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即将消失，劳动力低廉将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农民工是否能顺利融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什么问题？伴随着人口红利远去，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未富先老”，中国当如何应对……
　　执著于简单的穷人经济学家
　　走进他的办公室，简单的是里面的布置：两张桌子、两个书柜、四把椅子、一台电脑，不简单的是放置于上面的一摞摞的与农业经济、人口经济、劳动经济相关的书籍。从几年前开始，人们谈起他总会想到他提出的现在正逐渐引起热议的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他是我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的人。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专业选择源于农村体验
　　1956年，蔡昉在北京出生。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蔡昉也经历了我国特殊的时期，也是因为这才让蔡昉有机会体验到农村的生活，了解真实的农村是什么样子。
　　“文化大革命”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小镇一所著名的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昉被送到这里。农村中很多的事情他都不明白。蔡昉清晰记得一件事：在田野里，他看到一个相识的孩子赶着驴车得意洋洋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蔡昉说，这是他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高中毕业之后蔡昉又插队到了北京顺义的一个村庄。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对社会的现实有最深刻的体会。蔡昉说：“对于当时的环境，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深刻的体会更有利于自己进行农村改革问题的研究。”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招生。多年高等教育的断档，让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于是蔡昉请教了一位“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苏国勋（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蔡昉说：“苏老师比较早地预见到今后的中国将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加快的时期，建议我报考这两个专业中的一个。当时我看到了农业经济学专业，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填在了志愿表中的第一志愿栏中。”
　　那时最主要的课程仍是学习计划经济的知识，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知识也只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作简单介绍。更多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都是蔡昉后来自学的。而且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面积很小，教室也不够用，还要将校园的大部分分给军队使用。除了上课，有讨论活动时就是每人发一个小马扎，在院子里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进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蔡昉完成了大学学业。
　　用蔡昉的话说，因为自己不知道毕业之后要干什么所以就选择了考研。1982年，蔡昉成功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继续他的农业经济学学习。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曾到过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进行调研，广泛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问题。随着调研的深入，蔡昉开始认真思索我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好奇是他工作的不竭动力
　　20多年来，蔡昉做了很多方面的研究，与“三农”有关的包括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农产品流通、粮食政策等，以及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领域。对于他来说，结束一个课题，交了一份答卷，同时他也知道了哪些东西是他没有弄明白或说清楚的，下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也就出来了。面对研究中的冷板凳、想不通、读不懂、查不到资料的痛苦，蔡昉有自己的看法。
　　“越是想不明白的事情，越能激发我的兴趣，引起我的好奇，就像是哥德巴赫猜想，吸引了很多人，虽然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想明白，但是它让参与其中的人们体会到了中间的乐趣。当你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穷尽各种办法的时候，不但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而且形成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另一种收获。”
　　他的好奇心存在于所有的领域，虽然经常忙于研究和管理，但是他并不会在其他方面掉队。他常对周围的年轻人说：“我阅读的文献比你们多，做研究的时间比你们长，出的成果比你们多，但是我也敢说我读的各类文学作品也比你们多，看的大片不会比你们少，看的美术馆也许你们加起来都没有我多。”
　　在蔡昉看来，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做研究之外的事情经常会给他的研究提供思路，这也是他愿意花费时间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比如对于很多的人不能接受的抽象派艺术，他说：“抽象思维是人脑与照相机的最大区别，抽象的艺术正是人类这一能力的体现。理论也是抽象的，需要抽象能力来总结和提炼。在欣赏抽象派美术作品的时候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抽象能力，也拓宽了自己的审美幅度。审美幅度宽、好奇心广，自然就会触类旁通。”就是这样，蔡昉到任何地方包括外国，哪怕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要能赶到当地的美术馆看看，他都不会放过。
　　1998年，蔡昉成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繁忙的日常工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但他并没有丢下一线研究。一有时间，蔡昉总是扎进他喜爱的课题研究中。虽然他实地考察的机会相对于以前来说少了，但是如果有机会去外地出差的话他都会和主办方协商，安排他到当地的企业去看看，同工人们聊一聊，或是去农村看看，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到企业没有到农村去看看，他就会感觉到和社会脱节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热议，社会现实的发展也在一步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2009年2月8日，蔡昉与谭崇台、吴敬琏、刘遵义、姚洋、胡必亮等学者，获得了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肯定了他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成就。
　　一切只要快乐就好
　　“越是研究越是发现自己真的适合做研究，也许让我从政经商我的精神就会承受不起了。”这是蔡昉对自己的评价。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眼中的蔡昉总是很低调。“其实，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大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观点机器’，因为我总是会提出很多的观点。但是现在想来，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观点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学者的不同之处就是不仅要提出观点，还要有科学的论据。不是我低调而是很多人太高调，一个理论家不应该指望人人都知道，我要做的就是坚持做扎实的研究，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某种观点、判断和预见。我觉得真正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应该是同行的判断，只要同行认为我做得还不错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程度，得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他说：“与有些同行不尽相同的是，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做致富手段，而是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时把经济研究作为职业，休息时把经济问题的思考作为休闲。经济学与所有的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你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这就是蔡昉的人生，也是他想要的生活，
　　对于教育孩子，蔡昉也是用简单的思想。他说：“女儿从上学开始，成绩或好或差，我们都不过分给她压力。她考上大学选择广告学，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后来要出国读书，我们也是支持。我们从来不会强迫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不想让她在很大的压力下成长。虽然她成绩不特别优秀，但是她过得很开心，心理和身体很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圈子里，还是会有人对蔡昉的深居简出有怨言。蔡昉说：“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经常拒绝一些礼节性的会议和晚上的应酬。除了我的确需要时间做研究之外，还因为我现在是空巢家庭，女儿出国读书了，就剩下我和老伴，如果我再不回家，空荡荡的房子就剩下老伴一人，她会感觉不舒服的，所以我都会尽量回避很多的应酬，做到至少晚上回家吃饭，除非是必须出席的会议和给学生上课。当然大家的不满也都是表面的，很多人是理解的。”
　　问他是否因为已经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豁达，蔡昉说：“不是这样的，我也有物质上艰苦的时候。”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蔡昉已经结婚了，他爱人是大学毕业，当时两个人都是几十块钱的收入，租的是农民房，每个月下旬总有几天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如果还剩一个鸡蛋，我们会往里加淀粉加盐，力争把它摊得大一些。总不至于饿死。”虽然他自己也说如果自己规划好这百十块钱的收入，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好些，但是他不喜欢在家务事上花费时间，也不在意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只要能让自己做研究就好。
　　蔡昉总是说他还是一个没有额外期望的人，可是他做的每一件事又与喜爱的研究分不开。接下来的时间，他还是会继续自己对我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仅要提出这样的观点，还要找出出现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探究在转折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当然还有就是全社会都关心的收入差距和分配等民生问题。