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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
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
那所谓“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
这首先是一种气度
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
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大款？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唯独没有“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
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酒中八仙、黄侃们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了。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待。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
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
那所谓“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
这首先是一种气度
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
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大款？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唯独没有“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
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酒中八仙、黄侃们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了。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待。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