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萨孟武先生在其《水浒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兄弟政治（同姓宗室把持权力，“封建诸侯，以藩屏周”）、舅爷政治（包括亚形态姑爷政治，即外戚势力擅权）与马弁政治（宦官专政主持朝纲，“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这三种基本形态的交替嬗递、循环往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三种政治形态最终都是弊端丛生，“一蟹不如一蟹”，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并影响于政治，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原生形态必定是“兄弟政治”。因此，“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同姓诸侯，人数多达数十人乃至百余人，“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既崩，成王年幼，此时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可见西周统治者是希望通过推行“兄弟政治”，来巩固“小邦周”对“大邦殷”骤然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然而，动机虽然很好，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其效果却不佳，最初跳将出来反抗周室的，竟然是成王的亲叔叔，周公旦的亲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一伙，他们先是散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之类政治流言，盅惑人心，搅乱朝廷，接着又策动纣王之子武庚举起叛帜，彼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向中央朝廷亮出刀枪，杀气腾腾，要把原有的政治格局彻底砸烂，重新洗牌，专擅天下。闹得周公不得已说服召公，发布《大诰》，“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篇》）。亲自挂帅，率师东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乱给镇压下去，史称“管蔡之乱”或“三监之乱”。“兄弟政治”从一开始便亮起了红灯，其前途当然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兄弟政治”作为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在西周之后仍是代有承继。汉高祖刘邦千辛万苦从西楚霸王项羽手中夺得天下之后，有鉴秦王朝推行郡县，废除分封导致二世孤立而亡的教训，在翦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之后，全面推行郡国并行制度，分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从父兄刘贾为荆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建为燕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恒为代王，并明确制度：“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同样是把天下看作是一家一姓的产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折不扣的“兄弟政治”。
　　然而到了后来，兄弟们间不能彼此相安，同床异梦，尔虞我诈，做天子的随时算计整肃自己的叔伯兄弟；做诸侯的也相继盘算着黄袍加身的美事，在暗地策划动乱，密谋造反，于是最终酿成了血风腥雨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及稍后的“淮南王叛乱未遂事件”，“兄弟政治”再一次宣告破产。
　　“兄弟政治”既然行不通，随之而来便是外戚擅权，实施所谓的“舅爷政治”。即如萨孟武先生所言，“此后少主即位，已经不学武王那样，使兄弟摄政，而学汉高祖那样，使太太摄政。在妇人摄政之下，用人以什么做标准呢？妇女虽然出嫁从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来，总不及娘家的人亲密，因此之故，妇人摄政，常常引用外戚，吕后王诸吕，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夫家兄弟当然失去权势，反之，娘家兄弟則可大出风头，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舅爷政治。”（《水浒与中国社会·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
　　然而，“舅爷政治”较之于“兄弟政治”根本没有优点可言，它同样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威胁，经常诱发政治上的动乱。西汉初年诸吕作乱，几乎颠覆刘氏江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新朝粉墨登场，都说明“舅爷政治”之极端不可靠。其弊端在后世更是愈益明显，轻则操弄国权，肆意忘为，导致内外离心，政局动荡，如东汉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重则篡夺江山，自立为帝，使政权易主，社稷改姓。这类史实，各代皆有，不绝如缕。例如王敦尚武帝之女襄城公主，桓温尚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专任阃外，手执雄兵，威势既振，便有犯阙之意，这属于驸马（姑爷）作乱的典型；又如王恭乃孝武帝后之兄，东晋庾亮、庾冰、庾楷均是明帝皇后庾氏之兄弟或子侄，也皆在羽翼丰满之后滋生不臣之心，这属于外舅作乱的榜样。
　　由此可见，内外亲戚一旦有了大权，无不反戈相向，釜底抽薪，这让做皇帝的如何能够食甘味，寝安稳！“舅爷政治”的危险性、黑暗性同样不比“兄弟政治”稍减几分，它的维系当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所谓“贪孩童以及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湮灭连踵，倾辀继路。”（《后汉书·皇后纪》）
　　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然不满意舅爷们骄横跋扈，大包大揽。可是，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势单力薄，无有奥援，何能相抗已经气焰正炽，尾大不掉的外戚势力。既然他无法突出重围和相隔甚远的外臣相谋，那么他也只能把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引为腹心，同他们策划于暗室，伺机于可乘。一旦讨平外戚，扭转乾坤，皇帝论功行赏，宦官当然得势，遂有机会跳到前台干预朝政，“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后汉书·宦者列传》）于是乎，“舅爷政治”又一变而为“马弁政治”了。
　　由宦官主导的“马弁政治”，则是传统政治形态中最恶劣、最下流、最糟糕的一种类型。其祸患之严重，较之于“兄弟政治”与“舅爷政治”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幼净身入宫，通常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多有感冒，对道家所主张的旷达人生态度更是无法认同，他们仇恨一切正常、美好的事物。
　　一朝大权在手，这种压抑着的仇视社会情绪就会最充分地宣泄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也给统治秩序的有序维持带来灾难性的冲击：“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拘害明贤，专树党类。”（《后汉书·宦者列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汉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唐代顺宗、文宗几位天子的悲惨下场，宋代童贯等人作威作福紊乱朝纲，明代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专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均是“马弁政治”可恶丑陋的具体象征。
　　正因为“马弁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因此，它对君主地位、权力所构成的实质性危害也最为严重。换言之，“马弁政治”是传统政治中的最后红灯，到它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统治者已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而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容忍照常的被统治了。”于是，大动乱爆发，乱得七荤八素，乱得不能再乱之后，自然会有“圣明天子”降临，由他“奉天承运”，出来收拾残局，使天底下芸芸众生能够摆脱“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乱世”，而进入“可以暂时做稳奴隶”的“治世”（鲁迅语）。政治形态又开始转入到“兄弟政治”，三种传统政治形态的新的一次“轮回”遂重新启动，这就是所谓的“由终点回到原点”。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运行律！（摘自“黄朴民读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