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漫漫人生路中，我最感谢父母的首先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其次是他们供我上了几年学，让我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从此，各种书籍就开始进入我的视野，滋润我的心灵，逐渐成为我精神生命的底垫和色彩。
一、小学读书
我生于大饥荒的一九五八年，长于“文革”的动荡岁月，七岁发蒙，在庙宇改设的小学堂里跟着先生点横竖撇捺、风云雨雪、山石田土，识得几个字。二年级上课用的课本是《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薄薄二十几页。老师用课本遮住颜面，带领学生读。学生爱读也可，不爱读也可，要跳要闹也可。老师在那种形势下不敢管，也不能管。
到了三年级，贫下中农管学校，来了新老师，开设了语文和数学两门课，课本照样薄薄的。孩子们在小学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玩，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足够学课本上那点内容了，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什么呢？总得找点事做做，一位姓汪的先生就找了两本小说念给孩子们听。一本是《矿山风云》，另一本是《烈火金刚》。每次老师念书，我都听得眼睛直勾勾地，我读书生活的萌芽就是从这听书开始的。
我祖父上过私塾，阁楼上存放着一筐书。大人到生产队挣公分去了，小孩子在家看家。于是，我便顺着木梯爬上阁楼，借着屋瓦缝隙透进的亮光，一本一本地翻出来看。我可以看的就三本书：《三国演义》、《绘图千家诗》和《三字经》，其余的都是佛经。另外，还有本怪书叫《义律宝钞》，是绘画言事，主要讲的是人活着的时候如果干坏事，死了就要下地狱，挨铡刀铡……那画面挺恐怖的。最初的眼球刺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长大后一直都不敢涉足“鬼城”之类的地方，连《聊斋》都怕看。
这些书都是繁体字印成的，一个娃娃家，不过是初识文化，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认识就读，不认识就跳过去，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猜书。读完几页后停下来，仰头看着檩子，想象着吕布是怎样刺杀董卓的；刘备是怎样去卧龙岗请诸葛亮的；庞统是怎样审案的……边读边猜，故事竟模模糊糊有了些印象。《绘图千家诗》很好看，每首诗都配有一幅黑白插图，背背诗，看看图，诗图印证，多少能明白一点意思。记得其中有一首是“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个少妇，一枝花树，黄莺引颈，背着背着，我忽然明白，“妾”应该就是指那个女人，诗的意思应该是写想念谁吧。
那时的乡村没有电视，电影每年会来放一两场。政治挂帅的年代，社戏更是没了。可你也别以为穷乡僻壤就是“文化沙漠”，文化仍然会像垄陌上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摆古”这种口头文学仍然在夜晚的星天下蓬蓬勃勃地盛行着。上了年岁的长者们，他们前半生生活在民国，虽然不识字，但多数听人说过“三国”、“水浒”、“征西”、“征东”、“隋唐”等故事。他们你听我说，我听你讲，口口相传，文化在街巷里蔓延，折子戏《杨家将》的粉丝不比今天少。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抱着大烟筒，往街心残垣石埂上一坐，咕咚……咕咚，烟草的辛辣味随着夜风徐徐飘散开来，播撒出去。人越积越多，先是议论一番田地里的庄稼和邻里长短，接着就逐渐进入“正题”，“摆古”开始了。孩子们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女人们要忙家务，难见她们的身影。
“鲁智深是个大力士。哈哈，你们猜他有多大力气，连树都能拔得起来，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小树，有碗口那么粗大……”陈伯伯刚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说完，章爷爷又接上来了：“在农村，人活到六七十岁就拄拐棍了，佘老太君一百岁还挂帅出征，越老越有干劲，越老越英雄……”说着说着，他忽然伸过手来，摸着我的头问：“娃娃，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老杨家住的天波府在哪里？”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着眼看他：“认不得，认不得，你告诉我。”鲁老三念过私塾，阴雨天不出工，就拿着一本发黄的“三国”，戴着老花眼镜摇头晃脑地在屋檐下读出声来，做针线的媳妇听得烦，骂他念什么瞌睡经。他接着说道：“咱章哥哥讲完了，我来说一个三国故事。诸葛亮在五丈原死了，还靠做个木头人假诸葛，吓退司马懿，那份本事啊……”一晚又一晚，一年又一年，那些千年故事，千年古典，在长辈们的烟雾缭绕中，在街心的石埂上，我就这样用耳朵“读”了，用心听了。
我感谢那些给我说故事的人，是他们和我小学里的先生给了我最初的阅读启蒙。他们使我知道，在秋收冬藏，养鸡喂猪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书本的世界，还有一个精神的世界。历史是可以穿越的，“梦回唐朝”是可能的。相对于今天来说，过去原本是苦难的，只是因为时间把距离拉远了，才产生出美感来。
二、中学读书
父亲教导我说，学门手艺吧，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这话自然是很在理的。我从初中就开始学习竹编，最先编成的是对粪箕，拿到集市上卖了两角五分钱，到书店里刚好够买一本《金田起义》，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书。
到县城去上高中，学习远没现在紧张，休息的时候就去新华书店闲逛。那个时候书店不开架售书，我只能在玻璃柜台外面遥望，一个书柜挨着一个书柜看过去，解眼馋。心里肯定是渴望买书的，只是囊中羞涩。一部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强烈地勾起了我购书的欲望。购书计划酝酿出来了，我决定把菜金节省下来，靠每餐只吃白米饭来积攒买书的钱。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节省，我买回了一整套的《中国通史简编》，还买回了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的《鲁迅杂文选编》和《故事新编》，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古文观止》和《绘图今古奇观》是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邮购来的。四大名著，学校图书馆里存着，借出来读就行。那时学生读闲书，学校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更不引导，就像山坡上的野羊，随便你去自己啃食“青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生上学读书就有闹着玩的意思，反正没高考压力，学业结束，农村学生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城里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的教育，有一条是好的，学生可支配的时间比现在的高中生多得多，自由度更大。早餐没吃的，中餐后尽可躺在床上读书，晚餐后也可在校园里找个背静处读书，星期日不回家，就可以整天读。校园面积还跟今天的一样大，可是学生却不及现在的五分之一。老树苍苍，鸟儿啁啾，风儿在古旧的院落里轻轻滑过，阳光白得耀眼，静悄悄，空荡荡，春夏秋冬都是读书天。 高中就要毕业了，我也渐渐长大。找一份事情做，养活自己，这个生存难题必须解决。父亲也焦急起来。我说：“你是医生，我向你学习吧。”听了这话，老人家自是高兴。只是我私下觉得，要是真的当医生，一定得比父亲高明些才是。这倒并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亲只在民国年间上过高小，自己是读过高中的人，这个文化程度放在封建时代，算得上举人学历，朝廷可以授官——是“公务员”的后备力量了。
在上述“理念”的引导下，父亲支持我买了些医书。这些书主要有《医家四要》、《中医内科学》、《医宗金鉴》、《频湖脉学白话解》、《汤头歌诀白话解》、《云南中草药》、《本草纲目》……为了那个理想，我就一页页、一本本地翻看开来。父亲采药回来，我就翻药书来对照，研究它的科属、药性药理，如何加工炮制，如何组方。有病人上门就诊的时候，我就在一旁观察父亲配伍下药。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来读书。
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有成为悬壶济世的人，不过读这些书使我多少具备了点中医药知识，聊以自慰的是还可用它来自我保健。几十年后，见到医家开出的方子，我还能大致猜出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偶尔也做梦说，要是我当年入了“杏林”，哈哈，房子就比现在簇新光鲜多了！
三、工作后读书
毕业后，我由学生变成了先生——民办教师，在村小附设的初中班做教员。当时我才十八岁，刚跨进成年人的门槛。
时值“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被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希望的太阳冉冉升起。学校几个青年教师的读书热情十分高涨，相约到县城的图书馆，押十元押金，借书出来看。最难忘的是读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和《碧血剑》。大家商量好，你借上册，我借中册，他借下册，一部书借齐，做好分配，定下换书的时间，赶紧回学校，你看完转给我，我看完转给你，如击鼓传花一般地读书。归还书的时间是限定的，一星期就要还给图书馆。白天要上课，我们就只有等下班后在集体宿舍里挑灯夜读。“大理国”、“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逍遥派”、“少林武功”……不觉间已是凌晨，鸡叫了，天亮了，学生来上学了，舀瓢冷水洗洗脸，照样提着课本去上课，那时正是一个睡和不睡都一样的年龄。
我有个前辈同事，丈夫被打成右派，放逐他乡，两个孩子在山村里当知青。我知道她有一批藏书，多半是俄罗斯小说，非常希望借出来一读为快。可是这些书在“文革”时属“封、资、修”之类的“毒草”，“文革”刚结束，政治气候尚不合适，同事是不敢借这些书给我看的。我这时要是开口相求，那就太为难人家了，只好暂把借书的念头压在心底。
机会来了，同事的儿子要考工，让我给他辅导数学。我乘机委婉表达，希望她能把书借给我看看，没想到她慨然答应下来。于是，我读到了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哈泽·穆拉特》，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还有《罪与罚》、《贵族之家》、《呼啸山庄》、《忏悔录》、《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大卫·考波菲尔》、《金银岛》、《福尔摩斯探案集》、《牛虻》等大量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励志书，保尔·柯察金是我的偶像人物，我承认他影响了我的一生——也许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和我都身患残疾的缘故。
学校要开英语课，没老师承担教课任务，校长决定让我担此重负。就这样，我有好几年把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自修英语上，闲书就顾不上读了。我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从初中英语一直自学到高中英语，后来还学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翻着词典磕磕碰碰地读了两本英文小说集。那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期望着有朝一日能译书卖钱。时光荏苒，如今我的书架上还摆放着那些发黄的英文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并点，我的英语“失业”了。春去秋来，我越走越远，如今早把那些知识赔给书本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教英语了，我对文史的兴趣又泛了起来。因为练笔写点小说、散文的缘故，我很想学习矛盾、巴金那些大作家，背诵古代经典，增强文学修养。我选定了几本书来试验，一本是《古文观止》，还有就是文学丛书中的《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和《元曲一百首》。少年意气，雄心万丈，可由于我毅力不够，《古文观止》只背了一部分就没能坚持下来。只是几十年了，我一直喜爱这部古代优秀文集，常将其置于案头，不时翻翻。其他三本小书我背诵得还差不多。有一年，我跟两个六年级班的学生背诗词打擂台，擂台赛开始前做准备时，我初步统计了一下，自己竟然还有近三百首诗词曲的背诵功底。
三十岁时，孩子降生。虽然家庭负担骤然加重，但我读书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一日不读书我就会觉得日子白过了，总会在枕边、办公桌和沙发上放一本喜欢的书，保证阅读欲望产生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起来读。出门的时候我会在旅行袋里装几本书，在候车、乘车和住宿时用阅读来打发时光。一次去腾冲开会，在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中，我看完了两本《教师博览》。等会议散了，没别样礼物送朋友，我就把这些阅读过的杂志赠给他们，也算是一桩雅事。这个时期我比较集中阅读的是传记类书籍。如，《马克思传》、《伟大的道路》、《西行漫记》、《伟大科学家传记》、《世界名人传》、《西方杰出军事家传记》、《文学家传记》、《朱元璋传》、《清太宗全传》、《狄更斯评传》等。另外，我还涉猎了《史记》、《今古贤文》、《世说新语》、《官场现形记》、《近代文学史》、《三字经》、《百喻经》、《圣经》、《中国神话故事精编》、《一千零一夜》和格林、安徒生的童话、伊索的寓言、古代演义小说以及近现代小说。阅读这些书，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我最大的收获是确立了一种自信，即人与人之间原本没有太大的智力差别，上帝在每个人的躯体里都植入了成功的因素，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发现、去发掘这种因素，并将其发扬和做大，做成品牌。
现在学校培养的多是中规中矩，不会做梦的学生，这不奇怪。但问题是一定要引导学生去读那些教科书以外的“闲书”，不要陷在功利的泥沼里，要认识到“无用”之用，“闲书”不闲。学生只要有时间愿意去书海里遨游，多元的世界、多样的思想就一定会呈现在他们面前，书籍就一定会影响他们的人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教材的奴隶、教师的尾巴，就不会只是圣贤的代言人，就一定会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到这一点，再厉害的应试教育都不怕，一切弊端都会在学生广泛的和随心所欲的阅读过程中得到矫治，使学生自立起来、完整起来、优秀起来和高尚起来。 四十岁时，我觉得此生再不可能另起炉灶发展，注定会教师本色到底，因而就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时光的流逝，华发已然爬上两鬓，我渐渐对生命产生出一种紧迫感来。为了能在乡村教师这个位置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读一点书——教一点书——写一点书”的抱负，我开始读一些教育方面的书籍。这段时间我主要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和《给儿子的信》；选读了孔子、陶行知、杜威、洛克、亚米契斯、小林宗作、尼尔、夸美纽斯、肖川、朱永新、张文质、刘铁芳、于永正、吴非、陈红兵和李希贵这些去世的或活着的先生的论文著作；有时还跟着书评家的推荐去网上看一看余秋雨、黄仁宇等人的文字。被尘世烦扰难平的时候，我也在网上听听南怀瑾老师讲的《金刚经》。书虽读得杂，但置于案头反复读的却只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那三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三本著作影响和奠定了我的教育思想。教学遇到疑难，我到书里去请教先生；教育感到困惑，我到书里请教先生；对这个职业产生倦怠，少了定力，我到书里请教先生；这辈子要到哪里去，我也去书中请教先生……
随着年岁的渐长，精力的有限，生活的不易，大部头的著作越来越让我感到读起来吃力了。我的读书也开始“转型”了，我开始每年订阅十几份报纸杂志，更多地阅读时文。这些纸质媒体上的文章，一般不长，半小时就能读好几篇，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这时的读书计划是每天不再贪多，也不图快，坚持读完三十页书。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杂食”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收获、多方面的启迪和多方面的营养。这段时间我长期订阅的专业报刊有《教师博览》（文摘版、原创版）、《师道》、《小学语文教师》、《教学与管理》、《中国教师报》、《云南教育》、《教育文摘周刊》、《红河教育》和《泸西教育》。非专业刊物有《书摘》、《读者》、《文史知识》、《文苑》、《特别文摘》、《成功之路》、《思维与智慧》、《炎黄春秋》、《卫生与保健》、《杂文报》和《中国剪报》。小学语文教材是一部百科全书，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做杂家。怎样才能成为杂家？除了广泛地阅读还是广泛阅读，舍此别无到达“罗马”的途径。
我的阅读生活还影响了学生，教室里学生的课外阅读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同学们每天都有四十分钟的时间用于阅读，可以读教室里书架上的书，也可以读自己带来的书。孩子们每月购置一本喜欢的书，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私人藏书。课外阅读的火炬一旦点燃，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烧越旺，形成熊熊大火。我教的学生陈亮和陈金龙，小学六年级就翻着字典读《易经》、《资治通鉴》和《战国策》。有一天，陈亮来问我《资治通鉴》上的一个句子该怎样理解。我大吃一惊，猛然醒悟，老师落后了！于是我赶紧到书店买了《资治通鉴》、《易经》和《战国策》来补课。
是读书让我在这个名利纷攘的尘世间，还能保持一份清醒；是读书让我在这个功利世俗的世界上，还没有堕落；是读书让我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发育，“位卑未敢忘忧国”；是读书让我对教育稍微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是读书让我在专业的阶梯上不断攀高，看见无限风光；是读书让我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是读书让我在贫瘠的乡村校园的泥土里，还开出了一朵小花，取得一点成绩。是读书拯救了我、成长了我，造就了我。我非常感谢书所给我的一切，铭记着她的深恩。
我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偏居乡村一隅，没有得到过名师指点，完全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成系统，不成气候，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说不上精，比起今天高学历的年轻一代的教师来，毕竟是一种缺憾。我读书的目的，无心要成为专家，只是渴望到书海里去享受润泽和浸淫，不让心田干涸和龟裂。我读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打发空虚，所以很多时候跟着感觉走，率性而为，随遇、随缘，“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至“知天命之年”，一事无成，反倒是读得满脸书生气，不谙尘世，孩童样，傻乎乎的。
作者单位
红河州泸西县中枢镇石洞小学
◇责任编辑：张 臻◇
一、小学读书
我生于大饥荒的一九五八年，长于“文革”的动荡岁月，七岁发蒙，在庙宇改设的小学堂里跟着先生点横竖撇捺、风云雨雪、山石田土，识得几个字。二年级上课用的课本是《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薄薄二十几页。老师用课本遮住颜面，带领学生读。学生爱读也可，不爱读也可，要跳要闹也可。老师在那种形势下不敢管，也不能管。
到了三年级，贫下中农管学校，来了新老师，开设了语文和数学两门课，课本照样薄薄的。孩子们在小学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玩，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足够学课本上那点内容了，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什么呢？总得找点事做做，一位姓汪的先生就找了两本小说念给孩子们听。一本是《矿山风云》，另一本是《烈火金刚》。每次老师念书，我都听得眼睛直勾勾地，我读书生活的萌芽就是从这听书开始的。
我祖父上过私塾，阁楼上存放着一筐书。大人到生产队挣公分去了，小孩子在家看家。于是，我便顺着木梯爬上阁楼，借着屋瓦缝隙透进的亮光，一本一本地翻出来看。我可以看的就三本书：《三国演义》、《绘图千家诗》和《三字经》，其余的都是佛经。另外，还有本怪书叫《义律宝钞》，是绘画言事，主要讲的是人活着的时候如果干坏事，死了就要下地狱，挨铡刀铡……那画面挺恐怖的。最初的眼球刺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长大后一直都不敢涉足“鬼城”之类的地方，连《聊斋》都怕看。
这些书都是繁体字印成的，一个娃娃家，不过是初识文化，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认识就读，不认识就跳过去，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猜书。读完几页后停下来，仰头看着檩子，想象着吕布是怎样刺杀董卓的；刘备是怎样去卧龙岗请诸葛亮的；庞统是怎样审案的……边读边猜，故事竟模模糊糊有了些印象。《绘图千家诗》很好看，每首诗都配有一幅黑白插图，背背诗，看看图，诗图印证，多少能明白一点意思。记得其中有一首是“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个少妇，一枝花树，黄莺引颈，背着背着，我忽然明白，“妾”应该就是指那个女人，诗的意思应该是写想念谁吧。
那时的乡村没有电视，电影每年会来放一两场。政治挂帅的年代，社戏更是没了。可你也别以为穷乡僻壤就是“文化沙漠”，文化仍然会像垄陌上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摆古”这种口头文学仍然在夜晚的星天下蓬蓬勃勃地盛行着。上了年岁的长者们，他们前半生生活在民国，虽然不识字，但多数听人说过“三国”、“水浒”、“征西”、“征东”、“隋唐”等故事。他们你听我说，我听你讲，口口相传，文化在街巷里蔓延，折子戏《杨家将》的粉丝不比今天少。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抱着大烟筒，往街心残垣石埂上一坐，咕咚……咕咚，烟草的辛辣味随着夜风徐徐飘散开来，播撒出去。人越积越多，先是议论一番田地里的庄稼和邻里长短，接着就逐渐进入“正题”，“摆古”开始了。孩子们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女人们要忙家务，难见她们的身影。
“鲁智深是个大力士。哈哈，你们猜他有多大力气，连树都能拔得起来，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小树，有碗口那么粗大……”陈伯伯刚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说完，章爷爷又接上来了：“在农村，人活到六七十岁就拄拐棍了，佘老太君一百岁还挂帅出征，越老越有干劲，越老越英雄……”说着说着，他忽然伸过手来，摸着我的头问：“娃娃，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老杨家住的天波府在哪里？”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着眼看他：“认不得，认不得，你告诉我。”鲁老三念过私塾，阴雨天不出工，就拿着一本发黄的“三国”，戴着老花眼镜摇头晃脑地在屋檐下读出声来，做针线的媳妇听得烦，骂他念什么瞌睡经。他接着说道：“咱章哥哥讲完了，我来说一个三国故事。诸葛亮在五丈原死了，还靠做个木头人假诸葛，吓退司马懿，那份本事啊……”一晚又一晚，一年又一年，那些千年故事，千年古典，在长辈们的烟雾缭绕中，在街心的石埂上，我就这样用耳朵“读”了，用心听了。
我感谢那些给我说故事的人，是他们和我小学里的先生给了我最初的阅读启蒙。他们使我知道，在秋收冬藏，养鸡喂猪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书本的世界，还有一个精神的世界。历史是可以穿越的，“梦回唐朝”是可能的。相对于今天来说，过去原本是苦难的，只是因为时间把距离拉远了，才产生出美感来。
二、中学读书
父亲教导我说，学门手艺吧，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这话自然是很在理的。我从初中就开始学习竹编，最先编成的是对粪箕，拿到集市上卖了两角五分钱，到书店里刚好够买一本《金田起义》，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书。
到县城去上高中，学习远没现在紧张，休息的时候就去新华书店闲逛。那个时候书店不开架售书，我只能在玻璃柜台外面遥望，一个书柜挨着一个书柜看过去，解眼馋。心里肯定是渴望买书的，只是囊中羞涩。一部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强烈地勾起了我购书的欲望。购书计划酝酿出来了，我决定把菜金节省下来，靠每餐只吃白米饭来积攒买书的钱。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节省，我买回了一整套的《中国通史简编》，还买回了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的《鲁迅杂文选编》和《故事新编》，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古文观止》和《绘图今古奇观》是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邮购来的。四大名著，学校图书馆里存着，借出来读就行。那时学生读闲书，学校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更不引导，就像山坡上的野羊，随便你去自己啃食“青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学生上学读书就有闹着玩的意思，反正没高考压力，学业结束，农村学生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城里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的教育，有一条是好的，学生可支配的时间比现在的高中生多得多，自由度更大。早餐没吃的，中餐后尽可躺在床上读书，晚餐后也可在校园里找个背静处读书，星期日不回家，就可以整天读。校园面积还跟今天的一样大，可是学生却不及现在的五分之一。老树苍苍，鸟儿啁啾，风儿在古旧的院落里轻轻滑过，阳光白得耀眼，静悄悄，空荡荡，春夏秋冬都是读书天。 高中就要毕业了，我也渐渐长大。找一份事情做，养活自己，这个生存难题必须解决。父亲也焦急起来。我说：“你是医生，我向你学习吧。”听了这话，老人家自是高兴。只是我私下觉得，要是真的当医生，一定得比父亲高明些才是。这倒并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父亲只在民国年间上过高小，自己是读过高中的人，这个文化程度放在封建时代，算得上举人学历，朝廷可以授官——是“公务员”的后备力量了。
在上述“理念”的引导下，父亲支持我买了些医书。这些书主要有《医家四要》、《中医内科学》、《医宗金鉴》、《频湖脉学白话解》、《汤头歌诀白话解》、《云南中草药》、《本草纲目》……为了那个理想，我就一页页、一本本地翻看开来。父亲采药回来，我就翻药书来对照，研究它的科属、药性药理，如何加工炮制，如何组方。有病人上门就诊的时候，我就在一旁观察父亲配伍下药。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来读书。
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有成为悬壶济世的人，不过读这些书使我多少具备了点中医药知识，聊以自慰的是还可用它来自我保健。几十年后，见到医家开出的方子，我还能大致猜出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偶尔也做梦说，要是我当年入了“杏林”，哈哈，房子就比现在簇新光鲜多了！
三、工作后读书
毕业后，我由学生变成了先生——民办教师，在村小附设的初中班做教员。当时我才十八岁，刚跨进成年人的门槛。
时值“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被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希望的太阳冉冉升起。学校几个青年教师的读书热情十分高涨，相约到县城的图书馆，押十元押金，借书出来看。最难忘的是读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和《碧血剑》。大家商量好，你借上册，我借中册，他借下册，一部书借齐，做好分配，定下换书的时间，赶紧回学校，你看完转给我，我看完转给你，如击鼓传花一般地读书。归还书的时间是限定的，一星期就要还给图书馆。白天要上课，我们就只有等下班后在集体宿舍里挑灯夜读。“大理国”、“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逍遥派”、“少林武功”……不觉间已是凌晨，鸡叫了，天亮了，学生来上学了，舀瓢冷水洗洗脸，照样提着课本去上课，那时正是一个睡和不睡都一样的年龄。
我有个前辈同事，丈夫被打成右派，放逐他乡，两个孩子在山村里当知青。我知道她有一批藏书，多半是俄罗斯小说，非常希望借出来一读为快。可是这些书在“文革”时属“封、资、修”之类的“毒草”，“文革”刚结束，政治气候尚不合适，同事是不敢借这些书给我看的。我这时要是开口相求，那就太为难人家了，只好暂把借书的念头压在心底。
机会来了，同事的儿子要考工，让我给他辅导数学。我乘机委婉表达，希望她能把书借给我看看，没想到她慨然答应下来。于是，我读到了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哈泽·穆拉特》，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还有《罪与罚》、《贵族之家》、《呼啸山庄》、《忏悔录》、《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大卫·考波菲尔》、《金银岛》、《福尔摩斯探案集》、《牛虻》等大量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励志书，保尔·柯察金是我的偶像人物，我承认他影响了我的一生——也许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和我都身患残疾的缘故。
学校要开英语课，没老师承担教课任务，校长决定让我担此重负。就这样，我有好几年把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自修英语上，闲书就顾不上读了。我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从初中英语一直自学到高中英语，后来还学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翻着词典磕磕碰碰地读了两本英文小说集。那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期望着有朝一日能译书卖钱。时光荏苒，如今我的书架上还摆放着那些发黄的英文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并点，我的英语“失业”了。春去秋来，我越走越远，如今早把那些知识赔给书本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教英语了，我对文史的兴趣又泛了起来。因为练笔写点小说、散文的缘故，我很想学习矛盾、巴金那些大作家，背诵古代经典，增强文学修养。我选定了几本书来试验，一本是《古文观止》，还有就是文学丛书中的《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和《元曲一百首》。少年意气，雄心万丈，可由于我毅力不够，《古文观止》只背了一部分就没能坚持下来。只是几十年了，我一直喜爱这部古代优秀文集，常将其置于案头，不时翻翻。其他三本小书我背诵得还差不多。有一年，我跟两个六年级班的学生背诗词打擂台，擂台赛开始前做准备时，我初步统计了一下，自己竟然还有近三百首诗词曲的背诵功底。
三十岁时，孩子降生。虽然家庭负担骤然加重，但我读书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一日不读书我就会觉得日子白过了，总会在枕边、办公桌和沙发上放一本喜欢的书，保证阅读欲望产生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起来读。出门的时候我会在旅行袋里装几本书，在候车、乘车和住宿时用阅读来打发时光。一次去腾冲开会，在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中，我看完了两本《教师博览》。等会议散了，没别样礼物送朋友，我就把这些阅读过的杂志赠给他们，也算是一桩雅事。这个时期我比较集中阅读的是传记类书籍。如，《马克思传》、《伟大的道路》、《西行漫记》、《伟大科学家传记》、《世界名人传》、《西方杰出军事家传记》、《文学家传记》、《朱元璋传》、《清太宗全传》、《狄更斯评传》等。另外，我还涉猎了《史记》、《今古贤文》、《世说新语》、《官场现形记》、《近代文学史》、《三字经》、《百喻经》、《圣经》、《中国神话故事精编》、《一千零一夜》和格林、安徒生的童话、伊索的寓言、古代演义小说以及近现代小说。阅读这些书，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我最大的收获是确立了一种自信，即人与人之间原本没有太大的智力差别，上帝在每个人的躯体里都植入了成功的因素，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发现、去发掘这种因素，并将其发扬和做大，做成品牌。
现在学校培养的多是中规中矩，不会做梦的学生，这不奇怪。但问题是一定要引导学生去读那些教科书以外的“闲书”，不要陷在功利的泥沼里，要认识到“无用”之用，“闲书”不闲。学生只要有时间愿意去书海里遨游，多元的世界、多样的思想就一定会呈现在他们面前，书籍就一定会影响他们的人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教材的奴隶、教师的尾巴，就不会只是圣贤的代言人，就一定会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到这一点，再厉害的应试教育都不怕，一切弊端都会在学生广泛的和随心所欲的阅读过程中得到矫治，使学生自立起来、完整起来、优秀起来和高尚起来。 四十岁时，我觉得此生再不可能另起炉灶发展，注定会教师本色到底，因而就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职业。时光的流逝，华发已然爬上两鬓，我渐渐对生命产生出一种紧迫感来。为了能在乡村教师这个位置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读一点书——教一点书——写一点书”的抱负，我开始读一些教育方面的书籍。这段时间我主要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和《给儿子的信》；选读了孔子、陶行知、杜威、洛克、亚米契斯、小林宗作、尼尔、夸美纽斯、肖川、朱永新、张文质、刘铁芳、于永正、吴非、陈红兵和李希贵这些去世的或活着的先生的论文著作；有时还跟着书评家的推荐去网上看一看余秋雨、黄仁宇等人的文字。被尘世烦扰难平的时候，我也在网上听听南怀瑾老师讲的《金刚经》。书虽读得杂，但置于案头反复读的却只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那三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三本著作影响和奠定了我的教育思想。教学遇到疑难，我到书里去请教先生；教育感到困惑，我到书里请教先生；对这个职业产生倦怠，少了定力，我到书里请教先生；这辈子要到哪里去，我也去书中请教先生……
随着年岁的渐长，精力的有限，生活的不易，大部头的著作越来越让我感到读起来吃力了。我的读书也开始“转型”了，我开始每年订阅十几份报纸杂志，更多地阅读时文。这些纸质媒体上的文章，一般不长，半小时就能读好几篇，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这时的读书计划是每天不再贪多，也不图快，坚持读完三十页书。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杂食”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收获、多方面的启迪和多方面的营养。这段时间我长期订阅的专业报刊有《教师博览》（文摘版、原创版）、《师道》、《小学语文教师》、《教学与管理》、《中国教师报》、《云南教育》、《教育文摘周刊》、《红河教育》和《泸西教育》。非专业刊物有《书摘》、《读者》、《文史知识》、《文苑》、《特别文摘》、《成功之路》、《思维与智慧》、《炎黄春秋》、《卫生与保健》、《杂文报》和《中国剪报》。小学语文教材是一部百科全书，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做杂家。怎样才能成为杂家？除了广泛地阅读还是广泛阅读，舍此别无到达“罗马”的途径。
我的阅读生活还影响了学生，教室里学生的课外阅读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同学们每天都有四十分钟的时间用于阅读，可以读教室里书架上的书，也可以读自己带来的书。孩子们每月购置一本喜欢的书，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私人藏书。课外阅读的火炬一旦点燃，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烧越旺，形成熊熊大火。我教的学生陈亮和陈金龙，小学六年级就翻着字典读《易经》、《资治通鉴》和《战国策》。有一天，陈亮来问我《资治通鉴》上的一个句子该怎样理解。我大吃一惊，猛然醒悟，老师落后了！于是我赶紧到书店买了《资治通鉴》、《易经》和《战国策》来补课。
是读书让我在这个名利纷攘的尘世间，还能保持一份清醒；是读书让我在这个功利世俗的世界上，还没有堕落；是读书让我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发育，“位卑未敢忘忧国”；是读书让我对教育稍微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是读书让我在专业的阶梯上不断攀高，看见无限风光；是读书让我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是读书让我在贫瘠的乡村校园的泥土里，还开出了一朵小花，取得一点成绩。是读书拯救了我、成长了我，造就了我。我非常感谢书所给我的一切，铭记着她的深恩。
我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偏居乡村一隅，没有得到过名师指点，完全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成系统，不成气候，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说不上精，比起今天高学历的年轻一代的教师来，毕竟是一种缺憾。我读书的目的，无心要成为专家，只是渴望到书海里去享受润泽和浸淫，不让心田干涸和龟裂。我读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打发空虚，所以很多时候跟着感觉走，率性而为，随遇、随缘，“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至“知天命之年”，一事无成，反倒是读得满脸书生气，不谙尘世，孩童样，傻乎乎的。
作者单位
红河州泸西县中枢镇石洞小学
◇责任编辑：张 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