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在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的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就是为了苛刻的另一个“我”而写作,这才是真正生命个体的创作。
山东作家张炜4月1日在香港写了封信给国家图书馆:“作家出版社决定将这套编号为2010的书赠存国家图书馆,是一种极具深意的,真挚而庄重的表达。这部书凝聚了二十二年的劳动,它即将成为国家图书馆中的‘沧海一粟’,我十分欣慰,也深感荣幸。我因为身在境外,不能前去参加赠书仪式,现在仅以这封短简,说出我对作家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敬意……”
目前身为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的张炜,3月推出被评论界称为“中外小说史上最长的纯文学小说”《你在高原》。用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的话说,这部小说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坛三个“第一”:第一部长达三十九卷、十单元(十册)的文学作品;第一部四百五十万字一次性推出的鸿篇巨制;第一部用了二十二年沉下心打磨而不间断创作的作品。
《你在高原》的十个单元是一整部,是完整的大故事,它们是:《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这部巨著书写“50后”(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心灵史,深入腠理地追溯一个东方大国在整整百年的艰难转型,被评论界称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一部时代的伟大记录”。在这场费时二十二年的文学“马拉松”中,他凭惊人毅力跑到了最后。
《你在高原》付梓出版,张炜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他顿时显得轻松了,于是来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两个月。他的演讲和座谈会多达十多场,以下是4月上旬张炜接受采访的摘要。
“50后”的心灵史
问:《你在高原》被视为“行走之书”,作品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你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
答:可以从三个层面说。第一层面,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我小时候,身边就是母亲和外祖母,她们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那是龙口湾,渤海湾的一个小港湾。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都很好奇,印象特别深,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就想自己将来也能干那样的工作。不过,后来考大学,我却考了“师范”,但一种情结却留下了,我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
问:那么第二层面呢?
答:是受一个事件的影响。书中的主人公叫宁伽,他是生活中的原型,是我的挚友,是知识分子的孩子。80年代初,宁伽这批年轻人特别热衷辩论,他们读很多古今中外的书,谈理想,谈抱负,有过一场关于理想和精神的大讨论。那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批人。当年,我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后来我身边的几个朋友辞了职,带着帐篷,抱着地理地质方面的数据,出走去了很多地方,志向远大。但我没有走成。那是商业化、物质化年代正热的时期。后来,他们中间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经商了。1993年也有一场为期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所谓“二张二王”之争,把我和张承志“二张”,对王蒙、王朔“二王”,人们拿我的文章和作品做例子,其实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与写过一篇文章。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写他们成了一种责任。还有第三个层面,为什么选择写地质呢?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植物学、土壤学、岩石、动物、山脉、河流,现在的文学,虚幻的东西多了。因此我选择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
问:听说你为了写这部巨著,行走了不少地方?
答:为了写宁伽他们,我沿着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抵达那个广大区域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除了非洲,日韩、欧美,东南亚,我也都去了,这就不失全面,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欧洲、东南亚社会状况和情节,这么大的框架,在这样的时间的跨度、地域的跨度,没有这种人种的比较,文化的比较,经济状况的比较,制度的比较,很难深刻理解宁伽这一拨人在转型期五花八门的行为和思维。
问:你说有一种责任写5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批人,怎么理解?
答:这部作品浓彩重墨放在195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批人经历了多少事,挨饿、反右、“文革”、中国转型、改革开放,文学复兴,理想讨论,商业化物质化,这拨人说保守,却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说不保守,又干不了60后、70后的事。他们承担得多,分化得也厉害,紧紧抓住这拨人写,太重要了。我自己身上的弱点,不停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作为一个个体,我的优点和弱点在哪儿,就要严厉地对自己做出追究和批判。这部作品另一个浓彩重墨的是写了一个所谓“我”(宁伽)的家族的故事,一百年历史,中国的转型不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至少需要追溯百年才能稍稍做出评判,对人生做出探讨。
不为读者写作
问:全书四百五十万字,有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
答:我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写这部作品,是1988年起步的,之前发表作品很多年了,《古船》等获奖不少,但我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都还没有掀开盖子。原来写了五百六十多万字,后来一再修改压缩。我原先的构想,十多万字一卷,分成三十九卷,每一卷读起来就轻松了,每一卷都有小故事,三十九卷汇总成一个大故事,是一整部,主人公就是这一拨人。出版社出于技术处理,出成十个单元十册,每册五十万字左右,这样也可以读。我写作,基本不考虑读者,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写出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但为读者去写,作家必然做出很多妥协。
问:怎么理解為读者写作,作家要做出很多妥协?
答:我实在不是为读者写作,更不是为大众写作。究竟为谁写作,我慢慢才想明白,我是在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的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这说法虽有点玄虚,有点禅味,但这样表述比较准确,就是为了苛刻的另一个“我”而写作,这才是真正生命个体的创作。如果都为争取读者写作,在艺术手法和精神层面,你就会有很多妥协,要受商业化市场、口碑、评论家的束缚,以便达成共识,那别人也可以这样写。如果为了苛刻的“我”、遥远的“我”去写,是别人不可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套书完全是自己巨大的内心宣泄,是否能出版,我都不去考虑。不为任何人写作,只是把自己的心绪释放出来,人活一辈子不能委屈那个苛刻的“我”。为他写作是最高境界。
问:四百五十万字,要前后修改,很难驾驭吧?
答:原先是想花十年时间,写完就四十岁。1990年发生一次车祸,胸膜和肋膜医生没处理好,前后住了三次医院,最长的一次三个月,出院后写作速度就慢了。写这部书,劳动量太大,需处理的问题多得不可想象。我是很爱惜自己的,作品要过我张炜的水平线才会拿出去。我用笔写完,大姐帮我计算机打字,我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我眼睛出了问题,最初是五号字,后来小四号字、四号,最后改完是三号字,放大了看,眼睛才舒服。伤筋动骨地改,每一部都有四五次,一般的改动,每一部也有几十次。打印一遍稿纸一大摞,复印几十份,让一些能讲真话的哥们读,约他们喝茶,让他们谈看法,他们都把书稿往死里砸,我记下他们的意见,不马上改,沉积过后回头改,有时都过去四五年了。前后那么长时间,作家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道德激情,情感真纯。这些一旦降低,作品艺术的含量就不行了。
山东作家张炜4月1日在香港写了封信给国家图书馆:“作家出版社决定将这套编号为2010的书赠存国家图书馆,是一种极具深意的,真挚而庄重的表达。这部书凝聚了二十二年的劳动,它即将成为国家图书馆中的‘沧海一粟’,我十分欣慰,也深感荣幸。我因为身在境外,不能前去参加赠书仪式,现在仅以这封短简,说出我对作家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敬意……”
目前身为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的张炜,3月推出被评论界称为“中外小说史上最长的纯文学小说”《你在高原》。用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的话说,这部小说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坛三个“第一”:第一部长达三十九卷、十单元(十册)的文学作品;第一部四百五十万字一次性推出的鸿篇巨制;第一部用了二十二年沉下心打磨而不间断创作的作品。
《你在高原》的十个单元是一整部,是完整的大故事,它们是:《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这部巨著书写“50后”(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心灵史,深入腠理地追溯一个东方大国在整整百年的艰难转型,被评论界称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一部时代的伟大记录”。在这场费时二十二年的文学“马拉松”中,他凭惊人毅力跑到了最后。
《你在高原》付梓出版,张炜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他顿时显得轻松了,于是来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两个月。他的演讲和座谈会多达十多场,以下是4月上旬张炜接受采访的摘要。
“50后”的心灵史
问:《你在高原》被视为“行走之书”,作品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你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
答:可以从三个层面说。第一层面,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我小时候,身边就是母亲和外祖母,她们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那是龙口湾,渤海湾的一个小港湾。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都很好奇,印象特别深,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就想自己将来也能干那样的工作。不过,后来考大学,我却考了“师范”,但一种情结却留下了,我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
问:那么第二层面呢?
答:是受一个事件的影响。书中的主人公叫宁伽,他是生活中的原型,是我的挚友,是知识分子的孩子。80年代初,宁伽这批年轻人特别热衷辩论,他们读很多古今中外的书,谈理想,谈抱负,有过一场关于理想和精神的大讨论。那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批人。当年,我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后来我身边的几个朋友辞了职,带着帐篷,抱着地理地质方面的数据,出走去了很多地方,志向远大。但我没有走成。那是商业化、物质化年代正热的时期。后来,他们中间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经商了。1993年也有一场为期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所谓“二张二王”之争,把我和张承志“二张”,对王蒙、王朔“二王”,人们拿我的文章和作品做例子,其实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与写过一篇文章。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写他们成了一种责任。还有第三个层面,为什么选择写地质呢?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植物学、土壤学、岩石、动物、山脉、河流,现在的文学,虚幻的东西多了。因此我选择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
问:听说你为了写这部巨著,行走了不少地方?
答:为了写宁伽他们,我沿着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抵达那个广大区域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除了非洲,日韩、欧美,东南亚,我也都去了,这就不失全面,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欧洲、东南亚社会状况和情节,这么大的框架,在这样的时间的跨度、地域的跨度,没有这种人种的比较,文化的比较,经济状况的比较,制度的比较,很难深刻理解宁伽这一拨人在转型期五花八门的行为和思维。
问:你说有一种责任写5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批人,怎么理解?
答:这部作品浓彩重墨放在195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批人经历了多少事,挨饿、反右、“文革”、中国转型、改革开放,文学复兴,理想讨论,商业化物质化,这拨人说保守,却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说不保守,又干不了60后、70后的事。他们承担得多,分化得也厉害,紧紧抓住这拨人写,太重要了。我自己身上的弱点,不停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作为一个个体,我的优点和弱点在哪儿,就要严厉地对自己做出追究和批判。这部作品另一个浓彩重墨的是写了一个所谓“我”(宁伽)的家族的故事,一百年历史,中国的转型不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至少需要追溯百年才能稍稍做出评判,对人生做出探讨。
不为读者写作
问:全书四百五十万字,有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
答:我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写这部作品,是1988年起步的,之前发表作品很多年了,《古船》等获奖不少,但我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都还没有掀开盖子。原来写了五百六十多万字,后来一再修改压缩。我原先的构想,十多万字一卷,分成三十九卷,每一卷读起来就轻松了,每一卷都有小故事,三十九卷汇总成一个大故事,是一整部,主人公就是这一拨人。出版社出于技术处理,出成十个单元十册,每册五十万字左右,这样也可以读。我写作,基本不考虑读者,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写出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但为读者去写,作家必然做出很多妥协。
问:怎么理解為读者写作,作家要做出很多妥协?
答:我实在不是为读者写作,更不是为大众写作。究竟为谁写作,我慢慢才想明白,我是在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的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这说法虽有点玄虚,有点禅味,但这样表述比较准确,就是为了苛刻的另一个“我”而写作,这才是真正生命个体的创作。如果都为争取读者写作,在艺术手法和精神层面,你就会有很多妥协,要受商业化市场、口碑、评论家的束缚,以便达成共识,那别人也可以这样写。如果为了苛刻的“我”、遥远的“我”去写,是别人不可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套书完全是自己巨大的内心宣泄,是否能出版,我都不去考虑。不为任何人写作,只是把自己的心绪释放出来,人活一辈子不能委屈那个苛刻的“我”。为他写作是最高境界。
问:四百五十万字,要前后修改,很难驾驭吧?
答:原先是想花十年时间,写完就四十岁。1990年发生一次车祸,胸膜和肋膜医生没处理好,前后住了三次医院,最长的一次三个月,出院后写作速度就慢了。写这部书,劳动量太大,需处理的问题多得不可想象。我是很爱惜自己的,作品要过我张炜的水平线才会拿出去。我用笔写完,大姐帮我计算机打字,我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我眼睛出了问题,最初是五号字,后来小四号字、四号,最后改完是三号字,放大了看,眼睛才舒服。伤筋动骨地改,每一部都有四五次,一般的改动,每一部也有几十次。打印一遍稿纸一大摞,复印几十份,让一些能讲真话的哥们读,约他们喝茶,让他们谈看法,他们都把书稿往死里砸,我记下他们的意见,不马上改,沉积过后回头改,有时都过去四五年了。前后那么长时间,作家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道德激情,情感真纯。这些一旦降低,作品艺术的含量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