毕竟与我们不同。他说，他怕自己的下蹲，给残疾人增添更大的精神负担。他是为他人着想的，而我们的不能下蹲，却是潜意识中一种无法言说的自私行为。
　　人和人之间，既千差又万别。常人和伟人之间，差别就更大了。陈忠实老师，是我们省上的文学前辈。此前，我没有见过他。教育学院进修学习时，读《白鹿原》，写有关《白鹿原》的毕业论文，写着写着就想见见他了。这样的想法，对从不写作的我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话。这几年，开始写作，也是写一些心情文字罢了。不过，跟文学圈的朋友接触多了，常听到有些朋友谈及他和陈忠实老师的交往趣事，于是，再次萌生了见见陈老的愿望。
　　我看到的陈忠实老师，跟朋友谈到的一样，随和、沉稳、冷静、谦卑。瘦薄的身子，站上主席台，会场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继续担任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虽然这不是什么谜底，没有任何悬念，但公布的那一刻，在座的文学同仁还是忍不住激动，给了他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主席团中，有些人的名字，大家很陌生，象征性地给其鼓鼓掌，有如干核桃滚地一般，没有任何情感的意味。而陈忠实，跟他能当枕头枕的《白鹿原》一样，成为我们永远仰望的精神高地，让我们的心怀为之久久地倾慕而又激荡。
　　椅子搬过来了，陈忠实老师坐在贺绪林身边，紧紧地握住贺绪林的手。看着他们亲热地握手，我心潮涌动，思绪如涛。陈忠实老师比贺绪林大11岁。在文学的路途中，他起步比贺绪林早，成就比贺绪林高，名气比贺绪林大，却没有丝毫的高傲之气。他的一蹲，一坐，低下去的是看得见的肉身，高上来的却是我们无法用目光测量的孺子牛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内心磊落人性的烛照，是他坦率为人的耿直，更是他谦卑怀仁的慈父柔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