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一、1957年的早春天气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3时，章乃器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7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章乃器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被披露之后，他就开始思考体制内部一些封建性的弊端。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说：“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
当时，章乃器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章乃器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维汉解释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与“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章乃器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还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画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地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十二、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1957年5月20日凌晨，章乃器写完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章乃器不可能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李维汉在谈到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情况时回忆说：“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可能是由于章乃器一再批评统战部，他没有给章打招呼。
章乃器更不可能知道，5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他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在6月8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31日，章乃器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章乃器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但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不少国营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亏损的局面，章乃器当年的批评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在6月5日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章乃器的言论提出指责。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希望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但黄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
毛泽东和黄、陈的谈话情况，第二天在民建、工商联的相关人士中迅速传开。这时，章乃器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十三、章乃器陷入重围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章乃器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章乃器引经据典的辩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有了上述悟性，章乃器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烟斗，在各种场合应付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章乃器。章乃器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坦然与会。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章乃器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章乃器批评章伯钧：“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经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章乃器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同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章乃器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章乃器谈话，要他作检讨。章乃器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6日，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往后一大段话在此后许多年中脍炙人口，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也是聆听过讲话的当事人，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章乃器“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章乃器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是歪曲章乃器原意的批判：如章乃器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更有甚者，章乃器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章乃器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章乃器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3时，章乃器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7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章乃器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被披露之后，他就开始思考体制内部一些封建性的弊端。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说：“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
当时，章乃器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章乃器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维汉解释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与“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章乃器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还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画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地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十二、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1957年5月20日凌晨，章乃器写完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章乃器不可能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李维汉在谈到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情况时回忆说：“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可能是由于章乃器一再批评统战部，他没有给章打招呼。
章乃器更不可能知道，5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他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在6月8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31日，章乃器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章乃器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但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不少国营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亏损的局面，章乃器当年的批评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在6月5日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章乃器的言论提出指责。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希望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但黄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
毛泽东和黄、陈的谈话情况，第二天在民建、工商联的相关人士中迅速传开。这时，章乃器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十三、章乃器陷入重围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章乃器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章乃器引经据典的辩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有了上述悟性，章乃器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烟斗，在各种场合应付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章乃器。章乃器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坦然与会。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章乃器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章乃器批评章伯钧：“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经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章乃器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同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章乃器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章乃器谈话，要他作检讨。章乃器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6日，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往后一大段话在此后许多年中脍炙人口，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也是聆听过讲话的当事人，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章乃器“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章乃器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是歪曲章乃器原意的批判：如章乃器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更有甚者，章乃器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章乃器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章乃器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