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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不仅参与了拉美的建设，还带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在中拉交往中，华侨华人为中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四五百年前，华侨和华人就通过横亘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拉美，华侨华人不仅参与了拉美的建设，还带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在中拉交往中，华侨华人为中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筚路蓝缕的移民史
根据中外文献记载，中国文化对拉美文化的直接联系是自1573年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一些中国的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到达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
这些华侨和华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和中国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拉美国家。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之船”的“马尼拉大帆船”在返航时，把墨西哥银元“鹰洋”、拉美特有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花生、番薯、烟草等传入中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中国人食品结构的多样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拉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到了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华工到拉美作苦力。首批华工147人于1806年抵达英属特立尼达（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08年至1810年，葡萄牙人从中国湖北招募了几百名茶农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种茶。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名契约华工移入拉美，19世纪70年代苦力贸易被禁止，但华工依然不断移入拉美。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和英国、荷兰、法国所属的拉美和加勒比产糖的殖民地，出产鸟粪的秘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
由数十万华工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古巴及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的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铁路的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墨西哥和秘鲁华侨人数众多
在拉美国家中，墨西哥和秘鲁是拉美华侨人数众多、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自19世纪70年代起，墨西哥开始输入契约华工，首批华人迁居墨西哥的时间是在1875年。1899年12月14日，中国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墨西哥驻美公使阿斯庇罗斯正式签订了中墨友好通商行船条约，墨西哥和中国清政府正式建交。
1821年秘鲁独立。1851年卡斯蒂略将军在万卡约宣布废除奴隶制，同时鉴于当时秘鲁垦荒、筑路、开矿、建港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提出招募华工以代替黑奴。当时中国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动乱年代，民不聊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人为躲避清朝廷追捕，被迫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秘鲁谋生。
1849年10月，首批75名华工抵达秘鲁，开始了“契约华工”源源不断东渡秘鲁的历史，至1874年抵秘人数达9万之众，形成第一次中国移民高峰。
1856年秘鲁在香港设立领事馆。1874年6月26日，中秘代表在天津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878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西、秘三国首任公使，因秘鲁与智利正进行“太平洋战争”，陈兰彬未能抵秘鲁呈递国书。1881年光禄卿郑藻如被任命为第二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并于1884年6月赴秘鲁履新，中国驻秘鲁公使馆设立。
进入20世纪后，秘鲁政府采取限制政策，来秘鲁的中国人数逐渐减少。据北洋军阀政府驻秘鲁使馆统计，1925年华侨总数为4.5万人左右，1927年减少至1万余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秘鲁经济困难，华侨生计维艰，归国者居多，新来者少，总人数减少到七八千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居和返回秘鲁的华侨及其子女、亲属有所增多。此系第二次移民高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秘鲁探亲投友、投资经商、定居的人数又有明显上升。在秘鲁的华侨和华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艰苦创业，逐渐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繁衍生息。如今的华裔已是第七或第八代。
促进了中拉文化交流
华侨和华工在为拉美建设流血、流汗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文化，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等带到拉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1974年11月访华时专门谈到19世纪华工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做的贡献。他说：华工及其后裔“对文明加勒比地区人口的组成作过贡献”，并“在法律、医学、工商业、教育、体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积极地和具体促进了我们的发展”。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一处廣场上，耸立着一座约10米高的身穿彩裙、头扎发辩的年轻姑娘的塑像，人们称她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相传这位在普埃布拉大商人家当女仆的中国姑娘设计出一种丝料女装，为无袖长裙，加金色镶边，有红、白、绿色鲜艳夺目。后来，墨西哥妇女争相仿效她的裁剪方法，制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女装，流行至今。
中国人的烹调技艺在拉美各国享有盛名，许多拉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即广东话“食饭”的译音。许多中国蔬菜（如豆芽、绿豆、白菜、芋头等）以及许多食品（如豆腐、馄饨、虾饺、叉烧包、春卷、蛋卷等）都被华侨引进拉美人的日常食谱。
除服装、饮食外，中国的其他一些风俗，如春节拜年，放烟火和鞭炮，舞狮舞龙灯，烧香拜佛，敲锣打鼓等，通过华人在拉美许多国家保存了下来。而且，如今不仅是华人，许多拉美当地的居民也同华人一样遵循这些风俗习惯，使华夏文化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
拉美国家在19世纪前不种或很少种水稻，只有少数国家种少量旱稻。据张荫恒在《三洲日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由于蔗糖生意不好，秘鲁甘蔗园主靠华工的技术和劳力改种水稻获得成功。
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后，葡萄牙总理大臣下令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招募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1808年至1810年间，数百名湖北茶农从澳门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等地传授种茶的技术，至今那里还有一座为纪念中国茶农而修建的纪念亭。
华侨和华人还在侨居的拉美国家积极传授中华医术。他们中间有的原来就是医生，在所侨居的拉美国家，根据实际需要，传授中华医术，治病救人，为发展拉美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
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一书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古巴华工中有一位名叫詹伯弼的中医大夫享有盛名，他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当时古巴人对他的医术和医德赞不绝口，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
在秘鲁、墨西哥等国也有不少中医大夫。美国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亚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
早在四五百年前，华侨和华人就通过横亘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拉美，华侨华人不仅参与了拉美的建设，还带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在中拉交往中，华侨华人为中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筚路蓝缕的移民史
根据中外文献记载，中国文化对拉美文化的直接联系是自1573年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一些中国的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到达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
这些华侨和华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和中国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拉美国家。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之船”的“马尼拉大帆船”在返航时，把墨西哥银元“鹰洋”、拉美特有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花生、番薯、烟草等传入中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中国人食品结构的多样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拉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到了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华工到拉美作苦力。首批华工147人于1806年抵达英属特立尼达（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08年至1810年，葡萄牙人从中国湖北招募了几百名茶农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种茶。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名契约华工移入拉美，19世纪70年代苦力贸易被禁止，但华工依然不断移入拉美。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和英国、荷兰、法国所属的拉美和加勒比产糖的殖民地，出产鸟粪的秘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
由数十万华工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古巴及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的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铁路的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墨西哥和秘鲁华侨人数众多
在拉美国家中，墨西哥和秘鲁是拉美华侨人数众多、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自19世纪70年代起，墨西哥开始输入契约华工，首批华人迁居墨西哥的时间是在1875年。1899年12月14日，中国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墨西哥驻美公使阿斯庇罗斯正式签订了中墨友好通商行船条约，墨西哥和中国清政府正式建交。
1821年秘鲁独立。1851年卡斯蒂略将军在万卡约宣布废除奴隶制，同时鉴于当时秘鲁垦荒、筑路、开矿、建港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提出招募华工以代替黑奴。当时中国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动乱年代，民不聊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人为躲避清朝廷追捕，被迫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秘鲁谋生。
1849年10月，首批75名华工抵达秘鲁，开始了“契约华工”源源不断东渡秘鲁的历史，至1874年抵秘人数达9万之众，形成第一次中国移民高峰。
1856年秘鲁在香港设立领事馆。1874年6月26日，中秘代表在天津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878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西、秘三国首任公使，因秘鲁与智利正进行“太平洋战争”，陈兰彬未能抵秘鲁呈递国书。1881年光禄卿郑藻如被任命为第二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并于1884年6月赴秘鲁履新，中国驻秘鲁公使馆设立。
进入20世纪后，秘鲁政府采取限制政策，来秘鲁的中国人数逐渐减少。据北洋军阀政府驻秘鲁使馆统计，1925年华侨总数为4.5万人左右，1927年减少至1万余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秘鲁经济困难，华侨生计维艰，归国者居多，新来者少，总人数减少到七八千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居和返回秘鲁的华侨及其子女、亲属有所增多。此系第二次移民高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秘鲁探亲投友、投资经商、定居的人数又有明显上升。在秘鲁的华侨和华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艰苦创业，逐渐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繁衍生息。如今的华裔已是第七或第八代。
促进了中拉文化交流
华侨和华工在为拉美建设流血、流汗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文化，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等带到拉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1974年11月访华时专门谈到19世纪华工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做的贡献。他说：华工及其后裔“对文明加勒比地区人口的组成作过贡献”，并“在法律、医学、工商业、教育、体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积极地和具体促进了我们的发展”。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一处廣场上，耸立着一座约10米高的身穿彩裙、头扎发辩的年轻姑娘的塑像，人们称她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相传这位在普埃布拉大商人家当女仆的中国姑娘设计出一种丝料女装，为无袖长裙，加金色镶边，有红、白、绿色鲜艳夺目。后来，墨西哥妇女争相仿效她的裁剪方法，制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女装，流行至今。
中国人的烹调技艺在拉美各国享有盛名，许多拉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即广东话“食饭”的译音。许多中国蔬菜（如豆芽、绿豆、白菜、芋头等）以及许多食品（如豆腐、馄饨、虾饺、叉烧包、春卷、蛋卷等）都被华侨引进拉美人的日常食谱。
除服装、饮食外，中国的其他一些风俗，如春节拜年，放烟火和鞭炮，舞狮舞龙灯，烧香拜佛，敲锣打鼓等，通过华人在拉美许多国家保存了下来。而且，如今不仅是华人，许多拉美当地的居民也同华人一样遵循这些风俗习惯，使华夏文化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
拉美国家在19世纪前不种或很少种水稻，只有少数国家种少量旱稻。据张荫恒在《三洲日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由于蔗糖生意不好，秘鲁甘蔗园主靠华工的技术和劳力改种水稻获得成功。
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后，葡萄牙总理大臣下令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招募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1808年至1810年间，数百名湖北茶农从澳门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等地传授种茶的技术，至今那里还有一座为纪念中国茶农而修建的纪念亭。
华侨和华人还在侨居的拉美国家积极传授中华医术。他们中间有的原来就是医生，在所侨居的拉美国家，根据实际需要，传授中华医术，治病救人，为发展拉美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
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一书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古巴华工中有一位名叫詹伯弼的中医大夫享有盛名，他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当时古巴人对他的医术和医德赞不绝口，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
在秘鲁、墨西哥等国也有不少中医大夫。美国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亚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