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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名字。
只知道自己姓徐。10岁前,在父母跟前,依排行,被唤作“二毛”。不满十岁,作为童养媳,跨进邓家门槛,依照未圆房的丈夫排行,改作“四毛”。这个“毛”字,念轻声,是尾音,衬词,无实际意义。
这个被未来的婆婆和嫂子们唤作“四毛”或者“徐四”的小女孩,就是我的祖母。她们对黄皮寡瘦的“四毛”,没有一点好感。
那时候,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小脚。这件本来由母亲或姐姐帮助的事情,离家后由婆婆和嫂子来“帮忙”,执行过程中就多了几分残忍,少了几分温柔。“帮忙”的人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将手中的白布勒紧、勒死,把正在成长的骨头勒碎、勒酥。她忍住钻心的疼痛,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是不敢哭出声。因为她懂得,小脚就像女人的衣饰,这份苦,必须吃。
日常生活中,洗衣、煮飯、做针线,农忙时节插秧、割谷、收麦,她一样都不少干。数九寒冬,家里其他女人,都不想起床做饭,婆婆吼:“四毛,把黄心菜和蒜苗拿到塘里洗干净!”她赶紧揉揉发涩的眼睛,把菜提到池塘边,砸开冰窟窿,在水里一片片地摆净,任刺骨的冰凉,穿透全身。炎炎烈日的三伏天,棉花和荒草竞相成长,大嫂不客气地喊:“徐四毛,你再不去媷草,草都把棉花埋住了,看你冬天穿啥?”男人赶早打柴,鸡叫三遍起床煮饭的是她;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物缝洗浆补,熬到半夜睡觉的还是她……
她隐忍着,隐忍着缠小脚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家务;她盼望着,盼望着在外当兵吃粮的夫君,早日回家圆房,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丈夫为避战乱,独自去了江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可是眼前身后已没有任何退路。
娘家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没有其他亲人为她撑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命运留给她的只能是暗自饮泣。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公婆征求她的意见:以邓家女儿的身份,把她嫁出去。
她说:我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哪儿也不去!
公公最后确定,由她独立门户,把大儿子家的老三过继立嗣,为她养老送终。
就这样,一位没有事实婚姻的女孩,经过家族成员之间一个庄严的仪式,突然间由受气的媳妇,变成了执掌家庭的一家之主。从此,她不仅要履行母亲和婆婆的职责,还要守住这份家业,让这个家庭血脉延续。
我不知道,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她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认知。管“儿子”,有现成的家规礼数,有远亲近邻的帮助,相对容易。可当婆婆管儿媳妇,绝不是一件小事。新社会的女孩子,接受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再用“三从四德”的观念要求她们,肯定不现实。加上儿媳妇性格刚烈,不愿意服从指挥,日子便过得疙疙瘩瘩。
我的出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深夜子时,当我亮着嗓子挣扎着小手向这个世界报道,祖母将我的乳名定为“光”,学名最后一个字叫“太”。宗亲说,祖母完成了延续邓氏血脉的任务,孙子为她在去世的公婆面前,争了光,还要让孙子铭记曾祖父母(我称太太)的恩德。祖母听到这种议论,始终微笑不语。
身材魁伟、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父亲,夹在两位亲人中间,既不能和养母顶嘴被视为不孝,也不能压着妻子不让她说话,整天沉默不语。1966年,信阳大旱,父亲在车水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距离我出生,仅仅964天。
没有男人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母亲忙于应付田地里的体力活,平常带我的任务,就落到祖母身上。我自出生100天开始生病,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感觉肚脐眼往外冒热气。祖母在厨房里,取3根筷子,放在盛一小半水的碗里,撩起水让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求阴间的先人保佑我孙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的恩德他永世不忘,等他长大为你们烧纸敬香。疾病导致营养不良,我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祖母三天两头请大夫到家里来,不是给我扎银针,就是让我吃中药。母亲后来说,为我熬过的药渣,够装几麻袋。因为肠胃还好,我吃饭比较挑剔,只吃米不吃面。祖母便想方设法找来大米,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
母亲还完了父亲去世时家里欠下的债务,另外组建了家庭。我便成了祖母身边唯一的依靠。1969年泼河水库建成蓄水,我和祖母被异地安置到10多里外的大余湾。
按照政府规定,我和祖母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可是搬家后,吃、穿、住、医到最后的葬,一样也没有保。祖孙俩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村民家,夜晚,一只蜈蚣爬进被窝,把我咬了一口,无法止痛,我硬是啼哭了一天一夜;搬家时,原来的生活用具被损坏,只好东拼西凑或者借用。
为了挣工分,祖母每天要拐着小脚,和青壮劳力一起上地、下田干活。我跟在她身后边玩耍,乡亲们开玩笑,说祖母带着小尾巴。祖母说,那不是尾巴,是我的命根子!晚上睡觉,祖母让我睡在被窝的另一头,把我的腿绷得直直的,不让我动弹。我刚蜷回来,又被她强拉回去,祖母说,这样睡,你会长得更快更高。到了秋收时节,劳动力多的家庭,首先分得颗粒饱满的稻谷,轮到我们祖孙俩,总是又瘪又潮的下脚扬子。眼看这些稻谷,根本填不饱祖孙俩的肚子,为了不让祖孙俩饿死,大队便开出一张介绍信,让我和祖母到乡民政助理那里,和残疾军人、烈军属一起,排队等候批救济款。不是所有应该救济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反而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该救助却领到了钱。一次没有等两次,两次没有等三次……祖孙俩就这样,在拥挤的人堆中,被推来搡去。
饥饿的鞭子,不时在心底抽起,让人无法躲避。我一位未出五服的叔叔,在公社上班,到开饭时间,和同事一起拿着餐具高高兴兴地向食堂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大声地喊“大佬”,他回头看一眼我们奶孙俩,吃惊地问,你们怎么来了?我闻着食堂里飘出诱人的香味,嘴角直流口水,祖母像木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搭腔。 终于等到救济款下来,多则5元少则3元,这笔钱,勉强可以让祖孙俩的日子,不至于塌陷。领救济款需要签字盖章,祖母不识字,我写不好字,于是祖孙俩去刻私章,我第一次知道祖母的名字:邓徐氏。有次领救济款回来,途中上厕所,我把祖母的私章弄丢了,觉得有私章才能领到钱,有钱才能活命,我如今弄丢了祖母的私章,从此肯定活不成,急得号啕大哭。回到家,祖母问明原因,笑着安慰我,领回的钱,也是用在你身上。明天上街,花两角钱再刻一个章,就用你的名字。
到了上学的年龄,祖母发愁我的学费。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免除了我的杂费,但书杂费是必须要交的。于是,上学来回的路上,或者节假日陪祖母干农活,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捡废纸。把能够抻平的纸压实,不管红色、绿色还是白色的,用线缝起来,写完作业练毛笔字;上面有字的积攒起来,拿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换来3、5角钱,买作业本。老师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上面有很多知识,我就把积攒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依照偏旁部首去查,读不出拼音,找同页码认识的字,猜出它的读音。就这样,比同龄人多认不少字,老师夸我聪明,其实是字典的功劳。学期末,当我拿到奖状给祖母看时,她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个状元,为奶奶争光。祖母嘴里感叹:“那需要多少块豆腐垫脚啊!”眼里却充满了期望。
我一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害怕老师看见,就把课桌掏个洞,上课时,用書本把烟洞盖住,用竹管吸。放学了,带着烟具,躲进竹园继续吸,没有烟叶,就用枯萎的向日葵叶子过瘾。他害怕挨批评,每次都拉我当挡箭牌。我身材瘦小,又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敢反抗,只好当“应声虫”。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祖母耳朵里去了,一天傍晚回到家,祖母说听说你最近长本事了,我心虚不敢接茬,她随即端出一碗用腊肉炒得喷香的米饭,对我说:“你要是觉得米饭好吃,以后就不要抽烟了;你要是觉得烟好抽,以后就不要吃米饭了。”说完去忙活自己的事情。那年头,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腊肉炒米饭了,我一会儿工夫就将满满一碗腊肉炒米饭风扫残云,哪里还去想什么香烟的味道!如今,我参加工作30多年了,无论身在官府还是在学府,我认识的人、接触的面,可以用庞杂来概括,但是,无论和谁接触,我一律不接别人递来的香烟,也从来不给别人敬烟。这在戒烟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比较容易理解,可要在40年前开始拒绝香烟,或者将一种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确实需要一点毅力。
在政府和亲友的帮助下,我家的三间瓦房终于盖好了。喜气的燕子,也来到我家房檐做窝,祖母说,祖孙俩的日子有盼头了。没想到,春节前,她却病倒在床上。祖母有气管炎,平日里咳嗽不止,一遇到劳累或着风受凉,咳嗽声能把我的心揪成疙瘩。1971年冬天,信阳下了一场暴雪,山上碗口粗的松树都被大雪压断了,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祖母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呻吟,我每天早晨起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布鞋,在村里转一圈,拾完一筐粪挣够祖母的工分后,跑回家为祖母烧水做饭。
后来,祖母终于坚持不住了,捎信通知我母亲,把她送到乡卫生院。临走前,母亲把我叫到旁边,叮嘱我把祖母的鞋摆在脚踏板上,方向一定要朝里,意思是祖母能够穿着鞋走回来。到了床前,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把鞋的方向朝外,放在脚踏板上。
祖母住院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每天放学回家,自己烧点开水热点冷饭充饥。晚上睡觉,身子蜷成一团,半夜了被窝还是冰凉的。天亮了,被窝刚有点热气,懒在床上不想起来。乡亲们去村头水井里挑水,路过我家门口,棉鞋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看着他们的身影透过门缝在墙上晃动,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干什么。
就这样,祖母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1972年农历正月三十病逝于乡卫生院,享年51岁。消息传出,已经迁安到外地的宗亲和四邻乡亲,纷纷前来探望,我在大人的指点下,头缠三尺白布,向每位前来吊唁的人,叩头谢孝。
祖母出殡那天,大雨滂沱。阴阳先生说,我不能前去送葬,害怕祖母对我放心不下,压着棺材不走,让抬棺人受累。于是,我被老姑爷堵在被窝里,动弹不得,听着外面破锣和鞭炮声响起,咬住被子痛哭。
那一年,我刚满9岁。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每年正月十五送灯或清明节上坟,我多不在家。有几次回家,时间比较宽裕,便到祖母的坟前看看,烧点纸钱,燃几炷香,添几抷土,感谢老人家的养育之恩,祈求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要为孙子操心。
今年清明节后,二伯母去世,我赶回去送葬,在祖坟地里转了几圈,才找到祖母的坟墓。我扒开被茂密的青草掩盖的墓碑,叩了几个响头,想起祖母的一生,忍不住泪如泉涌。
祖母没有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刻的是:邓徐氏。
只知道自己姓徐。10岁前,在父母跟前,依排行,被唤作“二毛”。不满十岁,作为童养媳,跨进邓家门槛,依照未圆房的丈夫排行,改作“四毛”。这个“毛”字,念轻声,是尾音,衬词,无实际意义。
这个被未来的婆婆和嫂子们唤作“四毛”或者“徐四”的小女孩,就是我的祖母。她们对黄皮寡瘦的“四毛”,没有一点好感。
那时候,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小脚。这件本来由母亲或姐姐帮助的事情,离家后由婆婆和嫂子来“帮忙”,执行过程中就多了几分残忍,少了几分温柔。“帮忙”的人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将手中的白布勒紧、勒死,把正在成长的骨头勒碎、勒酥。她忍住钻心的疼痛,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是不敢哭出声。因为她懂得,小脚就像女人的衣饰,这份苦,必须吃。
日常生活中,洗衣、煮飯、做针线,农忙时节插秧、割谷、收麦,她一样都不少干。数九寒冬,家里其他女人,都不想起床做饭,婆婆吼:“四毛,把黄心菜和蒜苗拿到塘里洗干净!”她赶紧揉揉发涩的眼睛,把菜提到池塘边,砸开冰窟窿,在水里一片片地摆净,任刺骨的冰凉,穿透全身。炎炎烈日的三伏天,棉花和荒草竞相成长,大嫂不客气地喊:“徐四毛,你再不去媷草,草都把棉花埋住了,看你冬天穿啥?”男人赶早打柴,鸡叫三遍起床煮饭的是她;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物缝洗浆补,熬到半夜睡觉的还是她……
她隐忍着,隐忍着缠小脚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家务;她盼望着,盼望着在外当兵吃粮的夫君,早日回家圆房,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丈夫为避战乱,独自去了江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可是眼前身后已没有任何退路。
娘家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没有其他亲人为她撑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命运留给她的只能是暗自饮泣。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公婆征求她的意见:以邓家女儿的身份,把她嫁出去。
她说:我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哪儿也不去!
公公最后确定,由她独立门户,把大儿子家的老三过继立嗣,为她养老送终。
就这样,一位没有事实婚姻的女孩,经过家族成员之间一个庄严的仪式,突然间由受气的媳妇,变成了执掌家庭的一家之主。从此,她不仅要履行母亲和婆婆的职责,还要守住这份家业,让这个家庭血脉延续。
我不知道,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她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认知。管“儿子”,有现成的家规礼数,有远亲近邻的帮助,相对容易。可当婆婆管儿媳妇,绝不是一件小事。新社会的女孩子,接受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再用“三从四德”的观念要求她们,肯定不现实。加上儿媳妇性格刚烈,不愿意服从指挥,日子便过得疙疙瘩瘩。
我的出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深夜子时,当我亮着嗓子挣扎着小手向这个世界报道,祖母将我的乳名定为“光”,学名最后一个字叫“太”。宗亲说,祖母完成了延续邓氏血脉的任务,孙子为她在去世的公婆面前,争了光,还要让孙子铭记曾祖父母(我称太太)的恩德。祖母听到这种议论,始终微笑不语。
身材魁伟、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父亲,夹在两位亲人中间,既不能和养母顶嘴被视为不孝,也不能压着妻子不让她说话,整天沉默不语。1966年,信阳大旱,父亲在车水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距离我出生,仅仅964天。
没有男人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母亲忙于应付田地里的体力活,平常带我的任务,就落到祖母身上。我自出生100天开始生病,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感觉肚脐眼往外冒热气。祖母在厨房里,取3根筷子,放在盛一小半水的碗里,撩起水让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求阴间的先人保佑我孙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的恩德他永世不忘,等他长大为你们烧纸敬香。疾病导致营养不良,我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祖母三天两头请大夫到家里来,不是给我扎银针,就是让我吃中药。母亲后来说,为我熬过的药渣,够装几麻袋。因为肠胃还好,我吃饭比较挑剔,只吃米不吃面。祖母便想方设法找来大米,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
母亲还完了父亲去世时家里欠下的债务,另外组建了家庭。我便成了祖母身边唯一的依靠。1969年泼河水库建成蓄水,我和祖母被异地安置到10多里外的大余湾。
按照政府规定,我和祖母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可是搬家后,吃、穿、住、医到最后的葬,一样也没有保。祖孙俩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村民家,夜晚,一只蜈蚣爬进被窝,把我咬了一口,无法止痛,我硬是啼哭了一天一夜;搬家时,原来的生活用具被损坏,只好东拼西凑或者借用。
为了挣工分,祖母每天要拐着小脚,和青壮劳力一起上地、下田干活。我跟在她身后边玩耍,乡亲们开玩笑,说祖母带着小尾巴。祖母说,那不是尾巴,是我的命根子!晚上睡觉,祖母让我睡在被窝的另一头,把我的腿绷得直直的,不让我动弹。我刚蜷回来,又被她强拉回去,祖母说,这样睡,你会长得更快更高。到了秋收时节,劳动力多的家庭,首先分得颗粒饱满的稻谷,轮到我们祖孙俩,总是又瘪又潮的下脚扬子。眼看这些稻谷,根本填不饱祖孙俩的肚子,为了不让祖孙俩饿死,大队便开出一张介绍信,让我和祖母到乡民政助理那里,和残疾军人、烈军属一起,排队等候批救济款。不是所有应该救济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反而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该救助却领到了钱。一次没有等两次,两次没有等三次……祖孙俩就这样,在拥挤的人堆中,被推来搡去。
饥饿的鞭子,不时在心底抽起,让人无法躲避。我一位未出五服的叔叔,在公社上班,到开饭时间,和同事一起拿着餐具高高兴兴地向食堂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大声地喊“大佬”,他回头看一眼我们奶孙俩,吃惊地问,你们怎么来了?我闻着食堂里飘出诱人的香味,嘴角直流口水,祖母像木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搭腔。 终于等到救济款下来,多则5元少则3元,这笔钱,勉强可以让祖孙俩的日子,不至于塌陷。领救济款需要签字盖章,祖母不识字,我写不好字,于是祖孙俩去刻私章,我第一次知道祖母的名字:邓徐氏。有次领救济款回来,途中上厕所,我把祖母的私章弄丢了,觉得有私章才能领到钱,有钱才能活命,我如今弄丢了祖母的私章,从此肯定活不成,急得号啕大哭。回到家,祖母问明原因,笑着安慰我,领回的钱,也是用在你身上。明天上街,花两角钱再刻一个章,就用你的名字。
到了上学的年龄,祖母发愁我的学费。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免除了我的杂费,但书杂费是必须要交的。于是,上学来回的路上,或者节假日陪祖母干农活,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捡废纸。把能够抻平的纸压实,不管红色、绿色还是白色的,用线缝起来,写完作业练毛笔字;上面有字的积攒起来,拿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换来3、5角钱,买作业本。老师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上面有很多知识,我就把积攒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依照偏旁部首去查,读不出拼音,找同页码认识的字,猜出它的读音。就这样,比同龄人多认不少字,老师夸我聪明,其实是字典的功劳。学期末,当我拿到奖状给祖母看时,她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个状元,为奶奶争光。祖母嘴里感叹:“那需要多少块豆腐垫脚啊!”眼里却充满了期望。
我一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害怕老师看见,就把课桌掏个洞,上课时,用書本把烟洞盖住,用竹管吸。放学了,带着烟具,躲进竹园继续吸,没有烟叶,就用枯萎的向日葵叶子过瘾。他害怕挨批评,每次都拉我当挡箭牌。我身材瘦小,又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敢反抗,只好当“应声虫”。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祖母耳朵里去了,一天傍晚回到家,祖母说听说你最近长本事了,我心虚不敢接茬,她随即端出一碗用腊肉炒得喷香的米饭,对我说:“你要是觉得米饭好吃,以后就不要抽烟了;你要是觉得烟好抽,以后就不要吃米饭了。”说完去忙活自己的事情。那年头,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腊肉炒米饭了,我一会儿工夫就将满满一碗腊肉炒米饭风扫残云,哪里还去想什么香烟的味道!如今,我参加工作30多年了,无论身在官府还是在学府,我认识的人、接触的面,可以用庞杂来概括,但是,无论和谁接触,我一律不接别人递来的香烟,也从来不给别人敬烟。这在戒烟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比较容易理解,可要在40年前开始拒绝香烟,或者将一种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确实需要一点毅力。
在政府和亲友的帮助下,我家的三间瓦房终于盖好了。喜气的燕子,也来到我家房檐做窝,祖母说,祖孙俩的日子有盼头了。没想到,春节前,她却病倒在床上。祖母有气管炎,平日里咳嗽不止,一遇到劳累或着风受凉,咳嗽声能把我的心揪成疙瘩。1971年冬天,信阳下了一场暴雪,山上碗口粗的松树都被大雪压断了,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祖母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呻吟,我每天早晨起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布鞋,在村里转一圈,拾完一筐粪挣够祖母的工分后,跑回家为祖母烧水做饭。
后来,祖母终于坚持不住了,捎信通知我母亲,把她送到乡卫生院。临走前,母亲把我叫到旁边,叮嘱我把祖母的鞋摆在脚踏板上,方向一定要朝里,意思是祖母能够穿着鞋走回来。到了床前,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把鞋的方向朝外,放在脚踏板上。
祖母住院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每天放学回家,自己烧点开水热点冷饭充饥。晚上睡觉,身子蜷成一团,半夜了被窝还是冰凉的。天亮了,被窝刚有点热气,懒在床上不想起来。乡亲们去村头水井里挑水,路过我家门口,棉鞋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看着他们的身影透过门缝在墙上晃动,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干什么。
就这样,祖母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1972年农历正月三十病逝于乡卫生院,享年51岁。消息传出,已经迁安到外地的宗亲和四邻乡亲,纷纷前来探望,我在大人的指点下,头缠三尺白布,向每位前来吊唁的人,叩头谢孝。
祖母出殡那天,大雨滂沱。阴阳先生说,我不能前去送葬,害怕祖母对我放心不下,压着棺材不走,让抬棺人受累。于是,我被老姑爷堵在被窝里,动弹不得,听着外面破锣和鞭炮声响起,咬住被子痛哭。
那一年,我刚满9岁。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每年正月十五送灯或清明节上坟,我多不在家。有几次回家,时间比较宽裕,便到祖母的坟前看看,烧点纸钱,燃几炷香,添几抷土,感谢老人家的养育之恩,祈求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要为孙子操心。
今年清明节后,二伯母去世,我赶回去送葬,在祖坟地里转了几圈,才找到祖母的坟墓。我扒开被茂密的青草掩盖的墓碑,叩了几个响头,想起祖母的一生,忍不住泪如泉涌。
祖母没有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刻的是:邓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